王怡的信仰和教牧实践与基督教末世论
作者：一乐 （承蒙作者允准转载）
无论作为曾经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还是基督教会的牧者，王怡都是一个备受关注并有争议的人物。有的自由主义者曾为他皈依基督信仰而顿足，具有文化或者政治抱负的基督徒视王怡为他们的希望，有的基要信仰者怀疑他的神学与动机，担心他会为家庭教会招致逼迫，有的福音派认为他不当地涉足政治领域。在神学流派上，有人说他是转化论，因为他支持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像”，也有人说他是“两国论”，因为他的“９５条”系统性神学论述表现出了“两国论”的特征。这一切的不同看法，实际上都与大家常常提到的“政教关系”，或者福音与文化、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有关，而这些议题则与更宏大的“末世论”相关。
在我看来，至少从2013年起，王怡的信仰与教牧实践，就已经自觉地在圣经的国度――末世论框架下展开和发展。大家对王怡的不解甚至误解，正是出于对这一框架的生疏。因此，无论一个人是支持王怡还是反对王怡，如果不了解王怡一直紧紧抓住，并不断发展深化的这一国度――末世论架构，他支持或反对的其实都不是王怡，而是自己思维与心意框架的投射。
王怡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福音的人。对于他，完整的福音与国度—末世框架浑然一体，若不是在这个框架中理解福音，福音就是被减损的福音。这个框架自然导致，在所有信仰与教牧实践中，他自觉执着地把所触碰到的一切，用自己的生命，坚定地带到上帝国度――末世的场域。那是他福音使命的实践，迫使人直面上帝的国。
当然，这是我对王怡的认识。下面来陈述我这样认识王怡的原因，介绍并勾勒完整的国度――末世论框架，以及这个框架对于王怡和我们大家意味着什么。
王怡文章与谈论中所显露的国度――末世论框架
王怡的国度――末世论框架，是过去100年圣经神学研究的成果，被通俗地称为“已然――未然”。与传统的系统神学末世论不同，基于圣经神学的末世论指的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掌权、圣灵降临，那个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掌权的时代，已经在天上和地上开始。然而同时，旧的世界还没有过去，基督更新天地宇宙万物、王者归来的最终掌权还未最终到来。
在这个时段，因为基督升到天上并差遣圣灵已经降临，做赐生命的工作，圣徒里面的人因为圣灵的工作，已经实质性的复活，与基督联合并与上帝生命相交。因此，教会与信徒的本质是属天也在天的。但是同时，因为外面的人（包括身体）还在等待最终的复活，旧世界的秩序还没有过去，活在地上的圣徒与教会同时活在两个真实、两个时空、两个秩序当中—旧的与新的，天上的与地上的，暂时的与永远的，圣灵的与堕落的。这个现实造成的结果就是，地上的教会与圣徒一方面面要向上帝活着，实践复活的生命，另一方面要通过对世界与人的服事，把看不见的天与永恒、基督弥赛亚彰显出来。而这种生命、生活、与服事，在世界上常常就是十字架与受苦的样式。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基于启示、完全超越出人类想像力的框架，一方面很难理解，另一方面也很难具体实践。王怡以神所赐的杰出想像力与创造力，在不断实践着这个国度—末世的福音，也在讲道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和修辞，把它表达出来。
我下面引用一些王怡的讲章与分享，让大家辨识出这个框架。
《福音中的宣教与劳教》（2013年12月）
于是，福音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吊诡，就是当日子一天天过去，当保罗越来越像一个囚徒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像一个使徒了。身体坐监，福音的传扬却没有人禁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使徒被明明列在末后，就像凯旋的罗马军队中，走在最后的战俘。俘虏彰显的是战胜国的荣耀，在这个意义上，使徒就像俘虏，彰显基督国度的荣耀。如果说，福音意味着这个世界是敌占区，那么，使徒的职分，便与囚徒的身份，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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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D. A. 卡森所说的：“十字架不仅是我们唯一的信条，也是我们唯一的事奉的方法。”这就是在福音中的、传道的呼召。尽管每个基督徒都蒙召，要活出这种被颠覆了的生活。但传道人特别地蒙召，要在我们的弟兄中，成为这种被颠倒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你的住处，要成为一间天国的样板房。你的家庭，要成为一家福音的旗舰店。信仰若不是你为之死的，信仰也就不是你为之生的。信仰若不是你为之死、又为之生的一切，信仰就什么都不是。什么样的处境，有助于将这样的福音见证出来，什么样的处境，就是传道人乐意生活在其中的处境，是我们渴望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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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在这卷书中，前后呼应，将福音信息的焦点，指向上帝国，即一个上帝掌权的新世界，在旧世界中的降临；或一个上帝掌权的新社会，在旧社会中的形成。换句话说，福音的目的，不是帮助个别信徒在旧社会中获得新的地位，而是将一个圣约群体在新世界中的地位，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鲜明地对照出来。就像把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排在一起，或让一个高个和一个侏儒站成一列。如果旧世界是贫穷的，福音就将意味着今生的富足。然而，如果旧世界是充满财富的，福音就将意味着今生的贫穷。同样地，因为罗马是有权势的，所以福音是无权势的。因为罗马是自由的，所以使徒是被捆绑的。
福音意味着，全部生活方式的目的，是为着将两个不同的、重叠的国度的边界，白纸黑字地标识出来。蒙召的传道人，就是蒙召使自己的全部生活，成为人群中的一个界碑，成为上帝国的地标性建筑。从他身上，人们可以区别两个国度，可以重新定义耻辱与荣耀，捆绑与自由；可以重新评估自己的全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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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核心，是上帝国及其来临。而上帝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福音必须回到现场，福音必须笼罩全部生活，福音必须干预一切内政……福音意味着，基督在每件事上都是你的弥赛亚。
《城市异像的意义》（访谈，2016年8月）
“城市异象”对我整个事工中，从我的认信到我的事工当中，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城市异象是关乎到世界历史跟救赎历史之间的一个画面。
因为从启蒙运动康德之后，信仰变成了在个人的道德上面，从施来马赫以来，信仰的焦点是站在个人的宗教的主观体验之上，所以慢慢地失去了国度的画面，教会观不断被削弱，就是一种现代基督教除了在基本的神学认信，比如说偏离了圣经的权威性。那么另外现代的基督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督教。
所以，城市代表的是：第一，从教会来讲，这是山上之城，上帝的整个心意的中心是祂的儿女们成为一座城，城代表着神的国度的主权的掌管，是代表这个世界在救赎当中的未来。第二，这个城市也是指地上的这个城，就是代表着我们所在的就像被虏的以色列人进入巴比伦的时候，这个双城记是整个救赎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一个画面，也是上帝在使用我们在这个地上服侍祂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景。
所以城市异象是把我们被救赎的目的，我们被救赎的盼望，以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为主做工的使命衔接起来了。它也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种分别性。第二我们又要为这座城求平安，我们又要在这个城里服侍，这之间的一个关系通过这个城市异象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这几年当中它不断地塑造我的在教会当中，还有宗派的建造、神学教育，还有社会的一些事工的参与，在这样一个更广大的空间看福音和宣教的事工，它给了我一个在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国度的画面。
《历史是大写的基督》（2017年11月）
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因为一切历史都本于祂，依靠祂，也归于祂。不但宗教改革500年的历史如此，新教入华200年的历史如此，中共建政以来逼迫基督教会长达60多年的历史如此，并且将来的历史也要如此。因为历史的中心是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不只是矗立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各各他。启示录第11章说，索多玛和埃及，是基督钉十字架之处。意思是说，基督的十字架也矗立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同样，基督的十字架也矗立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我向你所说的，是一个直到永远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在今天，并不要求土地、刀剑和一切权势。反而愿意把自己降卑和顺服在地上的刀剑和权势之下。
换言之，我们不传一位宇宙的基督和永恒的基督的统治，而只传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的救赎。教会甚至日益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如何避开15－17节而只传18－20节的神学叙事和传播技巧。。。。。这导致今天的教会，不断将福音心理学化，不断将救赎的意义缩减为心灵的医治。我们很难去传“一个直到永远的政权”的福音。在圣诞节前夜，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甚至难以高声宣告，来看哪，政权要担在祂的肩上！
《十字架和垃圾场》（2017年11月）
教会通常有三种，对现实的看法。一种说，船正在下沉，除了抢救灵魂，其他的事都没有价值。一种说，船没有下沉，尽管破烂，但救赎的能力已托起了它，最终天国要成就在这条船上。第三种说，船正在下沉，但仍要擦拭乐器，甚至演奏一曲。将来会有一条全新的船，但并非与这条船和我们在船上的生活，全无关系。
在某个意义上，因着福音，现实的确已经毫无意义。所以，如果我们立刻死去，或者时间立刻结束，也没有什么可惜。
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因着福音，这毫无意义的现实，也变得有了意义。只要我们还未死去，或者时间尚未结束，每一秒就要珍惜，因为唯独藉着信心，无意义的现实与永恒有了关系。现实，如今是永恒的一个倒影。
所以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第三种。世界这艘破船，的确正在下沉。你休想在船上建立天国，也不能把船当家。但船上的一切，如今都是永恒的倒影。我们只有在这条旧船上，体会新船的样式。信心是关键，但信心需要一个舞台。信心就像一位伟大的芭蕾舞演员，在一个破烂的舞台上起舞。在某个意义上，只要舞蹈是伟大的，舞台破烂有什么关系呢。在另一个意义上，你可以想象有一天，这位伟大的舞者，在伟大的舞台上起舞时，该有多么荣耀、璀璨。然而，上帝说，这支舞的价值，现在必须在破烂的舞台上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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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音最奇妙的一点，就是耶稣来到垃圾场，让垃圾场也有了意义。耶稣成为仆人的样式，让仆人也有了意义。耶稣进入屈辱和死亡，让这个世界中的屈辱和死亡也有了意义。
这就是我说，第一，船的确在下沉，第二，这条下沉的船仍然有意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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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提醒各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府。他们的目的不只是管理社会秩序，而是要垄断垃圾场和地铁站的意义。所以，在垃圾场跳芭蕾，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在地铁口拉小提琴，就要被警察按倒在地。然而，这也是垃圾场的意义的一部分。上帝许可了他们的雄心勃勃，是为了增加信心的价值。基本上，演出环境越糟糕，教会的演出就越具有“末世性”的意义。
《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2018年10月）
作为一位牧师，我对福音的笃信和对众人的教导，及对一切罪恶的责备，都出于基督在福音里的命令，出于那位荣耀君王的无法测度的爱。每个人的生命都如此短暂，而上帝如此迫切地命令教会，去带领和呼召任何愿意悔改的人向他悔改。基督如此迫切的、乐意赦免一切从罪恶中回转的人。这是教会在中国的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见证基督，向中国见证天国，向属地的短暂生活见证属天的永恒生活。这也是我本人所蒙的牧职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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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和教会的抗命行为，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维权行为或公民不服从的政治行动。因为我完全无意于去改变中国的任何制度和法律。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的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
作为一位牧师，我的抗命行为是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们对世界的大抗命。抗命的目的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见证另一个世界。
因为教会的使命，仅仅是成为教会，而不成为任何世俗体制的一部分。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必须将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避免让自己被这个世界体制化。从积极的角度说，教会的一切行动，都是努力向这个世界，证明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圣经教导我们，在关乎福音和人类良心的事务上，只能顺从神，不能顺从人。因此，信仰上的抗命和肉体上的忍耐，都是我们见证另一个永恒世界和另一位荣耀君王的方式。
附：何谓信仰上的抗命
我坚信，信仰上的抗命是一种末世性的行动，是在短暂的罪恶之城，对永恒的上帝之城的见证。抗命的基督徒，以十字架的道路和方式，效法那位曾钉十字架的基督。和平的抗命，是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避免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方式。
我坚信，圣经要求我，在实践这一信仰上的抗命时，必须倚靠基督的恩典和复活的力量，遵循两个不可逾越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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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基督呼召我，在这个抵挡福音和迫害教会的政权下，以一生的服侍，来实践这信仰上的抗命。这是我传福音的方式，也是我所传福音的奥秘。
王怡的国度――末世论特色
在以上的引文中，国度――末世论的框架性宇宙观跃然纸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 王怡同时使用传统改革宗神学的词汇与近期圣经神学的观念，描述上帝的国、基督的国、基督的复活、上市之城、圣经群体等等
• 新旧世界、新旧社会、地上与天上两座城市同样真实、实在，同时在圣约子民群体的身上重叠
• 新世界、新社会、上帝之城存在于圣约群体中，并不断生长，等候最终的实现
• 这个在地却属天的上帝之城，在地上的形式，就是十字架的样式
• 具有十字架样式的教会，通过她的软弱与受苦反衬出天上国度的真实
• 这种十字架样式见证就是福音见证的本质，也是上帝教会对世界之城最大的祝福
• 教会在世界之城中，通过他们的服事，也给地上的城市带来文化性与物质性的祝福
在2018年12月的一次见面中，王怡特别提到他曾经反复阅读一篇2018年初的《教会作为历史之目的》的圣经神学论文，给他带来很大帮助。在同年10月，他的《信仰上的抗命》中，在清晰论述了已经开启的基督国度与地上国度的张力后，他在附录中明确提到，“抗命”本身是“一种末世性的行动”。
虽然王怡从来没有系统论述过他的国度—末世论框架，基于以上观察，我们可以合理地总结，“天国――末世论”是王怡信仰、教牧实践后面整体性的大框架。基于这样一个宏大框架必然导致生命改变的本质，以及王怡相应展现出来的对这一框架的自觉，以及这种自觉所引发的系统性思想体系和行动调整与重塑，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王怡所做的，就一致性地将他所触碰到的一切，带到那个实存的、天上的上帝国度里，面对上帝掌权的宝座。也就是说，通过他在地上的肉身与秋雨圣约教会，以十字架受苦的方式，把一切的人事甚至政权，都拖进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至高权柄之下。对于王怡来讲，在基督领受的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面前，再也没有任何领域可以自主。而基督王权的宝座临到所有领域的方式，就是圣徒的肉身与在地的教会进入并存在于一切领域。因着他们同时置身于基督的绝对王权之下，并心甘情愿地以十字架和受苦的方式，在各个领域中继续在场，基督的王权就实质地临到了那个领域。
因为这个框架，我们在赞叹和仰慕王怡那惊人的道德勇气和力量时，必须认识到其后的源动力并不简单是高尚的人性与修养，而是基于圣经启示的国度――末世唯实主义的信心的行动，是信心产生的对宇宙人生的本质认识所致。这就是保罗所表达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的“不得已”绝不是出于外在的强制，因为保罗说他是自由的；他说的“有祸了”也不是因为惧怕上帝的惩罚，因为他深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真正的原因是，基督国度—末世的福音和基督的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选项和余地。他的传福音和一切的顺服，是这样一个国度—末世福音与基督的爱必然产生的伦理抉择。“不得已”和“有祸了”因着对国度—末世的自觉，而产生的自我伦理要求。
圣经的国度――末世框架击毁其他一切的国度――历史叙事，并将一切领域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基督的掌权首先显在基督徒与教会中，最终是一切的被造物都要被基督的新创造与新生命吞没。在那之前，对教会与圣徒而言，就是十字架与受苦。因此，正如王怡自己所说，他对世俗政权本身，没有任何兴趣，他关注的焦点单单是末世当中上帝的王权与国度。正是因为这个生命的关注，为了福音与救恩的缘故，他执着地站在天国的场域，向包括政权在内的所有领域中的人讲话，为的是把那些听见的人带进天国的疆域。
圣经的国度――末世论框架
大约在2010左右，王怡在经典改革宗的系统神学基础上，开始关注圣经神学。上文提到的国度――末世论，就是近代圣经神学的最大成果。在过去十年零星的交谈中，我体会到王怡对这一神学框架的认识与实践，有一个逐渐完整和丰富的过程。
这一末世论的核心本质首先并不是历史性的。它的终极动力是，从创造开始，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的国度王权一定要降临到地上。因为这一目的，历史具有了方向与意义，指向完成上帝心意的“末世”。因此，这一国度――末世论贯穿了全部圣经。其中上帝的国度王权是核心本质，末世是上帝心意赋予历史时空的目的与方向。除此之外，圣经中的另一主题“圣约”，一方面定义界定了上帝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规定了实现上帝末世心意的路径。
创世记前三章中的末世论
六日创造的高峰是上帝在第七日的安息。通过上帝设立的工作之约，进入上帝的安息，与上帝永远同住，是人被造的目的。这个上帝起初创造时的最终目的，是创造的原因，也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这个创造目的的实现，就是“末世”。我们既可以说创造蕴含着“末世”，也可以说“末世”是创造的原因，两互为指向，不可分割，缺一不可，同时包括在上帝的创造心意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创造之初的末世论决定了堕落之后的救恩论。因为上帝定意要完成他创造的心意与目的。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包括不可见的“天”与可见的“地”两个被造界。之后，又在“地”的被造界，造出了可见的“天”与其他万物。如果不特别说明，下文所指涉的“天”，都是起初所造那不可见的天。“天”是三一上帝本体之外，不同于“地”的另一个被造“时空”。三一上帝临在并安息在天上，那里有宇宙性圣山“锡安山”，天上的圣殿，天上的宝座，并众天使。
上帝也临在于地上的伊甸，与第一个儿子亚当同在；伊甸是第一处地上的圣殿。亚当夏娃在伊甸为看守圣所的祭司，管理万物的摄政王，解释上帝旨意的先知。通过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上行之旅、“成圣”，最终被上帝赏赐进入天上的圣所与安息；使得天与地，地上的圣殿与天上的圣殿合而为一，完成上帝创造的心意。
由于亚当的背叛，使得堕落后的人绝无可能通过工作之约进入上帝天上的安息。相反，等待人的只有审判与永远的死。上帝出于他永恒的预旨与怜悯，推迟了最终的审判，将人驱逐出伊甸园（第一个圣殿），同时预备了新的道路，把人带进天上的安息。
出埃及与旧约国度
上帝通过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在地上的锡安设立他的圣殿，与合他心意之君王的宝座。上帝的心意是他的儿子以色列，在合他心意君王的治理下，通过祭司制度成全的圣殿性临在中，被恩典成全为圣民，得到上帝赏赐，进到天上，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上帝通过红海的救赎恩典再造他的儿子以色列。上帝在西乃山降临，回到他的儿子以色列当中，并建造帐幕不再离开。通过祭司制度，以色列进到上帝面前，在会幕与上帝相会。通过大卫和所罗门，上帝在锡安建立他拣选君王的统治，也将会幕建成地上的圣殿。
然而，以色列如同亚当一样背约不忠，最终积重难返，上帝通过巴比伦审判以色列，耶和华离开圣殿，百姓被掳。
先知与被掳回归
在以色列儿子的背约中，先知预言上帝末后的新约统治—通过圣灵直接的工作，带领以色列回归，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耶和华回到子民当中，末后的荣耀将胜过先前的荣耀。以色列将成为守约的儿子，满足上帝的心意，在弥赛亚的统治下活在上帝面前。
被掳70年后的回归并未真正实现先知预言的回归，百姓还在等待大卫的子孙弥赛亚。
基督的复活、升天、掌权、圣灵降临
耶稣基督通过道成肉身成为第二亚当和真正的以色列。他完全顺服上帝的心意，并顺服至死，活出了真正儿子的样式。圣灵将耶稣复活，进入道成肉身的第二阶段。耶稣带着复活的肉身升到天上的圣殿，继续道成肉身，成为得胜的亚当，也是第一个进入上帝永远安息的人。
第二亚当在天上耶和华设立的宝座上掌权作王，得了一切的权柄，并且把所受的圣灵（生命）赐下。基督借着圣灵回到他的子民当中，与圣灵同工，一同做赐生命与是新的创造的工作。
耶稣基督的高升掌权与圣灵的降临，是人进入天上圣殿的实质性历史事件。对于复活升天的第二亚当，末世已经实现；旧约的末世动力与方向，至此成为一个已经在基督里完全实现的时代和秩序。然而天上被成全义人的灵魂，还在等待身体的复活，期盼最终的末世全然实现。
新约时代的今日教会
耶稣基督设立新约，建立新约子民。因为基督完成了末世，作为第二亚当（人）得到一切权柄和圣灵，就赐下圣灵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开启新的创造和末后的“出埃及”。基督升天进入天上的圣殿和圣灵降临进入地上的子民，是同一高升掌权事件的两个方面。
新约子民（教会）因为圣灵的降临和同住，成为末后的圣殿、地上的耶路撒冷，同时是在天的（因为圣灵和圣灵的工作），也是在地的。圣徒里面的人已经复活，属天也在天，外面的人还在等待复活。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让子民通过与基督的联合，进入天上的安息。在基督里，通过圣灵的工作，圣徒里面复活的人，已经进入末世时代，将来不会再复活，但也同时在等待身体复活，末世时代的彻底实现。对于地上重生的圣徒，末世在他们身上已经部分实现。
借着第二亚当受死复活升天开始的末世秩序，既有时间性与有空间性，由天上、地上，两个部分构成。上帝子民的聚集包括天上与地上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并且在不断生长、被圣灵建造中（不包括尚未重生的选民）。总会在真实的、天上的锡安，虽然不被地上子民的肉眼看见，但与地上可见的聚焦同样真实。地上的子民通过圣灵的同在，被圣灵设立的可见长老、执事牧养治理。每一个上帝在地的子民，既具有天上锡安的子民身份，也自愿委身在一方地方教会，被圣灵建立，与众圣徒一同成长。地上的教会属于天上锡安总会，以可见的方式表达天上的总会，也是天上地上全体教会的缩微。
地上的圣殿教会随着司提反的遇害，进入到历史时空的各个角落。借着圣徒与教会的肉身在场，基督的掌权与天国临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见证上帝的王权与公义。然而，教会在天又在地的双重性，决定了教会与圣徒生命生活的十字架样式的本质。争战在教会与圣徒内心生命中，也在外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与层面。
最终的王者归来
当上帝心意中子民的数目满足之时，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从被造的天上显明出来，以突然的方式降临。被造的地将被彻底更新，子民以复活的新身体进入新天新地，住在上帝永远天上圣殿中，与基督掌权到永远。至此，上帝创造的心意，通过耶稣基督与圣灵的新创造，彻底完成。
对王怡实践的反思以及国度――末世论对当下的启发
这一宏大而彻底的国度――末世论，完成了自宗教改革开始，以救恩论为先导的神学大厦的整体性调整。它更原本地从圣经启示，定义并规范了人类的目的、历史的方向、个体的经验。它也正在重塑宗教改革之后，救恩论与教会论的断裂，称义与成圣的对分，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圣俗二分和灵魂与身体的两元对立。它也会为两国论――转化论的争论，文化使命的不同观念，基督教会论的一些立场，开拓前所未有的讨论空间。
历史的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复活升天，挑开天上的幔子，将真实存在的天与上帝的计划显明出来。一方面挑战并拆毁所有世界上的谎言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开启了真实与实存意义上的国度――末世。在地又在天的教会，就是这一国度――末世在地上的现实存在。圣徒在圣灵真实的同在与带领中，经验国度――末世的真实，而不只是认知意义上委身于一套意识形态。
国度――末世论对教会的普遍指引
这一国度――末世论，今天以基督和圣灵在天上与地上的掌权为核心，基督与圣灵共同赐生命并在子民中掌权和治理。基督升到天上，却透过圣灵回到地上的子民当中；圣灵被差到地上，却从未离开天上的圣所。基督在地上的掌权，渐渐透过圣灵在上帝子民中的赐生命工作而展开。
一方面，教会需要自觉地、一致性地，在不断悔改与信靠当中，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出国度――末世的真实，尽最大努力将复活生命的一切信仰与实践保守在天国的领域内。而不是有意或无意地把文化性的价值与实践，甚至是最好的文化成果，混同于天国的样式。另一方面，教会又需要以最大的忠心与爱心，肉身性、怜悯性、见证性地进入所有地上的领域，成为天国的临在。这个既分别又同在的结果，就必然是十字架的样式。简单来讲，教会的工作就是一方面真实地建立复活属天生命的个体与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不断差派圣徒进入在地的各个领域，让天国临在其中。只有也仅有在上的宇宙性圣城，能够挑战并击毁物质主义、世俗主义，以及一切的谎言，并将人的心意夺回。
下面简述三个方面的应用。
权柄与政权
从使徒行传开始，在圣灵带领下的新约教会与世界权柄的核心冲突点，就是升天掌权的耶稣。耶稣已经复活，在不可见却真实的天上作王。
因为我们里面的人已经复活，外面的人终将复活，我们就可以毫无惧怕地放胆见证基督，即便以在地的生命为代价也不足为惜。实事上，天国的宝贵与价值，正是在最宝贵的生命衬托下，才格外清晰。
同样，既然基督已经在天上的时空真实掌权，并要最终降临，完成彻底的掌权，我们也就再没有必要和动力，在地上的任何领域，以可见的形式建立基督王权，因为他已经有形有体地在天上掌权了。
这种以天国为主体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国度――末世的彰显与见证。在逼迫当中，如果我们过于关注逼迫与逼迫的后果，而缩减复活生命的应有样式与见证，我们就是多活在地上并思念地上的事。同样，如果我们以人的血气与政权和逼迫者对抗，甚至在这样的对抗中获得某种属灵感或自义，并期待和鼓励别人同样行动，我们其实还活在地上政权的领域，以对它的反应来成就我们的义。以政治性的方式或政治性的动机面对逼迫，无论是退缩还是进取，都减损了国度――末世的在场与至高性。
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单单从事教会受托的使命，以复活的生命，个人与整体性地、十字架性地见证天国。
文化使命
近年来，在中国基督教界一个倍受关注与争议的话题是“文化使命”，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要么彻底否定文化使命，否定圣徒在建制教会之外，其他领域内的参与；要么过度强调文化使命，试图在某个文化领域建立话语权，实现地上有形天国的掌权。
如果从国度――末世论的框架来看，争议之所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看到创造之初的末世动力，以及救赎之功中的新创造与末世动力。这必将导致实质性的缩小基督已经得了所有的权柄，在天上实体掌权的现实。它的结果就是，无法动态把握圣徒与教会在天又在地的双重身份，天与地的动态关系，往往变成僵化静态地理解二者的关系，甚者试图用一套简单教义或方法，彻底操控这一动态关系。
如果沿用前文介绍的国度――末世观念与框架，文化使命可以用Hunter的“忠心的在场”来表达。就是因为圣徒进入一个文化领域，并从里致外地信靠圣灵活出复活的生命，天国（圣殿）因此就实际地临在于那个场域，为那里的人带来救赎之光，为那里的文化带去重建的可能。圣徒一方面通过“上行”而在天上，不断所自己分别出来，另一方面又谦卑地在场，将天国表达出来，成为可见的圣殿。
在地可见的教会
教会论是近年家庭教会的一个主要关注与思考点，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这里的“在地可见教会”是指一个建制性的教会，而不是地上圣民的总和。）
讨论的问题包括一个建制性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到底什么可以算作在地可见的教会？是否只有一个每个主日实体相聚，有着治理建制的圣徒群体，才是唯一一种在地可见教会的形式？
从国度末世出了，我们可以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天上的锡安是否是末世教会实体的一部分。如果整体教会的总会实质性地存在于天上的锡安，并且包括在地的圣民群体，那么，末世教会同时在天又在地，并不断在圣灵里被生、成长这一图景，是否会让我们产生新的、对在地可见教会的认识？
希伯来书12章让我们年到：1)旧约西乃山所展现与预示的圣徒永远聚集，因为中保耶稣升到天上的锡安山，已经真正开始；2)天上圣徒的聚集从未中断，而地上圣徒也透过圣灵，真实地来到天上的锡安聚集，这一在圣灵里的聚集也人不不中断；3)天上的与地上在圣灵里的聚集共同构成整体教会的聚集。在这样一幅已然开始的末世教会真实共聚的图景中，我们将如何看待和理解一地一方暂时性的圣徒群体与他们当中的可见治理？
新约基督死而复活开启的末世包括天与地上两个部分，不仅是一个时代，兼具时间与空间性。因此，一方面，既然地上的一间教会和天上的总会一样，共同构成了当下的末世教会，一地一方的教会就可以自信且勇敢地代表在天又在地的整体的教会，成为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缩微与代表。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一地一方的教会也要谨慎夸大自己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似乎末世的教会还没有在天上的总会与地上的圣徒中集结。圣经末世论框架下的唯实主义应该重塑我们的教会观和宇宙观。
王怡实践摸索中待商榷的部分
王怡以恩典的福音为根基，有意识并系统全面地在国度—末世的框架下生活，并同时进行教牧实践，尽力把生活现场中的一切所触所及，带进天国的领域。这样的信仰生活与教牧实属罕见。这也是为什么他招致如此多误解的重要原因。面对误解和批评，王怡的回应是：“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么讲，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自由的日子已经为时不多，他需要专注地在他身上显出天国的记号。他令人敬佩的道德勇气，实在是出于真实活在恩典中，活在基督末世国度中的“无耐”。
面对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挚友，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也必须以反思和“批评”来表达我的敬意。
教会属天生命建造与在地现场进入不平衡
在我对秋雨圣约教会牧者同工的有限接触中，明显感到属灵生命不够成熟，与大家印象中的外在勇敢不相称。
王怡个人属灵见识与生命的成熟是个特例。上帝把特别的恩典、悟性、悔改、顺服赐给他。他的信仰实践以福音与国度末世为动力，属灵的见识主动快速地带动生命的成熟和顺服行动。但其他的同工和弟兄姐妹，在行动中则更多是以人的情感与意志力为动力，而不是那种不可动摇、笃定的属灵见识和动力――让人可以在不同的景况中调整策略与作法，继续执着地向着永恒行进。这个在129之后，就更加明显。教会似乎只有过去的“勇敢”与现实的“软弱退缩”两个选项，伴之的是没有既成的牧养意识与牧养体系，可以让教会恢复属灵的活力与动力。
魏司坚通过扎实的解经表明，国度的首先结果就是悔改与归信。属基督并且活在天上宝座前的人，人生的第一动力与执着就是“思念上面的事”。这一内在的复活生命与圣灵里的成熟，只有通过经年累月有意识的操练、悔改、敬拜、顺服，才能达成。也只有在这样的慢功夫中，天国才可能在我们对世界软弱的进入和在场中，展现出来，否则，我们的行动就变成了一种情怀甚或强势的表达。这种内在生命推进的在场与见证，是秋雨圣约教会所缺乏的。
这个可能是因为教会偏重在地的进入与见证，而属天与在天的牧养建设不足所致。从时间上来讲，秋雨圣约是一间极年轻的教会，王怡是一位极年轻的牧者。上帝给予他的恩与属天生命的成长过程，是不可复制的。在强调进入与见证的同时，更大力度和完整的牧养必不可少。王怡在入狱前一年，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开始每天的晨祷，并试图建立成体系的门训。但上帝并没有给秋雨圣约的成熟成长所需要的时间，而是定意让他们成为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上帝定意要让这个世界知道，秋雨圣约是基督自己的教会，他们依然可能在没有王怡牧师的带领下继续成长成熟，进入文化的各个领域，忠心在场地见证天上掌权作王的基督。上帝定意要让将来出狱的王怡惊讶祂自己恩典的作为。
行动方式与国度末世框架不匹配
王怡不仅是一个深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带领者。这两个特色造就了王怡与秋雨圣约，而快速的行动也难免为秋雨和其他教会带来亏损。
我曾经一直对2018年中开始的教牧连署持保留态度，感觉似乎是在试图沿用世界政治文化场域的惯常方式，表达教会这一国度末世中的主体声音。这种表达方式不是必然不能使用，而是在特别激烈的争战中，用这样的方法有失去主场的嫌疑和可能。既然基督已经作王，所有的一切就必须被纳入到天国的叙事与天国的叙事文体中来。
在我与王怡的交谈中，王怡的回应是，他想不出其他实际有效的表达方法。对于王怡这样一位深邃的思想者和一致性地实践国度福音的牧者，这样的回答不能令我满意。因为时间有限，我也只是提了一下，也许可以考虑以教会内牧长通函的方式表达，首先向上帝的百姓讲话，同时也对这个世界作见证，向世界讲话，把世界与政权强制性地带入天国的领域。
这个世界与当下的中国需要新的、以天国为主场的文体，就如同奥古斯丁开创了忏悔文体一样。我相信，以上帝赐给王怡的恩赐，经过深思熟虑，他可以创造出新的文体。
后记
过去三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然而夜深人静之时，常常涌上心头、黯然神伤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件，而是我已经不能再听到王怡的声音。为此，对于我，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一片色彩。但在祷告中，在圣灵里，在天上的时空，我知道自己从未与我的弟兄分离。我也深深知道，这是上帝的美意，祂正在成都的某一个监狱的某一个角落，与王怡同在，炼就他属天生命的荣美。不仅如此，上帝也正在造就蒋蓉、书亚、德富，以及许许多多基督的囚徒。在祈祷与等待中，我期盼，有一天，一个蓦然回首的瞬间，他们那更加鲜艳和色彩斑斓的生命，走到我面前，让我惊讶，让我赞美。
这个时代是上帝量给中国教会的杯。愿我们这些在监狱外的基督囚徒，一方面时刻准备入狱，另一方面笃定地活在天上的宝座前，用敬拜、悔改、跟随、以及我们的软弱，每一天向这个世界宣告并见证，那看不见的天和基督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每一天做对的事，做通常的事，做下一件事，因为我们蒙召本是为此。
“如果明天是世界的末日，我今天依然要种下一种苹果树。”—马丁路德
仅以此文记念入狱3年的挚友王怡
2021年12月8日初稿，
于前往Kansas City班机上
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