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歌星Bono的信仰

 摇滚歌星Bono的信仰

 

（基甸按：2025年1月4日，Bono获美国自由勋章。以下是十几、二十年前我在新浪博客上发布的介绍Bono的信仰的文章。后收录入我的《追寻与回归》一书。）

Bono是一个样子超酷、歌声磁性、有时会粗口、爱咬自己指甲、有时又象个大小孩一样天真的摇滚歌星。著名的摇滚乐队U2的主创和主唱。

 

Bono的信仰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话题。尽管Bono平时对自己的信仰非常低调，U2每出一张新的唱片，千百万的歌迷都会试图在他的歌词的字里行间里找到基督教信仰的蛛丝马迹。这种“灵意解歌”在欧美人当中几乎成为一种sport（比赛项目）。

 

1980年代U2刚刚出道时的歌几乎都是“基督教属灵摇滚”，里面充满了圣经的语句。1985年的《约书亚之树》（Joshua Tree）是摇滚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作品，销量高得惊人。那时的U2被认为是史上最强的摇滚乐队，他们的音乐被赞誉为“有头脑的流行音乐”。1990年代以后U2的风格突然转变，似乎变得更玩世不恭，变得跟其他摇滚乐队一样只是一味宣泄快感和追求刺激。有人认为这帮老哥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风光不再了。谁知到了新的21世纪U2却卷土重来东山再起，重现辉煌。这个时期Bono的歌词里面又开始出现基督教信仰的词句，甚至有首歌歌名就叫《恩典》（Grace）。很多人都纳闷，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让Bono有这样的转变。

 

进入新世纪的Bono有一点是一点也不低调的。那就是他开始投身于援助非洲艾滋病患者的慈善事业。在今天的非洲每天有6500个以上的人死于艾滋病，而很多患者如果不是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医治，本来都是可以被救活的。这是一个超级残酷的现实。Bono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他对西方社会对这件事情的袖手旁观感到痛心疾首甚至出离愤怒。而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这件事情上的冷漠和定罪他人的心态（很多基督徒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性不道德的惩罚）更令他感到失望和愤世嫉俗。他认为那种“他们活该”的“天谴论”完全无视（miss掉了）新约的“恩典”的观念。他说圣经的思想非常清楚，上帝的心意是要人行公义、好怜悯，上帝绝对是关怀贫苦弱势群体的上帝，“圣经里面有2103节经文讲到穷人”（可见Bono哥不但读经，还研经呢）。他认为基督徒对这样的大问题视而不见，只知道把教会搞成“一帮娘娘腔的’上帝保佑我俱乐部’”，实在是属灵“瞎眼”；基督徒如此拒绝社会关怀，实在是“扭曲福音和拒绝圣灵”。

 

正因为如此，Bono对教会的看法非常负面。他自己从来不羞于承认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但他对建制教会非常不感冒，也不愿意成为任何宗派的教徒。（Bono的母亲是天主徒，父亲是新教徒，但他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感觉不到被爱、特别孤独的孩子。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在爱尔兰加入过一个叫做Shalom的松散组织。很令我感慨的是，那是一个受到倪柝声影响的具有反宗派倾向的团契。后来Bono发现他们的宗派主义并不比他们批评的宗派逊色，于是带着失望离开了他们。）

 

当然，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基督徒是很多慈善事业的主要支持者。2003年Bono跟一帮娱乐界明星朋友在美国四处奔波，在学校、公司、教会等各个地方为援助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大声疾呼，当然他也呼吁基督徒软化刚硬的心，拿出一点怜悯的心肠来。Bono说他读圣经，并没有读到里面有讲罪有大小之分，贪婪吝啬的罪并不比性方面的不道德的罪更小。那一年Bono创作了《美国祈祷》（American Prayer）：

 

这是我们的手

我们用它建造什么

这是你看不见的教会

给我你疲惫、贫苦、拥挤的人群

所有的人都渴望自由呼吸

美国祈祷，这是我的美国祈祷。

 

Bono在批评“教会”的时候，是把自己当做“看不见的教会”的其中一员的，尽管他的“教会观”受到很多基督徒的诟病。不过他对别人是否把他当成基督徒根本毫不在乎。

 

他自己平时很少谈及宗教信仰。但是在为数很少的几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信仰时，Bono哥的“信仰告白”却一点也不含糊。他说“如果你相信宇宙背后有一种爱和逻辑的力量，这本身已经够让人晕一阵的了。而如果这个爱和力量更降身为一个……（粗俗语言）、草堆和贫穷中的婴孩，这样的想法就更是绝顶精彩。它让我不得不跪下敬拜。”

 

他跟一位娱记说，世界上的宗教，基本上都讲“业力”报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基督教信仰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因为基督教讲“恩典”，爱胜过罪，所以像我Bono这样的烂人也能得救，也有指望。“这并不给我犯错的借口”，Bono说。“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拿掉了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不指望靠自己的宗教虔诚（得救）”。那个不信教的娱记跟着说了几句“耶稣确实是个伟人，但说他是神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之类的话。Bono哥老实不客气地回应他说：

 

“你看，世俗对基督的故事的回应总是说他是伟大的先知、显然是个有意思的哥们、说过很多跟以利亚、穆哈默德、佛陀或者孔夫子这些牛人说过的差不多的伟大的话。但是实际上基督根本不允许你这样想。基督说，不对，我不是在说我是个伟大的老师，别叫我老师；我不是在说我是个先知。我是在说‘我是弥赛亚’，我是在说‘我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基督给你留下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基督真是他自己宣称的那位—弥赛亚，要么他是个超级神经病。要说超过半个地球的文明进程都曾被一个神经病改变和颠覆，对我来说那才是牵强。”

 

Bono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特别关心这件事情的基督徒可能有两类。一类巴不得他不是。也许我们会耻于跟他这样的人“同道”。而且如果他是“非我族类”，他发出的那些“杂音”跟“我们”就不怎么相干了。另一类是宁信其是，不以有他这样的“同道”为耻。或许，仅仅是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因为上帝远比你我有幽默感和懂得反讽）--那就是Bono也是上帝的一个“器皿”，他对教会和基督徒的批评可能是上帝在后现代的今天借着一个摇滚歌星来对我们发出的“另类”提醒？

 

当然，Bono自己对你我怎么想毫不在乎—看上去他对“恩典”信心十足，不大会相信自己是否上天堂需要你我来投票决定。

（摘自基甸《追寻与回归》）

 

 

曾邵恺：新加尔文主义与”两国论“

新加尔文主义与”两国论“

曾邵恺

（基甸按：以下原为曾邵恺老师在我的脸书上用评论分享的他不久前在香港威敏大会上的一段有关新加尔文主义的讲话。感谢曾老师允准我转载到这个博客上。）

今天早上我跟我们西敏神学院一个学生视频，他分享了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他对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1:1-2，的领受。在这里我想顺便说，当西敏的老师，是极其蒙福的，可以被学生造就，可以参加我们这样的聚会，看到各位不远千里前来，与各位一同敬拜，得着属灵的激励和安慰。昨天我跟Garner教授分享，我们都觉得，不是我们来造就大家，而是来这里被大家造就。今天早上那位神学生跟我分享，保罗劝提摩太，“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带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祷告什么？让他们信主，然后以基督教信仰治理国家吗？不是，而仅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而改革宗的祷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把我们所求的付诸实践。加尔文说，有没有人祷告求日用的饮食，然后就不种不收，坐等天上掉馅饼？显然这是荒谬的。那么我们祷告求主让君王维护信仰的自由、社会的正义、人民的平安，难道就等主亲自动工，然后我们就躲在教会里面什么都不作吗？

新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思想，可以用一句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牧师的名言来总结：“If God be God, he must be over us in every thing.” 这句话意思是，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是上帝，就必须在每件事上都顺服祂。

基督教信仰是一套世界观。基督教世界观不能被约化为神学，但神学是基督教世界观的根本。而这就意味，新加尔文主义呼吁信徒在教会、文化、政治、教育等领域表达基督教信仰。

为了釐清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凯波尔提出了“场域主权”的理论。很多美国宗教右派忽略了这个理论，断章取义地引用凯波尔的一句名言，误以为凯波尔主张以基督教治国。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我们人类存在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方吋的地界不是万有的主宰基督不指着它，并呐喊：‘我的！’”出于对这句话的误解，很多人误以为新加尔文主义反对所谓的“两国理论”，也就是主张“上帝国有别于地上国”的理论。但这并不是事实。

事实是，所有的改革宗都教导某种意义上的“两国理论”。在改革宗传统里面，“两国理论”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政教关系，而是信仰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些考虑都是基于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普通恩典与特殊恩典的区别。

堕落的人在上帝面前被定罪，没有人可以推托说自己没有领受律法。罗马书2:14-15：“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也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没听过福音、没读过圣经，所以不认识上帝，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这叫“普遍启示”，由创造之工和本性之光显明给众人。

但“普遍启示”之外，还有所谓的“普通恩典”，也就是上帝并不是全然任凭人类“存邪僻的心”行自我毁灭的事。上帝看到地上的人自取灭亡的时候，就用大洪水灭绝了地上的恶，存留了挪亚一家人，并且与挪亚立约，说祂不会再用洪水灭绝人。大多数改革宗神学家都认为，挪亚之约并不属于恩典之约，因为它并不关乎基督里的救赎。挪亚之约所应许的，是上帝用护理之工来遏制人的罪，以免人类自取灭亡。这就是所谓的“普通恩典”。

所谓“恩典之约”，指的是救赎的恩典，是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约，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正式生效。“行为之约”在我们身上已经不再有效了，我们不会再因为行为之约的条例而灭亡，因为已经有基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

但这并不意味律法的普遍功用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效，也不意味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不适用于基督徒。普遍启示、普通恩典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是一样有效的。所以说，基督徒同时活在两套法则、两个国度底下：恩典之约的法则，仅仅适用于基督徒，但同时，有一套普遍启示及普通恩典的法则，既适用于基督徒又适用于非基督徒。这个论点，在改革宗内部并没有什么争议，主流的新加尔文主义也完全接受。我们不会因为成为基督徒，就不守交通规则，把红灯当绿灯。这跟你信不信主没有关系。

问题在于，普通恩典和特殊恩典特两套法则之间难道没有关连吗？所有改革宗神学家都同意，上帝同时统治这两个国度。问题在于，你是不是基督徒，对你在普通恩典国度底下的生活，难道没有任何影响吗？有些人说，普通恩典和特殊恩典是两套互不相干的法则。举婚姻为例。婚姻是普通恩典。婚礼不是圣礼。圣礼只包括洗礼和圣餐。但有些人就会走到极端，例如马丁路德说，婚姻就像“睡觉和清醒，进食和喝酒，拉屎和撒尿”（这是他的原话）。婚姻属于地上之事，因此路德说基督徒有自由“与穆斯林、犹太教徒，或异端结婚”。

改革宗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西敏信仰告白》讲得很清楚，基督徒的责任是单单在主里嫁娶。而这意味什么？这就意味，特殊恩典的法则，对我们在普通恩典国度底下的生活，有直接规范我们的权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不可杀人”的诫命，同时适用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当守安息日为圣日”的诫命呢？十诫难道不都是放诸普世皆准的道德律吗？上帝第六日造男造女，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我们说这同时适用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那么上帝第七日安息，要我们守安息日为圣日，这难道不是原初创造之工所赐下的普遍启示吗？

当然，基督徒不应该要求政府立法强迫非基督徒礼拜天上教会。可以像德国那样，用法律规范每个地方的超市在礼拜天只有一家可以开门。但不应当用法律规定市民礼拜天上教会。

现在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肯定安息日是普通恩典而不是特殊恩典，同时又反对用立法的手段强制非基督徒在安息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自圆其说呢？

凯波尔提出了“场域主权”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概念。上帝造物各从其类，每类受造物都有一套法则。上帝按他形像造人的时候，造出了各样的关系，先是夫妻，然后“生养众多”，有了父母、子女、手足、朋友、邻居。人类群体开始分工，分别“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渐渐形成了多样的社会场域。

每个场域有它的道德法则。尽管所有道德法则的核心都是爱，但我对上帝的爱是一种爱，对父母的爱是一种爱，对妻子的爱是另一种爱。我也该爱我的学生。但我不能用爱妻子的爱拿去爱学生。婚姻家庭的场域有一套法则；高等教育的场域有另一套法则。相对于高等教育的场域，家庭场域有不可侵犯的主权。每个场域，都拥有相对于其它场域的主权，是不可以侵犯的。

众多场域当中，有一个场域叫“教会”，它的职责是教导人认识上帝、带领人敬拜上帝。无形教会并不是堕落后才有的，教会不只是蒙救赎的群体，在堕落前，教会就已经存在了，她的职责是专事敬拜上帝。在堕落以后，教会传扬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在基督里敬拜上帝，就是在行使教会的文化使命。教会的文化使命不包括建立学校，不包括参与政治，不包括科学研究：这些是基督徒从教会出去，进到其它场域里面，带着重生的意识参与的活动。

十诫当中，前四诫规范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这属于教会的场域。后面六诫规范人与人的关系，这属于教会外各个场域，由民法、刑法等法律法规所规范。所以说，政府、法律不应该强制公民上教会。而教会也不应该用政治手段，像是宗教警察或是宗教裁判所那样，逼人上教会。教会治理、教会惩戒有她自己的一套法则，跟国家治理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场域主权”。上帝用不同的法则来治理不同的场域。

问题是，上帝的治理难道就只有多样性，没有一体性吗？我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我在教会听到的讲道，难道就只关乎教会里面的事情吗？难道教会不应该教导我们怎样在家庭、职场、政治等场域作基督徒吗？

新加尔文主义提出，教会虽然不可凌驾在其它场域之上，但教会又是个特殊的场域。十七世纪清教徒很喜欢说主日是“灵魂逛菜市场的日子”，market day of the soul。我们在安息日得到的喂养，是要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六日当中，在其它场域里面按主造物的旨意来荣耀祂、享受祂。

没错，普遍启示的法则诚然是赐给所有人的。非基督徒也知道生命是上帝赐予的，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没错，历史上很多基督徒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信仰，因此犯下比非基督徒更严重的罪。但我们要问的是：从不信三一上帝、不信“神就是爱”、不信“神爱世人”的预设立场出发，人们有没有可能正确地理解“不可杀人”的诫命？

上个世纪，无神论者Gordon Stein跟范泰尔的学生Greg Bahnsen举行了一场世纪大辩论。Gordon Stein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一切善恶，都是约定俗成的。Bahnsen就问Stein：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罪恶吗？Stein回答说：“当然是！”Bahnsen问：“是绝对邪恶的吗（absolutely evil）？”Gordon Stein说：“是绝对邪恶的。”就算他不这么认为，也必须这么回答，否则他在西方世界就不要混了。

Bahnsen就问：“你不是说善恶都是约定俗成的吗？那怎么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又是‘绝对’邪恶的呢？希特勒不是得到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吗？”Gordon Stein回答：“但是大多数欧洲人认定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邪恶的，因此就是邪恶的。”Greg Bahnsen接着问：“那假设说希特勒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支持，这难道就意味他的种族灭绝是良善的？”Gordon Stein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种族灭绝的罪恶，就算得到全世界的支持，仍旧是罪恶。这意味，善恶不是约定俗成的。Gordon Stein知道种族灭绝是绝对的恶，但他无法理解他所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上帝。

看到吗？在普遍启示底下，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所领受的真理和良知是一致的，但假如一个人没有在圣灵的光照底下领受上帝的话语，是没有办法理解普遍启示的。只有带着重生的意识，我们才有可能跟随上帝，思其所思，按照上帝的设计来理解祂造物的美意。

而这就涉及了新加尔文主义的另一个原则，也就是“对立原则”，antithesis。凯波尔是这样说的：“有两种意识：重生和未重生的；这两种意识不可能相同”、“有两类人，（他们会）发展出两套知识体系…...，分别有其各自的信仰。”

换句话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普通恩典的国度当中都不可能是中立的。我们要不就顺服上帝的普遍启示，要不就违背上帝的普遍启示。而也只有在特殊启示的亮光当中，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普遍启示、顺服普遍启示。这就是“圣经世界观”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见吗？上帝用不同的法则统治的两个国度，并不是互不相干的，就像你的脚趾头受伤，表面上不会影响你的手，但棒球投手脚趾受伤的时候，他用手投出来的球就投不好了。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两个国度之间，有一种类似身体器官的有机连结。

而这样的有机连结也意味，非基督徒领受普遍启示所发展出来的智慧，有很多内容值得基督徒学习。巴文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能规避普遍启示的权能”。

上帝所赐的不只是普遍启示，还有普通恩典。普通恩典意味，人堕落以后并不会像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那样，只会一味逃避上帝，也不会都像该隐那样残杀自己的兄弟。人会寻找上帝，尽管人带着堕落的意识，不可能找到上帝，但上帝还是会借着普通恩典，让没有重生的人领悟一些关于上帝、关于造物的真理。巴文克说：“正是偶像异教所教导的普遍启示授权于我们，使我们能够肯认内在于所有异教当中一切真理的片段。”

他又说：“圣经教导说就连在异教徒当中都有某种上帝的启示、某种上帝之道的光照、某种上帝圣灵的工作。”当然，巴文克也补充说堕落的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贫瘠而不充分，且不确定而一贯掺合谬误” 。

因此，改革宗用兼容原则在吸纳世俗智慧的时候，会去审视这些智慧当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去找出这些表面的智慧底下深层的愚昧，然后把片面的智慧从谬误的体系当中抽离出来，纳入基督教世界观的体系。但同时，改革宗并不会因为一套思想、一套行为是建立在不信上帝的基础上，就全盘否定。

台湾座谈：“一次（不可能）搞懂美国政治与信仰绑架”

这是2024年10月23日我在台湾宜兰的时候参与的一个线上座谈，是台湾“大我使命”彭书睿长老（“国度换日线”播客）访谈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的江慕理牧师、来自台湾、现在南加州一间华人教会牧会的韩敬歆牧师、《今日基督教》中文校编专员及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的蔡怡庭传道和我。我很高兴担任了抛砖引玉的“药引子”，引出台湾牧者、传道人和宣教领袖的“玉”来。

以下是江慕理牧师在他的脸书上总结的他的发言要点：

【江慕理】

首先从信仰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完全站在神这边。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核心都是追求权力与利益，服务的对象大多是特权阶层。因此，基督徒应该支持谁，其实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处境与利益。信仰应该引导我们以正义、怜悯与谦卑来参与公共事务，而非盲目依赖某个政党。

全球视角

从全球角度看，谁当选对世界福祉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不论谁执政，美国的利益永远是优先考虑。他们都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维持美国霸权，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无论领导者看似如何不同，其政策多数仍以保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为核心，时常导致不稳定的国际局势、永久性的战争与难民危机。

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往往加剧全球与国内的贫富差距，这些结构性问题无论谁当选都难以真正解决。对于全球正义来说，改变的希望微乎其微，因为由极少数精英操控的根本运作模式没有改变。

国内视角

从国内角度看，领导人选择的问题更具挑战性。川普的风格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加剧民众对政府体制的信任危机。他的言论与政策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但也有可能促使体制的必要改革。

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社会的一个更深层次危机——这一危机根植于系统性不平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失败，以及许多人的被边缘化。川普的民粹主义崛起反映了对现状的广泛不满，这是件好事，因为意识到问题才能对困扰国家的根本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

教会视角

这几年的政治局势引发了教会内部的重大分裂，并且损害了福音派的声誉。许多信徒偏离了纯正的福音信息，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与成功神学，导致教会更像一个政治实体而非属灵团体。这种与政治的纠缠削弱了美国教会的道德和属灵权威。

然而，随着美国福音派对全球基督教的影响减弱，其他地区的教会可能会更加成熟和独立。这些教会将能够发展出与其独特处境更加契合的信仰表达，促进一个更真实且全球多样化的信仰见证。

川普是否是神对美国及其教会的警告？若是，那在审判之前神依然给美国悔改的机会。无论如何，基督徒应当在这个时刻保持清醒，反思教会是否已过度与政治力量纠缠，偏离了属灵使命。

以下是我在座谈中用到的一张“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关系的四种模式”图：

座谈详情请收看“大我使命”YouTube频道上的录像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