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到底有什么错？

 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到底有什么错？

基甸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各位基督徒先假想以下场景：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90后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因为大学城当地的华人教会的基督徒热心向ta传福音而信主。Ta对信仰相当追求和认真，同时ta也很爱中国，认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美国；虽然中国不是样样都完美，在很多方面也面临各样问题和挑战，但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让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ta相信共产党也是愿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虽然一部分教会的弟兄姐妹视ta为“小粉红”，ta自己并不认为ta爱中国与ta的基督教信仰相违（况且圣经也没有教导基督徒要当政治“反贼”或不能爱自己的国家，对吧，ta说）。那些弟兄姐妹也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没有在ta面前把对“小粉红”的鄙夷流露出来，并尽量避免跟ta争论“粉红”vs“反贼”的政治议题。

现在这位初信年轻基督徒即将回国，因为你在福音机构全职服事，ta所在的教会请你来当ta的“馒头儿”（mentor，属灵导伴）。你跟ta说，回去中国后，你一定要去家庭教会聚会，不要加入三自教会。ta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三自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是政府允许的、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教会啊。基督教中国化，既能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基督教的复兴，又有利于咱中国人实现咱的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明显双赢啊，哪里不香呢？

请问，作为ta的馒头儿，你要怎么回应、指导ta？

如果是我，我会跟ta说：正因为三自教会是“爱国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个“爱国主义”是政治性的，所以把基督教跟爱国主义捆绑在一起，就是把基督教“郑智化”（政治化）了，政教不分，万万要不得。我们不加入三自，跟历史上一些拒绝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领袖（如王明道）一样，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政治——王明道不是因为反共（虽然他当然也不拥共）而拒绝加入三自，而是因为他要持守信仰的纯洁，拒绝把对基督的信仰跟地上的党派政治搞在一起。

所以，如果您问我，我为什么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我也会给您同样的答案——我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不是因为政治的立场。“三自爱国运动”正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中国版本。如果我们的公共神学逻辑是一致的，当“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国”换成美国、“族”换成“来自欧洲的白人”时，我们就应该同样以信仰的理由对它说“不”。

美国版的“基民”和“基川”虽然都挂了个“基”，但其混合（也混淆）党派（partisan）政治和宗教、依靠世俗权力、跟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互相利用，搞“文化战争”而不是靠福音赢得人心、“要十字军，不要十字架”，等等，本质上是不以福音为中心，甚至是反福音的。福音派基督徒有很强的基于信仰的理由警惕、抵抗、反对它。

对于“基民”和“基川”，美国福音派基督教会（包括华人教会）的一些牧师、神学家、教会领袖、平信徒，都已经有很多深入的反思和批评，网上可以找到很多。我下面摘抄一些我比较认同的片段，并给出全文链接，供大家参考（我自己就不详述了）。

基督教民族主义利用基督的名为世俗的政治目的背书，宣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应是每个真信徒的政治目的。无论其目的是什么，这在原则上就是错的，因为只有教会才有权宣扬耶稣的名，并将祂的标准带进世界。如果一个政治运动提倡某种不正义的主张，事情就更糟糕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其伴随的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民族主义是在“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它把基督的名字当作无花果叶来掩盖其政治目的，把耶稣的信息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把教会当作国家的婢女和啦啦队。——Paul D. Miller,“什么是基督教民族主义”，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1/04/what-is-christian-nationalism-zh-hans/

为什么“基督教国族主义”是一个模糊的分类？首先，它通常是一个冒犯人的词汇。但是，给人们贴上“基督教国族主义”标签的专家远远多于自己接受这个词的人。其次，实际上基督教国族主义更多是一种内心反应，而不是理性立场。我最近看到一个院子里的竞选广告牌，上面写着“让信仰再次伟大。特朗普2020”。我当时就在想，特朗普连任怎么能让“信仰”再次伟大？什么信仰？什么时候开始它已经不伟大了？最后，人们往往不清楚“基督教国族主义”主要是指对美利坚民族、共和党，还是对某个政治家个人的忠诚。特朗普时代确实带来了把总统当作“受膏者”一般的异教信念……——Thomas Kidd，“分辨基督教国族主义与基督徒的爱国主义”，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christian-nationalism-patriotism

“基督教民族主义”——无论是比较常见的、不那么激烈的词汇，如“上帝和国家”等将基督教变成美国公民宗教的想法，又或是当我们看到基督教的符号如何以更明确、更可怕的方式被蛊惑人心的、独裁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所利用……（其）行为深深伤害了教会的信誉和见证。它合法化一些圣经里所谴责的行为，使教会被那能称为偶像的东西掳掠成奴隶。不过，我们经常忽略的是，这些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所出卖的，是基督的宝血……这种想法曲解了圣经里的救赎叙事，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圣经文盲”结果，最终引向一种异端性的国族成功神学（national prosperity gospel）。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将国家身分、种族身份、政党偏爱性、甚至将模糊的用词，如“价值观的复兴”⋯⋯等等议题与基督信仰混为一谈的做法，伤害了我们对福音的核心的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Russel Moore，“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国家”，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1/11/moore-blood-need-savior-state-christian-nationalism-zh-hans/ 

那些自诩为基督教国族主义者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企图把“基督教”与“国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显然与“基督教”这一形容词背道而驰。他们的国族主义承袭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德法英三国那种陈腐的血与土的观念，不仅推崇主流族群的文化，更鼓吹维护种族的纯洁性。在美国这样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中，这种主张若不诉诸强制手段根本无法实施。我们不可能“倒退”至某种更单一、更同质的时代——那时美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更正教传统，如今早已不复存在。——Alan Strange，“基督教国族主义”，https://yimawusi.net/2025/09/24/christian-nationalism/

融合上述三种成分（基督教美国主义、末世阴谋论和成功神学），再加上大量的忽悠、自我推销和个人崇拜——毫不奇怪，我们就有了基督教特朗普主义“邪教”（cult）。虽然它与严肃的政治或严肃的基督教都毫无关系，但它是几十年来操纵利用政治和基督教酿成的苦酒。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一种既反政治也反基督教的危险热情。——Michael Horton，“特朗普主义之毒”，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cult-christian-trumpism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国家围绕意识形态建立的观念，而是把各个国家按文化相似性去建立，那么黑人和白人（更不用说亚洲人、西班牙人和美国原住民）会有多少合作和合一，或者他们是否应该尝试一起生活和敬拜，这都成了公开的问题。还有，这真的是福音所要推动的方向吗？我们真的要在地球上追求一种与天堂中的社会秩序如此不同的社会秩序吗？我们真的那么肯定我们对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爱和对不像我们的人的排斥是上帝赐予的倾向，而不是堕落的倾向吗？——Kevin DeYoung，“右翼觉醒主义的崛起”，https://www.tgcchinese.org/review/christian-nationalism-wolfe

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国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常常歪曲基督教的信息。但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它，当我们谴责它时，我们应该用准确的措辞。国族主义是美国理想的堕落，而不是美国身份的基本要素。在宗教上的偏执违背了宪法保障良心自由并且不以国家权力支持任何宗教，不应该用良心自由为宗教上的偏执寻找借口。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在按照正确次序表达爱时，首先要爱基督的国度，其次才是我们的国家，这并不矛盾。——John D. Wilsey，“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多面性”，https://cn.9marks.org/article/the-many-faces-of-christian-nationalism/

基督教国族主义企图将基督教身份与美国身份相融合，扭曲了基督教信仰与美国宪政民主的本质。它要求国家赋予基督教特权，暗示唯有基督徒方能成为优秀的美国人。这种思潮常与白人至上主义及种族压迫相互交织，并为其提供庇护。我们坚决抵制这种有害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呼吁全体基督徒共同抵御这一威胁信仰与国家的险恶思潮。——Christians Against Christian Nationalism，Luke Luo中译，https://www.christiansagainstchristiannationalism.org/              

基督教国家主义强调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在上帝旨意中有特殊的地位与目的，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基督教立国的精神。大部分的美国教会讲台上除了有十字架之外还有美国国旗。(我们都在取笑中国官方教会放置中国国旗或领导人图片在十字架左右)。无疑的，美国的历史与基督教新教传统密不可分，这是无可置疑也不可轻弃的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是，轻易地把美国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用国家机器来独尊一个信仰，或是用信仰来为国家正当性背书，无疑的不是基督教圣经的教训。这也是为什么当川普在用国家力量驱逐抗议群众之后，要突兀的举起圣经摆拍。虽然此举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抗议，但是这也是川普向福音派招唤的有效举动。最近在美国国会的公然叛乱，许多在国会内或外的川普支持者拿著十字架、基督教标语，就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最好证明。不是川普造成了福音派的国家主义，而是川普愿意让福音派的国家主义享受国家机器中的特殊地位，来换取福音派的支持。——Harry Chou，“反思基督徒支持川普的现象”，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harry-chou.html 

我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包括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一大担忧即，这是一条危险的滑坡。从全球范围来看，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往往与“族群—宗教中心主义”相联系，而这种倾向常常表现为某一宗教对其他宗教的支配控制與迫害，甚至某一族群对其他族群的支配控制與迫害。这种模式在缅甸（佛教—缅族民族主义）、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许多穆斯林国家，以及在无神论—民族主义形式下的中国（汉族民族主义）都很明显。其实际后果往往是对少数族群和宗教的迫害，以及暴力和不容忍的文化。很少有国家能够在维护宗教民族主义时，又同时保障与多数派不同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基督教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也许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宪法和制度层面——它的倡导者很少谈及如何避免最终走向压迫和排斥。我们真的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走上这条滑坡吗？必须有所警惕，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极有可能蜕变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不仅迫害宗教上不同的人群，还会在种族和民族上排斥他者。因此，我们必须问：所谓“基督教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要通过强制与刀剑来传播福音，还是通过圣灵的力量来见证基督？在制度层面将教会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真的明智且属灵健康吗？如果基督教重新在美国取得文化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那么该如何对待族群和宗教少数群体呢？我认为，许多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对此并没有具体答案。——Mingji Deem脸书评论 

圣经中的神对美国的关注并不比对法国、古巴、乌克兰、南苏丹、加沙或其他任何地理实体更多。神并不站在“我们”这边。事实上，我们越是声称神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宣称就越不真实。教会/基督徒的使命不是拯救美国或西方文明。教会的使命是宣扬并参与神通过其子耶稣基督使世界与他自己和解，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和解。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因为“神爱世人（全世界）”。——Michael Gorman，“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michael-gorman.html

基督教信仰和特朗普主义的融合并不是在四年前（2016年，大选年）凭空而出。 它产生于数十年的拙劣教理教导和灵命塑造。在这错误的教导中，美国国旗和基督的十字架并不冲突。福音派领袖们也认为，失去他们的灵魂只是攫取政治权力的小小代价。白人至上主义的论述，也偷偷地潜入教堂的讲台和会众中。还有，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向所有人宣传基督的光，而是让美国再次伟大。——Tish Harrison Warren，“我们和智者们（Magi)一同崇拜，而不是与MAGA为伍”，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1/01/trump-capitol-mob-election-politics-magi-not-maga-zh-hans/ 

（基督教民族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全面误解也极大地扭曲了权力的本质，将福音的权力转变为政治甚至军事权力。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包括对敌人的暴力威胁，并可能容忍使用暴力来实现那些政治和伪宗教的目的。即使以宗教语言包装为“属灵争战”，这也不是新约中描述的那种属灵斗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观点将保守政治和军事力量等同于神的旨意和能力，这与耶稣和新约作者所阐述的福音能力完全相悖。基督教教会不需要也不想要美国政府或军事的力量来保护、兴盛或增长。——Michael Gorman，“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michael-gorman.html

我们拥护民主和人人平等，反对种族主义，支持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我们没有把美国看作上帝拣选的国家，而是感谢上帝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呼召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认识上帝、爱上帝。我们不认为任何特定的政治领袖或政党是上帝指定的。我们相信教会对所有政治领袖和政党所做的先知性和教牧性的事工。我们相信并力图效法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所践行的满有大能、仆人式的爱，而不是通过暴力获取权力。——美国福音派领袖声明：谴责基督教民族主义在1月6日国会大厦暴乱中的作用，https://tinyurl.com/shidai-ct 

如果教会不是培养文化战士，而是培养像羔羊一样的耶稣门徒——自我牺牲、爱敌人、以十字架为标志的追随者，他们不要求在华盛顿为祂加冕，而是坚信祂已在天上掌权，会怎样呢？作为耶稣的追随者，唯一的前进之路不是用帝国的逻辑抹去这些分歧，而是围绕世界以为自己了解、但显然并不了解的耶稣联合起来：欢迎每个部落、语言和民族的耶稣，打破敌对壁垒的耶稣，他的爱超越每个党派口号，胜过每个政治帝国。——Brian Drinkwine，“小查理，还是小耶稣？”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brian-drinkwine.html   

文化战争和愤怒周期可能会刺激收视率、点击率和筹款呼吁，但它们不能使罪人与圣洁的上帝和解。 他们不能使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重新团结起来。从长远来看，它们甚至不能使我们不那么害怕。耶稣受难日应该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给一个已经被自己耗尽的文化增加更多的愤慨和怒气，是不符合神所定义的祂的智慧和力量的。 建造巴别塔不能帮助我们，只有背负十字架才能。——Russell More，“十字架的道理与文化战争是背道而驰的”，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2/04/holy-week-good-friday-cross-evangelical-culture-war-zh-hans/

 

 

在社群撕裂的时代，停止仇恨、倡导和平

在社群撕裂的时代，停止仇恨、倡导和平 

基甸 

在美国政治对立情绪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查理·柯克的遇刺事件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潜藏的政治暴力推到前台 。日前（2025年9月28日），犹他州共和党州长斯宾塞·考克斯（Spencer Cox）在CBS《60分钟》的专访中发出了一个被节目形容为“纷争中一声孤独的呼唤”的质问：“我们能否停止仇视同胞？” 。在这个广为转发到访谈中，考克斯建议美国的左右两派采取一种“更好地异议”（Disagree Better）的方式，即在坚持原则和立场的同时，以尊重和尊严对待政治对手。

 

停止攻击，更好地异议

面对政治暴力，考克斯的反应是愤怒，但他并未将此导向党派攻讦，而是将其升华为对整个国家政治氛围的反思 。他强调，政治暴力正威胁着两党人士，这是一个超越党派的问题 。因此，他的核心诉求并非“kumbaya”（牵手围一圈跳舞表示和谐相处）式的和稀泥，而是请求人们停止互相攻击。他所呼吁的，是停止将政治对手非人化、妖魔化，将辩论的焦点从人身攻击转移到理念交锋上。

考克斯直言不讳地将当前政治极化的主要推手指向了社交媒体，将其形容为一种“癌症”，因为它“正在放大我们最恶劣的冲动，如同注射类固醇般助长分裂与仇恨” 。他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这些算法通过识别用户的政治倾向，不断推送激化愤怒的内容，将人们困在信息茧房（同温层）中。他认为这种机制“俘获了我们的灵魂”，通过定期投喂愤怒的多巴胺让所有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从而为现实世界的暴力冲突埋下了伏笔 。

作为对于美国政治极化和党派冲突激化的回应，考克斯在担任全国州长协会主席期间，联合两党州长发起了一项名为“更好地异议”的全国性倡议 。这一倡议旨在示范一种更健康的政治辩论方式。它并非要求达成共识，而是强调“如何”异议的重要性。考克斯解释说，“‘更好地异议’意味着不预设对方是受蒙蔽、被误导或蓄意颠覆美国” 。它鼓励人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持好奇心，尝试理解对方的视角，并始终承认对方的人性尊严。

他通过与民主党州长（如新墨西哥州的格里沙姆，Michelle Lujan Grisham）的合作，向公众展示，即使在堕胎等激烈议题上立场迥异，双方依然可以在支持单亲母亲等具体问题上寻找合作空间 。这种合作的底层逻辑是，州长们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因为“路面坑洼不分党派”，这与华盛顿特区充满“表演式政治”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他将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普通民众，呼吁国家需要更多的“建设者，而非纵火者” 。

基督徒的回应

考克斯的呼吁，在一些基督教社群内部也引起共鸣。一些基督徒认为政治极化也是今天的美国福音派教会面临的巨大挑战，考克斯所描述的“厌倦了争吵的‘疲惫的大多数’”，同样存在于教会中。许多基督徒感到自己被夹在两个日益敌对的政治阵营之间，而这两个阵营都无法完全代表他们基于圣经的整全价值观。

正如提摩太·凯勒牧师指出的，当政治成为偶像时，它会将对手“妖魔化”，不再视其为观点不同的人，而是必须摧毁的“邪恶”力量。而圣经的教导是复杂和平衡的，它既强调维护生命，也强调关心穷人；既教导传统伦理，也教导追求种族公义。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完全囊括这些教导。因此，当基督徒将信仰完全等同于某个政党的议程时，实际上是在压制圣经中那些不符合其党派立场的教导。

凯勒牧师提醒我们，基督徒的首要身份是在基督里，而不是任何政治派别。信仰应该塑造和批判我们的政治参与，而非让政治立场定义信仰。考克斯的呼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条抵制政治偶像化的实践路径：在坚持真理的同时，以谦卑、尊重的态度与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说，虽然考克斯是摩门教徒而不是基督徒，但他所倡导的，本质上是一种古典“公民美德”的回归，即把共同体的福祉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这与基督教关于爱邻舍的教导是一致的。当前的政治“部落主义”正在侵蚀教会的见证。当教会过多地与某个政治势力捆绑时，会严重损害其向世界传讲福音的可信度。考克斯所倡导的温和、对话的路径，可能是对抗基督教与政治极端主义合流的一剂良方。它提醒基督徒，真正的信仰力量体现在爱与和解而不是碾压、摧毁政治对手之中。

从“特殊恩典”的角度来说，基督徒被呼召成为和平的使者，这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福音信仰的核心要求。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宣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5:9）。更为激进的是耶稣的命令：“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 5:44）。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的“仇敌”常常就是社交媒体上与我们激烈争吵的“另一方”。耶稣的命令是直接且不容妥协的：要去爱他们，以善意、祝福和尊严去对待那些我们最不认同的人。这要求基督徒主动地抵制社交媒体算法所推送的仇恨，以祷告和祝福来对抗“非人化”的言论。

使徒保罗也阐明了基督徒做“和平使者“（peacemaker）的核心使命：“（神）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 5:18）。这个“和解的职分”不仅是劝人与神和好，也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一个真正与神和好的人，不可能同时活在与邻舍的仇恨中。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哥林多后书 5:20），代表那一位为自己的仇敌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我们的大使身份要求我们的言行必须反映出这个和解的国度。在政治辩论中，我们的目标不应是“赢得”辩论，而是要寻求理解、建立关系，彰显基督那份超越分歧的爱。

保罗劝勉基督徒，顺从情欲，其表现是“怀着苦毒的嫉妒和分争”（雅各书3:14）；而顺从圣灵，其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22）。当下的政治话语体系，尤其是在网络上，正在系统性地培养“情欲的事”。愤怒的言论获得更多点赞，分裂的立场带来更多流量。圣灵的呼召，则是要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刻意地去活出祂的果子。在充满仇恨的地方，活出仁爱；在令人焦虑的氛围中，活出和平；在面对攻击时，活出忍耐和温柔；在所有人都放纵言语时，活出节制。这是一种深刻的、逆文化的属灵操练。基督徒无法通过仇恨的方式，来达成公义的目标。正如雅各书所说：“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各书 3:18）。

凯勒牧师：基督徒如何融入两党制度?

 凯勒牧师：基督徒如何融入两党制度?    

作者：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创始牧师

翻译：贺宗宁

（英文原载2018 年9月29日《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18/09/29/opinion/sunday/christians-politics-belief.html ）

 

基督徒应该在政治上的扮演什么角色？近来有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基督徒不能假装他们可以超越政治，而简单地"传福音"。那些避免参与所有政治讨论的人其实就是在支持维护社会现状。19世纪初，美国教会没有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那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玩“模糊政治”的做法。而就是通过这样做，教会实际上支援了奴隶制。不参与政治，就是玩模糊政治。

圣经显示信徒在异教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旧约中的约瑟和但以理就是很好的例子。基督徒应该以爱我们的邻居的方式去参与政治，无论这些邻舍是否与我们有相同的信仰。如果我们要为更好的公立学校努力，或要改革司法系统，去减除对穷人不利的法规，以及结束种族隔离，这些都需要政治参与。基督徒过去做过这些事情，现在应该继续这样做。

然而，即使一个信徒可以加入党派组织并积极参与政治，他们也不应将基督的教会或基督的信仰与某政党完全认同，因而将之视为唯一的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政党。

我们有很多理由需要坚持这个原则。其中一个理由是，将信仰与政党认同会给那些考虑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他们不仅需要相信耶穌，而且也需要加入某一个政党成为其成员。这就证实了许多怀疑论者对宗教的看法——它只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投票集团。

另外一个不要将基督教信仰与一个政党结合为一的理由是，大多数的政治立场不是遵从圣经命令的问题，而是如何实际运用智慧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著教会永远不能谈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实际问题，因为我们在圣经可以找到许多的这些的教导。

种族主义是一种罪，违反了耶穌两大诫命中的第二条："爱人如己"。圣经中扶助穷人和捍卫被压迫者的权利是交予信徒的道德命令。对于个别的基督徒来说，针对严重违反这些道德要求的行为而做出大声疾呼不是一种选项。至于如何来帮助穷人却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是否应该缩小政府规模，而让私人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还是应该扩大政府，赋予国家更多的权力来重新分配财富？或者在两者之间的多种可能性之一才是正确的途径？圣经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合于每个时间、地点和文化的准确答案。

我知道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人，他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员和传统的长老会信徒。他有次去到苏格兰高地，发现那里的教会如他所期望的那么严格和正统。没有人在星期天会打开电视。每个人都会背诵教理问答和圣经经文。

但有一天他发现,他所羡慕的苏格兰基督教朋友，竟然（以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和政府责任的观点，在他眼中是非常左翼的看法。但这些又是基于他们的基督教信念。当他回到美国后，并没有因此在政治上成为自由派。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让我谦卑并受到责备”。他意识到，所有有思想的基督徒都试图服从神的呼召，但是却可以合理地信服不同的政治策略，因而在政治光谱上站在在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个基督徒不能允许教会与任何特定政党完全认同的原因，是基于英国伦理学家詹姆斯芒福德所说的"包装交易伦理"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政党坚持，如果你不接受所有他们认可的立场，你就不能与他们一起处理任何的一个问题。

这种强调包装交易的做法加给基督徒政治压力。例如，按照圣经的教导与和早期教会的原则，基督徒应该致力于种族正义和帮助穷人，但也应理解，性是只限于婚姻之内，并且是为养育家庭。这两个观念中，其中一种似乎很自由派，另一种观点看起来非常保守。历史上基督教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并不能融合于不同的现代的政治路线。

因此，基督徒被推向两个主要的选择。一是退出，尽量不谈政治。第二个选择是为了有参与权，就完全接纳并采用某一政党的整个包装。但这两个选项都不合理。在路加福音的好撒玛利亚寓言中，耶穌向我们指出一个人，他冒著生命危险，去对另一个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提供物质的帮助。耶穌禁止我们不帮助邻舍。但这么做，就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参与政治。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做而遭受排斥，甚至受到迫害，圣经 （马太福音5:10-11）保证上帝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一定会有人看到我们的“善行”而“归荣耀於神”（彼得前书2:11-12）。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进攻，或者只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可以确定，我们一定没有按照我们应该过的标准去生活。

福音给了我们资源去爱那些拒绝我们信仰又拒绝我们个人的人。基督徒应该想想上帝是如何拯救他们的。祂这样做不是通过威权，而是亲自来到世上，失去荣耀和权力，服事人，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是怎么施行拯救的？祂不是用刀剑，而是用祂手中的钉痕。

提摩太·凯勒，纽约市救赎者长老会的创始人，是《浪子先知：约拿与上帝慈悲之谜》的作者，本文从中摘录。本文的中文翻译并未取得凯勒牧师的同意。仅作为读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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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Chou：反思基督徒支持川普的现象

反思基督徒支持川普的现象 

作者：Harry Chou （ 转自脸书“基督教神学与圣经研究”小组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9768383521390/permalink/1863683247129887/ ） 

我原本计划就几个主题来反思川普的基督徒支持者现象，并且思考福音派教会未来如何从川普的废墟中走出来。写了前两篇之后，我发现讨论没有什么交集，还是集中在辩论枝微末节的到底有没有舞弊上。加上自己时间精力有限，只好把这一篇稍作扩充匆匆当作完结。我接下就不想发表有关川普的废文了。我接下来想要多读一些其他的书，让自己重新专注在其他非川普的主题上。 

我觉得美国部分基督徒支持川普，不是一时的现象而已。长久以来的保守基要派的解经、神学、宣教、与教会增长路线，已经让美国基督教成为川普兴风作浪的沃土。我这样写其实是很难过的。我的信仰源自于一些辛苦奉献，来自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外籍宣教士。他们在七零、八零年代受到呼召，到物质真的很不丰富的地方传教。那时候的美国主流教会已经开始觉醒（woke)，也可以说世俗化，开始害怕跟殖民主义沾上边的宣教，把心力放在国内的民权女权工作上，也普遍接受左派的思想养分。所以，那时候的宣教工作几乎只在基要跟福音派中，并且在政治上紧紧抓着随着主流的反共架构，在经济上与自由市场及企业主合作。

所以，在华人基督教圈也继承了现在跟美国的保守福音派的基督教养分，继续了这个解经、神学、文化战争的架构。这个架构其实早期还算健康，一直到七零与八零年代的基要派保守文化战（culture war)与灵恩派的属灵争战与dominion（统治）观不断进化，才进一步造成今天与川普密不可分的局面。 

这里所列的，只是我觉得几个重要的美国基督教这几个世代以来的特质，当然不是只有这几个世代才有，也不够全面，但是这些特质在福音派的媒体、教会、以及文化环境里面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美国主流媒体的确不应该泛称这个亚文化（sub-culture）是福音派的主流地位，但是这个亚文化在福音派内缺乏挑战，也不容挑战。

•  有毒的阳刚特质(Toxic Masculinity)。刻意降低耶稣教训里面的温柔、忍耐、和平、虚己的重要。强调部落主义的保卫，战斗、争战。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是必要的，效忠是必要的，敌人是必要的。川普的男性沙文语言与态度看似与基督教义不合，但是从福音派基督教的Toxic Masculinity的角度来看，又是天作之合。
• 对可共享有的客观真理与真实的否定（Denial of Shared Objective Truth/Reality)。基要基督教从二十世纪以来就在用证据说理上遭受圣经批判跟进化论的两个重击，一直到(新)福音派兴起才努力与知识分子对话。不过，无疑的从福音派在文化议题与基要派结合后，一步一步的反智反科学的基要派已经盘据了福音派的主流声音。川普的谎言与阴谋论在大量媒体的造就之下，运用基督教本来就有的语言，让福音派基督徒丧失对与真理与真实的判断能力，造成美国现在在国家安全与防疫的最大危机。
• 坚持基督教在美国的主宰地位（Christian Nationalism/Dominionism)。基督教国家主义强调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在上帝旨意中有特殊的地位与目的，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基督教立国的精神。大部分的美国教会讲台上除了有十字架之外还有美国国旗。(我们都在取笑中国官方教会放置中国国旗或领导人图片在十字架左右)。无疑的，美国的历史与基督教新教传统密不可分，这是无可置疑也不可轻弃的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是，轻易地把美国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用国家机器来独尊一个信仰，或是用信仰来为国家正当性背书，无疑的不是基督教圣经的教训。 这也是为什么当川普在用国家力量驱逐抗议群众之后，要突兀的举起圣经摆拍。虽然此举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抗议，但是这也是川普向福音派招唤的有效举动。最近在美国国会的公然叛乱，许多在国会内或外的川普支持者拿著十字架、基督教标语，就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最好证明。不是川普造成了福音派的国家主义，而是川普愿意让福音派的国家主义享受国家机器中的特殊地位，来换取福音派的支持。 有关福音派的基督教国家主义及其造成的影响，请详见两位社会学学者写的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为上帝夺回美国》一书（ https://www.amazon.com/dp/B083WJD245 )。至于如何正视美国的基督教传统，但是不落入基督教与右翼保守政治联盟的目前窘境，请参见另外一位学者写的American Covenant（《美国的圣约》）一书（ https://www.amazon.com/dp/B07M8DSSJP )。至于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应不应该是基督教国家，请参考历史学者John Fea的Was America Founded as a Christian Nation?（《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吗？》， https://www.amazon.com/dp/B01MDK8HX1 ，他的答案是 It’s complicated——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至于福音派与右派保守政治势力的结合，可以参考Frank Schaeffer（著名福音派作家薛华的儿子及七零年代基督教右派结盟的推动者）在最近国会事件之后的评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MRrsSL0pU )。他很明白的指出自己跟他父亲在七零年代福音派与右派结盟的角色，也很清楚地指出若没有白人福音派的支持川普根本没有可能兴风作浪，他也指出现在的福音派已经走向拥枪以及支持暴乱的神权政治之路。
• 重视决志、重视末世、却忽略现世的不平等（Ignorance of Systemic Racial/Gender/Economic Inequality)。由于福音派基督徒普遍重视决志，重视死后天堂或地狱，重视末世的到来，却忽视对现世问题的关怀，在许多进步议题上早已经与弱势站在对立方。在这一点上，川普的到来做了其他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说了其他政治人物不敢说的话，揶揄嘲笑弱势，强力镇压抗议群众。美其名挑战政治正确，其实是帮福音派基督徒出了一口气。

 综观这些造成美国基督教支持川普的特质，其中一个可能的主旋律，就是有关于权威(Authority)的争夺。在近代的福音派发展里面，不管是圣经或是属灵能力，都变成了教会所追求权威的彰显与正当性的来源。许多常见常听到的话：圣经这样说，我这样相信，讨论就这样结束了(Bible says it, I believe it, that settles it)。

 川普的当选的确是奇迹，证明了川普的作为是神的心意。美国的强盛，证明了上帝的作为与心意。教会领袖可以跟总统拍照，按手在总统身上祷告，证明了连总统都接受神与教会的权柄。连续放入三个最高法院法官，哈利路亚祷告得垂听。福音派教会增长超过堕落流失人数的主流教会，表示神的心意在我们这边。光鲜亮丽的福音歌手，成功人士的见证，代表神的爱与权威何等荣耀。

 但是，这不是基督教会历史的全部。真正的福音的权威Authority乃是在神那里，不在于对圣经的诠释，对世俗力量的追求，甚或是人的成功见证那里。基督教曾经在罗马帝国时代是被压迫者的安慰与希望，在科学发展中是真理真相追求者的动力，在美国初期的政教发展时给了我们政教分离的遗产，在父权、民权、保障劳动权的历史上也曾经站在对的一方。但是美国福音派教会终究被一时的试探所迷惑了，不是川普的试探，而是经济的试探、能力的试探、万国荣耀的试探。但是教会终究是上帝藉著他的爱子所召聚的，也是他所爱的，人会失信，上帝总是不失信的。在川普的废墟之后，美国教会面对上帝的声音会不会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权威与救赎带领？

 唯有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愿圣灵保守他所爱的。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江慕理：奥巴马和川普，哪个更像基督徒？

奥巴马和川普，哪个更像基督徒？

作者：江慕理

原载作者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2015 年 6 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弥赛亚非裔卫理公会教堂，带领会众合唱《奇异恩典》时，那是一个震撼全国的时刻。就在几天前，九位黑人信徒在查经聚会中遭到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枪杀。站在讲台上的奥巴马说：“这浩大的恩典，这广阔的恩典，这首《奇异恩典》呼召我反思，也呼召我祷告。”他的声音与会众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在那几分钟里，美国人看见了一种信仰——透过哀悼、饶恕与盼望而被表达出来。（参基甸《奥巴马是穆斯林吗？》）

十年后，2025 年 9 月，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座体育馆，参加保守派行动者查理·柯克的追思会。聚会融合了基督教音乐、见证、选民登记摊位，以及浓厚的爱国象征。在柯克的遗孀艾瑞卡说出“我选择饶恕，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也是查理会做的”之后，川普总统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言论。他说：“我恨我的对手，我不希望他们得着好处。”接着，他指责“激进左派”要为柯克之死负责，并承诺要进行报复。

这两场聚会——一场满溢着恩典的语言，另一场充满对抗的语调——揭示了一个长久以来困惑全球各地的基督徒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福音派普遍拒绝奥巴马，却拥抱川普？为什么一位祷告、歌唱恩典的总统会被视为基督信仰的威胁，而另一位私人生活往往背离福音派道德标准的总统却被看作信仰的捍卫者？

对数以百万计的白人福音派而言，奥巴马是一位“隐藏的穆斯林”、局外人、甚至“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样的怀疑并非单纯出于恶意，而是源自于一种深层的不安。对于许多将宗教身份与美国文化主导权紧密连结的信徒而言，奥巴马的当选象征着失位。他不只是另一个总统，而是提醒他们：社会正在快速转变，他们不再是唯一的中心。

奥巴马的当选标志着白人文化绝对优势的终结。他的胜利主要来自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昭示了一个多元的美国。在许多人成长的记忆里，基督教与美国身份几乎无缝结合，如今却被颠覆。对他们来说，这不是进步，而是失落。

他的神学视野也更接近新派，而非保守福音派。他的基督信仰受社会福音影响，强调跨种族的团结、对多元的款待，以及对社会平等的道德承诺。随着时间推进，这也包括肯定 LGBTQ 群体的权益，并将堕胎权视为公义与自由的一部分。许多福音派则将这些立场视为对福音的稀释——一种以文化迁就取代圣经真理的自由派信仰。

综合来看，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必须被排挤。他体现了白人福音派所害怕的美国：多种族、多元化、进步，而且不再对他们的权威俯首称臣。将他描绘成一个穆斯林移民，是维护“旧有基督教美国”想像的一种方式——在那个想像里，宗教与国族身份紧密相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普。他很少谈论个人信仰，且生活方式公开违背圣经的伦理。然而，福音派领袖与媒体人物却竭尽全力将他塑造成一位基督徒政治家。他们把他比作古代的居鲁士王，流传他“悔改重生”的故事，并高调宣传白宫的祷告场景。这些努力与其说是关于川普的信仰，不如说是关于投射出“基督徒总统”的形象。而由于他承诺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并重新确立福音派的文化优势，这样的象征性基督教就足够了。

我们在奥巴马与川普身上看到的，其实是两种世俗化的基督教版本。两者都更多地受政治利益与文化身份所塑造，而非真正的神学正统。奥巴马的基督信仰结合了圣经语言与进步的伦理——包容多元价值。川普的基督信仰则结合了圣经符号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两者都借用了基督教的语言与意象，但最终都服务于更广泛的文化工程。

所以，为什么奥巴马“必须是”一个穆斯林移民呢？因为对许多白人福音派而言，最深的威胁并不仅仅是自由派神学或世俗主义，而是文化主导地位的失落。将他描绘成局外人，正好为这份恐惧找到了一种表达的语言。然而，耶稣的道路却指向另一个方向：不是拼命维护地位，而是舍己的爱；不是把对方标签为异类，而是欢迎那陌生人——即使那陌生人令我们感到不安。

（作者江慕理是高雄BCC双语社区教会牧师）

David Brooks：我们需要正视上帝与政治的关系

 我们需要正视上帝与政治的关系

 

作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日期：2025年9月25日

（GPT翻译,英文原文见“纽约客”网站） 

自从查理·柯克遇刺以来，基督教与政治的交织比以往更加明显。塔克·卡尔森甚至在他的节目开场时直接布道：“这是一种以爱为核心、追求和平与和谐的宗教。它是一种普世宗教，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天堂。它一点也不排他。”

 

埃丽卡·柯克在丈夫的追思会上用她的时间原谅了凶手，这正是基督徒被要求去做的最激进的事情之一。同一场追思会上，JD·万斯告诉在场的人，他过去一直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信仰，但“在过去两周里，我谈论耶稣基督的次数，比我整个公共生活中还要多。”

 

一些人对这种神学与政治的混合感到不安。他们真切地担心，宗教是一股极具分裂性和爆炸性的力量，或者会被强加于他们，因此宗教应当远离公共领域，只在教堂和家庭私下实践。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上帝与政治分开。

 

但我在想，这些人究竟对美国历史了解多少。开国元勋们相信，民主只有在公民能够约束自己的激情、服从共同的道德秩序并指向美德生活时才能存续。他们依赖宗教机构来完成这种道德塑造。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与宗教的人民而制定。对其他任何人群体而言，它完全不适用。”

 

托克维尔曾观察到：“对美国人来说，基督教与自由的观念是如此紧密交织，以至于几乎无法让他们设想二者的分离。”

 

我想补充的是，一个被剥离宗教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道德无知的公共领域。美国的公共辩论在那些像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富尔顿·辛（Fulton Sheen）这样的宗教领袖将信仰带入公共问题时，更加健康，也更具深度。而如今，道德已被私有化，交由个人自行决定。共同的道德秩序被撕裂，许多人在道德上孤立无援，因而觉得生活毫无意义。

 

我的朋友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喜欢提醒别人，他是一位同性恋的无神论犹太人。但在他的新书《交叉目的：基督教与民主的破碎契约》（Cross Purposes: Christianity’s Broken Bargain With Democracy）中，他认为信仰与政治并非彼此独立存在：“我逐渐意识到，在美国的公民生活中，基督教是一堵承重墙。当它开始松动时，周围的制度都会受到压力，有些甚至会一同崩塌。”换言之，基督教的危机就是所有美国人的危机。

 

他进一步指出，灵性与自由民主不仅不是分离的，反而是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人类生活围绕着四个重大问题展开：

 

·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         善与恶的最终源泉是什么？

·         我们如何减少世界上的痛苦与不公？

·         我们如何在不诉诸魔法的情况下，借助理性与证据来理解世界？

 

劳赫认为，灵性（宗教以及其他道德哲学）帮助我们回答前两个问题，而世俗主义帮助我们回答后两个问题。他写道：“我的主张不仅是世俗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在工具层面上相互依存，而是它们在本质上彼此依赖，共同构建一个在道德和认知上完整、一致的世界观。”

 

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你都应当希望生活在一个能培育精神、道德和智识健康公民的社会里。因此，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将灵性（无论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与政治分离，而是如何让二者建立起恰当的关系。

 

自从耶稣说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以来，基督徒就在争论如何处理这种关系。过去几百年的主流观点是，宗教是前政治的（prepolitical），它涉及比政治争论更深层的现实。

 

宗教关乎终极关切——个人的道德塑造与灵魂的拯救。政治则是如何解决分歧，大多关于物质事务。宗教真理是普世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人；而政治观点则依赖具体环境，取决于在此时此地什么是审慎的。

 

《圣经》并没有政治纲领；它只告诉你，在所有政治争论的各方，人们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政治建立在精神与道德生活之上，但其本质不同。

 

我一直偏爱荷兰政治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的“领域理论”（theory of the spheres）。他认为社会由不同的领域组成，比如家庭、国家、教育、教会和商业。上帝对所有领域都有最高权威，但每个领域都有其逻辑、其做事方式和其权威。社会运行良好的前提，是每个领域尊重其他领域的尊严。

 

我喜欢这一理论，因为人们在不同领域里会以不同方式思考。当我说“我相信上帝”时，与我说“我相信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意义完全不同。我们不应将某个领域的认知和情感方式带入另一个领域。

 

我对柯克追思会以及关于他遇刺的种种讨论的担忧在于，许多人似乎根本没有关于信仰与政治恰当关系的清晰概念。在他们的心中，这两个领域被混在一起，乱七八糟。

 

一位信仰领袖曾对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伊丽莎白·迪亚斯（Elizabeth Dias）谈起她与柯克的一次对话。柯克对她说：“我想谈论灵性，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进入政治舞台。”

 

柯克为何会相信这一点？

 

在人们为柯克致悼词时，常常不清楚他们谈论的是那个传福音的耶稣追随者，还是那个试图帮助共和党胜选的人。保守派组织“转折点”（TPUSA）的一位发言人宣称：“他直面邪恶，宣告真理，呼唤我们悔改并得救。”可问题是，当柯克与大学生争论关税问题时，他真是在做这些吗？

 

整个追思会在祷告与政治得分之间来回摇摆：有人劝勉要去爱仇敌，而川普总统却公开为憎恨他们感到自豪；有人宣称所有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而斯蒂芬·米勒则几乎是在宣布他所有的敌人都是“害虫”。

 

《宗教新闻服务》（Religion News Service）的优秀记者鲍勃·斯米塔纳（Bob Smietana）指出，这场追思会缺少宗教通常用来安慰丧亲者的那类仪式，却充满了胜利的语言。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宣称，柯克的殉道只会让他的运动更加强大。

 

米勒——一个能将“犹太人”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奇异结合起来的人——宣称：“查理去世的那天，天使们流下了眼泪，但这些泪水已化为我们心中的火焰。这火焰以公义的怒火燃烧着，我们的敌人无法理解。”

 

在我看来，埃丽卡·柯克的悼词最动人。我尤其注意到她用了好几段话来解释“性别互补论”（complementarity）的观念——即男人是家庭的头，女人的职责是鼓励者、守护者和护卫者。“我确保当查理从工作中回到家时，那是他远离世俗忧虑的神圣避风港。”她说。

 

“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ism）并非我的喜好，但至少它是一种关于家庭权威如何运作的理论。那么，在这场追思会里，或是在环绕其间的滔滔言辞之中，哪里有任何证据表明，人们有一套关于宗教应如何出现在政治领域的理论呢？许多言论都建立在一个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做基督徒与做共和党人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我想起了记者乔恩·沃德（Jon Ward）曾经的一个观点——福音派教会在教导信徒如何在家庭中行为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大多数福音派“并没有被教导过如何在公共生活中操练公共品格或公共美德。”

 

当人们在缺乏关于宗教应如何与政治相处的清晰理论时，会发生什么？

 

第一，人们把选举政治当作一种灵性的战争。耶稣的力量与撒旦的力量之间的战场心态占据上风。恐惧取代了基督徒传统的美德——盼望：“我们正遭受攻击，必须消灭敌人！”这是最容易动员群众的方式。

 

第二，道德塑造的过程被扭曲。人们不是被教导去学习基督教的三大美德——信、望、爱，而是被训练在政治激情中打滚——敌意、征服与支配欲。

 

第三，人们会对“狂喜”上瘾。你大概听过那种在星期天追思会前后演奏的当代基督教敬拜音乐。几百年前的圣诗涵盖了丰富的生命体验，而现代敬拜音乐往往只反复击中同一个情绪点：狂喜与赞美。它的作用是要么让你双臂高举向天，要么令你跪倒在地。这种体验当然可能令人沉醉、甚至改变人生。

问题在于，政治是平凡而务实的。审议与谈判最适合在一种适度与平衡的氛围中进行。如果你要在“呼召决志”的热情氛围中来实践政治，你必然会把谨慎抛之脑后。

 

第四，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宗教混合主义”（syncretism）盛行。混合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宗教问题，它发生在信徒试图融合不同信仰时。如今的版本就是：耶稣信仰与“MAGA”信仰混为一体。混合主义让信仰政治化并被贬损，同时让政治被彻底宗教化。

 

第五，这会引发大量的虚伪。听卡尔森说他实践的是一种爱、和谐与和平的宗教，固然动听，但他真的那样生活吗？

 

最后，人们会低估罪的力量。民权运动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宗教与政治关系理论。那场运动的神学教导成员们要承认自己同样有罪，并且必须在政治行动中加以自我克制，以防止陷入仇恨、自以为义和权力欲的罪恶。而如今，没有任何类似的理论来约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放任自流，罪恶肆意横行。

 

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批评者有时会认为，它只是一场利用宗教语言和符号来赢得选举的政治运动。但过去一周的事件证明，它是一场真正的“宗教运动”，而查理·柯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人”（注：一个宗教混合主义的宗教）。问题在于，不受约束的信仰与不受约束的党派热情，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爆炸性混合。我担心，柯克的殉道激起的强烈情感，会让许多共和党人得出结论：他们的对手已不可救赎，对他们造成的任何痛苦都是合理的。人们可能在“信仰”的旗号下，越走越远，离十字架越来越远。

 

Michael Gorman：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约翰福音18:36）

英文原文作者：Michael Gorman

AI翻译（基甸校对）

十个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爱（美）国主义的神学告白：

1. 美国不是耶稣所宣扬和开创的神的国；事实上，神的国与美国无关。
2. 圣经中的神对美国的关注并不比对法国、古巴、乌克兰、南苏丹、加沙或其他任何地理实体更多。神并不站在“我们”这边。事实上，我们越是声称神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宣称就越不真实。
3. 许多以末世为导向的基督徒过去相信，他们的使命是拯救人们，使他们在死后（或耶稣再来时）能上天堂。然而，现在许多以末世为导向的基督徒相信，他们的使命是拯救人们，使他们能参与到拯救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伟大保守目标中。这据称是新的基督教的使命。
4. 但教会/基督徒的使命不是拯救美国或西方文明。教会的使命是宣扬并参与神通过其子耶稣基督使世界与他自己和解，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和解。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因为“神爱世人（全世界）”。
5. 在目前猖獗的极端形式中，上述提到的或暗示的错误的属灵和神学的观点导致了一种基督教民族主义，其中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元素被挪用并被极端扭曲——有时甚至达到亵渎和偶像崇拜的地步。这些包括刚刚提到的神的国和教会的使命等基本现实。它们还包括对父神本质、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以及圣灵活动的根本误解。用保罗的话来说，基督教民族主义宣扬的是另一个福音和另一个耶稣。
6. 这种对基督教信仰的全面误解也极大地扭曲了权力的本质，将福音的权力转变为政治甚至军事权力。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包括对敌人的暴力威胁，并可能容忍使用暴力来实现那些政治和伪宗教的目的。即使以宗教语言包装为“属灵争战”，这也不是新约中描述的那种属灵斗争。
7. 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观点将保守政治和军事力量等同于神的旨意和能力，这与耶稣和新约作者所阐述的福音能力完全相悖。基督教教会不需要也不想要美国政府或军事的力量来保护、兴盛或增长。
8. 基督教信息和使命的力量不是支配或控制，而是服侍和牺牲。换句话说，它是“十字架形状的”权力。如果基督徒忘记这一点，他们就犯了将神的国与某种政治目的、党派或团体混淆在一起的罪。
9. 这些神学观点绝不是把民主党或自由派政策和观点视为上帝的旨意并为其背书。事实上，这些观点中有许多也是对所有政党及政治光谱上所有立场的隐性批评。神的国不是关于让美国再次伟大，也不是关于共和党或保守派。同样，它也不是关于让美国成为民主党或自由派国家。神的国是一个全球性的现实，其价值观和实践挑战每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价值观和实践不属于任何政治实体。
10. 基督徒必须学会辨别圣经如何呼召我们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在世上做人。这种另类生活方式有时可能与所谓的保守价值观和实践重叠，有时也可能与所谓的自由派关切和实践重叠。当出现这种重叠时，不应是因为基督徒试图成为保守派或自由派，或共和党或民主党，而是因为他们在圣经中辨别神的旨意。

（阅读英文原文 The English Original）

Brian Drinkwine: 小查理，还是小耶稣？

我们不需要无数小查理，我们需要的是无数小耶稣

英文原文作者：Brian Drinkwine

AI翻译（基甸校对）

如果你是耶稣的追随者，并且观看了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葬礼，请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认真阅读这篇帖子。作为一名牧师，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

9月21日，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向全世界直播。八万人挤满了体育场，还有数百万人在线观看——这个规模堪比超级碗（Super Bowl）。这样的场面揭示了一些事情：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查理的去世已成为美国教会的一个关键时刻，暴露了我们信仰中最深的裂痕。

虽然由于与我们教会的礼拜时间冲突，我错过了部分内容，但我观看了追悼会的大部分。一些时刻让我感到温馨和感动。事实上，我觉得它非常美丽。看到如此庞大的观众一起敬拜的音乐场景，真是令人震撼。

但我也感到一丝不安，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观看这场追悼会——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耶稣，而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场追悼会并不是希望、美丽、爱或耶稣福音的象征。这些人热爱耶稣，将圣经视为他们生活的最高权威，我认为他们在灵性上成熟且对圣经有深刻理解。然而，对他们来说，这场追悼会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里有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并不是都在缅怀同一个查理·柯克。

对一些人来说，查理是一位英雄——冷静、口才流利、在敌对环境中保持尊重，坚定捍卫基督教价值观。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忠诚的丈夫、关爱的父亲，如今更是一位烈士。他们的悲痛中带着骄傲，甚至是希望，认为他的去世唤醒了一场“无数小查理”崛起的运动。

对另一些人来说，查理却是一个威胁——他的言辞带来了伤害，他的修辞煽动了恐惧，他的民族主义模糊了凯撒与基督之间的界限。对他们来说，庆祝查理显得空洞。“无数小查理”听起来不是希望，而是噩梦。

基督徒为何对同一个人的看法如此截然不同？

一方面，这与我们已有的世界观有关——我们用以解读一切的框架。另一方面，这与我们观看的新闻、我们允许影响我们的声音，以及那些精心筛选我们所见内容的算法密切相关，直到我们生活在回音室（同温层）并被困其中。

我们很容易将一个人简化为一个漫画式的形象——非黑即白的善恶符号。当悲剧发生时，我们的简单化偏见诱使我们指责他人、归咎责任，将复杂的人简化为单一的英雄或反派。

所以，不要用“煤气灯效应”心理操纵（gaslight）看法跟你相反的一方。要知道你也有自己的一套算法（你也受自己的信息同温层捆绑）。与其专注于为什么他们错了而你是对的，不如思考你的回音室里可能缺少了什么。

因此，在查理被安葬之际，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被展现出来。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团结者，另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分裂者。一些人看到的是羔羊般的信仰，另一些人看到的是狮子般的言辞。而真相是，这两者可能同时存在。

葬礼上有两个时刻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个时刻是查理的遗孀埃里卡（Erika）含泪站起，宽恕了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她的话语充满了悲痛，但却带着真挚的诚恳：“对仇恨的回应不是仇恨……我们从福音中知道的答案是爱，永远是爱。对敌人的爱，对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的爱。”

“我原谅他，”她哽咽着宣布。八万人起立，泪水与欢呼交织。那是羔羊的时刻。是耶稣的精神。是十字架的回响。

但随后是另一个时刻。我们的总统站在同一个人群前宣称：“我恨我的对手，我不希望他们好。”体育场再次爆发了掌声。这是没有羔羊的狮子。是帝国的咆哮，被那些刚刚为十字架鼓掌的人所欢呼。

圣经反复使用狮子和羔羊的意象来描述弥赛亚。一个象征力量与权力，另一个象征无辜与牺牲。

当耶稣降临人间时，所有人都想要狮子。他们想要一位以武力征服罗马、粉碎压迫者、建立权力宝座的弥赛亚。

然而，耶稣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东西：他拥有狮子的力量，但他选择放下。他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狮子，而是给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羔羊。他们想要狮子，他却给了羔羊。

他们称他为“温柔”，这不是软弱。而是当你有摧毁世界的力量，却选择为那些恨你的人放下这种力量。

真正的信仰考验在于：不是披着羔羊外衣的狮子反映了耶稣的心，而是自愿披上羔羊牺牲的狮子。

当同一个群体在一刻为宽恕欢呼，下一刻却为仇恨鼓掌，这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看到的两个查理，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两种本性的反映。

一种本性能够展现羔羊般的宽恕。另一种本性却被狮子般的力量诱惑，认可仇恨。

这是我们内心战争的见证——在基督里作为国王儿女的新身份，与仍然被罪恶和帝国塑造的旧本性之间的斗争。

帝国靠对立生存。它需要敌人。它以指责为食。它要求我们选择“我们”或“他们”。

但耶稣不玩指责游戏。在《路加福音》13:1-5中，当被要求解释政治暴力时，耶稣拒绝归咎于谁。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等等，我？我跟这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凶手。”

然而，耶稣希望我们停止指责他人，而是审视自己。

这里的“悔改”一词是“metanoia”——改变忠诚。重新调整你的整个生活，围绕一个不同的王。“灭亡”一词？它不仅仅意味着死亡。它暗示你在一错误的王国中浪费了生命。

帝国问：“你是站在哪一边？”王国问：“你效忠于哪位王？”

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在于：许多基督徒确信我们正在为夺回国家的灵魂而战。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不是国家的灵魂，而是教会的灵魂。

毫无疑问，目前有两个强大的党派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教导”你相信他们的帝国是你应该选择的阵营。不要上当。他们不值得你的忠诚。只有耶稣值得。

尽管看到政治人物和影响者在查理的追悼会上谈论信仰、提及耶稣之名、引用圣经经文令人温馨，但我看到太多时候人们使用了“我们对他们”的语言、战斗、起义和发动战争的语言。看到如此多真诚的信仰和福音话语与完全违背王国福音的语言混杂在一起，令人不安。

当“转折点行动”（Turning Point Action）的首席运营官泰勒·鲍耶（Tyler Bowyer）告诉大家，他们成功地将“圣灵带到了特朗普的竞选集会（rally）”，实现了查理·柯克的梦想时，我不禁想问，这真的是描述这件事的最佳方式吗？我们真的带来了圣灵，还是只是利用圣灵来为我们的政治言论背书？

一些人说，查理的去世唤醒了无数“小查理”。但让我们诚实一点——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当一个将查理视为英雄的人听到这话，会觉得是好消息。但对那些认为他的话语是威胁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世界末日。

如果我们爱查理，就很容易否认他人的痛苦。但王国呼召我们抵制这种诱惑——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并不孤单。我不是你的敌人。我与你同在。”

我们不需要无数小查理。

我们需要无数小耶稣。

“基督徒”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小基督”。它最初是一个嘲讽、一个侮辱。然而，它成为了我们的身份。

如果教会不是培养文化战士，而是培养像羔羊一样的耶稣门徒——自我牺牲、爱敌人、以十字架为标志的追随者，他们不要求在华盛顿为祂加冕，而是坚信祂已在天上掌权，会怎样呢？

在这个问题上，教会、你的邻里，甚至你的家庭中都有两方的人。作为耶稣的追随者，唯一的前进之路不是用帝国的逻辑抹去这些分歧。而是围绕世界以为自己了解、但显然并不了解的耶稣联合起来：欢迎每个部落、语言和民族的耶稣，打破敌对壁垒的耶稣，他的爱超越每个党派口号，胜过每个政治帝国。

葬礼结束了，我们该何去何从？（我用了三个“R”来总结，因为……我是一个牧师）

首先，我建议做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悔改（Repent）。不仅仅是悔改坏行为，而是悔改错误的忠诚。这不是感到抱歉，而是将你的忠诚从凯撒+耶稣转向基督一人。停止将你的心交给政党与评论家。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方向。改变你的王。

其次，抵制（Resist）。不要专注于抵制“另一方”。而是拒绝被激怒的诱惑。拒绝为宣扬仇恨的领袖鼓掌。拒绝让算法将你塑造成恐惧的回音室。拒绝帝国的虚假紧迫感，拥抱缓慢而有耐心的爱的工作。

最后，重新定位（Re-center)。将你的身份锚定在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羔羊上，而不是政治运动上。记住，你不是为胜利而战——你从胜利中活出。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问题不在于祂是否会掌权，而在于你是否会活出祂掌权的生命。

因为真相是：耶稣既是狮子又是羔羊。但祂的胜利不是通过比敌人更大声的咆哮，而是通过为他们舍命。帝国庆祝力量。王国庆祝牺牲。

教会必须在这个时刻决定，我们将讲述哪个故事。

英文原文：Brian Drinkwine: Little Chalie, or Little Jesus?

与米罗斯拉夫·沃尔夫博士对话新书：《野心的代价》

 

播客介绍：

 

野心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但它让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在本播客（视频链接：YouTube）中，播主艾米·朱莉娅·贝克（Amy Julia Becker，作家）与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探讨其新著《野心的代价》（The Cost of Ambition）。他们剖析了竞争文化带来的隐性伤害，并邀请我们为自身与社会构想一种新生存方式——其根基不在成就，而在于爱、互惠与真正的丰腴。

 

受访者米罗斯拉夫·沃尔夫（神学博士，图宾根大学）现任耶鲁神学院亨利·B·赖特神学讲席教授，并担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信仰与文化中心创始主任。他撰写或编辑的著作逾二十余部，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值得活的人生》、《公共信仰》、《公共信仰实践》以及《排斥与拥抱》（荣获格拉维迈尔宗教奖，并被《今日基督教》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宗教著作之一）。沃尔夫在克罗地亚、美国和德国接受教育，常年在全球各地巡回讲学。

 

谈话的中心是美国文化中最基本的动力（也是冲突之源）：对优越的极度追求，竞争的黑暗面，追求卓越和追求优越的异同。围绕着沃尔夫的新书，本对话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渴望自己已经拥有的，拥抱爱与慷慨，从超越优越感到重新塑造人际关系。

（临风编译）

 

访谈正文：

 

艾米·朱莉娅：我是艾米·朱莉娅·贝克，这里是《重塑美好生活》播客（Reimagining the Good Life）。我们挑战关于美好生活的固有认知，宣扬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珍贵，并构想。

 

当我看到米罗斯拉夫·沃尔夫新书的标题时，立刻邀请他做客节目。通常我会先读完作者的书再邀请他，但这次情况不同。光凭他的身份就足以让我渴望他加入我们——他见解深刻、思想缜密。多年来我持续关注他的著作，他撰写过多部极具分量的作品，同时也是耶鲁大学信仰与文化中心的创始主任。我珍视他的故事与成就。

 

但更令我震撼的是这本书的书名与主题——《野心的代价：追求优越如何让我们变得更糟》。我由衷感激这本书和这次对话，它们启发我思考另一种存在方式：减少竞争与比较，增加协作与共融。

 

 

这种方式既不贬低成就，也不过度推崇能力。它邀请我们以爱为本生活——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境界，纵然现实中未必总能践行。愿您能像我一样享受这场对话。今天我荣幸邀请到米罗斯拉夫·沃尔夫教授做客节目，终于能与您相见令我欣喜万分。感谢您前来。

 

米罗斯拉夫：艾米·朱莉娅，能与您对话我深感荣幸。

 

我们相识已久，但以这种形式交流尚属首次。

 

 

美国文化中对优越感的追求

 

艾米·朱莉娅：确实如此。正因如此我格外兴奋。不过当我看到你新书的标题时——我这就念出来：《野心的代价：追求优越如何让我们变得更糟》——我就想：天哪，这书我必须读。我不仅要私下讨论这本书，更要在播客中探讨。所以这次对话真的让我个人非常期待。

 

我想我们不妨从“追求超越他人”这个概念切入——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野心的代名词，或者说野心本身就是这种心态的缩影。无论如何，我很好奇您能否谈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美国文化中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被教导要成为奋斗者，要超越他人。这种理念如同我们身处的水流，浑然不觉。

 

但正如你在书中指出的，它确实无处不在。我想就此展开讨论：你观察到哪些具体表现？这种理念如何渗透进我们的文化？

 

米罗斯拉夫：是的，你所说“我们侵润其中的文化”非常准确。这种观念确实无处不在。若从“生活在竞争世界”的角度思考，它便会立刻浮现——我们能清晰看到自身参与的竞争。

 

那么你不禁要问：竞争究竟为了什么？

 

当试图回答“竞争的意义何在”时——我认为竞争至少有一个核心目标，许多其他目标都由此衍生：就是超越他人。

 

求职时存在这种竞争，求学过程中存在竞争，各类领域皆是如此，诸如政治、经济、体育等领域皆不例外，更不必说这些领域本身就定义了文化。

 

这种竞争遍及所有领域——政治、经济、体育自不必说，因为它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文化。某种意义上，许多人正视体育作为典范领域，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缩影。

 

我想说的是，人类自古就有相互比较、力求超越的倾向，这并非新鲜事。但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隐约感到其中存在某种不妥——这种行为暗藏风险，需付出代价。

 

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我们才开始简单地宣称：这就是生活。我们几乎不再质疑这种现象，也看不到其阴暗面。最后补充一点：当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尤其是面对那些以优异成绩毕业、才华横溢的本科生时，这种阴暗面才真正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

 

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尤其教导耶鲁本科生时，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他们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是班级顶尖的才俊，成就斐然。但来到耶鲁后，他们不过是五千名同类中的一员。他们精心构建的自我形象——那个站在顶峰的自己——瞬间崩塌。当他们成为耶鲁的普通学生时，自我认知便急剧下滑，因为这种比较永无止境。

 

耶鲁的普通学生，自我认知瞬间崩塌——因为竞争永无止境。由此看来，即便成就斐然，内心仍可能陷入自我贬抑，始终觉得不够优秀，无法接纳和珍视自己，因为这取决于所处环境、地位。

 

 

竞争的阴暗面

 

艾米·朱莉娅：我想把您刚才说的每句话都拆解开来深入探讨。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你提到的“你”——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我知道你也在其他领域工作过。

 

但这种环境似乎会让本科生刚入学时产生“天哪，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的体验。追求优越感的竞争就会重新开始。

 

而毕业时同样的情况还会重演。我猜想耶鲁的教职人员也常有类似体验：追逐奖项，迫切需要发表比他人更出色的论文。

 

我好奇的是，基于你个人经历和与学生的互动，你如何看待这种竞争的代价——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或许你更想谈谈它对整个学术社群的影响。

 

当整个群体持续陷入相互攀比的竞争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米罗斯拉夫：个人层面的代价是自我厌恶。这种厌恶往往脱离现实状态，源于自我设限的负面认知。

 

试想那些自我苛责者—— 在社交层面，要慷慨待人就变得极其困难。

 

因为你缺乏足够的资本——姑且称之为自爱资本——来伸出友谊之手，去支持他人、提升他人，以恰当的方式为他人的成就而欢欣。极端情况下，你会沦为某种反社会人格。

 

万事万物都必须滋养自我意识或喂养自我厌恶——准确说并非喂养，而是排斥，压制这种厌恶感，于是你将一切藏在心里。

 

我们能在政治领域能看到这种极端现象，在体育界能看到，在许多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种现象对社群的毒害效应，正是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我们已成为极端个人主义者。

 

艾米·朱莉娅：所让我在你刚才的论述中稍作回溯。

 

你在书中提到，追求优越感会导致自我迷失。你已阐述过这种迷失如何发生——那种真实的自我感知。而在同一章节中，你将爱视为身份认同的另一种核心参照。我想请你深入探讨：如果不是爱，那么我们身份认同的参照点又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真正将爱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参照？

 

米罗斯拉夫：在人类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对现实抱有一种根本性的信任，并且感受到我们自身的存在被肯定，我们就能够活得很好。这种肯定，不在于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或取得的成就，而在于我们作为“我们自己”存在于世界中。

 

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每一个被期待的孩子身上都会发生。孩子出生时，便会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这种喜悦并不是基于对孩子未来如何发展的预期，而仅仅是在说：“你存在真好，你与我们同在真好。”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存在被肯定的体验。

 

我逐渐觉得，在《圣经》的第一卷书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意义：当上帝创造世界，一件又一件事物被造出来，每一样都被称为“好”；然后在最后，上帝说：“看哪，这一切都甚好。”这句“看哪”就是上帝的呼唤，呼唤我们以祂的眼光来看待创造，并将其肯定为“好”。

 

那么，你可能会问：它才刚被创造出来，哪里体现了“好”呢？它是“运作良好”的意义上的“好”吗？可它几乎还没有开始运作。

 

它是“道德上的好”吗？恐怕也不是，因为它什么都还没做，对吧？那道德的善良并不适用。

 

那么，它是“美学上的好”吗？是的，可以说三者都算。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好的。

 

这种“存在性的善”，既不会因为表现而被削弱，也不会因为表现而被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被上帝所爱。而正是从这种爱中，诞生了一个让我能够自由呼吸、做我自己的空间——不必总是回头张望，不必总是与别人比较。我可以单纯地成长，进入那种圆满。

 

艾米·朱莉娅：我正和读高三的儿子谈论大学申请事宜。当你的身份认同源于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纯粹的爱——虽然我没能表达得如此精妙——那么这种认知会如何改变你的申请策略？

 

我问他：“这难道不是很自由吗？不必非进X、Y或Z校才能活得自在。”他回答说：确实自由，但同样充满动力，因为我能同时申请X、Y、Z校，即使落选也依然安好。

 

但我也认同你刚才说的——它既不贬低也不抬高你。你只需做你自己，这种状态本身就很美好，不必陷入永无止境的比较。因为拼搏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永远不够，我必须保持现状，要么从现有位置更进一步，要么维持现状——这必然意味着要不断努力超越他人，而这种状态终将自我消耗殆尽。我的意思是，这种模式迟早会失效。

 

米罗斯拉夫：是的，你表达能力一定很强，因为儿子对你的观点做出了恰当回应。我猜想这绝非你首次阐述这个观点，而是你以某种方式与他沟通，使他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如此清晰地表达出这种生活方——这实在太美好了。

 

 

渴求自己已经拥有的

 

艾米·朱莉娅：嗯，谢谢。我的意思是，我们家有位特别的存在——他有个患唐氏综合症的姐姐。她的人生从不追求攀比。我是说，根本不存在奋斗。她反而成为家庭中其他成员——那些更倾向比较和奋斗的人——最美好的反例。她本能地既能接纳自己，也能接纳他人本来的样子。

 

我想我们全家都因此被引导进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对此我心怀感激。

 

这也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当社会充斥着追求卓越的文化、野心与竞争的氛围时，这种文化如何扭曲我们对人类本质的认知？这既涉及存在主义层面的自我认知，也关乎对他人的理解。

 

米罗斯拉夫：是的，这种文化在多方面...你之前提到“永远不够”。它确实让我们陷入永不满足的状态。我个人并不反对为崇高目标而奋斗，即便用基督教术语谈论成圣——即更像基督的境界——我认为其真谛不在于此。

 

更重要的是，我们被邀请不必与他人比较，也不必用相对标准来评判成就。但我想，若能跳出比较的框架，便会发现某些事物在特定时刻本就足够。我无需在所有事情上都胜过他人才能获得自我认同。

 

这种“足够”与“拥有足够”的状态，部分源于我们对优越感的追求，部分则源于广告的熏陶——广告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我们的优越感与自卑感。我们被训练成这样思考，甚至接受了这种思维定式：若他人拥有比我更优越的事物，我必须至少获得同等甚至更优越的。于是我们迷失了方向。

 

我们究竟为何渴望已拥有的事物。这段文字极具深意——我在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中引用了但丁《神曲·天堂篇》的这段：对那些初入天堂、地位尚低的灵魂，但丁来到他们面前问道：“你们为何满足于现状？难道不感到痛苦吗？”

 

因为当人们相互比较时，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正是我早年常自问的：为何这些人皆能幸福，却戴着不同等级的冠冕？不同冠冕镶嵌着不同宝石？诸如此类。

 

但灵魂们的回答耐人寻味，它们说：“我们渴求的正是我们所拥有的。”

 

艾米·朱莉娅：这真是非常有意思。我在想，正如你所说，人类似乎一直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那就是追求卓越，努力超越他人。我们能在古代文学中看到它，在圣经中看到它，在文艺复兴的作品中也能看到。

 

但与此同时，尤其是在近现代，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还有一种社会灌输在影响我们。它告诉我们：“你应该这样去追求优越。”这和人类单纯的“渴望”并不一样。

 

我也联想到一个常被提到的区分：匮乏心态与丰腴心态。在政治领域，像埃兹拉·克莱因的新书《丰腴》就提出：我们需要一种由“丰腴”塑造的政治想象。在神学里，人们也常谈到“丰腴的上帝”。你刚才提到《创世纪》，那里说“甚好”，展现的就是一个充满美丽与丰盈的世界。

 

但我也在思考“丰腴”与“过度”的区别。我们往往追求的其实是“过度”——比所需更多的东西。这背后是匮乏心态：觉得资源有限，世界是零和游戏。如果别人有了，我就少了。所以我们拼命努力想要比所需更多，积累过剩，因为我们害怕没有丰腴，害怕匮乏。

 

可是真正的满足感，也许来自另一种生活态度：简朴、知足。就像你说的，那种能同时怀有慈悲与喜悦的心，而不是陷入比较。这样一来，当别人取得成就时，我能与之同喜；当别人不顺利时，我能同情而非评判，而不是把彼此放在一架虚构的“优劣阶梯”上去衡量。

 

米罗斯拉夫：是的，我觉得你说得完全正确，你的表达非常好。在我看来，事情不仅仅在于“外在的东西”我们是否拥有，更重要的，也许甚至是最重要的，是我与我所拥有之物之间的关系。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塑造我的自我形象？它们如何影响我在他人当中的位置？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欣赏当下的灵性。不是那种几乎总是想逃离“现实”，去追逐“尚未到来”的东西，幻想那样会更好。而是要学会欣赏当下，庆祝当下。

 

这也是安息日的意义之一。亚伯拉罕·赫歇尔的名著《安息日》就是一首关于安息日的赞歌。他举过一个例子：一位拉比在安息日走进花园，为一切美好感谢上帝。突然，他看见篱笆破了，立刻开始想着：“等安息日一过，我就要去修篱笆。”于是，他马上从“欣赏当下”转变到“要完成的任务”模式，失去了安静地坐在美好之中的机会——哪怕篱笆是破的。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需要重新发现这样一种结合：既能在不与他人比较的前提下努力改善，也能满足于庆祝当下的美好。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而当这种力量从内心涌现，当我因内心的满足而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时，我们才能活得更健康。

 

 

追求卓越与追求优越的区别

 

艾米·朱莉娅：你在书中写到“追求优越”和“追求卓越”的区别。我想请你再多谈一点：追求卓越本身会不会也有潜在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追求优越的弊端，但追求卓越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问题，它是否本身就是一种良好而自然的人性表现？

 

米罗斯拉夫：

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说追求卓越是好的，前提是你所追求的目标本身是高尚的。因为人可以在各种事情上追求卓越——有些方向却可能是错误的。但如果目标是正确的，而且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我们能同时顾及到与自我和目标之外的其他关系，那么追求卓越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不过，追求优越往往就是“通过与别人比较来追求卓越”。比如，《路加福音》里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在上帝面前守诫命、正直，是个好人。这本身没什么不好，甚至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把自己的卓越当成了比较的工具，用来贬低别人。

 

 

个人成就的幻象

 

艾米·朱莉娅：是的，这也印证了你之前说的：如果有一天他不再那么优秀，那就会滋生，甚至延续自我厌恶。因为这种身份是建立在与他人比较之上的，用行为去证明“自己够好”。但若是从“被接纳”的身份出发，就能活出感恩与慈悲，同时继续追求卓越，但不会把卓越当作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

 

米罗斯拉夫：没错，这是你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它涉及“真正的功劳”这一问题。许多人确实有真正的功劳，但问题在于，当他们把所有功劳都归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这不仅是一种“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我”的比较，也是某种谎言。

 

比如我自己：如果你让我认真反思我的成就，比如我在耶鲁的职位，若让我闭上眼睛诚实回答，有多少比例是属于我自己，我大概会说——2%？剩下的几乎全是他人的帮助、环境的条件、所领受的恩典。

 

那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划清我自己的贡献和他人贡献的界限。对我来说，这类比较性的判断不过是我们为巩固自我身份而对自己讲的“存在性谎言”。我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他对那些想要有一位显示权能、拥有复活大能之神的哥林多人问道——“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他甚至不等他们回答，因为他预期他们会按理当的方式回答：并不多。接着他又问：“既然都是领受的，凭什么自夸呢？”

 

在我看来，每当我谈论自己的功劳并因此对自己感觉良好时，我其实就是在自夸。有时我的听众只有我自己，但有时实际上存在更广的听众。因此这种自夸是一种我认为真实的谎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这种虚假，而它对他人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服务的召唤： 领导力的新视角

 

艾米·朱莉娅：在你的书里，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你从基督教的视角谈到《腓立比书》，保罗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这句话常常会被理解成一种新的地位等级——把自己放在底层，把别人放在上面。尤其在历史上，比如女性，或者那些处在服务性角色与低地位的人，常常被要求“你就该看别人比自己强，多去服事别人”。这种解释几乎成了一种自我贬低。

 

可这似乎与我们所讨论的“根植于共同被爱、共同领受生命礼物的身份”并不一致。所以我想请你解释一下，你如何理解保罗的这句话？尤其是当圣经里还有许多关于“彼此顺服”的语言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米罗斯拉夫：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的命令很有意思。顺便说一句，我并不认为最好的翻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待人如同他们比你更重要。” 你提出的大观点依然成立，但这个翻译差异很关键。

 

因为如果理解为“别人比我更好”，往往会变成谎言。有时事实是：我确实更好。所以这并不是说要否认我的能力，把别人想象得比我更好。而是要理解，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命令。

 

问题在于，如果把它应用到特定群体，比如在古代要求奴隶，在当代要求仆人、女性这样去做，而另一些人却不用，那就完全违背了经文的整体意图。经文的最高典范正是耶稣：祂原本与上帝同等，却没有抓住这种地位不放，而是选择服事。因此，这其实特别是在呼召那些“在上面的人”，去服事那些看似地位较低的人。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也这样应用：当他说教会如同身体时，他特别强调，那些“不体面的肢体”应当得到特别的尊荣，好让大家彼此平等。

 

因此我对《腓立比书》这段话（彼此顺服）的理解是：它的目标其实是“平等”，而不是固定一种服务性的等级结构，也不是把“服事”变成一种荣誉标志。因为基督的道路不仅仅是被钉十字架的羞辱，更是通向复活。祂的一生正是一种模式：祂把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借此为我们树立行为的榜样，并帮助我们的人际关系真正充满爱。

 

艾米·朱莉娅：过去几年圣诞节期间，我常常思考马利亚的《尊主颂》，她唱到“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这让我意识到，她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该把自己看得比别人低”，而是说：上帝要提升卑微的人。

 

这不是权力的颠倒，不是永远有一群人被压迫，另一群人被抬高，而是一种全新的理解：地位不再是衡量标准。耶稣带来的是一个新现实，在其中每个人都被提升，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看到良善与被爱，从而建立起互相给予与接受的关系。

 

你的书让我在这一点上有更多的思考。特别是你写到雅各和约翰请求耶稣让他们坐在左右手边时，他们其实是在求高位。但耶稣说：“你们还没有准备好。” 你在书里的讨论让我想到“仆人式领导”的概念。我过去对它有点困惑：领导是不是意味着要去做清洁工？好像也不是，领导还是要领导公司的。但我觉得你所说的其实是：领导不是把自己放在追逐地位和等级的位置上，而是以爱来带领他人，为他人而领导。

 

米罗斯拉夫：确实，领导的职位是存在的，但若要遵行“待人如同他们比你更重要”这条命令，就不必放弃领导身份。真正的意义在于：领导者的存在是为了服事，不只是服事个别人，而是服事整个群体。把整个群体的益处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最好的领导者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做并不会让领导者失去自我，变成一个空壳；相反，这正让他们活出真正坚实的自我，成为真正的领导者。

 

人们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压制别人、凸显自我，要么彻底消失、让别人完全取而代之。这是一种竞争性的模式。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该像上帝爱我们一样去爱自己——这种爱并不是基于表现，而是基于“我们存在”的事实。

 

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他的巨著《爱的行为》（Works of Love）中有一句精彩的话：你要用那种你被命令去爱邻舍的爱来爱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属于一个“蒙爱群体”，在这个群体里，每个人都应当彼此相爱，同时也要用同样的爱去爱自己。

 

 

拥抱爱与慷慨的灵修实践

 

艾米·朱莉娅：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在现实世界里，无论是外在的压力还是内心的驱使，我们都在不断追求优越感。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去活出一种不以竞争、等级和地位为导向的生活？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无论是灵修操练、日常习惯，还是某种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能帮助我们一方面在爱中认领我们的身份，同时又能在世界中运作，而不是被这种竞争和地位攀比所左右？

 

米罗斯拉夫：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再写一本书——关于灵修的书。不过我不确定我是否有能力写那样的书。有时候别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系统神学家，不是实践神学家。我是个“不实用的神学家”。

 

所以我没法给你一个“五点实践指南”，但对我自己而言，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我看到有人不指向自己，而是真心为他人的成功而喜乐，并在培养别人时，不是贬低自己，而是由衷地欣赏他人的成就，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我们里面似乎都会对这种慷慨的行为作出积极的回应。

 

当我观察到这种慷慨时，我常常会祈祷：主啊，请帮助我成为这样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某种内在的操练，使我能安静下那种不断渴望注意力、渴望自己总是第一的声音。

 

这确实是一个过程。有人天性就更慷慨，而另一些人则需要更多的灵性成长。但对我而言，最好的方式是“效法榜样”。而我的榜样当然是耶稣基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反例中学习：看看那些也许很聪明，但却忍不住到处夸耀自己聪明的人，他们的样子其实很丑陋。比如体育界的迈克尔·乔丹就以此闻名。与之相比，还有一些同样出色的运动员，却总是友善待人，从不自夸，只是称赞别人。这样的例子在各个领域都能看到。

 

 

超越优越感的人际关系重构

 

艾米·朱莉娅：这些年来，我读福音书时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耶稣不断在谈论世界的地位体系，并指出：上帝的方式不是这样的，神国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

 

你在书中有一句话，耶稣告诉门徒，他使命的关键之一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权势者和富有者并不是统治穷人和弱者，而是大家彼此服事。

 

这种景象对我们而言甚至难以想象。但这让我想起你提到的但丁笔下的灵魂——他们渴望的，其实正是他们已经拥有的。如果我能开始渴望我已经拥有的，并在其中活出感恩，那就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这其中会带来某种谦卑感，但那并不是来自屈辱，而是来自欣赏和认知“这是件礼物”的谦卑。

 

米罗斯拉夫：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比如对孩子、配偶、朋友，如果我们不懂得欣赏我们所拥有的，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比如说，我们不欣赏自己的孩子，而总是希望他成为另一个样子，这其实是否定了他本身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教育孩子，而是说我们必须首先珍视他们是谁，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帮助他们成长。

 

这种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就是糟糕的老师、糟糕的领导、糟糕的父母。因为这并不能带来丰盛而美好的生命。

 

艾米·朱莉娅：在你书的序言里，你写道：“追求优越感是人类苦难与过错的主旋律。” 我觉得这和你刚才说的是相辅相成的：追求优越感是暗藏险恶，不仅在我们自己里面，也体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比如在家庭里，如果我们总希望别人变得和现在不一样，永远觉得他们要更好，而不是单纯接纳他们，这会造成很多破坏。而真正的接纳反而能释放他们去追求卓越、追求美善。

 

所以我想问一个最后的问题：如果追求优越感是人类苦难的主旋律，那么如果我们停止追求优越感，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重新想象社会秩序，并以此来行动和思考，我们的人类故事会变成什么样？

 

米罗斯拉夫：那么该隐就不会杀死亚伯了。

 

我也不会因为抬高自己而让别人感到渺小。我不会吹嘘，也不会把我的身份建构在某种随时可能被夺走的成就之上。我不会拥有一个脆弱的自我，它随时可能崩溃，然后不得不“死而复生”，拼命爬到别人之上，以便证明自己有价值，并终日担心失去那位置。

 

相反，我可以自由呼吸，做真实的自己。真的，这几乎就像是进入了乐园。当然，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因为真正的天堂还需要别的条件。但在许多情境里，如果我们放下对优越感的追逐，我们将会体验到真正丰富的美好，而这些美好我们平时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只把那些能带来比较优势的东西看作有价值。事实上，我们是在把世界当作垃圾场，只是拿它来支撑我们脆弱的自我。

 

艾米·朱莉娅：我很喜欢你给出的这些具体例子和画面，它们完全反文化，但光是去描绘这种“不再夸耀、不再攀比，而是活在知足、感恩和真诚庆祝”的状态，就带来一种平安。我也觉得这本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贡献了一份力量。哪怕我们无法完全建成耶稣所说的天国，我们至少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指向它。

 

而且，如果我们能活得不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而是为了提升所有人，这不仅让我们自己得释放，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得自由。

 

米罗斯拉夫：你说得太好了。

 

艾米·朱莉娅：不，你才说得太好。我真的很感激，无论是你在这次谈话里的分享，还是这本美丽的书。

 

米罗斯拉夫：很高兴和你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