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斯：DNA中的“生命逻各斯”

 柯林斯：DNA中的“生命逻各斯”

基甸

【基甸按】2025年10月12日，杰出基督徒科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在马里兰洛城福音教会（华人教会）做了一场题为“实验室与大教堂”的关于科学、信仰与今日美国的问题的演讲。因为录像都是英文（没有中文翻译），我今天（10月13日）做了一个中文视频介绍、简评这个非常精彩和富于洞见的演讲：

演讲中文介绍、简评视频

演讲开场白片段（英文）

昨天的演讲里面提到柯林斯的新书《通往智慧之路》，这里有一个书评，仅供参考。

昨天柯林斯没有提到“神导进化论”。今天有朋友问我怎么看待神导进化论，我就把我多年前撰写、后来成为基甸、小灶著《万有之上》第5章的一部分的下面这篇文章发在博客这里，其中包括我对神导进化论的看法。

Peter Wehner：完全MAGA化的基督教

英文原文作者：Peter Wehner

原载《大西洋月刊》英文网站

（AI翻译、基甸校对）

对比再明显不过了。

在为查理柯克举行的追悼会上，体育场内挤满了近10万人，柯克的妻子Erika Kirk表达了她对丈夫的深切热爱，以及他的死亡带来的深刻悲痛。这是一位深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女性的演讲。其中包括一些非凡的话语，她努力说出这些话，但还是成功表达了出来。

“我的丈夫查理，他想要拯救年轻人，就像那个夺走他生命的人一样，”Erika说。“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男人——那个年轻人——我原谅他。我原谅他，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也是查理会做的。对恨的回应不是恨。我们从福音中知道的回应是爱，永远是爱。对我们的敌人怀有爱，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怀有爱。”

观众们起立鼓掌，支持这位悲痛的遗孀。但还有另一位演讲者即将登场。

在Erika Kirk之后，唐纳德·特朗普发言称查理“是一位拥有高贵精神和伟大使命的宣教士。他并不恨他的对手。他希望他们过得更好。”但随后，这位总统偏离了讲稿，无法抗拒地表达了他的异议。“这就是我和查理的分歧所在，”特朗普说。“我恨我的对手。我并不希望他们过得更好。”他补充道，“抱歉，Erika。”观众们开始大笑并欢呼。特朗普给了他们一个会意的微笑。一个几乎对一切都撒谎的人，却无法对自己对政治对手的恨撒谎。

特朗普在柯克追悼会上所说的话绝非什么惊人启示。特朗普总统过去曾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甚至蔑视耶稣的一些核心教义。他的儿子小唐纳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在2021年的一次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集会上表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耶稣的教导）“让我们一无所获”。

唐纳德·特朗普在几十年前竞选总统之前，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充满仇恨并被复仇驱使的人。这些品质不仅仅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从中汲取力量，这些是黑暗激情。

在过去十年中，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在证实他缺乏同理心。他视自己既享有特权又是个受害者。他无法感到悔恨。他被对复仇的贪得无厌的需求所驱使。而且他享受对他人造成痛苦。

为什么特朗普几乎是耶稣道德教义的完美反面，这不再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答案可以追溯到一个受损、紊乱的人格，它不幸扭曲了他的灵魂。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些声称一生最大愿望是跟随耶稣的人会如此崇拜这样一个男人，并似乎愿意跟随他到天涯海角，而不是跟随耶稣。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仔细梳理。对于相当一部分福音派新教徒来说，解释相当简单：他们庆祝特朗普的伦理观；它渗透在他们的教会和信仰社区中。

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亚文化，包括所谓的TheoBros，这些人往往自称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自己视为神学战士。在这个亚文化中，同情被视为弱点；欺凌和侮辱性语言、尖刻的贬低、厌女症以及“教训自由派”都是时髦的。他们是基督教版的脱口秀主持人。

一个例子：牧师Joel Webbon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位有影响力人物，他相信女性应该被剥夺投票权。妇女选举权“只是那些恨基督的人试图切断夫妻之间盟约纽带的一种自由派尝试。”他认为，向女性扩展投票权证明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想要坚固的婚姻，我想要凝聚力的家庭，我想要从家庭开始的代议制政府，我还想要不被谋杀的婴儿。我不想要变装皇后故事时间，我不想要彩虹圣战，而如果女性不能投票，这些都不会发生。”在沉思民族主义为何声名狼藉时，Webbon将责任归咎于一位“奥地利画家（指希特勒），根据你对二战的了解，他可能有点过于狂热。我个人——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利害关系。”你懂的。

基督教MAGA运动中的许多领导者都是专制的、傲慢的和控制欲强的；他们缺乏问责制，要求无条件的忠诚，并试图恐吓他们的批评者，尤其是教会或宗派内部的批评者。他们感受到的委屈和怨恨难以夸大；他们饱受迫害情结之苦。完全MAGA化的基督徒将特朗普视为“终极战斗机器”，用历史学家Kristin Kobes Du Mez的话说，他们为此爱他。最激进和狂热的特朗普支持者将我们这个时代称为“邦霍费尔时刻”。（这个短语旨在将美国的“觉醒左翼”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铁杆MAGA基督徒并不构成美国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的全貌，但他们构成了很大一部分，而且他们正在崛起。

那些不是激进MAGA但仍以特朗普支持者为主的教会和宗派，往往不像高度政治化的教会和宗派那样受到关注，但它们对特朗普联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理解这些空间中复杂的动态很有用。

我说复杂，是因为每个星期天，数百万基督徒参加非宗派或隶属于保守的新教宗派的教会。这些教会并不特别政治化，它们由牧师领导，这些牧师会深思熟虑地宣讲诸如爱你的敌人和转过另一边脸颊由人打等主题，这些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谈论的；以及如《以弗所书》中这节经文，由使徒保罗所写：“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这些教会的大多数人不会认为这些经文是（左派）觉醒主义的说辞；他们会视之为上帝无谬的道。他们会真诚地祈祷这些话能圣化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更像耶稣。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会说，基督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的“全所有”。

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一周的剩余时间里，也许是大部分时间，待在右翼回音室中，与"冲突企业家"(靠制造冲突获利的人）为伴，他们的情感被煽动，对敌人的感觉与唐纳德·特朗普对敌人的感觉一样。而且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完全合理。

“看到我认识多年的人（有些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耶稣运动）被一种刻薄的文化战争基督教所诱惑，这种基督教不过是围绕拿撒勒的耶稣形成的真实信仰的扭曲漫画，这让我悲痛万分，”牧师兼作家Brian Zahnd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是的，这让我非常悲痛。”

这种悲痛是我们许多人共同的，Zahnd的评论引发了这些问题：这么多福音派人士的诱惑是如何发生的？而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不仅赢得了他们的选票，还赢得了他们的心？

答案是曲折的，并且具有神学性质。对于太多基督徒来说，信仰虽然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并非首要，甚至更少是变革性的。《今日基督教》主编Russell Moore说过，对于许多美国基督徒来说，耶稣只是一个“引擎盖饰品”。使徒保罗等人的期望不是人类完美。他相信原罪触及每一个人生，他的许多书信都是为了解决教会内的严重问题而写的。

但他的假设——并非他独有——是基督徒因他们的信仰而被“分别出来”——成为“和好的使者”，以爱和怜悯闻名，圣洁、无可指摘、无可指责、无恶意，并且摆脱苦毒、愤怒和怒气。基督教本应带来内在转变，一个人的身份和动机的深刻内在转变。在一个扭曲和弯曲的世代中，《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耶稣的跟随者应无瑕疵、纯洁，是上帝的儿女，在天空中如星辰闪耀。其他地方，我们被告知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纵观历史，无数人的生活因信仰和恩典而转变，并帮助治愈一个破碎的世界。在当下认识这样的人对我来说是一份巨大的礼物；我在《大西洋月刊》中曾介绍过几位这样的人。我认识更多。

但他们是例外，如果我们诚实——如果基督徒诚实——那些自称耶稣跟随者的人的行为方式与世界上其他人行为方式之间的差距往往很小，甚至不存在。我们在高调丑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虐待行为、严厉的判断主义和不友善在信徒和非信徒中传播得相当均匀。

那么，发生的事情是，信仰对许多基督徒的生活远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中心，或者他们希望的那么中心。基督教有自己的语义世界，那些旨在传达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短语和流行语。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是愿望的表达，而不是当前现实的反映。

当人们在教会礼拜中唱赞美诗，宣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害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参圣法兰西斯祷文），这些是真实愿望的真实表达。但它们往往寿命短暂；它们可能在周中就被抵消，尤其是如果你花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或听那些煽动黑暗激情的播客。和睦并非那个领域的流通货币。

根据我的经验，牧师们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一周又一周地呼吁会众“过一个配得上你们所蒙召的生活”。他们知道会众中的许多人会在回应那召命时跌倒和失败，而诚实的牧师知道他们自己也经常跌倒。我们都是如此。

我说这些是为了为我的下一个观察提供背景，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个时刻：政治填补了信仰留下的空白，而且是以我从未见过的独特方式在这样做。对于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和福音派人士来说，政治满足了教会和传统信仰社区未能满足的渴望和需求。如果特朗普时代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而且不多——那就是它为美国基督教的大部分提供了诊断性CT扫描。特朗普和MAGA运动利用并放大了基督教社区面临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创造这些问题。

政治，尤其是文化战争政治，为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和福音派人士提供了社区感和共同敌人。它赋予他们的生活目的和意义，将他们变成一场善恶大战中的主角。他们从中获得活力。而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互相安慰，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并不完美，他们的宗教支持者承认，但他是在天使一边战斗。他是一位现代的居鲁士，这位波斯国王允许犹太人结束他们的俘虏生涯并返回家园。主的右手在这一任总统身上。他们将与他并肩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在查理柯克的追悼会上的人们能被Erika Kirk的宽恕之言感动，也能被美国总统的仇恨之言激励。他们能在两个世界之间轻松切换。但他们正在安营扎寨在一个道德丑陋的世界，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且目前，他们似乎在那里相当自在。

我们不知道它将如何结束。但我所知道的，或者至少我的基督教信仰理解教会我相信的是：我们被呼召要忠心，而不是一定成功，因为成功超出我们的能力。这个世界是破碎但美丽的，是上帝的礼物，这个世界中的美好值得为之奋斗。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只有一次，用牧师和神学家Frederick Buechner的话说，“至少，如果我们不尽可能充分、勇敢和美丽地活出它，我们就是傻瓜。”上帝远比我们人类构建的关于上帝的神学和教义更辉煌。而且，正如作家Rachel Held Evans所说，“信仰总是冒险。不管我们相信什么，总有我们可能错的风险。但耶稣的故事就是我愿意冒险错的故事。”

彼得·韦纳（Peter Wehner）曾担任乔治·W·布什的演讲撰稿人，并任职于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大西洋月刊》和《纽约时报》的特约撰稿人，其文章还发表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及《国家事务》等报刊。

Rick Pidcock：基督的教会不是政治的盛会

 

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圣餐”？

英文原文作者：Rick Pidcock（原载Baptist News Global/“全球浸信会新闻”网站）

（AI翻译、基甸校对）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文章揭示了白人福音派共和党人如何陷入威权主义的深渊。但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最忠于基督和教会的群体，他们对帝国的缺乏同情的拥抱实际上导致他们彻底重新定义了基督和教会。

耶稣在马太福音16:18中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希腊语中的“教会”一词是ekklesia，意思是一个被召集的集会或会众。

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追悼会上，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说：“Kirk在德语中实际上是教会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想我们都身处查理的教会中。”

顺便说一句，这不是赫格塞斯的原创想法，他参加的一间华盛顿特区教会——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厌女人士道格·威尔逊（Doug Wilson）有联系——在其名称中就使用德语词kirk来表示“教会”。该教会的网站域名是christkirk。

真的是教会吗？

但是，查理·柯克的烟火盛宴追思礼拜真的是教会吗？如果圣经中的福音书通过将耶稣描绘成反凯撒，从而颠覆帝国的福音，那么在查理的教会中崇拜的人真的是在宣讲福音吗？正如“全球浸信会新闻”的玛拉·比姆（Mara Richards Bim）所观察到的，“追思礼拜中最让我震惊的是将柯克神化的努力升级，以及阐释MAGA福音的努力。”

当我们这些不是MAGA铁杆成员的人如今表达任何担忧时，我们会遭到尖锐的谴责。上周，一位在社交媒体上为柯克辩护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建议：“上帝正在转向政治领域，因为教会对罪恶变得软弱，并且害怕冒犯他人。”（参《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到底有什么错？》）

耶稣太笨了。他声称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教会。但显然他忘记提到了，他会干脆放弃教会，转而投向特朗普。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对罪恶并不软弱，对吧？

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那些声称最忠于基督和教会的白人福音派，为什么现在要将崇拜基督的教会重新定义为烟火环绕、推崇帝国的政治盛会？

教会是什么或谁是教会？

对教会的定义往往更注重教会是谁，而不是教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在白人福音派中，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将教会定义为“所有时代所有真正信徒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教会由所有曾经是、现在是或将来是耶稣真正信徒的男女组成。”

杰夫·范德斯泰尔特（Jeff Vanderstelt），全球教会家族Soma的创始人，说：“教会是上帝的再生子民，通过上帝的大能得救，为上帝在这个世界的目的而存在。”

但教会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许多基督徒会给出诸如荣耀上帝、造就门徒或建立王国之类的答案。但在当今的威权基督教民族主义中，这正是通向将基督重新定义为凯撒、教会重新定义为帝国的“滑坡”的起点。荣耀上帝被定义为对等级制度的顺从。建造门徒被翻译成通过制造国家的门徒来进入政治。建立王国意味着将教会墙内的权威和顺从的等级制度通过政治扩展到整个国家。

在查理·柯克追思会之后，最令人不安的反应之一来自参加的知名敬拜领袖（worship leader，带领敬拜的人）。尽管特朗普总统在会上声称恨恶（hate）那些反对他的人，并且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称我们为“无物”和“邪恶”（斯蒂芬·米勒在柯克葬礼上的白至上主义讲话视频，有中文字幕），克里斯·汤姆林（Chris Tomlin）却称这个追思会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觉醒时刻”，并激动地说：“我仍然沉浸在它的光芒中。”

布兰登·莱克（Brandon Lake）说他回想起来仍然起鸡皮疙瘩，并补充说：“我一生都在祈祷复兴。我一百万年也没想到上帝会以这种方式带来复兴。我一直以为它会发生在教会的四面墙内。而教会正在发生，也许甚至更多地在你周日参加的场所之外。”

重新定义圣餐

教会的一个特色信仰实践是圣餐圣礼。公平地说，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并没有提供圣餐。但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大多数现代白人福音派几乎从不在他们的教会庆祝圣餐。根据国家福音派协会的数据，70%的福音派教会每月只庆祝一次圣餐，其余许多则选择每季度一次。所以，“查理的教会”组织者忽略它也就不足为奇了。

话虽如此，圣餐是许多基督教民族主义礼拜的支柱，但不是以你想象的那种方式。耶稣谈到吃饼喝杯是为了纪念他。当保罗谈到圣餐时，他说这是宣告耶稣的死。换句话说，对于耶稣和保罗来说，圣餐是关于上帝与那些在帝国底层遭受苦难的人同在。

但对于威权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来说，正好相反。

当肖恩·福伊特在2024年的“王国到国会”敬拜巡演中主领圣餐时，他说：“我正准备战斗。当我们前往国会大厦时（参国会山骚乱），我就想，我们将不得不请律师——我们确实请了。我们将不得不签订合同。我们将不得不威胁州长，如果他们不让我们做教会该做的事，他们就会有麻烦。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准备好了战斗，我脸上带着代祷者的表情。……你看起来越便秘，代祷就越有效。……主说，‘等等，等等，肖恩。你不会以你上个赛季战斗的方式赢得战斗。’他说，‘你将跪下领圣餐来赢得它。’”

他立即接着说：“如果你是非信徒，这不是为你准备的。”

同周末，就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百万妇女游行”中，一位领袖说：“我们刚刚在国会山领了主的圣餐，现在我们相信整个国家的幔子已经被撕裂了！”然后他们告诉每个人伸出双臂“并开始命令大众仰望上帝的羔羊。”

于是二十五万人向四个方向伸出双臂，七次高呼“仰望！”。

几周后，在国家广场的一个崇拜活动中，包括特朗普本人的视频问候，福伊特领导圣餐，同时将耶稣的血定义为将拯救美国的“最高权威”。

然后在西雅图的崇拜活动中，该活动演变为骚乱，崇拜领袖大喊：“上帝呼召我们所有人站在这一刻。为我们的家庭站立。为西雅图站立。为华盛顿站立。为美国站立。在这一刻，勇敢的少数人。在这一刻，我们最大的战争武器，我们最大的战争武器是圣餐。所以现在，我们要领圣餐！”

然后就像福伊特一样，崇拜领袖将注意力转向非基督徒，并要求：“你不能不敬拜耶稣基督的血！”

用政府交换教会

随着传统教会崇拜聚会之外的政治集会被称为“教会”，以及上帝在圣餐中的同在被定义为不是颠覆帝国的受苦仆人，而是挥舞帝国的最高权威，教会被交易（traded），并重新定义为帝国。

在罗马帝国中，希腊术语ekklesia意思是“治理机构”。所以当早期教会开始使用这个术语时，他们是在挪用、颠覆，或者如马修·泰勒（Matthew D. Taylor）所说，是“革命性的挪用”，以便将我们从对权力的有害假设中解放出来。

在他的书《强暴者以暴力夺取：威胁我们民主的基督教运动》中，泰勒指出当今的威权基督徒如何从“会众心态”转向“国会心态”，并通过将教会定义为上帝在世上的“治理机构”来拥抱罗马对该术语的原始创造。这就是为什么巨型教会试图接管市议会。这也是城市长老（City Elders）运动背后的心态。

不仅仅是新使徒改革的叛乱极端分子以这种方式使用该术语。查理·柯克也是如此。

在他的一次大学活动中，一位年轻的非裔男子告诉柯克，他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与早期教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柯克声称：“摩西如此政治化，以至于他写了一整本托拉，全是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那是申命记。”这是保守派中广泛持有的虚假叙事的一部分，即美国政府是基于申命记建立的。

然后柯克问：“基督说，‘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什么？’”

“教会，”年轻人回答。

“错，”柯克回复。“Ekklesia。不是教会这个词。……原始希腊术语说，‘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政府结构。Ekklesia是当时的一个世俗词，全是关于推进自由的。”

当然，自由并不是罗马帝国的特征。相反，帝国是关于建立和维护等级制度，以加强顶层人士的权力、去人性化底层人士，并对那些不愿顺从的人发动战争。

然后柯克继续说：“基督呼召我们成为盐和光。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改变我们接触到的环境。那就是盐和光所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关心将政府变得更像基督呢？”

这正是问题所在。通过将崇拜聚会重新定义为烟火政治盛宴，将圣餐重新定义为“最高权威”，并将教会重新定义为政府结构，他们并没有真正让帝国变得更像基督。他们只是将“更像基督”按照帝国的术语重新定义，从而重新定义了基督和教会。

所以也许皮特·赫格塞斯是对的。也许他们确实身处“查理的教会”中。

里克·皮德科克（Rick Pidcock）是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2004年的毕业生，获得圣经文学学士学位。他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自由撰稿人，也是“全球浸信会新闻”的前克莱蒙斯研究员。他从北方神学院获得了敬拜学文学硕士学位。作为五个孩子的全职父亲，他以艺名“Provoke Wonder”进行音乐创作。欢迎访问他的博客：www.rickpidcock.com。

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到底有什么错？

 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到底有什么错？

基甸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各位基督徒弟兄姐妹先假想以下场景：

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90后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因为大学城当地的华人教会的基督徒热心向ta传福音而信主。Ta对信仰相当追求和认真，同时ta也很爱中国，认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美国；虽然中国不是样样都完美，在很多方面也面临各样问题和挑战，但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让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ta相信共产党也是愿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虽然一部分教会的弟兄姐妹视ta为“小粉红”，ta自己并不认为ta爱中国与ta的基督教信仰相违（况且圣经也没有教导基督徒要当政治“反贼”或不能爱自己的国家，对吧，ta说）。那些弟兄姐妹也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没有在ta面前把对“小粉红”的鄙夷流露出来，并尽量避免跟ta争论“粉红”vs“反贼”的政治议题。

现在这位初信年轻基督徒即将回国，因为你在福音机构全职服事，ta所在的教会请你来当ta的“馒头儿”（mentor，属灵导伴）。你跟ta说，回去中国后，你一定要去家庭教会聚会，不要加入三自教会。ta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三自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是政府允许的、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教会啊。基督教中国化，既能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基督教的复兴，又有利于咱中国人实现咱的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明显双赢啊，哪里不香呢？

请问，作为ta的馒头儿，你要怎么回应、指导ta？

如果是我，我会跟ta说：正因为三自教会是“爱国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个“爱国主义”是政治性的，所以把基督教跟爱国主义捆绑在一起，就是把基督教“郑智化”（政治化）了，政教不分，万万要不得。我们不加入三自，跟历史上一些拒绝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领袖（如王明道）一样，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政治——王明道不是因为反共（虽然他当然也不拥共）而拒绝加入三自，而是因为他要持守信仰的纯洁，拒绝把对基督的信仰跟地上的党派政治搞在一起。

所以，如果您问我，我为什么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我也会给您同样的答案——我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不是因为政治的立场。“三自爱国运动”正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中国版本。如果我们关于政教关系的逻辑是一致的，当“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国”换成美国、“族”换成“祖先来自欧洲的白人”时，我们就应该同样以信仰的理由对它说“不”。

美国版的“基民”和“基川”虽然都挂了个“基”，但其混合（也混淆）党派（partisan）政治和宗教、依靠世俗权力、跟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互相利用，搞“文化战争”而不是靠福音赢得人心、“要十字军，不要十字架”，等等，本质上是不以福音为中心，甚至是反福音的。福音派基督徒有很强的基于信仰的理由警惕、抵抗、反对它。

对于“基民”和“基川”，美国福音派基督教会（包括华人教会）的一些牧师、神学家、教会领袖、平信徒，都已经有很多深入的反思和批评，网上可以找到很多。我下面摘抄一些我比较认同的片段，并给出全文链接，供大家参考（我自己就不详述了）。

基督教民族主义利用基督的名为世俗的政治目的背书，宣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应是每个真信徒的政治目的。无论其目的是什么，这在原则上就是错的，因为只有教会才有权宣扬耶稣的名，并将祂的标准带进世界。如果一个政治运动提倡某种不正义的主张，事情就更糟糕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其伴随的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民族主义是在“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它把基督的名字当作无花果叶来掩盖其政治目的，把耶稣的信息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把教会当作国家的婢女和啦啦队。——Paul D. Miller,“什么是基督教民族主义”，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1/04/what-is-christian-nationalism-zh-hans/

为什么“基督教国族主义”是一个模糊的分类？首先，它通常是一个冒犯人的词汇。但是，给人们贴上“基督教国族主义”标签的专家远远多于自己接受这个词的人。其次，实际上基督教国族主义更多是一种内心反应，而不是理性立场。我最近看到一个院子里的竞选广告牌，上面写着“让信仰再次伟大。特朗普2020”。我当时就在想，特朗普连任怎么能让“信仰”再次伟大？什么信仰？什么时候开始它已经不伟大了？最后，人们往往不清楚“基督教国族主义”主要是指对美利坚民族、共和党，还是对某个政治家个人的忠诚。特朗普时代确实带来了把总统当作“受膏者”一般的异教信念……——Thomas Kidd，“分辨基督教国族主义与基督徒的爱国主义”，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christian-nationalism-patriotism

“基督教民族主义”——无论是比较常见的、不那么激烈的词汇，如“上帝和国家”等将基督教变成美国公民宗教的想法，又或是当我们看到基督教的符号如何以更明确、更可怕的方式被蛊惑人心的、独裁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所利用……（其）行为深深伤害了教会的信誉和见证。它合法化一些圣经里所谴责的行为，使教会被那能称为偶像的东西掳掠成奴隶。不过，我们经常忽略的是，这些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所出卖的，是基督的宝血……这种想法曲解了圣经里的救赎叙事，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圣经文盲”结果，最终引向一种异端性的国族成功神学（national prosperity gospel）。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将国家身分、种族身份、政党偏爱性、甚至将模糊的用词，如“价值观的复兴”⋯⋯等等议题与基督信仰混为一谈的做法，伤害了我们对福音的核心的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Russel Moore，“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国家”，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1/11/moore-blood-need-savior-state-christian-nationalism-zh-hans/ 

那些自诩为基督教国族主义者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企图把“基督教”与“国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显然与“基督教”这一形容词背道而驰。他们的国族主义承袭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德法英三国那种陈腐的血与土的观念，不仅推崇主流族群的文化，更鼓吹维护种族的纯洁性。在美国这样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中，这种主张若不诉诸强制手段根本无法实施。我们不可能“倒退”至某种更单一、更同质的时代——那时美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更正教传统，如今早已不复存在。——Alan Strange，“基督教国族主义”，https://yimawusi.net/2025/09/24/christian-nationalism/

融合上述三种成分（基督教美国主义、末世阴谋论和成功神学），再加上大量的忽悠、自我推销和个人崇拜——毫不奇怪，我们就有了基督教特朗普主义“邪教”（cult）。虽然它与严肃的政治或严肃的基督教都毫无关系，但它是几十年来操纵利用政治和基督教酿成的苦酒。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一种既反政治也反基督教的危险热情。——Michael Horton，“特朗普主义之毒”，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cult-christian-trumpism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国家围绕意识形态建立的观念，而是把各个国家按文化相似性去建立，那么黑人和白人（更不用说亚洲人、西班牙人和美国原住民）会有多少合作和合一，或者他们是否应该尝试一起生活和敬拜，这都成了公开的问题。还有，这真的是福音所要推动的方向吗？我们真的要在地球上追求一种与天堂中的社会秩序如此不同的社会秩序吗？我们真的那么肯定我们对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爱和对不像我们的人的排斥是上帝赐予的倾向，而不是堕落的倾向吗？——Kevin DeYoung，“右翼觉醒主义的崛起”，https://www.tgcchinese.org/review/christian-nationalism-wolfe

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国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常常歪曲基督教的信息。但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它，当我们谴责它时，我们应该用准确的措辞。国族主义是美国理想的堕落，而不是美国身份的基本要素。在宗教上的偏执违背了宪法保障良心自由并且不以国家权力支持任何宗教，不应该用良心自由为宗教上的偏执寻找借口。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在按照正确次序表达爱时，首先要爱基督的国度，其次才是我们的国家，这并不矛盾。——John D. Wilsey，“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多面性”，https://cn.9marks.org/article/the-many-faces-of-christian-nationalism/

基督教国族主义企图将基督教身份与美国身份相融合，扭曲了基督教信仰与美国宪政民主的本质。它要求国家赋予基督教特权，暗示唯有基督徒方能成为优秀的美国人。这种思潮常与白人至上主义及种族压迫相互交织，并为其提供庇护。我们坚决抵制这种有害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呼吁全体基督徒共同抵御这一威胁信仰与国家的险恶思潮。——Christians Against Christian Nationalism，Luke Luo中译，https://www.christiansagainstchristiannationalism.org/              

基督教国家主义强调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在上帝旨意中有特殊的地位与目的，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基督教立国的精神。大部分的美国教会讲台上除了有十字架之外还有美国国旗。(我们都在取笑中国官方教会放置中国国旗或领导人图片在十字架左右)。无疑的，美国的历史与基督教新教传统密不可分，这是无可置疑也不可轻弃的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是，轻易地把美国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用国家机器来独尊一个信仰，或是用信仰来为国家正当性背书，无疑的不是基督教圣经的教训。这也是为什么当川普在用国家力量驱逐抗议群众之后，要突兀的举起圣经摆拍。虽然此举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抗议，但是这也是川普向福音派招唤的有效举动。最近在美国国会的公然叛乱，许多在国会内或外的川普支持者拿著十字架、基督教标语，就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最好证明。不是川普造成了福音派的国家主义，而是川普愿意让福音派的国家主义享受国家机器中的特殊地位，来换取福音派的支持。——Harry Chou，“反思基督徒支持川普的现象”，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harry-chou.html 

我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包括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一大担忧即，这是一条危险的滑坡。从全球范围来看，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往往与“族群—宗教中心主义”相联系，而这种倾向常常表现为某一宗教对其他宗教的支配控制與迫害，甚至某一族群对其他族群的支配控制與迫害。这种模式在缅甸（佛教—缅族民族主义）、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许多穆斯林国家，以及在无神论—民族主义形式下的中国（汉族民族主义）都很明显。其实际后果往往是对少数族群和宗教的迫害，以及暴力和不容忍的文化。很少有国家能够在维护宗教民族主义时，又同时保障与多数派不同的少数群体的权利。基督教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也许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宪法和制度层面——它的倡导者很少谈及如何避免最终走向压迫和排斥。我们真的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走上这条滑坡吗？必须有所警惕，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极有可能蜕变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不仅迫害宗教上不同的人群，还会在种族和民族上排斥他者。因此，我们必须问：所谓“基督教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要通过强制与刀剑来传播福音，还是通过圣灵的力量来见证基督？在制度层面将教会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真的明智且属灵健康吗？如果基督教重新在美国取得文化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那么该如何对待族群和宗教少数群体呢？我认为，许多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对此并没有具体答案。——Mingji Deem脸书评论 

圣经中的神对美国的关注并不比对法国、古巴、乌克兰、南苏丹、加沙或其他任何地理实体更多。神并不站在“我们”这边。事实上，我们越是声称神站在“我们”这边，这个宣称就越不真实。教会/基督徒的使命不是拯救美国或西方文明。教会的使命是宣扬并参与神通过其子耶稣基督使世界与他自己和解，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和解。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因为“神爱世人（全世界）”。——Michael Gorman，“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michael-gorman.html

基督教信仰和特朗普主义的融合并不是在四年前（2016年，大选年）凭空而出。 它产生于数十年的拙劣教理教导和灵命塑造。在这错误的教导中，美国国旗和基督的十字架并不冲突。福音派领袖们也认为，失去他们的灵魂只是攫取政治权力的小小代价。白人至上主义的论述，也偷偷地潜入教堂的讲台和会众中。还有，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向所有人宣传基督的光，而是让美国再次伟大。——Tish Harrison Warren，“我们和智者们（Magi)一同崇拜，而不是与MAGA为伍”，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1/01/trump-capitol-mob-election-politics-magi-not-maga-zh-hans/ 

即使一个信徒可以加入党派组织并积极参与政治，他们也不应将基督的教会或基督的信仰与某政党完全认同，因而将之视为唯一的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政党。我们有很多理由需要坚持这个原则。其中一个理由是，将信仰与政党认同会给那些考虑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他们不仅需要相信耶穌，而且也需要加入某一个政党成为其成员……政党会坚持，如果你不接受所有他们认可的立场，你就不能与他们一起处理任何的一个问题。这种强调包装交易的做法加给基督徒政治压力。例如，按照圣经的教导与和早期教会的原则，基督徒应该致力于种族正义和帮助穷人，但也应理解，性是只限于婚姻之内，并且是为养育家庭。这两个观念中，其中一种似乎很自由派，另一种观点看起来非常保守。历史上基督教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并不能融合于不同的现代的政治路线（基甸按：尤其是美国的两党制）。——，Timothy Keller，“基督徒如何融入两党制度？”，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blog-post_30.html 

（基督教民族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全面误解也极大地扭曲了权力的本质，将福音的权力转变为政治甚至军事权力。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包括对敌人的暴力威胁，并可能容忍使用暴力来实现那些政治和伪宗教的目的。即使以宗教语言包装为“属灵争战”，这也不是新约中描述的那种属灵斗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观点将保守政治和军事力量等同于神的旨意和能力，这与耶稣和新约作者所阐述的福音能力完全相悖。基督教教会不需要也不想要美国政府或军事的力量来保护、兴盛或增长。——Michael Gorman，“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michael-gorman.html

我们拥护民主和人人平等，反对种族主义，支持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我们没有把美国看作上帝拣选的国家，而是感谢上帝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呼召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认识上帝、爱上帝。我们不认为任何特定的政治领袖或政党是上帝指定的。我们相信教会对所有政治领袖和政党所做的先知性和教牧性的事工。我们相信并力图效法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所践行的满有大能、仆人式的爱，而不是通过暴力获取权力。——美国福音派领袖声明：谴责基督教民族主义在1月6日国会大厦暴乱中的作用，https://tinyurl.com/shidai-ct 

如果教会不是培养文化战士，而是培养像羔羊一样的耶稣门徒——自我牺牲、爱敌人、以十字架为标志的追随者，他们不要求在华盛顿为祂加冕，而是坚信祂已在天上掌权，会怎样呢？作为耶稣的追随者，唯一的前进之路不是用帝国的逻辑抹去这些分歧，而是围绕世界以为自己了解、但显然并不了解的耶稣联合起来：欢迎每个部落、语言和民族的耶稣，打破敌对壁垒的耶稣，他的爱超越每个党派口号，胜过每个政治帝国。——Brian Drinkwine，“小查理，还是小耶稣？”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09/brian-drinkwine.html   

文化战争和愤怒周期可能会刺激收视率、点击率和筹款呼吁，但它们不能使罪人与圣洁的上帝和解。 他们不能使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重新团结起来。从长远来看，它们甚至不能使我们不那么害怕。耶稣受难日应该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给一个已经被自己耗尽的文化增加更多的愤慨和怒气，是不符合神所定义的祂的智慧和力量的。 建造巴别塔不能帮助我们，只有背负十字架才能。——Russell More，“十字架的道理与文化战争是背道而驰的”，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2/04/holy-week-good-friday-cross-evangelical-culture-war-zh-hans/

 

 

在社群撕裂的时代，停止仇恨、倡导和平

在社群撕裂的时代，停止仇恨、倡导和平 

基甸 

在美国政治对立情绪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查理·柯克的遇刺事件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潜藏的政治暴力推到前台 。日前（2025年9月28日），犹他州共和党州长斯宾塞·考克斯（Spencer Cox）在CBS《60分钟》的专访中发出了一个被节目形容为“纷争中一声孤独的呼唤”的质问：“我们能否停止仇视同胞？” 。在这个广为转发到访谈中，考克斯建议美国的左右两派采取一种“更好地异议”（Disagree Better）的方式，即在坚持原则和立场的同时，以尊重和尊严对待政治对手。

 

停止攻击，更好地异议

面对政治暴力，考克斯的反应是愤怒，但他并未将此导向党派攻讦，而是将其升华为对整个国家政治氛围的反思 。他强调，政治暴力正威胁着两党人士，这是一个超越党派的问题 。因此，他的核心诉求并非“kumbaya”（牵手围一圈跳舞表示和谐相处）式的和稀泥，而是请求人们停止互相攻击。他所呼吁的，是停止将政治对手非人化、妖魔化，将辩论的焦点从人身攻击转移到理念交锋上。

考克斯直言不讳地将当前政治极化的主要推手指向了社交媒体，将其形容为一种“癌症”，因为它“正在放大我们最恶劣的冲动，如同注射类固醇般助长分裂与仇恨” 。他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这些算法通过识别用户的政治倾向，不断推送激化愤怒的内容，将人们困在信息茧房（同温层）中。他认为这种机制“俘获了我们的灵魂”，通过定期投喂愤怒的多巴胺让所有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从而为现实世界的暴力冲突埋下了伏笔 。

作为对于美国政治极化和党派冲突激化的回应，考克斯在担任全国州长协会主席期间，联合两党州长发起了一项名为“更好地异议”的全国性倡议 。这一倡议旨在示范一种更健康的政治辩论方式。它并非要求达成共识，而是强调“如何”异议的重要性。考克斯解释说，“‘更好地异议’意味着不预设对方是受蒙蔽、被误导或蓄意颠覆美国” 。它鼓励人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保持好奇心，尝试理解对方的视角，并始终承认对方的人性尊严。

他通过与民主党州长（如新墨西哥州的格里沙姆，Michelle Lujan Grisham）的合作，向公众展示，即使在堕胎等激烈议题上立场迥异，双方依然可以在支持单亲母亲等具体问题上寻找合作空间 。这种合作的底层逻辑是，州长们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因为“路面坑洼不分党派”，这与华盛顿特区充满“表演式政治”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他将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普通民众，呼吁国家需要更多的“建设者，而非纵火者” 。

基督徒的回应

考克斯的呼吁，在一些基督教社群内部也引起共鸣。一些基督徒认为政治极化也是今天的美国福音派教会面临的巨大挑战，考克斯所描述的“厌倦了争吵的‘疲惫的大多数’”，同样存在于教会中。许多基督徒感到自己被夹在两个日益敌对的政治阵营之间，而这两个阵营都无法完全代表他们基于圣经的整全价值观。

正如提摩太·凯勒牧师指出的，当政治成为偶像时，它会将对手“妖魔化”，不再视其为观点不同的人，而是必须摧毁的“邪恶”力量。而圣经的教导是复杂和平衡的，它既强调维护生命，也强调关心穷人；既教导传统伦理，也教导追求种族公义。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完全囊括这些教导。因此，当基督徒将信仰完全等同于某个政党的议程时，实际上是在压制圣经中那些不符合其党派立场的教导。

凯勒牧师提醒我们，基督徒的首要身份是在基督里，而不是任何政治派别。信仰应该塑造和批判我们的政治参与，而非让政治立场定义信仰。考克斯的呼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条抵制政治偶像化的实践路径：在坚持真理的同时，以谦卑、尊重的态度与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说，虽然考克斯是摩门教徒而不是基督徒，但他所倡导的，本质上是一种古典“公民美德”的回归，即把共同体的福祉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这与基督教关于爱邻舍的教导是一致的。当前的政治“部落主义”正在侵蚀教会的见证。当教会过多地与某个政治势力捆绑时，会严重损害其向世界传讲福音的可信度。考克斯所倡导的温和、对话的路径，可能是对抗基督教与政治极端主义合流的一剂良方。它提醒基督徒，真正的信仰力量体现在爱与和解而不是碾压、摧毁政治对手之中。

从“特殊恩典”的角度来说，基督徒被呼召成为和平的使者，这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福音信仰的核心要求。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宣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5:9）。更为激进的是耶稣的命令：“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 5:44）。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的“仇敌”常常就是社交媒体上与我们激烈争吵的“另一方”。耶稣的命令是直接且不容妥协的：要去爱他们，以善意、祝福和尊严去对待那些我们最不认同的人。这要求基督徒主动地抵制社交媒体算法所推送的仇恨，以祷告和祝福来对抗“非人化”的言论。

使徒保罗也阐明了基督徒做“和平使者“（peacemaker）的核心使命：“（神）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 5:18）。这个“和解的职分”不仅是劝人与神和好，也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一个真正与神和好的人，不可能同时活在与邻舍的仇恨中。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哥林多后书 5:20），代表那一位为自己的仇敌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我们的大使身份要求我们的言行必须反映出这个和解的国度。在政治辩论中，我们的目标不应是“赢得”辩论，而是要寻求理解、建立关系，彰显基督那份超越分歧的爱。

保罗劝勉基督徒，顺从情欲，其表现是“怀着苦毒的嫉妒和分争”（雅各书3:14）；而顺从圣灵，其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22）。当下的政治话语体系，尤其是在网络上，正在系统性地培养“情欲的事”。愤怒的言论获得更多点赞，分裂的立场带来更多流量。圣灵的呼召，则是要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刻意地去活出祂的果子。在充满仇恨的地方，活出仁爱；在令人焦虑的氛围中，活出和平；在面对攻击时，活出忍耐和温柔；在所有人都放纵言语时，活出节制。这是一种深刻的、逆文化的属灵操练。基督徒无法通过仇恨的方式，来达成公义的目标。正如雅各书所说：“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各书 3:18）。

凯勒牧师：基督徒如何融入两党制度?

 凯勒牧师：基督徒如何融入两党制度?    

作者：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创始牧师

翻译：贺宗宁

（英文原载2018 年9月29日《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18/09/29/opinion/sunday/christians-politics-belief.html ）

 

基督徒应该在政治上的扮演什么角色？近来有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基督徒不能假装他们可以超越政治，而简单地"传福音"。那些避免参与所有政治讨论的人其实就是在支持维护社会现状。19世纪初，美国教会没有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那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玩“模糊政治”的做法。而就是通过这样做，教会实际上支援了奴隶制。不参与政治，就是玩模糊政治。

圣经显示信徒在异教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旧约中的约瑟和但以理就是很好的例子。基督徒应该以爱我们的邻居的方式去参与政治，无论这些邻舍是否与我们有相同的信仰。如果我们要为更好的公立学校努力，或要改革司法系统，去减除对穷人不利的法规，以及结束种族隔离，这些都需要政治参与。基督徒过去做过这些事情，现在应该继续这样做。

然而，即使一个信徒可以加入党派组织并积极参与政治，他们也不应将基督的教会或基督的信仰与某政党完全认同，因而将之视为唯一的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政党。

我们有很多理由需要坚持这个原则。其中一个理由是，将信仰与政党认同会给那些考虑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他们不仅需要相信耶穌，而且也需要加入某一个政党成为其成员。这就证实了许多怀疑论者对宗教的看法——它只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投票集团。

另外一个不要将基督教信仰与一个政党结合为一的理由是，大多数的政治立场不是遵从圣经命令的问题，而是如何实际运用智慧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著教会永远不能谈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实际问题，因为我们在圣经可以找到许多的这些的教导。

种族主义是一种罪，违反了耶穌两大诫命中的第二条："爱人如己"。圣经中扶助穷人和捍卫被压迫者的权利是交予信徒的道德命令。对于个别的基督徒来说，针对严重违反这些道德要求的行为而做出大声疾呼不是一种选项。至于如何来帮助穷人却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是否应该缩小政府规模，而让私人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还是应该扩大政府，赋予国家更多的权力来重新分配财富？或者在两者之间的多种可能性之一才是正确的途径？圣经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合于每个时间、地点和文化的准确答案。

我知道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人，他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员和传统的长老会信徒。他有次去到苏格兰高地，发现那里的教会如他所期望的那么严格和正统。没有人在星期天会打开电视。每个人都会背诵教理问答和圣经经文。

但有一天他发现,他所羡慕的苏格兰基督教朋友，竟然（以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和政府责任的观点，在他眼中是非常左翼的看法。但这些又是基于他们的基督教信念。当他回到美国后，并没有因此在政治上成为自由派。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让我谦卑并受到责备”。他意识到，所有有思想的基督徒都试图服从神的呼召，但是却可以合理地信服不同的政治策略，因而在政治光谱上站在在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个基督徒不能允许教会与任何特定政党完全认同的原因，是基于英国伦理学家詹姆斯芒福德所说的"包装交易伦理"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政党坚持，如果你不接受所有他们认可的立场，你就不能与他们一起处理任何的一个问题。

这种强调包装交易的做法加给基督徒政治压力。例如，按照圣经的教导与和早期教会的原则，基督徒应该致力于种族正义和帮助穷人，但也应理解，性是只限于婚姻之内，并且是为养育家庭。这两个观念中，其中一种似乎很自由派，另一种观点看起来非常保守。历史上基督教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并不能融合于不同的现代的政治路线。

因此，基督徒被推向两个主要的选择。一是退出，尽量不谈政治。第二个选择是为了有参与权，就完全接纳并采用某一政党的整个包装。但这两个选项都不合理。在路加福音的好撒玛利亚寓言中，耶穌向我们指出一个人，他冒著生命危险，去对另一个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提供物质的帮助。耶穌禁止我们不帮助邻舍。但这么做，就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参与政治。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做而遭受排斥，甚至受到迫害，圣经 （马太福音5:10-11）保证上帝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一定会有人看到我们的“善行”而“归荣耀於神”（彼得前书2:11-12）。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进攻，或者只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可以确定，我们一定没有按照我们应该过的标准去生活。

福音给了我们资源去爱那些拒绝我们信仰又拒绝我们个人的人。基督徒应该想想上帝是如何拯救他们的。祂这样做不是通过威权，而是亲自来到世上，失去荣耀和权力，服事人，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是怎么施行拯救的？祂不是用刀剑，而是用祂手中的钉痕。

提摩太·凯勒，纽约市救赎者长老会的创始人，是《浪子先知：约拿与上帝慈悲之谜》的作者，本文从中摘录。（本文的中文翻译并未取得凯勒牧师的同意。仅作为读者参考使用。）

 

Harry Chou：反思基督徒支持川普的现象

反思基督徒支持川普的现象 

作者：Harry Chou （ 转自脸书“基督教神学与圣经研究”小组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99768383521390/permalink/1863683247129887/ ） 

我原本计划就几个主题来反思川普的基督徒支持者现象，并且思考福音派教会未来如何从川普的废墟中走出来。写了前两篇之后，我发现讨论没有什么交集，还是集中在辩论枝微末节的到底有没有舞弊上。加上自己时间精力有限，只好把这一篇稍作扩充匆匆当作完结。我接下就不想发表有关川普的废文了。我接下来想要多读一些其他的书，让自己重新专注在其他非川普的主题上。 

我觉得美国部分基督徒支持川普，不是一时的现象而已。长久以来的保守基要派的解经、神学、宣教、与教会增长路线，已经让美国基督教成为川普兴风作浪的沃土。我这样写其实是很难过的。我的信仰源自于一些辛苦奉献，来自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外籍宣教士。他们在七零、八零年代受到呼召，到物质真的很不丰富的地方传教。那时候的美国主流教会已经开始觉醒（woke)，也可以说世俗化，开始害怕跟殖民主义沾上边的宣教，把心力放在国内的民权女权工作上，也普遍接受左派的思想养分。所以，那时候的宣教工作几乎只在基要跟福音派中，并且在政治上紧紧抓着随着主流的反共架构，在经济上与自由市场及企业主合作。

所以，在华人基督教圈也继承了现在跟美国的保守福音派的基督教养分，继续了这个解经、神学、文化战争的架构。这个架构其实早期还算健康，一直到七零与八零年代的基要派保守文化战（culture war)与灵恩派的属灵争战与dominion（统治）观不断进化，才进一步造成今天与川普密不可分的局面。 

这里所列的，只是我觉得几个重要的美国基督教这几个世代以来的特质，当然不是只有这几个世代才有，也不够全面，但是这些特质在福音派的媒体、教会、以及文化环境里面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美国主流媒体的确不应该泛称这个亚文化（sub-culture）是福音派的主流地位，但是这个亚文化在福音派内缺乏挑战，也不容挑战。

•  有毒的阳刚特质(Toxic Masculinity)。刻意降低耶稣教训里面的温柔、忍耐、和平、虚己的重要。强调部落主义的保卫，战斗、争战。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是必要的，效忠是必要的，敌人是必要的。川普的男性沙文语言与态度看似与基督教义不合，但是从福音派基督教的Toxic Masculinity的角度来看，又是天作之合。
• 对可共享有的客观真理与真实的否定（Denial of Shared Objective Truth/Reality)。基要基督教从二十世纪以来就在用证据说理上遭受圣经批判跟进化论的两个重击，一直到(新)福音派兴起才努力与知识分子对话。不过，无疑的从福音派在文化议题与基要派结合后，一步一步的反智反科学的基要派已经盘据了福音派的主流声音。川普的谎言与阴谋论在大量媒体的造就之下，运用基督教本来就有的语言，让福音派基督徒丧失对与真理与真实的判断能力，造成美国现在在国家安全与防疫的最大危机。
• 坚持基督教在美国的主宰地位（Christian Nationalism/Dominionism)。基督教国家主义强调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在上帝旨意中有特殊的地位与目的，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基督教立国的精神。大部分的美国教会讲台上除了有十字架之外还有美国国旗。(我们都在取笑中国官方教会放置中国国旗或领导人图片在十字架左右)。无疑的，美国的历史与基督教新教传统密不可分，这是无可置疑也不可轻弃的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是，轻易地把美国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用国家机器来独尊一个信仰，或是用信仰来为国家正当性背书，无疑的不是基督教圣经的教训。 这也是为什么当川普在用国家力量驱逐抗议群众之后，要突兀的举起圣经摆拍。虽然此举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抗议，但是这也是川普向福音派招唤的有效举动。最近在美国国会的公然叛乱，许多在国会内或外的川普支持者拿著十字架、基督教标语，就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最好证明。不是川普造成了福音派的国家主义，而是川普愿意让福音派的国家主义享受国家机器中的特殊地位，来换取福音派的支持。 有关福音派的基督教国家主义及其造成的影响，请详见两位社会学学者写的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为上帝夺回美国》一书（ https://www.amazon.com/dp/B083WJD245 )。至于如何正视美国的基督教传统，但是不落入基督教与右翼保守政治联盟的目前窘境，请参见另外一位学者写的American Covenant（《美国的圣约》）一书（ https://www.amazon.com/dp/B07M8DSSJP )。至于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应不应该是基督教国家，请参考历史学者John Fea的Was America Founded as a Christian Nation?（《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吗？》， https://www.amazon.com/dp/B01MDK8HX1 ，他的答案是 It’s complicated——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至于福音派与右派保守政治势力的结合，可以参考Frank Schaeffer（著名福音派作家薛华的儿子及七零年代基督教右派结盟的推动者）在最近国会事件之后的评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MRrsSL0pU )。他很明白的指出自己跟他父亲在七零年代福音派与右派结盟的角色，也很清楚地指出若没有白人福音派的支持川普根本没有可能兴风作浪，他也指出现在的福音派已经走向拥枪以及支持暴乱的神权政治之路。
• 重视决志、重视末世、却忽略现世的不平等（Ignorance of Systemic Racial/Gender/Economic Inequality)。由于福音派基督徒普遍重视决志，重视死后天堂或地狱，重视末世的到来，却忽视对现世问题的关怀，在许多进步议题上早已经与弱势站在对立方。在这一点上，川普的到来做了其他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说了其他政治人物不敢说的话，揶揄嘲笑弱势，强力镇压抗议群众。美其名挑战政治正确，其实是帮福音派基督徒出了一口气。

 综观这些造成美国基督教支持川普的特质，其中一个可能的主旋律，就是有关于权威(Authority)的争夺。在近代的福音派发展里面，不管是圣经或是属灵能力，都变成了教会所追求权威的彰显与正当性的来源。许多常见常听到的话：圣经这样说，我这样相信，讨论就这样结束了(Bible says it, I believe it, that settles it)。

 川普的当选的确是奇迹，证明了川普的作为是神的心意。美国的强盛，证明了上帝的作为与心意。教会领袖可以跟总统拍照，按手在总统身上祷告，证明了连总统都接受神与教会的权柄。连续放入三个最高法院法官，哈利路亚祷告得垂听。福音派教会增长超过堕落流失人数的主流教会，表示神的心意在我们这边。光鲜亮丽的福音歌手，成功人士的见证，代表神的爱与权威何等荣耀。

 但是，这不是基督教会历史的全部。真正的福音的权威Authority乃是在神那里，不在于对圣经的诠释，对世俗力量的追求，甚或是人的成功见证那里。基督教曾经在罗马帝国时代是被压迫者的安慰与希望，在科学发展中是真理真相追求者的动力，在美国初期的政教发展时给了我们政教分离的遗产，在父权、民权、保障劳动权的历史上也曾经站在对的一方。但是美国福音派教会终究被一时的试探所迷惑了，不是川普的试探，而是经济的试探、能力的试探、万国荣耀的试探。但是教会终究是上帝藉著他的爱子所召聚的，也是他所爱的，人会失信，上帝总是不失信的。在川普的废墟之后，美国教会面对上帝的声音会不会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权威与救赎带领？

 唯有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愿圣灵保守他所爱的。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江慕理：奥巴马和川普，哪个更像基督徒？

奥巴马和川普，哪个更像基督徒？

作者：江慕理

原载作者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2015 年 6 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弥赛亚非裔卫理公会教堂，带领会众合唱《奇异恩典》时，那是一个震撼全国的时刻。就在几天前，九位黑人信徒在查经聚会中遭到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枪杀。站在讲台上的奥巴马说：“这浩大的恩典，这广阔的恩典，这首《奇异恩典》呼召我反思，也呼召我祷告。”他的声音与会众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在那几分钟里，美国人看见了一种信仰——透过哀悼、饶恕与盼望而被表达出来。（参基甸《奥巴马是穆斯林吗？》）

十年后，2025 年 9 月，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座体育馆，参加保守派行动者查理·柯克的追思会。聚会融合了基督教音乐、见证、选民登记摊位，以及浓厚的爱国象征。在柯克的遗孀艾瑞卡说出“我选择饶恕，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也是查理会做的”之后，川普总统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言论。他说：“我恨我的对手，我不希望他们得着好处。”接着，他指责“激进左派”要为柯克之死负责，并承诺要进行报复。

这两场聚会——一场满溢着恩典的语言，另一场充满对抗的语调——揭示了一个长久以来困惑全球各地的基督徒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福音派普遍拒绝奥巴马，却拥抱川普？为什么一位祷告、歌唱恩典的总统会被视为基督信仰的威胁，而另一位私人生活往往背离福音派道德标准的总统却被看作信仰的捍卫者？

对数以百万计的白人福音派而言，奥巴马是一位“隐藏的穆斯林”、局外人、甚至“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样的怀疑并非单纯出于恶意，而是源自于一种深层的不安。对于许多将宗教身份与美国文化主导权紧密连结的信徒而言，奥巴马的当选象征着失位。他不只是另一个总统，而是提醒他们：社会正在快速转变，他们不再是唯一的中心。

奥巴马的当选标志着白人文化绝对优势的终结。他的胜利主要来自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昭示了一个多元的美国。在许多人成长的记忆里，基督教与美国身份几乎无缝结合，如今却被颠覆。对他们来说，这不是进步，而是失落。

他的神学视野也更接近新派，而非保守福音派。他的基督信仰受社会福音影响，强调跨种族的团结、对多元的款待，以及对社会平等的道德承诺。随着时间推进，这也包括肯定 LGBTQ 群体的权益，并将堕胎权视为公义与自由的一部分。许多福音派则将这些立场视为对福音的稀释——一种以文化迁就取代圣经真理的自由派信仰。

综合来看，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必须被排挤。他体现了白人福音派所害怕的美国：多种族、多元化、进步，而且不再对他们的权威俯首称臣。将他描绘成一个穆斯林移民，是维护“旧有基督教美国”想像的一种方式——在那个想像里，宗教与国族身份紧密相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普。他很少谈论个人信仰，且生活方式公开违背圣经的伦理。然而，福音派领袖与媒体人物却竭尽全力将他塑造成一位基督徒政治家。他们把他比作古代的居鲁士王，流传他“悔改重生”的故事，并高调宣传白宫的祷告场景。这些努力与其说是关于川普的信仰，不如说是关于投射出“基督徒总统”的形象。而由于他承诺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并重新确立福音派的文化优势，这样的象征性基督教就足够了。

我们在奥巴马与川普身上看到的，其实是两种世俗化的基督教版本。两者都更多地受政治利益与文化身份所塑造，而非真正的神学正统。奥巴马的基督信仰结合了圣经语言与进步的伦理——包容多元价值。川普的基督信仰则结合了圣经符号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两者都借用了基督教的语言与意象，但最终都服务于更广泛的文化工程。

所以，为什么奥巴马“必须是”一个穆斯林移民呢？因为对许多白人福音派而言，最深的威胁并不仅仅是自由派神学或世俗主义，而是文化主导地位的失落。将他描绘成局外人，正好为这份恐惧找到了一种表达的语言。然而，耶稣的道路却指向另一个方向：不是拼命维护地位，而是舍己的爱；不是把对方标签为异类，而是欢迎那陌生人——即使那陌生人令我们感到不安。

（作者江慕理是高雄BCC双语社区教会牧师）

David Brooks：我们需要正视上帝与政治的关系

 我们需要正视上帝与政治的关系

 

作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日期：2025年9月25日

（GPT翻译,英文原文见“纽约客”网站） 

自从查理·柯克遇刺以来，基督教与政治的交织比以往更加明显。塔克·卡尔森甚至在他的节目开场时直接布道：“这是一种以爱为核心、追求和平与和谐的宗教。它是一种普世宗教，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天堂。它一点也不排他。”

 

埃丽卡·柯克在丈夫的追思会上用她的时间原谅了凶手，这正是基督徒被要求去做的最激进的事情之一。同一场追思会上，JD·万斯告诉在场的人，他过去一直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信仰，但“在过去两周里，我谈论耶稣基督的次数，比我整个公共生活中还要多。”

 

一些人对这种神学与政治的混合感到不安。他们真切地担心，宗教是一股极具分裂性和爆炸性的力量，或者会被强加于他们，因此宗教应当远离公共领域，只在教堂和家庭私下实践。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上帝与政治分开。

 

但我在想，这些人究竟对美国历史了解多少。开国元勋们相信，民主只有在公民能够约束自己的激情、服从共同的道德秩序并指向美德生活时才能存续。他们依赖宗教机构来完成这种道德塑造。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与宗教的人民而制定。对其他任何人群体而言，它完全不适用。”

 

托克维尔曾观察到：“对美国人来说，基督教与自由的观念是如此紧密交织，以至于几乎无法让他们设想二者的分离。”

 

我想补充的是，一个被剥离宗教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道德无知的公共领域。美国的公共辩论在那些像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富尔顿·辛（Fulton Sheen）这样的宗教领袖将信仰带入公共问题时，更加健康，也更具深度。而如今，道德已被私有化，交由个人自行决定。共同的道德秩序被撕裂，许多人在道德上孤立无援，因而觉得生活毫无意义。

 

我的朋友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喜欢提醒别人，他是一位同性恋的无神论犹太人。但在他的新书《交叉目的：基督教与民主的破碎契约》（Cross Purposes: Christianity’s Broken Bargain With Democracy）中，他认为信仰与政治并非彼此独立存在：“我逐渐意识到，在美国的公民生活中，基督教是一堵承重墙。当它开始松动时，周围的制度都会受到压力，有些甚至会一同崩塌。”换言之，基督教的危机就是所有美国人的危机。

 

他进一步指出，灵性与自由民主不仅不是分离的，反而是互相需要、互相依赖的。人类生活围绕着四个重大问题展开：

 

·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         善与恶的最终源泉是什么？

·         我们如何减少世界上的痛苦与不公？

·         我们如何在不诉诸魔法的情况下，借助理性与证据来理解世界？

 

劳赫认为，灵性（宗教以及其他道德哲学）帮助我们回答前两个问题，而世俗主义帮助我们回答后两个问题。他写道：“我的主张不仅是世俗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在工具层面上相互依存，而是它们在本质上彼此依赖，共同构建一个在道德和认知上完整、一致的世界观。”

 

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你都应当希望生活在一个能培育精神、道德和智识健康公民的社会里。因此，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将灵性（无论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与政治分离，而是如何让二者建立起恰当的关系。

 

自从耶稣说过“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以来，基督徒就在争论如何处理这种关系。过去几百年的主流观点是，宗教是前政治的（prepolitical），它涉及比政治争论更深层的现实。

 

宗教关乎终极关切——个人的道德塑造与灵魂的拯救。政治则是如何解决分歧，大多关于物质事务。宗教真理是普世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人；而政治观点则依赖具体环境，取决于在此时此地什么是审慎的。

 

《圣经》并没有政治纲领；它只告诉你，在所有政治争论的各方，人们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政治建立在精神与道德生活之上，但其本质不同。

 

我一直偏爱荷兰政治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的“领域理论”（theory of the spheres）。他认为社会由不同的领域组成，比如家庭、国家、教育、教会和商业。上帝对所有领域都有最高权威，但每个领域都有其逻辑、其做事方式和其权威。社会运行良好的前提，是每个领域尊重其他领域的尊严。

 

我喜欢这一理论，因为人们在不同领域里会以不同方式思考。当我说“我相信上帝”时，与我说“我相信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意义完全不同。我们不应将某个领域的认知和情感方式带入另一个领域。

 

我对柯克追思会以及关于他遇刺的种种讨论的担忧在于，许多人似乎根本没有关于信仰与政治恰当关系的清晰概念。在他们的心中，这两个领域被混在一起，乱七八糟。

 

一位信仰领袖曾对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伊丽莎白·迪亚斯（Elizabeth Dias）谈起她与柯克的一次对话。柯克对她说：“我想谈论灵性，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进入政治舞台。”

 

柯克为何会相信这一点？

 

在人们为柯克致悼词时，常常不清楚他们谈论的是那个传福音的耶稣追随者，还是那个试图帮助共和党胜选的人。保守派组织“转折点”（TPUSA）的一位发言人宣称：“他直面邪恶，宣告真理，呼唤我们悔改并得救。”可问题是，当柯克与大学生争论关税问题时，他真是在做这些吗？

 

整个追思会在祷告与政治得分之间来回摇摆：有人劝勉要去爱仇敌，而川普总统却公开为憎恨他们感到自豪；有人宣称所有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而斯蒂芬·米勒则几乎是在宣布他所有的敌人都是“害虫”。

 

《宗教新闻服务》（Religion News Service）的优秀记者鲍勃·斯米塔纳（Bob Smietana）指出，这场追思会缺少宗教通常用来安慰丧亲者的那类仪式，却充满了胜利的语言。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宣称，柯克的殉道只会让他的运动更加强大。

 

米勒——一个能将“犹太人”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奇异结合起来的人——宣称：“查理去世的那天，天使们流下了眼泪，但这些泪水已化为我们心中的火焰。这火焰以公义的怒火燃烧着，我们的敌人无法理解。”

 

在我看来，埃丽卡·柯克的悼词最动人。我尤其注意到她用了好几段话来解释“性别互补论”（complementarity）的观念——即男人是家庭的头，女人的职责是鼓励者、守护者和护卫者。“我确保当查理从工作中回到家时，那是他远离世俗忧虑的神圣避风港。”她说。

 

“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ism）并非我的喜好，但至少它是一种关于家庭权威如何运作的理论。那么，在这场追思会里，或是在环绕其间的滔滔言辞之中，哪里有任何证据表明，人们有一套关于宗教应如何出现在政治领域的理论呢？许多言论都建立在一个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做基督徒与做共和党人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我想起了记者乔恩·沃德（Jon Ward）曾经的一个观点——福音派教会在教导信徒如何在家庭中行为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大多数福音派“并没有被教导过如何在公共生活中操练公共品格或公共美德。”

 

当人们在缺乏关于宗教应如何与政治相处的清晰理论时，会发生什么？

 

第一，人们把选举政治当作一种灵性的战争。耶稣的力量与撒旦的力量之间的战场心态占据上风。恐惧取代了基督徒传统的美德——盼望：“我们正遭受攻击，必须消灭敌人！”这是最容易动员群众的方式。

 

第二，道德塑造的过程被扭曲。人们不是被教导去学习基督教的三大美德——信、望、爱，而是被训练在政治激情中打滚——敌意、征服与支配欲。

 

第三，人们会对“狂喜”上瘾。你大概听过那种在星期天追思会前后演奏的当代基督教敬拜音乐。几百年前的圣诗涵盖了丰富的生命体验，而现代敬拜音乐往往只反复击中同一个情绪点：狂喜与赞美。它的作用是要么让你双臂高举向天，要么令你跪倒在地。这种体验当然可能令人沉醉、甚至改变人生。

问题在于，政治是平凡而务实的。审议与谈判最适合在一种适度与平衡的氛围中进行。如果你要在“呼召决志”的热情氛围中来实践政治，你必然会把谨慎抛之脑后。

 

第四，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宗教混合主义”（syncretism）盛行。混合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宗教问题，它发生在信徒试图融合不同信仰时。如今的版本就是：耶稣信仰与“MAGA”信仰混为一体。混合主义让信仰政治化并被贬损，同时让政治被彻底宗教化。

 

第五，这会引发大量的虚伪。听卡尔森说他实践的是一种爱、和谐与和平的宗教，固然动听，但他真的那样生活吗？

 

最后，人们会低估罪的力量。民权运动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宗教与政治关系理论。那场运动的神学教导成员们要承认自己同样有罪，并且必须在政治行动中加以自我克制，以防止陷入仇恨、自以为义和权力欲的罪恶。而如今，没有任何类似的理论来约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放任自流，罪恶肆意横行。

 

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批评者有时会认为，它只是一场利用宗教语言和符号来赢得选举的政治运动。但过去一周的事件证明，它是一场真正的“宗教运动”，而查理·柯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人”（注：一个宗教混合主义的宗教）。问题在于，不受约束的信仰与不受约束的党派热情，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爆炸性混合。我担心，柯克的殉道激起的强烈情感，会让许多共和党人得出结论：他们的对手已不可救赎，对他们造成的任何痛苦都是合理的。人们可能在“信仰”的旗号下，越走越远，离十字架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