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按】2025年11月，知名哲学学者秦晖先生在“爱思想”网站发表题为《上帝掷骰子——自然演化与历史进步的哲学思考》长文（全文可在这里浏览或下载）。因为这个题目跟我长期关注和分享的“科学与信仰”主题相关（但全文太长），我请AI（Gemini）对该文论述做了一个“较详总结”。如下。
星期三, 一月 07, 2026
星期一, 一月 05, 2026
Gemini：《国度、荣耀、权柄》书介
【基甸按】以下是我请Gemini做的蒂姆·阿尔伯塔（Tim Alberta）所著《国度、权柄、荣耀》（英文原著名：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in an Age of Extremism）的中文总结与解读（可以算作偷懒请AI做的“AI书介”）。我略有编辑。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如果下面的总结有”AI幻觉“之处，请读过的朋友纠正。
引言：信仰与权力的十字路口
在当代美国政治与宗教的交汇点上，很少有著作能像蒂姆·阿尔伯塔的《国度、权柄、荣耀》这样，既充满了记者的冷静观察，又带着信徒的忧伤自省。作为《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阿尔伯塔不仅是一位顶尖的政治记者，更是一位资深的福音派基督徒。
这本书是一次痛苦的旅程。阿尔伯塔试图回答一个困扰许多观察者（以及许多信徒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原本宣称追随“不属于这世界”之国的美国福音派教会，会如此深地陷入世俗权力的争夺、党派偏见，甚至极端主义的泥潭？
本书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个人经历和历史分析，描绘了一个正处于身份危机中的宗教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对国家的恐惧正在取代对上帝的敬畏，对政治胜利的渴望正在掩盖对福音的追求。
第一部分：个人悲剧与觉醒
书的开篇极具个人色彩，也奠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阿尔伯塔描述了2019年他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经历。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福音派牧师，一生致力于建立教会。
然而，在葬礼上，阿尔伯塔遭遇的不是慰藉，而是攻击。一些教会成员因为他此前批评唐纳德·特朗普的报道，在哀悼期间向他投来愤怒的目光，甚至塞给他带有责难色彩的小纸条。他们质问他：“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这次经历让阿尔伯塔深刻意识到，政治已经不仅是福音派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了福音派的信仰核心。 对于这些信徒来说，对特朗普的支持已经与基督教信仰划上了等号。如果你反对这位政治领袖，你就是在背叛上帝。
第二部分：权力的诱惑——历史的转折
阿尔伯塔在书中追溯了福音派如何从20世纪中叶的边缘地位走向政治权力的中心。
1. 从“道德多数”到“生存焦虑”
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发起的“道德多数派”运动。最初，福音派参与政治是为了维护某种“基督教价值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动机从扩张价值观转变为防御性的生存焦虑。
阿尔伯塔指出，当代福音派感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日益世俗化、敌对化的社会边缘。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少数群体，认为“美国正在沦陷”。这种恐惧感是理解后续一切行为的关键：当人们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愿意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原则。
2. 自由大学的陨落
书中详细记录了小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 Jr.）治理下的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这所大学曾是福音派高等教育的灯塔，但在小法威尔手中，它变成了一个权力、金钱和丑闻交织的政治工具。阿尔伯塔展示了，当一个宗教机构将“赢取政治影响”置于“道德诚信”之上时，其内部是如何腐烂的。
第三部分：特朗普时代的偶像崇拜
全书的核心在于分析福音派与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奇特盟约。
1. 浮士德式的交易
阿尔伯塔认为，福音派与特朗普的关系是一场典型的“浮士德交易”。信徒们非常清楚特朗普在个人道德上的瑕疵（这些瑕疵在几年前还是福音派攻击克林顿的理由），但他们选择视而不见，以换取：
保守派法官的任命（尤其是为了推翻罗诉韦德案）。
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一个愿意为他们冲锋陷阵的“斗士”。
2. 从“牧羊人”到“保镖”
阿尔伯塔观察到，信徒们不再寻找一个体现基督品格的领导者，而是寻找一个能保护他们免受世俗文化侵害的“保镖”。在他们眼中，世界是残酷的，温和的基督徒品格无法在政治斗争中生存，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像特朗普那样不择手段的人。
3. 阴谋论与QAnon的入侵
书中描述了QAnon等阴谋论如何轻易地在福音派教会中扎根。阿尔伯塔分析称，由于福音派长期以来培养了一种“怀疑主流媒体”和“相信看不见的斗争”的思维方式，他们对政治阴谋论缺乏免疫力。当讲坛上的教导开始夹杂选举欺诈和全球阴谋时，教会就变成了激进化的温床。
第四部分：教会内部的裂痕
阿尔伯塔走访了全美各地的教会，记录了这场政治狂热导致的深刻分裂。
1. 逃离与流亡
他采访了许多感到被排挤的牧师和信徒。这些人试图坚持传统的、非党派化的福音教导，却被自己的会众指责为“左派”或“觉醒派”（Woke）。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 曾是美南浸信会（SBC）的高层，因批评特朗普和处理教会性侵丑闻而遭到排挤，最终被迫离开。他的故事是书中最重要的个案之一，象征着福音派良知的流亡。
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 保守派评论家，因坚持原则而遭到曾经的宗教同袍们的恶毒攻击。
2. “爱国者教会”的兴起
与此同时，另一种教会正在蓬勃发展。在这些地方，美国国旗与十字架并排，讲道的主题往往围绕着宪法第二修正案、边境安全和反对疫苗接种。阿尔伯塔称这些机构为“伪装成教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第五部分：神学上的迷失——当国家成为神
阿尔伯塔在书中进行了深刻的神学批判。他指出，许多美国福音派已经陷入了基督教民族主义。
1. 混淆了两个国度
福音派神学的传统观点是区分“上帝的国”和“世界的国”。然而，阿尔伯塔发现，许多信徒现在认为美国就是上帝在世间的选民国家。这种观念导致他们认为，保护美国的政治地位等同于保护上帝的旨意。
2. 对“权柄”的错误理解
书名取自《主祷文》的结尾：“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基督）的。”阿尔伯塔指出，现在的福音派似乎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不再追求通过牺牲和服侍来影响世界，而是追求通过立法和强制来统治世界。
第六部分：后2020时代的极端化
书中后半部分重点讨论了2020年大选、COVID-19疫情以及1月6日国会山骚乱对福音派的影响。
1. 疫情作为催化剂
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教会的身份危机。关于戴口罩和封锁的争论，迅速演变成了“暴政 vs 自由”的斗争。阿尔伯塔记录了牧师们如何被迫在科学常识与激进会众的愤怒之间做选择。
2. 1月6日的象征意义
对于阿尔伯塔来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在人群中，巨大的“耶稣救赎”旗帜与暴力冲突并存。这形象地展示了福音派符号如何被借用来为暴力和反民主行为辩护。
第七部分：希望的微光？
尽管整本书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观察，但阿尔伯塔在结尾处仍试图寻找希望。
他发现，在全美各地，有一群被称为“残存者”的信徒和牧师。他们拒绝将信仰政治化，正试图在极端的浪潮中重建一个基于爱、真理和谦卑的教会。阿尔伯塔认为，福音派的得救不在于赢得下一场选举，而在于重拾对十字架的忠诚，而不是对政治旗帜的忠诚。
核心主题总结：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阿尔伯塔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书中的核心观点总结为以下几个维度：
1. 恐惧的政治学
福音派的行为动机主要源于恐惧——恐惧文化的变迁、恐惧失去社会地位、恐惧后代被世俗化。这种恐惧使得“生存”成了最高准则，从而让道德准则变得可以妥协。
2. 身份的置换
对许多人来说，“福音派”不再是一个神学标签（即相信福音的权威），而是一个文化和种族标签（即白人、保守派、农村或郊区居民）。在这种身份认同中，政治立场先于宗教教义。
3. 真理的侵蚀
在一个本应追求绝对真理的群体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盛行是极其讽刺的。阿尔伯塔指出，当信徒们开始为了政治目的而接受“替代性事实”时，他们不仅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也损害了他们所宣称的信仰。
4. 权力的异化
耶稣拒绝了旷野中魔鬼给予的世俗权力，但现代美国福音派却在积极追求这种权力。阿尔伯塔呼吁信徒反思：如果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灵魂，这有什么益处呢？
结语：一位记者的哀歌与呼吁
蒂姆·阿尔伯塔通过这本著作告诉读者：美国福音派正处于一个分水岭。
如果福音派继续沿着极端主义和政治崇拜的道路走下去，它将面临彻底的道德破产和年轻一代的流失。但如果它能从权力的幻梦中醒来，回到那个关注弱势群体、倡导仁爱与和平的福音本质，或许它还能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性。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关心美国未来的人的书，更是写给那些在政治风暴中迷失方向的信徒的一剂苦药。阿尔伯塔用他的笔触证明了，真正的爱国和真正的爱神，往往意味着要有勇气对所属群体的错误说“不”。
Matthew Pinson: 基督教与文化——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功课
作者：马修·平森 (Matthew Pinson)
英文原题“Abraham Kuyper, Bruce Ashford,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原载作者博客（ 2016年8月9日）
（Gemini翻译，基甸校对）
（纽约第五大道，基甸摄于2025年圣诞节期）
布鲁斯·阿什福德（Bruce Ashford）最近提供了一篇关于基督教与文化关系的极佳总结。在此之前，我曾在博客中介绍过他的著作《每一寸土地》（Every Square Inch），我的同事艾迪·穆迪（Eddie Moody）也曾对他进行过访谈。
近期，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在线刊物《正典与文化》（Canon and Culture）发表了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功课：基督教、政治与公共广场》。（基甸注：《正典与文化》的网站似乎已经不复存在，链接失效了）在文中，阿什福德通过“自然与恩典”的范畴讨论了基督教与文化互动的三个主要观念：
恩典反对自然 (Grace against Nature)
恩典高于自然 (Grace above Nature)
恩典与自然并存 (Grace alongside Nature)
接着，他推荐了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的观点：
恩典更新并恢复自然 (Grace Renews and Restores Nature)
阿什福德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克制的转化主义”（chastened transformationalism）的观点。他认为基督徒需要参与各个我们能影响到的领域中的文化转化工作。因此，他支持“参与文化”（engaging the culture）这一常见表达。
基督教如何影响文化
他认为我们需要参与文化、转化文化，因为文化转化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作转化工作的延伸。“上帝的救赎和恢复在我们的存在全体中、在我们生命的整个织体中转化我们。”
然而，不同于许多人的文化参与往往导致向文化妥协或仅仅是给文化施洗（正如Leroy Forlines常说的：被文化转化而非转化文化），阿什福德指向了凯波尔的“对立”（antithesis，“反题”）概念。
阿什福德解释道：“对立是指任何反对上帝话语的话语。它通过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引向偶像而非独一真活的神，从而误导了它们。因此，这个世界被腐蚀了……”阿什福德认为，在我们热衷于参与文化时，不应忘记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是有罪且堕落的，正如同人性一样，因此它需要被转化。
换句话说，正如我常说的，我们需要拥有一些“基督反对文化”的成分，才能实现“基督转化文化”（套用尼布尔[Richard Niebuhr]的术语）。如果我们不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特定的文化表现，就没有必要去转化它。
回到转化主义中“克制”的部分：阿什福德对转化主义的局限性非常明确：“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文化转化既不会是全面的，也不会是持久的，直到耶稣基督转化世界的那一天。换句话说，我们参与其中不是为了‘赢得’一场文化战争。只有基督能赢。我们做这些是出于对基督和邻舍的爱，作为见证和顺服，并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群体能够预演基督将临的国度。”
我通常是这样表达的：在基督徒生活中，我们正被圣灵转化。但我们不是完美主义者，不相信属灵转化会在这一边（指荣耀之前）完成。文化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文化表现永远不会在这一边完全转化。但正如我们的个人生活一样，我们仍然相信并致力于转化工作。
布鲁斯·阿什福德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绝佳向导。我向读者推荐他的文章，并转载如下：
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功课：基督教、政治与公共广场
作者：布鲁斯·阿什福德（Bruce Ashford）
引言
俄罗斯的冬天并不以提供丰富的晚间消遣方式而闻名。当气温连续数月经常降至零下十度或二十度时，能做的事情很少。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在1998-99年的冬天第一次了解了亚伯拉罕·凯波尔。
虽然当时我不喜欢那种严寒，但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激那段漫长的俄罗斯冬天。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不会遇到凯波尔的著作，也就无法获得理解基督徒与社会及文化关系所需的神学框架，也无法获得他为健全的政教观所提供的神学支撑。
在俄罗斯的那些年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完美的背景。在苏联时代，福音派基督徒在俄罗斯的影响受到了严重限制。我当时在喀山市（Kazan）的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我的大多数学生对上帝是否存在、生命是否有意义、是否存在道德绝对值都深表怀疑。俄罗斯的文化机构——包括政府、企业、婚姻和学校——都反映了这种深层的失落感。
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阅读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莱斯利·纽比金（Lesslie Newbigin）和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等基督徒思想家的书籍。他们暗示了基督徒思想中我似乎缺失的一个方面。但正是凯波尔促使我从根本上重构了我的思维方式。
凯波尔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荷兰，曾担任荷兰首相，创办了一所基督教大学，创办了一份报纸，并撰写了关于神学、政治和其他主题的具有影响力的书籍。他最深刻的信念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对他效忠不仅应塑造我们的私人生活，也应塑造我们的公共生活。如果基督是主，他就不只是私人灵性或显然是“宗教”事物的家，也是艺术、科学、商业、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公共事物的主。阅读凯波尔让我开启了将基督的主权视为与公共生活直接相关的道路。
核心问题：自然与恩典
但重构并非一蹴而就。虽然凯波尔的神学远见在许多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在放下我原有的神学框架（这些框架与凯波尔的愿景相冲突）之前，我无法完全接受它。更具体地说，凯波尔构想了一种特定的自然与恩典的关系，而我当时受到了一些相互竞争的观点的影响。
回想起来，我现在意识到，我当时刚刚发现“自然-恩典”关系是任何神学框架或愿景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与恩典如何联系的问题是基础性的，其逻辑顺序优先于讨论神学与文化、基督教与政治或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你如何理解创造、堕落和救赎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你的世界观、神学和灵性。
1. 恩典反对自然？
在我成为基督徒的最初几年，我持有“恩典反对自然”的观点。核心信念是：堕落从本质上（本体论上）腐蚀了自然。罪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美好，以至于它无法被救赎。因此，上帝终有一天会摧毁它并重新开始。
这种观点倡导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既然世界在本质上被腐蚀了，它就不是我们的家。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退出这个邪恶的世界，寻求一个与其分离的救恩。好的基督徒学者应该公开反对世界社会结构和文化机构中的邪恶。但是——这一点至关重要——好的基督徒没有必要尝试去“转化”文化。他的文化活动绝不应被视为具有救赎性质，也不应贴上“国度工作”或“基督徒使命”的标签。
其优点在于严肃对待了罪；缺点则是给了罪太多的“功劳”，认为罪能改变上帝所造之物的本质。此外，它往往试图逃离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
2. 恩典高于自然？
我持有前一种观点时总感到不安，因为我无法将基督的主权应用到教会之外的艺术、科学和政治等领域。后来我开始接触“恩典高于自然”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恩典与自然等级化。自然是上帝世界的“底层”，相对自主，且未受堕落的影响（或影响不足以需要救赎）。上层（恩典）更重要，但也受损更重。这种观点认为，基督徒在底层（自然界）活动时依靠普通启示，在上层活动时依靠特殊启示。
在这种愿景下，生活被分割。在自然领域，他有家庭、工作和社区；在恩典领域，他有个人灵修、聚会和神学。这导致特殊启示不需要被带入自然领域。其优点是承认了自然的本质美好，缺点则是未能充分认识到罪对自然领域的扭曲，以及特殊启示对日常生活的必要性。
3. 恩典与自然并存？
第三种框架（常见于“两个国度”理论）鼓励我们不要将自然领域“灵性化”。虽然我们在自然领域的工作有价值，但不算作“国度工作”或“使命”。这种观点认为耶稣属于教会，而不属于实验室或公共广场本身。
优点是努力认真对待自然和恩典的区别，缺点是容易导致社会和文化上的被动主义，未能看到圣经对文化活动的广泛相关性。
4. 恩典更新并恢复自然
在凯波尔的异象中，恩典更新并恢复自然。上帝通过他的话语命令受造界存在并设定了秩序。上帝的话语是世界的“正题”（thesis），而罪是“反题”（antithesis）。
罪和邪恶无法从结构上或本体上腐蚀上帝的创造秩序。它们所能做的只是“误导”（misdirect）。因此，受造界在结构上（其存在和基本秩序）仍然是好的，但在方向上变坏了。
因此，上帝的恩典不是反对自然，也不是漂浮在自然之上，更不仅仅是并存。恩典是使自然恢复到上帝起初的心意。凯波尔写道：“如果恩典只关乎赎罪和灵魂得救，你可以视恩典为运行在自然之外的事物……但如果基督不仅关乎灵魂也关乎肉体……那么一切就不同了。恩典与自然是分不开的。”
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重新导向”（redirective）。无论在哪个领域（艺术、科学、政治等），我们都希望上帝的话语塑造我们的行为。我们探寻上帝对该领域的创造设计，辨识罪如何扭曲了它，最后寻找将其导向基督的方法。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赢得”文化战争，而是出于对基督和邻舍的爱，作为见证和顺服，并预演基督将临的国度。
基督教、政治与公共广场
如果上帝的主权涵盖生命的每一领域，那么政治也不例外。凯波尔亲自实践了这一点：他曾任牧师，后来创办报纸、领导政党，并最终担任荷兰首相。
第一，这鼓励信徒通过“正题-反题-重新导向”的方法参与公共生活，不应仅依赖普通启示。
第二，这促进了公共广场上的“原则性多元主义”。在世界完全更新之前，公共生活必然是多元的。我们不应寻求神权政治（theocracy），而应促进宗教自由。
第三，凯波尔提出了“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上帝直接统治各个领域（艺术、科学、家庭、政府等），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上帝所赐的原则，彼此之间不应互相主宰。教会不应控制政府，政府也不应控制教会。
结论
我非常感激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东西。首先，“恩典恢复自然”是理解世界的健康框架。其次，凯波尔将此异象应用到了政治和公共领域。他抓住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基督的主权是普世性的——并试图将其明智且一致地应用于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巴文克《普遍恩典》纲要
【基甸按】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关于普遍恩典（Common Grace，荷兰文：De Algemeene Genade）的一本书的全文英译能在网上找到，原文为荷兰文，由雷蒙德·范·鲁汶（Raymond C. Van Leeuwen）翻译为英文并撰写导言。英译全文（PDF下载）：Herman Bavinck's "Common Grace" 。以下是AI（Gemini）用中文总结的该书纲要。
巴文克《普遍恩典》纲要
（Gemini翻译、总结，基甸校对）
导言
十九世纪后半叶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复兴最精美的神学成果之一，就是对改革宗“普遍恩典”教义的修复与阐发。这一教义自加尔文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复兴的主要推动者是赫尔曼·巴文克（1854-1921）和亚伯拉罕·凯波尔（1837-1920）
巴文克坚持认为，普遍恩典维系了受造界的秩序，而特殊（救赎性）恩典则救赎、恢复并转化了受造界与文化
正文
日内瓦的改革者（加尔文）在改革宗各教会中被尊为属灵之父，但在大众心目中，他依然是一个忧郁、严厉的人物，对美好事物持有敌意，或至少是冷漠的态度
然而，在加尔文的体系中，他赋予自然生活（natural life）的地位和价值，在基督教其他观念中是无与伦比的
第一部分：圣经基础
启示与恩典： 启示在堕落之前就已存在。受造界本身就是神的第一份丰富启示，是一切后续启示的基础
。 堕落后的改变： 堕落带来了变化，但神并未停止启示。现在，启示是以“恩典启示”的形式临到有罪的人类。生命、工作、食物和衣服不再是基于“行为之约”的权利，而是纯粹出于恩典
。 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的区别： 恩典分为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该隐虽然被逐出神的面，但他继续生存，这就是恩典取代了严厉的审判；他的后代发展了人类文化
。洪水之后，神与挪亚及所有受造物立约，这种生存不再是“自然的”，而是超自然恩典的果子 。 异教世界的启示： 即使在异教徒中也有神丰富的启示——不仅在自然中，也在他们的心灵和良心中，在他们的历史、政治、艺术和哲学中
。圣灵是一切生命、力量和美德的创始者 。 以色列与特殊恩典： 特殊恩典（gratia specialis）是异教徒所不知道的。异教宗教本质上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具有律法主义特征
。而在以色列的信仰中，特殊恩典和恩典之约（foedus gratiae）作为奇妙的新事物出现 。
第二部分：与罗马天主教体系的对比
天主教体系用“自然与超自然”的对比取代了“罪与恩典”的对立
罗马观点：自然人是完整的，但只能达到自然的宗教和道德
。超自然秩序（恩典）仅仅是作为一种“补充”被叠加在自然之上 。 改革宗观点：改革宗不接受这种二元论。罪的影响是彻底的，使得人性在任何领域都无法行善
。但神并没有任由罪进行破坏，他在罪与受造物之间插入了“普遍恩典”——这种恩典虽然不从内部更新人心，却约束并制止了毁灭 。
第三部分：现代意义
巴文克观察到，十九世纪末的现代文化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科技和科学的骄傲，另一方面是对人类处境的绝望。人们曾经嘲笑神迹，现在却转向交灵术、佛教和神智学
核心观点总结：
恩典不废除自然：基督来不是要废除世界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是要恢复和保护它们
。 文化的价值：艺术、科学、家庭和政治本身就是神所喜悦的对象。它们构成了神在创造时设立并至今仍通过普遍恩典维系的原始秩序
。 最终的合一：在神的国度完全临到时，二元论将消失。恩典不再是在自然之外或之上，而是完全渗透并更新自然
。 信仰与文化：基督徒不应逃避世界，而应在普遍恩典的基础上，承认科学、艺术和政治等文化领域皆是上帝的恩赐。
星期三, 十二月 31, 2025
Shalom：耶稣也不是右派——回应刘军宁《耶稣是左派吗？》
作者：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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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军宁的叙述里，耶稣被描画成一位站在右派一边、偏爱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塑造，是一种明显的错位。
圣经中的耶稣，从来不是等待在政治选边站队的弥赛亚。他既不属于右，也不属于左；事实上，左右双方的历史，都终将站在他的面前，接受审视与审判。他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附属，也不是服务某个主义；相反，他揭开并拆毁人们把意识形态当作偶像时的虚假与骄傲。 然而，在刘的笔下，耶稣似乎已经被纳入某个政治阵营之中，为之服务的象征性人物。那种写法，不是从福音出发理解政治，而是先有政治立场，再去安排耶稣的位置。把神国的主降格为现代政治框架中的一个标签人物，本身就已经背离了福音叙事的重心。 更重要的是，耶稣所处的历史情境，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民族国家完全不同。他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社会里。那是一个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税收、福利体系”的世界。今天我们所说的左派与右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近现代才形成的话语体系。如果把耶稣硬性放入这些概念之中，并要求他在其间选边，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错置，也是一种解释上的暴力。 圣经的解经从来有其基本的常识。任何负责任的阅读，都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之中来理解；必须对照上下文，而不是从一句话里拔出自己喜欢的含义；也必须放在整本圣经的启示脉络之中，看它如何在神学的叙事里彼此印证。离开这些原则，只剩下一种“拿来主义”式的阅读——看到某一句话，就直接为自己的观点所用；断章取义，甚至偷换其中的逻辑概念与语境。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清楚的：神国的启示被拉入世俗意识形态的争论中，福音所指的真理置换成社会制度层面的讨论。神国与现代社会秩序被混为一谈，本来指向上帝统治与救赎的真理，被偷换为政党左右之争、制度之争。这样的错位解读，不仅无法帮助人明白圣经，反而使人偏离方向，让启示变得晦暗，让本应带来光照的经文变成意识形态背书的工具。 耶稣所宣讲的焦点非常清晰：天国临近、悔改与赦免、神做王，贫穷者听到好消息，被掳者得释放，受压制者得自由。整部福音书的叙事，始终把人引向天国的真理，而不是停留在某一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比较之上。耶稣关心的，是神国的统治临到人心与世界，而不是替某一派制度增加神圣光环。 关于私有财产的问题，常被简化处理。人说，既然不可偷盗与贪恋，那耶稣就是在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但圣经从未把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制度绝对化，也没有宣称积累财富的结构自动免于审判。相反，耶稣对财富的灵性力量发出尖锐的提醒：财宝不可积攒在地上；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作门徒。耶稣并没有建立一整套经济制度，他所触及的，是财富如何成为人的主宰，以及人如何在不知不觉间被它占有。 因此，他所挑战的，并非单纯的财产权，而是当财富上升为偶像，成为压迫关系、成为内心真正的主宰之时，那种被它支配的状态。 使徒行传中的群体生活，进一步展现另一种关系样式——信徒彼此分享，照各人所需分配。这既不是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的雏形，也不是制度实验，而是出自福音感召之下，在关系里所呈现的生命分享的见证。如果我们只保留关于产权的经文，却故意忽略这种分享的见证，那就已经不是忠于圣经，而是片面选择。 至于“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因此他是右派”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把圣经语言拉入现代政治象征中的符号游戏。圣经中的“右边”指的是尊荣与权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左右派之争。这样的解释，只是神学被世俗化话语利用的一种典型例子。 所以，耶稣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吉祥物。他不为任何一套意识形态代言，也不需要为任何一方站台。任何政党，任何人不是中心，而他才是中心，圣经至始至终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 问题不在于耶稣站哪一边，而在于人是否总希望他站在“我们这一边”。但他是主，他从来不依附于人的意识形态，他从不隶属于人的政党体系。就像他说他的国不属于世界，你们也不属于世界，他不居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而在属于他生命的团契之中。 他宣讲的中心始终没有改变：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不会被局限在任何人的体制之下。
圣经的中心，从来不是某种政治秩序、社会方案或人类理想，而是神自己。
耶稣所宣讲的，是神的国；祂所传的福音，不属于任何一个地上的国度，却向地上的万国敞开。
祂向法利赛人传讲，也向罪人传讲；
向平民传讲，也向富有人传讲；
向本国人传讲，也向罗马人传讲；
向犹太人传讲，也向撒玛利亚人传讲。
在祂面前，没有哪一种身份天然更接近神的国，也没有哪一种身份天然被排除在外。
唯一的分界，不在体制之中，不在立场之中，而在于：人是否悔改，是否信福音。
若人把耶稣描绘成某一政党体系的弥赛亚，那么福音便不再是悔改与信心，而被悄然替换为立场与站队。
人便会被教导：你必须支持某一派，或反对某一派，才能进入神的国；不在这阵营中的，便被视为属魔鬼的。
然而在那日审判之时，人不能说，我支持右派，我更正确，我支持右派，这是我的天国通行证。
主的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不认识你。
星期五, 十二月 26, 2025
Gemini：《耶易会通》书介
（以下是Gemini总结《耶易会通》一书内容生成的书介）
《耶易会通：清代至民国时期基督教易经诠释研究》由黎子鹏、胡献皿二位学者合著，202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经典《易经》与基督宗教教义之间互动、对话与融合的学术著作。
该书以历史视野和文献考据，梳理了从清代“索隐派”传教士到民国时期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对《易经》的系统性诠释。以下是对该书主要内容的总结：
一、 核心主题与研究背景
《耶易会通》的核心在于“会通”。这不仅是跨文化的文本解读，更是一种宗教对话的尝试。作者指出，在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信仰与本土文化精髓——《易经》的关系，是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核心命题。
本书旨在揭示：
《易经》如何被用作宣教工具： 传教士试图在《易经》中寻找上帝的启示（原始启示论）。
中国信徒如何通过《易》来理解上帝： 华人信徒利用《易》的宇宙观来重构汉语神学。
文化认同的重塑： 这种会通不仅是宗教性的，也是知识分子在两种文明间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
二、 历史演进：从“索隐”到“会通”
书的核心内容按时间线分为几个关键阶段，详细剖析了不同时期的诠释策略：
1. 清代索隐派（Figurism）的肇始
清初，以白晋（Joachim Bouvet）、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为首的耶稣会士开启了“索隐派”研究。
核心逻辑： 他们认为《易经》并非占卜之书，而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原始启示。他们相信《易经》的卦象中隐藏了基督教的教义，如“三位一体”、耶稣降生等。
代表性发现： 比如将“太极”解释为上帝，将“乾”卦视为圣父。他们试图通过解读伏羲的符号系统，证明中国古代圣贤早已知晓基督教真理，从而减小传教阻力。
2. 晚清至民国的转型
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诠释的主体由外国传教士转向了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支那、陈焕章等背景下的交流，以及后来的赵紫宸等）。
从“证明”到“融合”： 这一时期的诠释不再仅仅是为了证明“圣经比易经更早”，而是试图建立一套“易经基督论”或“易经宇宙观”。
三、 哲学与神学的核心对话点
《耶易会通》深入探讨了书中提到的几个关键神学命题与《易》理的交锋：
1. 宇宙起源论：太极与道（Logos）
书里详细分析了学者们如何将《易》中的“太极”与圣经中的“道”（Logos）进行对接。
生成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被比附为上帝创造世界的开端。
本体论： 太极作为万物之源，被诠释为具有人格神特征的上帝，而非仅仅是抽象的物质性元气。
2. 变易与神圣天命
《易经》的核心是“变”。书中总结了诠释者如何将“易”的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与上帝的属性联系起来：
变易： 反映了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与神圣意志的彰显。
不易： 对应上帝的永恒性与信实。
3. 人性论与修齐治平
《易经》中的“君子”人格与基督徒的“圣徒”追求在书中得到了深入比较。
忧患意识： 诠释者将《易传》中的忧患意识与基督教的罪觉、救赎紧迫感相连。
天人合一： 被重构为“神人合一”，强调通过信仰回归上帝的怀抱，实现生命境界的提升。
四、 具体卦象的基督化解读
书中列举了大量具体的卦象诠释案例，这是该书最具特色、也最有趣的部分：
乾坤两卦： 乾被视为神性的彰显，坤被视为人性的顺服或受造界的秩序。
否极泰来： 被用来解释“十字架”的逻辑——通过苦难（否）走向救赎与和平（泰）。
既济与未济： 被用来阐述基督教的末世论——世界已然（既济）但尚未（未济）完成的救赎进程。
五、 学术贡献与当代启示
黎子鹏与胡献皿在总结中指出，《耶易会通》不仅是对故纸堆的整理，其学术价值体现在：
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 展示了中国文化在接受基督教时的主动重构能力。
提供了汉语神学的范本： 这种会通尝试，为今天如何在中华文化语境下讲述基督教故事提供了历史借鉴。
文化互鉴的深度： 该书证明了不同文明在形而上学层面存在着深刻的契合点，即便在神学细节上存在张力。
六、 结论
《耶易会通》是一部关于“翻译”的书——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精神世界的翻译。它记录了数百年间，中西知识分子如何试图寻找一种“共同语言”，在阴阳八卦的符号系统中，去寻觅那个普世的、神圣的真实。
星期四, 十二月 25, 2025
如何看待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
【基甸按】以下是我20多年前写的文章，后来曾经用来在知乎回答相关问题，但2018年被知乎删除。旧文重发这里时对部分内容略有编辑。
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评价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人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把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视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的。以前官方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有很多传教士“作恶多端”甚至犯下杀婴吃人等惨无人道的罪行的“故事”。即使到了现在，很多人仍然相信那些“挖眼剖心”“剖腹取胎”之类的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是普遍的。
2000年的“十一”，因着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为一些过去的传教士“封圣”，激发了很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发布了一系列回应文章，包括揭发传教士恶行的内容，在网上也引起很多关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的争论。《人民日报》等上的文章，主旨是批判梵蒂冈“利用宗教搞政治”，揭露“封圣”是“精心策划的反华政治阴谋”。这些批判文章中当然有很多对西方传教士的各种劣行的大量负面的揭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挖眼剖心”“剖腹取胎” 之类的“故事”，而且这些文章也承认“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可见即使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在廿一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比较注意尊重基本的史实，避免过分的夸大的。
这些文章中所揭露的西方传教士的劣行，归纳起来，主要有“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和对中国的掠夺”，“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参与鸦片贩卖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借助本国政府的武力及武力威胁，无法无天”，“抢劫奸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揽词讼”，“招纳中国社会上的各种越轨之徒”，“恶霸一方的，强占农田、私设公堂、经营非法贸易，生活糜烂”（甚至有霸占民女“初夜权”和生下私生女的）……，等等。这些历史陈述有多准确我不敢肯定，不过我相信其中所列举的事件不会都是空穴来风的杜撰或者道听途说的传言。同时我也相信这些文章列举的少数“圣人”的劣行并非西方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因此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我这么讲，没有一点要为那些行为不端的传教士辩护的意思。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任何的罪恶，无论打着何等美好崇高的旗号，基督徒都不应该为之“护短”。我同意马克·吐温所说，那些“搜刮钱财”“用于传播福音”的人的言行，不是“为了上帝”，而是“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北美评论》，1901年2月）。正因为他们打着上帝和福音的旗号，他们的行为更容易让人“跌倒”，阻碍人认识上帝，因此更为可怕和卑劣，我深信这样的“神棍”必将在永恒中受到上帝更加严厉的审判。
历史上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罪恶”是人性黑暗的表现，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美国等地，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职人员”仍然时有让人跌倒让人震惊的丑闻发生。这一切的宗教外以下的伪善和罪恶，也许有时可能欺骗世人，但绝对不可能骗过监查人心的上帝。耶稣基督自己清楚地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15，21-23）“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马太福音18：6-7）。
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已经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不再与帝国主义有任何关系了。然而这些不光彩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人基督徒却不能忘却，不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把罪债推给西方人，或者因为我们是新教徒就把罪债推给天主教，如果我们不能以史为镜引以为严肃的警戒，“宗教的罪恶”还会重演，我们同样可能成为假冒伪善绊倒人的“宗教人士”。
作为尊重历史并以史为镜的另一面，我们同时也需要对历史上我们的同胞“反教灭洋”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反思，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有实事求是的正视和肯定。今天的网上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基督徒）对那种“教案社会心理”已经有足够的反思能力，一方面有对这种心理背后的由于被帝国主义欺压凌辱而带来的“仇洋排外”情绪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有对有关洋教士的迷信谣言的非理性化的消极影响的深刻剖析。
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以外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也逐渐开始有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人们逐渐认识到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里面虽然有少数羞辱上帝之名的败类，但也有很多清心爱主、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基督徒。他们当中有很多在本国是个方面都非常优秀可以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如“剑桥七杰” ），却为了爱上帝爱中国爱中国人的缘故远涉重洋来到当时还很不发达的中国，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跟中国人一样留辫子穿长衫，把年轻的生命献上，服侍那些卑微贫穷生活在苦难中的中国人，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哀伤同喜乐。
很多这样的传教士不但从不涉足“政治”，而且一直默默无闻地在条件极为艰苦的乡下和偏远地区传教，直到最后因为疾病劳累贫穷或者教案默默无闻地死在他们一生所热爱所事奉的异国他乡……范学德在谈到西方来华传教士中具有代表性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时这样说：
“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时，我不仅佩服其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後，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这一页，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我终於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著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出于爱上帝、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麽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另参Sean Cheng《戴德生对今日宣教的意义》）
传教士的牺牲和奉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基督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种子。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禁烟反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正面、积极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抹杀的。今天的中文网上，不但有基督教网站上的很多网帖、资料，也同时有很多非基督徒甚至“官方”的网帖、资料，共同见证传教士“博爱惠施”的善行。很多非基督徒学者、网友对这方面历史都不乏公允、中肯的评价，在指出某些传教士中存在的恶行毫不避讳的同时，也肯定那些爱心单纯的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更有比较深刻的关于中西方文化撞击、交流、会通……的思考。
例如，杨爱程在《还历史一个公道－－简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在以下方面对中国的贡献：
一、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与扫盲
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半个世纪前，传教士为了向占人口90%以上的文盲群体传播福音，率先开始了书面语通俗化的尝试。他们编写“浅文理”或直接用口语翻译圣经和福音单张（如梁发的《劝世良言》）。这种努力不仅传播了宗教，更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广通俗文字、扫除文盲、提升底层群众文化水平的作用。
二、 现代教育制度的开创与引航
传教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者。
新式学校： 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兴办了大量近代化学校。
高等教育： 许多知名学府（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均由传教士创办，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出国留学： 传教士开创了国人留学的先例，如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便是在传教士资助下完成学业并回国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
三、 医药卫生与近代医学的奠基
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解剖学、生理学及卫生观念带入中国，填补了传统中医在急性病和传染病治疗上的空白。
创办医院： 建立了如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顶尖医疗机构。
人道主义奉献： 许多医生（如早于白求恩的传教士医生）在偏远地区照顾麻风病人、救治贫民，甚至献出生命。
抵制毒品： 传教士医生通过临床观察揭示鸦片毒害，并联手发起运动，最终促使英国立法取缔鸦片贸易。
四、 扶困济危与保护弱势群体
传教士秉承“爱邻舍”的精神，关注社会边缘人。
孤儿救助： 建立孤儿院收容弃婴，虽曾因文化误解引发“教案”，但其初衷是保护生命并教授生存技能。
战争与灾难救济： 在抗日战争等动荡时期，传教士利用身份保护难民和妇女。文中特别提到了慕拉第（Lottie Moon）为救济灾民不惜耗尽所有，最后死于营养不良。
五、 移风易俗与女性地位的提升
传教士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他们兴办女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在社会风气上，他们极力反对裹足、童婚、纳妾及包办婚姻等陋习。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当时封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与冲击。
另外，关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我将在本文后面抄录我的另一篇旧文（后来也是在网上被删除，但收录入《追寻与回归》一书）略述。
沧海横流，世易时移。历史走过昨天，中国和中国人走过深重的苦难，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更加进步，国家已经更加富强。而基督教在中国却在苦难困境中在几十年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发展壮大。将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定不可能回避信仰与文化，信仰与政治，政教分离，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等议题。故此我深信回顾反思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中国人都有深远的意义。
星期二, 十二月 23, 2025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基甸
2006年圣诞节又要到了。我和妻子带着我们家两个臭小子在屋里屋外布置好圣诞装饰，家里开始回响好听的圣诞音乐。今年老大参加了一个社区剧场的圣诞歌舞剧演出，剧名是《圣诞前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孩子们很酷地简称为“T'was”）。那是个很传统的圣诞剧目，根据1822年一位神学院教授（也是纽约盲人学院的创办人）摩尔（Clement Moore）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同名诗歌创作。
摩尔的诗把圣诞老人描写成一个快乐的胖老头，坐在有八只可爱的驯鹿拉着的敞篷雪橇上飞越高山海洋，把圣诞礼物带给乖娃娃（那些调皮的同学嘛，哼哼，you better watch out——你最好小心点）。据说这是美国版圣诞老人的文学来源。歌舞剧所表现的家庭之爱和对童心的呵护相当感人，而剧中的圣诞老人告诉天真的孩子们、也告诉自以为聪明的大人们：不错，圣诞老人也许是人装扮的，但是圣诞老人也是真的，他所代表的圣诞精神是真的，而关于他的传说和想象是美好的。排练的时候，演圣诞老人的演员跟老大和我聊天，我说我们家老大早已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的，那个演员老头瞪我一眼，说：“Excuse me——有没有搞错？你来摸摸我的手，我不是真的吗？”。给我上了一课。
在世界各地，圣诞老人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在美国的孩子当中最流行的名字是三塔·克劳斯（Santa Clause，昵称三塔Santa）和圣尼古拉（St. Nicholas，昵称圣尼克St. Nick）。如果真要考据，圣尼古拉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三塔那个如今已经被商品化到极点的形象——一个红衣服、白胡子、乐呵呵的矮胖老头儿，则可能掺入了北欧等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神祗和人物的形象。我告诉老大，历史上的圣尼古拉是公元4世纪小亚细亚的一位基督教主教，我三个月前在土耳其刚刚去参观过他的教堂呢。
今年9月我在土耳其出差，周末去米拉（Myra）古城的圣尼古拉教堂参观。1600年前圣尼古拉曾在这里生活、事奉。教堂建于6世纪以前，1862年由俄国贵族重新修缮。教堂斑驳的壁画上有清瘦严肃的圣尼古拉的画像，粗大的石柱已经断缺不齐，阴暗的石屋中有一副圣尼古拉的石棺。（圣尼古拉死后其墓甚至其骸骨都被人当作“圣物”偷来抢去，这里可能只空有一棺。）教堂外面有摊贩兜售富有拜占庭圣像风格的各种烫金圣尼古拉画像，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留作纪念。
（米拉圣尼古拉斯教堂外的庭院）
公元3世纪圣尼古拉出生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的小镇帕塔拉（Patara）。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富有的父母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但他从小受爱主的基督徒父母的影响，立志要照耶稣所教导的去做。所以他真的变卖自己所有的财物周济穷人，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服侍微卑的劳苦百姓。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乐善好施而远近闻名，并被选为米拉城的主教。在罗马皇帝戴克里仙（Diocletian）迫害基督徒期间，圣尼古拉被抓去坐牢，身上满是鞭痕、钳伤与烙印，但他仍坚守信仰不渝。出狱后圣尼古拉出席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
晚年的圣尼古拉继续在米拉建立孤儿院、照顾老弱病残和贫民。圣尼古拉于公元343年12月6日在米拉逝世。他死后被天主教封圣，12月6日并被定为“圣尼古拉节”，今天在欧洲等地仍被庆祝，而主要的庆祝方式就是人们互送礼物，体现圣尼古拉、也是圣诞的博爱惠施的精神。在圣尼古拉被埋葬的墓地上建起了圣尼古拉教堂，成为一个基督徒“朝圣”的地方。当今世界有超过两千所的教堂以“圣尼古拉”命名。圣尼古拉在俄国、北欧和西欧尤其被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尊崇。
圣尼古拉的一生最广被传颂的是他慷慨助人的事迹和他对儿童的爱心。这些事迹后来被赋加丰富多彩的想象而融合成经典的传说。在一个著名的传说中，圣尼古拉听说一户穷人家的三个女儿因为家里没钱置办嫁妆而无法出嫁、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就悄悄地给了那家人三袋金币。金币从窗外扔进屋，正巧掉在正在壁炉前烘干的长袜里面。这就是孩子们圣诞节在壁炉前挂长袜等待圣诞老人把礼物放进去的习俗的由来。
（圣尼古拉斯传说画幅，左：送给新娘金子做嫁妆，右：为信仰坐牢）
其它关于圣尼古拉的传说还包括他救回被匪徒绑架到外乡的一名米拉男孩、让三个被黑店杀害的神学院学生从死里复活、平息狂风巨浪拯救海船上的人、让肯拿出粮食救济米拉饥荒的船只在抵达目的地时不但一颗米不少、而且粮食溢出船舱，等等。而圣尼古拉曾经冒死解救被处极刑的政治犯、斥责贪官污吏的腐败、维护社会公义、帮助百姓渡过饥荒，等等，则不是传说而是史实。在他的故乡，圣尼古拉被人视为有能力施行奇迹的“神人”。而在西方，他被尊为儿童、海员、矿工、学生、孤儿、流浪者、乞丐、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和其他各种弱势群体的“保护神”。
这位清瘦孤独的古代基督徒一定想象不到，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以他为原型的圣诞老人形象会变成今天这个“呵呵”有名、被全世界孩子们热爱的胖老头儿。感慨之余，我把真正的圣尼古拉的故事告诉儿子。我跟儿子说，是的，圣诞老人曾经真有其人。虽然他远没有今天的广告上的那么富态，但是他是真的，他体现的圣诞精神也是真的。孩子，你曾经“迷信”Santa，只为了得到一些礼物。今天你认识了真实的圣尼古拉，他一生都在给予。等你长大了，老了，希望你自己也成为一名“圣诞老人”，把上帝的恩典带给需要的人。
（本文原于2006年圣诞发布于早已被删的基甸墙内播客，后收入《追寻与回归》一书）
星期二, 十二月 16, 2025
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正从工场上流失？
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正从工场上流失？
（Gemini记录、翻译、总结自Christian Faith Archive英文YouTube视频，经基甸校对编辑）
（图片来源：Global Passion网站）
这一趋势并非猜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 神召会世界宣教部（AGWM）官方数据显示，从
2000 年的
2,400 名宣教士，降至今天的不到
2,000 名，减少了 400 多名 。
- 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委员会
(SBC IMB)在
2010 年报告有
5,600 名宣教士，到
2024 年其官方数字降至
3,700 名，降幅达 34%，减少了 1,900 名宣教士 。
- 国际差传协会（SEND International）在 2010 年有 400 名宣教士，到 2023 年降至 280 名 。
(2022年美国的宣教士流失数据，来源：MissionNexus)
宣教专家和机构领导普遍报告，宣教士招募速度减缓，而宣教士流失
(attrition) 正在加速 。今天的宣教工场人数已降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宣教士个人信仰或委身的衰落 ，而是很多宣教机构领袖已经意识到并且承认需要解决的多重系统性问题 。
支撑条件的根本性变化
现代宣教运动曾在
20 世纪迎来空前的高峰，曾看似势不可挡 。然而，那一时代的成功建立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 ：当时的美国教会规模更大、更富裕，有能力慷慨支持宣教士 ；宣教家庭可以靠适度的支持生存，因为海外生活成本较低 ；文化对长期海外服事的态度更积极 ；且宣教士本身来自的背景也使他们为艰辛和长期的委身有更好的准备 。
然而，宣教学家的记录显示，在过去
20 年里，这些支撑条件已发生剧烈变化 。数十年来有效的财务模式正在失效，而机构结构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文化期望和工场需求 。
来自东南亚的宣教士Rachel和Mark的故事，代表了数千个宣教士家庭的真实经历 。他们经过 12 年的忠心服事，却在 2023 年永久回国 。他们离开的原因不是信仰失败，而是筋疲力尽、得不到支持，无法再维持旧有的模式 。他们的经历揭示了宣教支持模式的瓦解、成员关怀的不足以及不可持续的期望 。
根据宣教机构的离职面谈和广泛研究，宣教士流失的根源在于多重系统性因素的累积 。
一、传统支持模式正在瓦解
财务不可持续性是宣教士离开的首要原因 。传统的“筹款” 模式依赖于个人捐助者和教会支持，随着差派国教会出席率的下降和奉献模式的改变，该模式正在瓦解 。
- 支持波动与压力：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他们将 30% 到
40% 的时间用于财务管理和筹款 。这不仅分散了他们的事工精力 ，也造成了家庭的严重经济压力 。每月的支持资金常常随着捐助者面临经济挑战而波动，造成预算不稳定 。
- 基本需求未满足：根据对宣教家庭的调查，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以及因紧急家庭事务而需回国的旅费，通常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覆盖 。
- 退休焦虑：许多宣教士家庭的退休储蓄极少或根本没有 。一位宣教士坦言：“我花了两年时间筹款，然后在宣教工场上又花了
25% 的时间来维持支持……15
年后，我没有退休储蓄，也对未来毫无计划。这种财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
- 机构重组：SBC
IMB 在
2015 年进行的重组，正是因资金严重不足而向宣教士提供自愿退休，见证了传统模式面临的严峻财务限制 。
宣教机构领导人坦诚，问题不在于个人的不忠诚或支持者的不慷慨，而是整个财务生态系统正在变化，而机构结构适应缓慢 。
二、宣教士关怀不足
宣教士关怀不足是导致宣教士过早流失的第二大问题 。宣教士关怀涵盖心理健康支持、危机干预、家庭咨询和实际援助 。
- 独特的压力源：宣教士面临着文化冲击、语言障碍、与家人隔离、某些地点的安全问题和属灵争战等独特压力源 。缺乏适当的支持会导致倦怠、抑郁和危机 。
- 缺乏专业支持：许多机构，尤其是小型机构，缺乏足够的成员关怀结构 。现场领袖往往自身也承担着巨大压力，无法充分支持挣扎中的宣教士 。当宣教士报告心理健康挣扎时，常常得不到专业的咨询和帮助 。
- 沉默与耻辱：一位宣教士在博客中提到，她不敢承认自己的恐慌症，因为害怕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并被送回家 。这种“羞耻文化”导致宣教士们在挣扎中保持沉默，直到危机无法控制 。
- 统计数据：一项研究发现，50%
的宣教士报告在个人或家庭危机期间感到得不到支持 。
成员关怀不足被认为是宣教士过早流失的首要原因之一 ，更好的成员关怀本可以预防许多人离开 。
三、对宣教士子女的支持不足
家庭相关挑战是宣教士离职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特别与宣教士子女
(MK) 的需求有关 。
- 教育困境：子女教育是宣教士父母的首要担忧 。教育选择包括昂贵的国际学校、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家庭教育、有文化障碍的当地学校，或导致家庭分离的寄宿学校 。每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权衡和压力 。
- 医疗困境：在偏远地区，儿童的医疗保健和紧急医疗后送也是巨大的财务和心理负担 。许多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孩子的健康危机是他们离开的决定性因素 。
- 身份认同：青少年
MK's 经常面临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他们既不完全属于“护照文化”，也不完全属于“东道主文化”，形成“第三文化子女（TCK）”的挑战 。
- 家庭优先的挣扎：研究显示，家庭问题，尤其是与子女相关的担忧，被引用为 40% 提前离职的原因 。宣教结构未能充分支持健康的家庭生活，导致宣教士们不得不做出在“呼召”和“孩子福祉”之间的艰难选择 。
四、宣教工场现实的根本性变化
宣教工场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宣教模式面临挑战 。
- 全球南方的崛起：西方宣教士作为主要布道者的时代已基本结束 。全球南方（如尼日利亚、韩国、巴西、菲律宾）正以不断增长的数量派遣自己的宣教士 。
- 角色转变：西方宣教士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支持角色，例如培训本地领袖、提供资源和促进伙伴关系，而非直接布道 。
- 培训滞后：宣教士培训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技能组合需求，包括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系统思维 。
- 安全与数字冲击：许多地区的安全挑战（恐怖主义、政府敌对）增加，迫使机构将大量资源投入安全措施 。同时，互联网和数字事工的兴起也改变了福音传播的方式，引发了对宣教士角色的再思考 。
五、代际差异产生摩擦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基督徒对宣教服事有与前几代人不同的期望 ，这与传统的宣教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摩擦 。
- 短期承诺：年轻一代通常希望更短期的承诺（2
到 5 年），而非终身服事 。
- 期望升级：他们期望得到健全的成员关怀、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以及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
- 筹款意愿低：他们不太愿意在开始事工前进行多年的筹款 。
- 殖民主义遗产：他们对殖民主义的遗产有更高的意识，对可能延续有害的宣教模式有更高度的警惕 。
一位年轻宣教士尖锐指出，传统宣教系统设计的期望是宣教士妻子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承担家庭教育和家务，并在丈夫外出时忍受孤立 ，这很难被年轻一代宣教士接受。这些差异反映了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和合理的担忧，但它们与为前几代人建立的传统宣教结构形成了显著的摩擦 。
机构回应与新兴的宣教模式
宣教领袖正在积极讨论和解决这些挑战 。一些机构正在根据研究和宣教士的反馈实施重大变革，尽管改变缓慢且艰难 。
机构改革方向包括 ：
- 财务改革：重组财务模式，减少对个人筹款的依赖。
- 成员关怀：加强成员关怀，提供专业咨询和心理健康支持。
- 职业路径：提供更短期的选择和职业路径，承认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
- 培训更新：在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创伤意识方面提供更新的培训。
- 本土化投资：增加对本土领导力发展的投资。
同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的宣教模式正在涌现 ：
- 带职宣教
(Tentmaking) / 商业宣教
(BAM)：使宣教士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减少对筹款的依赖，提供可持续的收入 。
- 短期/中期项目：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蒙召终身服事，为有价值的战略性服事提供途径 。
- 教会间伙伴关系：教会直接支持本地领袖，赋权本土领导力 。
- 数字宣教：通过媒体和网络接触封闭国家的人群，作为实地宣教的补充 。
- 散居宣教 ：接触西方国家的移民，鼓励他们作为见证人返回家乡或在海外向自己的同族人传福音 。（参《举目》散居宣教相关文章）
对回国宣教士的支持与未来展望
回国宣教士面临着显著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 。他们普遍存在财务困境（无退休储蓄、无房屋净值、缺乏国内就业经验）和情感/属灵困境（感到失败、逆向文化冲击） 。他们需要的是实际支持，而不是评判 。教会需要提供咨询、就业网络、经济援助和非评判性的社区，以肯定他们的服事，无论服事时间长短 。
“宣教士崩塌”不是对大使命的否定 。它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为过去时代建立的宣教结构已无法有效服务于当代 。
为了宣教的未来，机构和教会必须实施以下变革 ：
- 诚实对话：承认并正视宣教派遣下降的现实 。
- 重新思考支持：提供全面的宣教士关怀，包括成员关怀基金、重新融入支持和退休规划 。
- 结构性改革：机构必须持续改革以应对财务、成员关怀、家庭支持和代际期望 。
- 培训进化：培训必须适应当代，侧重于伙伴关系、文化谦逊和现实期望 。
- 多重模式：接受终身、中期、短期、带职宣教等多种模式，而非“一刀切” 。
大使命的命令——“使万民作门徒”——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如何有效地履行这一命令，则必须适应当代现实 。宣教士崩塌是一次复兴的机会 ，要求我们以智慧回应，开发出可持续、健康的新模式 。这并非降低标准，而是为了提高支持，以忠实有效地以行动回应圣经的宣教呼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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