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lom：耶稣也不是右派——回应刘军宁《耶稣是左派吗？》

作者：Shalom

转自作者X账号

在刘军宁的叙述里，耶稣被描画成一位站在右派一边、偏爱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塑造，是一种明显的错位。

圣经中的耶稣，从来不是等待在政治选边站队的弥赛亚。他既不属于右，也不属于左；事实上，左右双方的历史，都终将站在他的面前，接受审视与审判。他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附属，也不是服务某个主义；相反，他揭开并拆毁人们把意识形态当作偶像时的虚假与骄傲。 然而，在刘的笔下，耶稣似乎已经被纳入某个政治阵营之中，为之服务的象征性人物。那种写法，不是从福音出发理解政治，而是先有政治立场，再去安排耶稣的位置。把神国的主降格为现代政治框架中的一个标签人物，本身就已经背离了福音叙事的重心。 更重要的是，耶稣所处的历史情境，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民族国家完全不同。他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社会里。那是一个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税收、福利体系”的世界。今天我们所说的左派与右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近现代才形成的话语体系。如果把耶稣硬性放入这些概念之中，并要求他在其间选边，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错置，也是一种解释上的暴力。 圣经的解经从来有其基本的常识。任何负责任的阅读，都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之中来理解；必须对照上下文，而不是从一句话里拔出自己喜欢的含义；也必须放在整本圣经的启示脉络之中，看它如何在神学的叙事里彼此印证。离开这些原则，只剩下一种“拿来主义”式的阅读——看到某一句话，就直接为自己的观点所用；断章取义，甚至偷换其中的逻辑概念与语境。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清楚的：神国的启示被拉入世俗意识形态的争论中，福音所指的真理置换成社会制度层面的讨论。神国与现代社会秩序被混为一谈，本来指向上帝统治与救赎的真理，被偷换为政党左右之争、制度之争。这样的错位解读，不仅无法帮助人明白圣经，反而使人偏离方向，让启示变得晦暗，让本应带来光照的经文变成意识形态背书的工具。 耶稣所宣讲的焦点非常清晰：天国临近、悔改与赦免、神做王，贫穷者听到好消息，被掳者得释放，受压制者得自由。整部福音书的叙事，始终把人引向天国的真理，而不是停留在某一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比较之上。耶稣关心的，是神国的统治临到人心与世界，而不是替某一派制度增加神圣光环。 关于私有财产的问题，常被简化处理。人说，既然不可偷盗与贪恋，那耶稣就是在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但圣经从未把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制度绝对化，也没有宣称积累财富的结构自动免于审判。相反，耶稣对财富的灵性力量发出尖锐的提醒：财宝不可积攒在地上；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不能作门徒。耶稣并没有建立一整套经济制度，他所触及的，是财富如何成为人的主宰，以及人如何在不知不觉间被它占有。 因此，他所挑战的，并非单纯的财产权，而是当财富上升为偶像，成为压迫关系、成为内心真正的主宰之时，那种被它支配的状态。 使徒行传中的群体生活，进一步展现另一种关系样式——信徒彼此分享，照各人所需分配。这既不是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的雏形，也不是制度实验，而是出自福音感召之下，在关系里所呈现的生命分享的见证。如果我们只保留关于产权的经文，却故意忽略这种分享的见证，那就已经不是忠于圣经，而是片面选择。 至于“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因此他是右派”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把圣经语言拉入现代政治象征中的符号游戏。圣经中的“右边”指的是尊荣与权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左右派之争。这样的解释，只是神学被世俗化话语利用的一种典型例子。 所以，耶稣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吉祥物。他不为任何一套意识形态代言，也不需要为任何一方站台。任何政党，任何人不是中心，而他才是中心，圣经至始至终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 问题不在于耶稣站哪一边，而在于人是否总希望他站在“我们这一边”。但他是主，他从来不依附于人的意识形态，他从不隶属于人的政党体系。就像他说他的国不属于世界，你们也不属于世界，他不居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而在属于他生命的团契之中。 他宣讲的中心始终没有改变：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耶稣不会被局限在任何人的体制之下。 圣经的中心，从来不是某种政治秩序、社会方案或人类理想，而是神自己。 耶稣所宣讲的，是神的国；祂所传的福音，不属于任何一个地上的国度，却向地上的万国敞开。 祂向法利赛人传讲，也向罪人传讲； 向平民传讲，也向富有人传讲； 向本国人传讲，也向罗马人传讲； 向犹太人传讲，也向撒玛利亚人传讲。 在祂面前，没有哪一种身份天然更接近神的国，也没有哪一种身份天然被排除在外。 唯一的分界，不在体制之中，不在立场之中，而在于：人是否悔改，是否信福音。 若人把耶稣描绘成某一政党体系的弥赛亚，那么福音便不再是悔改与信心，而被悄然替换为立场与站队。 人便会被教导：你必须支持某一派，或反对某一派，才能进入神的国；不在这阵营中的，便被视为属魔鬼的。 然而在那日审判之时，人不能说，我支持右派，我更正确，我支持右派，这是我的天国通行证。 主的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不认识你。

Gemini：《耶易会通》书介

 （以下是Gemini总结《耶易会通》一书内容生成的书介）

《耶易会通：清代至民国时期基督教易经诠释研究》由黎子鹏、胡献皿二位学者合著，202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经典《易经》与基督宗教教义之间互动、对话与融合的学术著作。

该书以历史视野和文献考据，梳理了从清代“索隐派”传教士到民国时期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对《易经》的系统性诠释。以下是对该书主要内容的总结：

---

一、 核心主题与研究背景

《耶易会通》的核心在于“会通”。这不仅是跨文化的文本解读，更是一种宗教对话的尝试。作者指出，在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信仰与本土文化精髓——《易经》的关系，是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核心命题。

本书旨在揭示：

1. 《易经》如何被用作宣教工具： 传教士试图在《易经》中寻找上帝的启示（原始启示论）。

2. 中国信徒如何通过《易》来理解上帝： 华人信徒利用《易》的宇宙观来重构汉语神学。

3. 文化认同的重塑： 这种会通不仅是宗教性的，也是知识分子在两种文明间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

---

二、 历史演进：从“索隐”到“会通”

书的核心内容按时间线分为几个关键阶段，详细剖析了不同时期的诠释策略：

1. 清代索隐派（Figurism）的肇始

清初，以白晋（Joachim Bouvet）、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为首的耶稣会士开启了“索隐派”研究。

• 核心逻辑： 他们认为《易经》并非占卜之书，而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原始启示。他们相信《易经》的卦象中隐藏了基督教的教义，如“三位一体”、耶稣降生等。

• 代表性发现： 比如将“太极”解释为上帝，将“乾”卦视为圣父。他们试图通过解读伏羲的符号系统，证明中国古代圣贤早已知晓基督教真理，从而减小传教阻力。

2. 晚清至民国的转型

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诠释的主体由外国传教士转向了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如支那、陈焕章等背景下的交流，以及后来的赵紫宸等）。

• 从“证明”到“融合”： 这一时期的诠释不再仅仅是为了证明“圣经比易经更早”，而是试图建立一套“易经基督论”或“易经宇宙观”。

---

三、 哲学与神学的核心对话点

《耶易会通》深入探讨了书中提到的几个关键神学命题与《易》理的交锋：

1. 宇宙起源论：太极与道（Logos）

书里详细分析了学者们如何将《易》中的“太极”与圣经中的“道”（Logos）进行对接。

• 生成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被比附为上帝创造世界的开端。

• 本体论： 太极作为万物之源，被诠释为具有人格神特征的上帝，而非仅仅是抽象的物质性元气。

2. 变易与神圣天命

《易经》的核心是“变”。书中总结了诠释者如何将“易”的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与上帝的属性联系起来：

• 变易： 反映了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与神圣意志的彰显。

• 不易： 对应上帝的永恒性与信实。

3. 人性论与修齐治平

《易经》中的“君子”人格与基督徒的“圣徒”追求在书中得到了深入比较。

• 忧患意识： 诠释者将《易传》中的忧患意识与基督教的罪觉、救赎紧迫感相连。

• 天人合一： 被重构为“神人合一”，强调通过信仰回归上帝的怀抱，实现生命境界的提升。

---

四、 具体卦象的基督化解读

书中列举了大量具体的卦象诠释案例，这是该书最具特色、也最有趣的部分：

• 乾坤两卦： 乾被视为神性的彰显，坤被视为人性的顺服或受造界的秩序。

• 否极泰来： 被用来解释“十字架”的逻辑——通过苦难（否）走向救赎与和平（泰）。

• 既济与未济： 被用来阐述基督教的末世论——世界已然（既济）但尚未（未济）完成的救赎进程。

---

五、 学术贡献与当代启示

黎子鹏与胡献皿在总结中指出，《耶易会通》不仅是对故纸堆的整理，其学术价值体现在：

1. 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 展示了中国文化在接受基督教时的主动重构能力。

2. 提供了汉语神学的范本： 这种会通尝试，为今天如何在中华文化语境下讲述基督教故事提供了历史借鉴。

3. 文化互鉴的深度： 该书证明了不同文明在形而上学层面存在着深刻的契合点，即便在神学细节上存在张力。

---

六、 结论

《耶易会通》是一部关于“翻译”的书——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精神世界的翻译。它记录了数百年间，中西知识分子如何试图寻找一种“共同语言”，在阴阳八卦的符号系统中，去寻觅那个普世的、神圣的真实。

如何看待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

【基甸按】以下是我20多年前写的文章，后来曾经用来在知乎回答相关问题，但2018年被知乎删除。旧文重发这里时对部分内容略有编辑。

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评价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人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把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视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的。以前官方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有很多传教士“作恶多端”甚至犯下杀婴吃人等惨无人道的罪行的“故事”。即使到了现在，很多人仍然相信那些“挖眼剖心”“剖腹取胎”之类的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是普遍的。

2000年的“十一”，因着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为一些过去的传教士“封圣”，激发了很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发布了一系列回应文章，包括揭发传教士恶行的内容，在网上也引起很多关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的争论。《人民日报》等上的文章，主旨是批判梵蒂冈“利用宗教搞政治”，揭露“封圣”是“精心策划的反华政治阴谋”。这些批判文章中当然有很多对西方传教士的各种劣行的大量负面的揭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挖眼剖心”“剖腹取胎” 之类的“故事”，而且这些文章也承认“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可见即使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在廿一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比较注意尊重基本的史实，避免过分的夸大的。

这些文章中所揭露的西方传教士的劣行，归纳起来，主要有“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和对中国的掠夺”，“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参与鸦片贩卖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借助本国政府的武力及武力威胁，无法无天”，“抢劫奸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揽词讼”，“招纳中国社会上的各种越轨之徒”，“恶霸一方的，强占农田、私设公堂、经营非法贸易，生活糜烂”（甚至有霸占民女“初夜权”和生下私生女的）……，等等。这些历史陈述有多准确我不敢肯定，不过我相信其中所列举的事件不会都是空穴来风的杜撰或者道听途说的传言。同时我也相信这些文章列举的少数“圣人”的劣行并非西方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因此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我这么讲，没有一点要为那些行为不端的传教士辩护的意思。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任何的罪恶，无论打着何等美好崇高的旗号，基督徒都不应该为之“护短”。我同意马克·吐温所说，那些“搜刮钱财”“用于传播福音”的人的言行，不是“为了上帝”，而是“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北美评论》，1901年2月）。正因为他们打着上帝和福音的旗号，他们的行为更容易让人“跌倒”，阻碍人认识上帝，因此更为可怕和卑劣，我深信这样的“神棍”必将在永恒中受到上帝更加严厉的审判。

历史上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罪恶”是人性黑暗的表现，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美国等地，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职人员”仍然时有让人跌倒让人震惊的丑闻发生。这一切的宗教外以下的伪善和罪恶，也许有时可能欺骗世人，但绝对不可能骗过监查人心的上帝。耶稣基督自己清楚地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15，21-23）“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马太福音18：6-7）。

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已经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不再与帝国主义有任何关系了。然而这些不光彩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人基督徒却不能忘却，不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把罪债推给西方人，或者因为我们是新教徒就把罪债推给天主教，如果我们不能以史为镜引以为严肃的警戒，“宗教的罪恶”还会重演，我们同样可能成为假冒伪善绊倒人的“宗教人士”。 

 

作为尊重历史并以史为镜的另一面，我们同时也需要对历史上我们的同胞“反教灭洋”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反思，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有实事求是的正视和肯定。今天的网上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基督徒）对那种“教案社会心理”已经有足够的反思能力，一方面有对这种心理背后的由于被帝国主义欺压凌辱而带来的“仇洋排外”情绪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有对有关洋教士的迷信谣言的非理性化的消极影响的深刻剖析。

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以外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也逐渐开始有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人们逐渐认识到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里面虽然有少数羞辱上帝之名的败类，但也有很多清心爱主、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基督徒。他们当中有很多在本国是个方面都非常优秀可以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如“剑桥七杰” ），却为了爱上帝爱中国爱中国人的缘故远涉重洋来到当时还很不发达的中国，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跟中国人一样留辫子穿长衫，把年轻的生命献上，服侍那些卑微贫穷生活在苦难中的中国人，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哀伤同喜乐。

很多这样的传教士不但从不涉足“政治”，而且一直默默无闻地在条件极为艰苦的乡下和偏远地区传教，直到最后因为疾病劳累贫穷或者教案默默无闻地死在他们一生所热爱所事奉的异国他乡……范学德在谈到西方来华传教士中具有代表性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时这样说：

“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时，我不仅佩服其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後，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这一页，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我终於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著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出于爱上帝、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麽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另参Sean Cheng《戴德生对今日宣教的意义》）

传教士的牺牲和奉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基督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种子。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禁烟反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正面、积极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抹杀的。今天的中文网上，不但有基督教网站上的很多网帖、资料，也同时有很多非基督徒甚至“官方”的网帖、资料，共同见证传教士“博爱惠施”的善行。很多非基督徒学者、网友对这方面历史都不乏公允、中肯的评价，在指出某些传教士中存在的恶行毫不避讳的同时，也肯定那些爱心单纯的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更有比较深刻的关于中西方文化撞击、交流、会通……的思考。

例如，杨爱程在《还历史一个公道－－简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在以下方面对中国的贡献：

一、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与扫盲

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半个世纪前，传教士为了向占人口90%以上的文盲群体传播福音，率先开始了书面语通俗化的尝试。他们编写“浅文理”或直接用口语翻译圣经和福音单张（如梁发的《劝世良言》）。这种努力不仅传播了宗教，更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广通俗文字、扫除文盲、提升底层群众文化水平的作用。

二、 现代教育制度的开创与引航

传教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者。

• 新式学校： 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兴办了大量近代化学校。

• 高等教育： 许多知名学府（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均由传教士创办，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 出国留学： 传教士开创了国人留学的先例，如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便是在传教士资助下完成学业并回国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

三、 医药卫生与近代医学的奠基

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解剖学、生理学及卫生观念带入中国，填补了传统中医在急性病和传染病治疗上的空白。

• 创办医院： 建立了如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顶尖医疗机构。

• 人道主义奉献： 许多医生（如早于白求恩的传教士医生）在偏远地区照顾麻风病人、救治贫民，甚至献出生命。

• 抵制毒品： 传教士医生通过临床观察揭示鸦片毒害，并联手发起运动，最终促使英国立法取缔鸦片贸易。

四、 扶困济危与保护弱势群体

传教士秉承“爱邻舍”的精神，关注社会边缘人。

• 孤儿救助： 建立孤儿院收容弃婴，虽曾因文化误解引发“教案”，但其初衷是保护生命并教授生存技能。

• 战争与灾难救济： 在抗日战争等动荡时期，传教士利用身份保护难民和妇女。文中特别提到了慕拉第（Lottie Moon）为救济灾民不惜耗尽所有，最后死于营养不良。

五、 移风易俗与女性地位的提升

传教士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他们兴办女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在社会风气上，他们极力反对裹足、童婚、纳妾及包办婚姻等陋习。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当时封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与冲击。

另外，关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我将在本文后面抄录我的另一篇旧文（后来也是在网上被删除，但收录入《追寻与回归》一书）略述。 

沧海横流，世易时移。历史走过昨天，中国和中国人走过深重的苦难，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更加进步，国家已经更加富强。而基督教在中国却在苦难困境中在几十年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发展壮大。将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定不可能回避信仰与文化，信仰与政治，政教分离，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等议题。故此我深信回顾反思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中国人都有深远的意义。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基甸

          （古老的圣尼古拉斯画像）

2006年圣诞节又要到了。我和妻子带着我们家两个臭小子在屋里屋外布置好圣诞装饰，家里开始回响好听的圣诞音乐。今年老大参加了一个社区剧场的圣诞歌舞剧演出，剧名是《圣诞前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孩子们很酷地简称为“T'was”）。那是个很传统的圣诞剧目，根据1822年一位神学院教授（也是纽约盲人学院的创办人）摩尔（Clement Moore）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同名诗歌创作。

摩尔的诗把圣诞老人描写成一个快乐的胖老头，坐在有八只可爱的驯鹿拉着的敞篷雪橇上飞越高山海洋，把圣诞礼物带给乖娃娃（那些调皮的同学嘛，哼哼，you better watch out——你最好小心点）。据说这是美国版圣诞老人的文学来源。歌舞剧所表现的家庭之爱和对童心的呵护相当感人，而剧中的圣诞老人告诉天真的孩子们、也告诉自以为聪明的大人们：不错，圣诞老人也许是人装扮的，但是圣诞老人也是真的，他所代表的圣诞精神是真的，而关于他的传说和想象是美好的。排练的时候，演圣诞老人的演员跟老大和我聊天，我说我们家老大早已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的，那个演员老头瞪我一眼，说：“Excuse me——有没有搞错？你来摸摸我的手，我不是真的吗？”。给我上了一课。 

在世界各地，圣诞老人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在美国的孩子当中最流行的名字是三塔·克劳斯（Santa Clause，昵称三塔Santa）和圣尼古拉（St. Nicholas，昵称圣尼克St. Nick）。如果真要考据，圣尼古拉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三塔那个如今已经被商品化到极点的形象——一个红衣服、白胡子、乐呵呵的矮胖老头儿，则可能掺入了北欧等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神祗和人物的形象。我告诉老大，历史上的圣尼古拉是公元4世纪小亚细亚的一位基督教主教，我三个月前在土耳其刚刚去参观过他的教堂呢。 

今年9月我在土耳其出差，周末去米拉（Myra）古城的圣尼古拉教堂参观。1600年前圣尼古拉曾在这里生活、事奉。教堂建于6世纪以前，1862年由俄国贵族重新修缮。教堂斑驳的壁画上有清瘦严肃的圣尼古拉的画像，粗大的石柱已经断缺不齐，阴暗的石屋中有一副圣尼古拉的石棺。（圣尼古拉死后其墓甚至其骸骨都被人当作“圣物”偷来抢去，这里可能只空有一棺。）教堂外面有摊贩兜售富有拜占庭圣像风格的各种烫金圣尼古拉画像，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留作纪念。

 

                               （米拉圣尼古拉斯教堂外的庭院）

                                    （米拉圣尼古拉斯教堂内部）

公元3世纪圣尼古拉出生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的小镇帕塔拉（Patara）。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富有的父母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但他从小受爱主的基督徒父母的影响，立志要照耶稣所教导的去做。所以他真的变卖自己所有的财物周济穷人，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服侍微卑的劳苦百姓。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乐善好施而远近闻名，并被选为米拉城的主教。在罗马皇帝戴克里仙（Diocletian）迫害基督徒期间，圣尼古拉被抓去坐牢，身上满是鞭痕、钳伤与烙印，但他仍坚守信仰不渝。出狱后圣尼古拉出席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 

晚年的圣尼古拉继续在米拉建立孤儿院、照顾老弱病残和贫民。圣尼古拉于公元343年12月6日在米拉逝世。他死后被天主教封圣，12月6日并被定为“圣尼古拉节”，今天在欧洲等地仍被庆祝，而主要的庆祝方式就是人们互送礼物，体现圣尼古拉、也是圣诞的博爱惠施的精神。在圣尼古拉被埋葬的墓地上建起了圣尼古拉教堂，成为一个基督徒“朝圣”的地方。当今世界有超过两千所的教堂以“圣尼古拉”命名。圣尼古拉在俄国、北欧和西欧尤其被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尊崇。  

圣尼古拉的一生最广被传颂的是他慷慨助人的事迹和他对儿童的爱心。这些事迹后来被赋加丰富多彩的想象而融合成经典的传说。在一个著名的传说中，圣尼古拉听说一户穷人家的三个女儿因为家里没钱置办嫁妆而无法出嫁、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就悄悄地给了那家人三袋金币。金币从窗外扔进屋，正巧掉在正在壁炉前烘干的长袜里面。这就是孩子们圣诞节在壁炉前挂长袜等待圣诞老人把礼物放进去的习俗的由来。 

（圣尼古拉斯传说画幅，左：送给新娘金子做嫁妆，右：为信仰坐牢）

其它关于圣尼古拉的传说还包括他救回被匪徒绑架到外乡的一名米拉男孩、让三个被黑店杀害的神学院学生从死里复活、平息狂风巨浪拯救海船上的人、让肯拿出粮食救济米拉饥荒的船只在抵达目的地时不但一颗米不少、而且粮食溢出船舱，等等。而圣尼古拉曾经冒死解救被处极刑的政治犯、斥责贪官污吏的腐败、维护社会公义、帮助百姓渡过饥荒，等等，则不是传说而是史实。在他的故乡，圣尼古拉被人视为有能力施行奇迹的“神人”。而在西方，他被尊为儿童、海员、矿工、学生、孤儿、流浪者、乞丐、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和其他各种弱势群体的“保护神”。 

这位清瘦孤独的古代基督徒一定想象不到，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以他为原型的圣诞老人形象会变成今天这个“呵呵”有名、被全世界孩子们热爱的胖老头儿。感慨之余，我把真正的圣尼古拉的故事告诉儿子。我跟儿子说，是的，圣诞老人曾经真有其人。虽然他远没有今天的广告上的那么富态，但是他是真的，他体现的圣诞精神也是真的。孩子，你曾经“迷信”Santa，只为了得到一些礼物。今天你认识了真实的圣尼古拉，他一生都在给予。等你长大了，老了，希望你自己也成为一名“圣诞老人”，把上帝的恩典带给需要的人。

（本文原于2006年圣诞发布于早已被删的基甸墙内播客，后收入《追寻与回归》一书）

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正从工场上流失？

 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正从工场上流失？ 

（Gemini记录、翻译、总结自Christian Faith Archive英文YouTube视频，经基甸校对编辑）

（图片来源：Global Passion网站）
 

今天，全球有超过40%的人口尚未听闻福音。然而，在全球45万名宣教士中，仅有约3%被派往“未得之民“的地区。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全球基督教宣教领域正经历结构性的宣教士流失，甚至被许多人称为“宣教士崩塌（collapse）”的现象。根据一些宣教机构的报告和宗派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有 50,000 名宣教士永久性地回到自己的国家——不是短暂的述职、休假或安息年，而是从宣教工场撤离 。这标志着现代基督教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宣教士流失 。

这一趋势并非猜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 神召会世界宣教部（AGWM）官方数据显示，从 2000 年的 2,400 名宣教士，降至今天的不到 2,000 名，减少了 400 多名 。
• 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委员会 (SBC IMB)在 2010 年报告有 5,600 名宣教士，到 2024 年其官方数字降至 3,700 名，降幅达 34%，减少了 1,900 名宣教士 。
• 国际差传协会（SEND International）在 2010 年有 400 名宣教士，到 2023 年降至 280 名 。

(2022年美国的宣教士流失数据，来源：MissionNexus)

宣教专家和机构领导普遍报告，宣教士招募速度减缓，而宣教士流失 (attrition) 正在加速 。今天的宣教工场人数已降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宣教士个人信仰或委身的衰落 ，而是很多宣教机构领袖已经意识到并且承认需要解决的多重系统性问题 。

支撑条件的根本性变化

现代宣教运动曾在 20 世纪迎来空前的高峰，曾看似势不可挡 。然而，那一时代的成功建立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 ：当时的美国教会规模更大、更富裕，有能力慷慨支持宣教士 ；宣教家庭可以靠适度的支持生存，因为海外生活成本较低 ；文化对长期海外服事的态度更积极 ；且宣教士本身来自的背景也使他们为艰辛和长期的委身有更好的准备 。

然而，宣教学家的记录显示，在过去 20 年里，这些支撑条件已发生剧烈变化 。数十年来有效的财务模式正在失效，而机构结构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文化期望和工场需求 。

来自东南亚的宣教士Rachel和Mark的故事，代表了数千个宣教士家庭的真实经历 。他们经过 12 年的忠心服事，却在 2023 年永久回国 。他们离开的原因不是信仰失败，而是筋疲力尽、得不到支持，无法再维持旧有的模式 。他们的经历揭示了宣教支持模式的瓦解、成员关怀的不足以及不可持续的期望 。

根据宣教机构的离职面谈和广泛研究，宣教士流失的根源在于多重系统性因素的累积 。

一、传统支持模式正在瓦解

财务不可持续性是宣教士离开的首要原因 。传统的“筹款” 模式依赖于个人捐助者和教会支持，随着差派国教会出席率的下降和奉献模式的改变，该模式正在瓦解 。

• 支持波动与压力：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他们将 30% 到 40% 的时间用于财务管理和筹款 。这不仅分散了他们的事工精力 ，也造成了家庭的严重经济压力 。每月的支持资金常常随着捐助者面临经济挑战而波动，造成预算不稳定 。
• 基本需求未满足：根据对宣教家庭的调查，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以及因紧急家庭事务而需回国的旅费，通常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覆盖 。
• 退休焦虑：许多宣教士家庭的退休储蓄极少或根本没有 。一位宣教士坦言：“我花了两年时间筹款，然后在宣教工场上又花了 25% 的时间来维持支持……15 年后，我没有退休储蓄，也对未来毫无计划。这种财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
• 机构重组：SBC IMB 在 2015 年进行的重组，正是因资金严重不足而向宣教士提供自愿退休，见证了传统模式面临的严峻财务限制 。

宣教机构领导人坦诚，问题不在于个人的不忠诚或支持者的不慷慨，而是整个财务生态系统正在变化，而机构结构适应缓慢 。

二、宣教士关怀不足

宣教士关怀不足是导致宣教士过早流失的第二大问题 。宣教士关怀涵盖心理健康支持、危机干预、家庭咨询和实际援助 。

• 独特的压力源：宣教士面临着文化冲击、语言障碍、与家人隔离、某些地点的安全问题和属灵争战等独特压力源 。缺乏适当的支持会导致倦怠、抑郁和危机 。
• 缺乏专业支持：许多机构，尤其是小型机构，缺乏足够的成员关怀结构 。现场领袖往往自身也承担着巨大压力，无法充分支持挣扎中的宣教士 。当宣教士报告心理健康挣扎时，常常得不到专业的咨询和帮助 。
• 沉默与耻辱：一位宣教士在博客中提到，她不敢承认自己的恐慌症，因为害怕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并被送回家 。这种“羞耻文化”导致宣教士们在挣扎中保持沉默，直到危机无法控制 。
• 统计数据：一项研究发现，50% 的宣教士报告在个人或家庭危机期间感到得不到支持 。

成员关怀不足被认为是宣教士过早流失的首要原因之一 ，更好的成员关怀本可以预防许多人离开 。

三、对宣教士子女的支持不足

家庭相关挑战是宣教士离职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特别与宣教士子女 (MK) 的需求有关 。

• 教育困境：子女教育是宣教士父母的首要担忧 。教育选择包括昂贵的国际学校、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家庭教育、有文化障碍的当地学校，或导致家庭分离的寄宿学校 。每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权衡和压力 。
• 医疗困境：在偏远地区，儿童的医疗保健和紧急医疗后送也是巨大的财务和心理负担 。许多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孩子的健康危机是他们离开的决定性因素 。
• 身份认同：青少年 MK's 经常面临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他们既不完全属于“护照文化”，也不完全属于“东道主文化”，形成“第三文化子女（TCK）”的挑战 。
• 家庭优先的挣扎：研究显示，家庭问题，尤其是与子女相关的担忧，被引用为 40% 提前离职的原因 。宣教结构未能充分支持健康的家庭生活，导致宣教士们不得不做出在“呼召”和“孩子福祉”之间的艰难选择 。

四、宣教工场现实的根本性变化

宣教工场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宣教模式面临挑战 。

• 全球南方的崛起：西方宣教士作为主要布道者的时代已基本结束 。全球南方（如尼日利亚、韩国、巴西、菲律宾）正以不断增长的数量派遣自己的宣教士 。
• 角色转变：西方宣教士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支持角色，例如培训本地领袖、提供资源和促进伙伴关系，而非直接布道 。
• 培训滞后：宣教士培训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技能组合需求，包括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系统思维 。
• 安全与数字冲击：许多地区的安全挑战（恐怖主义、政府敌对）增加，迫使机构将大量资源投入安全措施 。同时，互联网和数字事工的兴起也改变了福音传播的方式，引发了对宣教士角色的再思考 。

五、代际差异产生摩擦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基督徒对宣教服事有与前几代人不同的期望 ，这与传统的宣教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摩擦 。

• 短期承诺：年轻一代通常希望更短期的承诺（2 到 5 年），而非终身服事 。
• 期望升级：他们期望得到健全的成员关怀、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以及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
• 筹款意愿低：他们不太愿意在开始事工前进行多年的筹款 。
• 殖民主义遗产：他们对殖民主义的遗产有更高的意识，对可能延续有害的宣教模式有更高度的警惕 。

一位年轻宣教士尖锐指出，传统宣教系统设计的期望是宣教士妻子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承担家庭教育和家务，并在丈夫外出时忍受孤立 ，这很难被年轻一代宣教士接受。这些差异反映了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和合理的担忧，但它们与为前几代人建立的传统宣教结构形成了显著的摩擦 。

机构回应与新兴的宣教模式

宣教领袖正在积极讨论和解决这些挑战 。一些机构正在根据研究和宣教士的反馈实施重大变革，尽管改变缓慢且艰难 。

机构改革方向包括 ：

• 财务改革：重组财务模式，减少对个人筹款的依赖。
• 成员关怀：加强成员关怀，提供专业咨询和心理健康支持。
• 职业路径：提供更短期的选择和职业路径，承认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
• 培训更新：在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创伤意识方面提供更新的培训。
• 本土化投资：增加对本土领导力发展的投资。

同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的宣教模式正在涌现 ：

• 带职宣教 (Tentmaking) / 商业宣教 (BAM)：使宣教士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减少对筹款的依赖，提供可持续的收入 。
• 短期/中期项目：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蒙召终身服事，为有价值的战略性服事提供途径 。
• 教会间伙伴关系：教会直接支持本地领袖，赋权本土领导力 。
• 数字宣教：通过媒体和网络接触封闭国家的人群，作为实地宣教的补充 。
• 散居宣教 ：接触西方国家的移民，鼓励他们作为见证人返回家乡或在海外向自己的同族人传福音 。（参《举目》散居宣教相关文章）

对回国宣教士的支持与未来展望

回国宣教士面临着显著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 。他们普遍存在财务困境（无退休储蓄、无房屋净值、缺乏国内就业经验）和情感/属灵困境（感到失败、逆向文化冲击） 。他们需要的是实际支持，而不是评判 。教会需要提供咨询、就业网络、经济援助和非评判性的社区，以肯定他们的服事，无论服事时间长短 。

“宣教士崩塌”不是对大使命的否定 。它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为过去时代建立的宣教结构已无法有效服务于当代 。

为了宣教的未来，机构和教会必须实施以下变革 ：

1. 诚实对话：承认并正视宣教派遣下降的现实 。
2. 重新思考支持：提供全面的宣教士关怀，包括成员关怀基金、重新融入支持和退休规划 。
3. 结构性改革：机构必须持续改革以应对财务、成员关怀、家庭支持和代际期望 。
4. 培训进化：培训必须适应当代，侧重于伙伴关系、文化谦逊和现实期望 。
5. 多重模式：接受终身、中期、短期、带职宣教等多种模式，而非“一刀切” 。

大使命的命令——“使万民作门徒”——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如何有效地履行这一命令，则必须适应当代现实 。宣教士崩塌是一次复兴的机会 ，要求我们以智慧回应，开发出可持续、健康的新模式 。这并非降低标准，而是为了提高支持，以忠实有效地以行动回应圣经的宣教呼召 。

 

N.T.赖特谈《以弗所书》的异象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约学者之一，英国神学家N.T. 赖特（N.T. Wright）教授因为最近出版新作《以弗所书的异象：教会的使命与上帝的荣耀》（The Vision of Ephesians: The Task of the Church and the Glory of God）而接受了一些美国福音派领袖的访谈。

在2025年12月初接受Curtis Chang的“Good Faith”播客访谈和罗素·摩尔的“The Russell Moore Show”播客访谈中，赖特谈到《以弗所书》对今日基督徒再思救赎论、教会论、合一、属灵争战、婚姻和女性及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启迪，非常值得今日福音派基督徒参考。

以下是AI（Genmini）用中文总结的这两集播客的主要内容（经基甸校对及略为编辑）。

江慕理：神聊公共神学与政治神学

 神聊公共神学与政治神学

作者：江慕理

Oliver O’Donovan （奥利弗·欧多诺万）常被视为二十世纪晚期英语世界中最为深邃的政治神学家之一。我曾坐在他的基督教伦理课堂上，记得他描述过两种令他绝望的学生：一种是根本不懂这门学科的，另一种是理解得相当好却无意践行的。我不记得其他内容了——很可能因为我属于第一类。

此后我再未见过他。但随着他曾静默、耐心剖析的自由主义秩序持续紧绷，我有时希望自己能问他那些当年不知如何开口的问题。那场对话听起来或许是这样的。

场景： 爱丁堡一间安静、四壁环书的书房。午后阳光洒在一张旧书桌上。

我： O’Donovan 教授，过去二十年，「公共神学」已成为一个公认的领域——有期刊、会议、教授职位。但我仍不确定它是否塑造了公共生活。真正的影响力似乎需要群众行动主义，或直接接触政策制定者。但公共神学家似乎对行动主义不感兴趣，也缺乏影响精英的实力。他们卡在一个无用的中间地带。

O’Donovan: （微微向后靠）确实可能存在策略上的张力。但我认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形塑他们言说的神学预设。许多人假定，要向这个世代（saeculum）发言，就必须采用其俗语、其概念货币。在将对基督的认信翻译成「价值观」或「公民社会」的习语时，他们可能失去了奠定基督教公共言说根基的那个事件：即宣告在复活中，神已向世界显明了他的审判。

若这个中心被消音，一个人所做的与其说是公开言说，不如说是附属性发言。会被容忍，但不会被倾听。

我： 正是这种感觉。公共神学与更激进的「政治神学」划清界限，与草根运动保持距离，最终试图稳定自由民主——但那个秩序本身正在破裂。他们在捍卫一个可能已不存在的中心。

O’Donovan: （若有所思地点头）我们在这里必须谨慎。自由主义制度并非纯属任意；它们是一个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在其中政治共同体学会了承认限制——分配权威、约束强制。这些确实是基督教世界的遗产，尽管如今已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神学根源。

公共神学常常希望保存这些果实，却未关注孕育它们的道德与精神土壤。但政治共同体无法永远依靠继承的资本生存。

正如我所论证的，国家的天职是一项审判的事工：在基督再来之前的历史中辨别善恶。当国家忘记这项任务——当它变得仅仅是行政性时——共同体就失去了一个关键的道德参照。若神学家不加批判地将自己束缚于这样的国家，他们便有分担其混乱的风险。

我： 所以，试图成为「先知」，他们最终却成了消失体制的守护者。

O’Donovan: （淡淡一笑）「先知」是个强烈的词。真正的先知之言打断我们的政治假设；它提醒统治者与民众，他们的权柄要向更高的宝座负责。今日许多被视为先知之言的话语，更接近政策分析——必要的任务，但并非超越性的。如果我们的视野仅仅是改善现有秩序的运作，我们就没有触及政治意义的更深层问题。

我： 然后是社会现实：在西方，公共影响力需要向宗教基础群体发言——所谓的「宗教右派」。但公共神学很少与他们接触。它被边缘化于它本可能代​​表的群体之外。

O’Donovan: 代表总是很微妙的。一个群体需要能帮助其理解自身责任的领导形式。如果知识分子放弃那个角色——也许出于对民粹的恐惧，也许出于挫败感——群众仍会寻求引导，尽管未必明智。

教会的任务不是利用民粹能量，也不是轻视它们，而是塑造能够忠实判断的共同体。若这种塑造缺席，我们就该预期会有困惑，甚至扭曲。

我： 在福音派中，「公共神学」比「政治神学」更受青睐。感觉更安全——威胁性更小。

O’Donovan: 词汇重要，但现实更重要。福音无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宣告复活的基督是世界的审判者。然而，教会是作为一个见证的群体进入公共领域，而非作为一个竞争的主权者。如果「公共神学」帮助我们记住我们的言说是面向所有人的，那是好的。如果它成了一种回避福音更尖锐要求的方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 即使福音派使用「政治神学」，也常常只是意味着批判民族主义。很少批判自由主义秩序本身。

O’Donovan: 自由主义如同所有传统，包含洞见与盲点。批评其更显而易见的扭曲——民族主义、部落主义——比辨识哪些更深层的预设需要改革要容易。

但教会必须记住，她自身就是一个城邦（polis）：一个由圣言和圣礼塑造的群体，在基督之下学习爱与审判。如果政治神学仅仅让信徒在自由主义中感到更自在，或仅仅对民族主义抱有敌意，而未能恢复教会自身的社会呼召，那么它就尚未完成其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确保相关性，而在于重新学习何谓忍耐、真实的见证——一种相信复活的基督会在任何可能到来的秩序中，扶持他子民的见证。

后记

1999 年时，我大概属于让 O’Donovan 最无奈的第一种学生——不太明白的人。二十五年后，我怕自己会变成第二种：懂得多一些，却毫无行动。

揭露西方文明的问题总比实践天国的生活容易得多。

如果今天再次见到他，我想他可能会从眼镜上方看着我，用那同样安静而锐利的语气问：

「是的。但你真正做了什么呢？」

（江慕理是台湾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的牧师）

AI：《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综述

 【基甸按：Psychology & Christianity: Five Views是我在神学院（RTS）修基督教辅导课程时的必读教科书，对我思考基督教辅导跟心理学的关系很有帮助。以下是我请Gemin用中文总结的这本英文书中的五种观点。】

《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综述

书名：Psychology & Christianity: Five Views (Second Edition) 主编：Eric L. Johnson 出版年份：2010

导言：信仰与心理学的历史张力

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心理学已经成为解释人类行为、解决心灵痛苦的主要权威。然而，对于持守圣经权威的基督徒而言，心理学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现代心理学往往建立在自然主义、世俗主义甚至无神论的假设之上，基督徒可以接受它吗？

如果拒绝心理学，教会是否会失去对人类心理机制的宝贵认识？如果接受心理学，是否会稀释福音，甚至引入违背圣经的世界观？

本书邀请了五位（组）代表不同流派的顶尖学者，通过“论述”与“回应”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基督教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光谱。这五种观点按照从“最接纳现代心理学”到“最排斥现代心理学”的顺序排列，分别是：

1. 解释层次论 (Levels of Explanation View)

2. 整合论 (Integration View)

3. 基督教心理学论 (Christian Psychology View)

4. 转化心理学论 (Transformational Psychology View)

5. 圣经辅导论 (Biblical Counseling View)

---

第一种观点：解释层次论 (The Levels of Explanation View)

代表人物：大卫·迈尔斯 (David G. Myers) —— 霍普学院心理学教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其编写的《心理学》教科书被广泛使用。

1. 核心理念：互补而不冲突

解释层次论的核心隐喻是“现实的多层次性”。迈尔斯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极其复杂，没有任何单一的学科可以穷尽对真理的描述。就像我们要描述“书写”这个行为，既可以从物理学角度（墨水与纸张的分子结合），也可以从生理学角度（手部肌肉的运动），还可以从文学角度（文字表达的意义）。

这三种解释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不同层次的解释（Levels of Explanation）。

• 科学（心理学）：处理的是“如何”（How）的问题，描述因果机制，属于自然启示的范畴。

• 信仰（神学）：处理的是“为何”（Why）的问题，描述终极意义，属于特殊启示的范畴。

因此，迈尔斯主张心理学和基督教信仰是平行且互补（Complementary）的关系。心理学不仅不威胁信仰，反而是上帝赐予人类探索受造界奥秘的工具。

2. 只有一种真理

迈尔斯引用名言：“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如果心理学发现了真实的人类行为规律（通过严谨的科学实验），那么这必然与上帝的创造相符。基督徒不必害怕科学发现。例如，如果脑神经科学发现某种宗教体验与大脑颞叶的活动有关，这并不否定宗教体验的真实性，只是解释了上帝设计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

3. 对人性的看法

迈尔斯强调虽然人类有堕落的本性，但通过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我们可以客观地发现人类的局限性。例如，社会心理学中关于“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的研究，有力地佐证了圣经中关于“人的骄傲”和“罪性”的教导。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甚至可以帮助神学家更精准地理解罪的具体表现。

4. 实践应用

在辅导实践中，解释层次论者倾向于直接使用主流心理学的治疗技术（如认知行为疗法 CBT），只要这些技术经过了科学验证。他们认为，就像基督徒骨折了会去找受过专业训练的骨科医生（不管医生是不是基督徒），心理问题也应寻求专业的心理学解决方案。

• 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作为此观点的具体案例，迈尔斯以其对性取向的研究闻名。他倾向于接受心理学研究的结论，即性取向很大程度上由生物学决定，难以改变。因此，他主张教会应调整对同性恋的态度，从定罪转向接纳。这一点也成为其他保守派观点（特别是整合论和圣经辅导）攻击的靶子。

5. 对其他观点的回应与批判

迈尔斯批评那些试图创造“基督教替代品”的做法（如圣经辅导）。他认为，忽视科学证据而单单依赖圣经来解释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是对上帝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的轻视，类似于伽利略时代的教会拒绝承认地球绕日公转。

---

第二种观点：整合论 (The Integration View)

代表人物：斯坦顿·琼斯 (Stanton L. Jones) —— 惠顿学院教授，临床心理学家。

1. 核心理念：以圣经为权威的批判性结合

整合论是福音派学术界最主流的观点。琼斯不同意解释层次论那种将“科学”与“信仰”完全割裂的做法。他认为，心理学不仅仅是描述机制，它往往带有世界观的假设（如决定论、享乐主义）。因此，信仰必须介入，与心理学进行整合。

对于琼斯来说，整合是一个动词。它意味着在承认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控制性信念”，Control Beliefs）的前提下，积极地拥抱心理学的科学成果。

2. 圣经与科学的关系

整合论者坚信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是衡量真理的最终标准。但是，他们也承认我们对圣经的解释（神学）可能是错的，同样，心理学家对数据的解释也可能是错的。冲突往往发生在“糟糕的神学”与“糟糕的科学”之间。

如果科学证据确凿（例如药物对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有效），基督徒应当接受这是上帝普遍恩典的一部分。但如果心理学理论违背圣经原则（例如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神经质的幻觉），则必须予以驳斥和修正。

3. 方法论：过滤与重构

整合论者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去芜存菁”。他们会学习主流心理学理论（如客体关系理论、依恋理论），然后戴上“基督教眼镜”进行过滤：

• 保留：符合圣经人性论的部分（如人是关系的动物，人需要爱）。

• 剔除：世俗的预设（如人本善、道德相对主义）。

• 重构：将心理学术语置于基督教框架下重新解释（例如，将“不健康的依恋”与“偶像崇拜”联系起来）。

4. 实践应用

整合论的辅导员在临床中看起来与普通心理学家很像，他们使用DSM诊断标准，使用经过验证的疗法。但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症状缓解，更是灵性的成熟。他们可能会在治疗中加入祷告、经文应用，或者讨论罪与饶恕的话题，但这通常是在建立专业治疗关系之后。

5. 独特性与批判

琼斯特别在书中针对迈尔斯的“同性恋观点”进行了反驳。琼斯利用相同的科学数据，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论证科学并没有证明同性恋完全由基因决定且不可改变。这展示了整合论的特点：用科学数据说话，但受神学立场指导。

---

第三种观点：基督教心理学论 (The Christian Psychology View)

代表人物：罗伯特·罗伯茨 (Robert C. Roberts) & P.J. 沃森 (P.J. Watson) —— 分别为哲学家和研究心理学家。

1. 核心理念：竞争的传统

如果说整合论试图“联姻”心理学与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心理学论则主张“分家”。罗伯茨和沃森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中立的、普世的“心理学”。相反，历史上存在着多种心理学传统。

• 有基于进化论的心理学。

• 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

• 也有基于佛教的心理学。

因此，基督教不应乞求世俗心理学的认可，也不应只是修补世俗理论（像整合论那样）。相反，基督教应当自信地从自身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基督教心理学。

2. 方法论：回到古代资源

罗伯茨指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奥古斯丁、阿奎那、克尔凯郭尔以及沙漠教父们就已经发展出了极具深度的心理学洞见。他们对人性、罪、美德、情感的分析，比现代心理学浅薄的“自我实现”理论要深刻得多。

此观点的任务包含两步：

1. 挖掘 (Retrieval)：从圣经和教会历史中挖掘心理学概念（例如：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忧伤与悔改的区别是什么？）。

2. 实证 (Empirical Research)：基于这些基督教概念设计科学实验，建立独特的测量量表。例如，沃森就开发了“基督教这一实证研究，来对抗主流心理学中隐含的反宗教偏见。

3. 语言的隐喻

罗伯茨用语言作比喻：现代心理学是某种“外语”，而基督教传统是我们的“母语”。整合论者往往太急于将母语翻译成外语，导致意义流失。基督教心理学家主张我们要先学好母语，用基督教独特的词汇（如成圣、恩典、罪、舍己）来构建心理学大厦。

4. 实践应用

这种观点的辅导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性格塑造（Character Formation）。治疗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快乐或功能恢复，而是美德（Virtues）的培养。辅导员会帮助来访者理解，他们的焦虑可能源于缺乏对上帝护理工夫的信任，或者他们的抑郁可能包含着神圣的忧伤。

5. 与其他观点的区别

它比整合论更激进，因为它不承认世俗心理学的“标准地位”；但它比圣经辅导更开放，因为它依然坚持使用科学实证的方法（Empirical Methods）来验证理论，而且它大量引用教会历史上的哲学资源，而不仅仅是引用圣经经文。

---

第四种观点：转化心理学论 (The Transformational Psychology View)

代表人物：约翰·科 (John H. Coe) & 托德·霍尔 (Todd W. Hall) —— 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灵性形成研究所主任及心理学教授。

1. 核心理念：心理学即灵修

这是本书第二版新增的观点，也是最强调“人”而非“理论”的观点。科和霍尔认为，之前的几种观点都把问题过于理智化了——仿佛我们只要把某种神学概念和某种心理学概念在头脑中拼凑好，整合就完成了。

转化心理学主张：做心理学的人（The Psychologist）本身就是整合的关键。 真正的心理学知识，不是来自书本的拼凑，而是来自一个被圣灵转化的生命对现实的观察。如果一个心理学家的生命充满了罪和扭曲，他眼中的“现实”也是扭曲的；如果一个心理学家的生命被圣灵充满，拥有基督的心肠，那么他做出来的心理学就是“基督教心理学”。

2. 方法论：在圣灵里做心理学 (Doing Psychology in the Spirit)

他们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认识论：灵性状况决定认识能力。

• 科学不再是中立的客观观察。

• 做心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爱上帝、爱邻舍的行为。

因此，培养一个基督教心理学家的核心，不在于让他背诵神学教义，也不在于让他掌握临床技术，而在于他的灵性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不仅要研究作为对象的心理，更要关注作为主体的心理学家的灵魂。

3. “老我”与科学

他们批评现代心理学其实是“旧人”（Old Man）的科学——通过观察堕落的人性总结出的规律。而基督徒心理学家应该通过“新人”（New Man）的眼光，看到人类应有的救赎样式。

4. 实践应用

在辅导室里，转化心理学家的治疗带有强烈的灵修色彩。治疗关系被视为一种神圣的相遇。辅导员不仅依靠技术，更依靠自己在圣灵里的敏锐度（Discernment）。他们可能会使用默观、独处等灵修操练作为治疗的一部分，模糊了心理咨询与属灵指导（Spiritual Direction）的界限。

---

第五种观点：圣经辅导论 (The Biblical Counseling View)

代表人物：大卫·鲍力生 (David Powlison) ——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基督教辅导与教育基金会（CCEF）核心领袖。

1. 核心理念：圣经的充引性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辅导论（曾被称为劝诫辅导 Nouthetic Counseling）处于光谱的另一端。鲍力生主张，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宗教的书，它本身就是一本关于人类灵魂的“心理学”教科书。

对于“生命中的问题”（Issues of Life），如焦虑、绝望、婚姻冲突、成瘾等，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去世界寻找答案，而是在圣经中提供了完备的指导。因此，教会不需要引进世俗心理学，只需要挖掘圣经中丰富的辅导资源。

2. 对心理学的批判：竞争的宗教

鲍力生认为，现代心理学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宗教。

• 它有自己的牧师（治疗师）。

• 它有自己的救赎论（自我实现/治疗）。

• 它有自己的人性论（无罪，仅是受害者）。

因此，试图“整合”心理学与基督教，就像试图整合“巴力崇拜”与“耶和华崇拜”一样危险。心理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将人的目光从基督转向自己，将罪的问题重新定义为“疾病”或“创伤”，从而废掉了十字架的救赎能力。

3. 鲍力生的温和化修正：心理学 1, 2, 3

相比于早期的杰·亚当斯（Jay Adams）那种完全否定心理学的态度，鲍力生在本书中展现了更加细致的区分。他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心理学”：

• 心理学-1（Psych-1）：作为“你的生活故事”——这是中性的，事实性的描述。

• 心理学-2（Psych-2）：作为“详细的观察和描述”——例如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巴胺分泌异常”。鲍力生承认基督徒可以从这部分世俗观察中受益（作为普遍恩典）。

• 心理学-3（Psych-3）：作为“解释体系和世界观”——例如弗洛伊德解释行为是因为“恋母情结”。这是必须完全拒绝的，并用圣经的解释体系（罪、偶像、恩典）取而代之。

4. 实践应用：牧养与门训

圣经辅导不仅发生在诊所，更应发生在教会。每一个牧师和成熟的信徒都应该是辅导员。辅导的核心是从心改变：

• 识别表层行为背后的“偶像”（Idols of the heart）。

• 呼召悔改。

• 应用基督的福音带来赦免和力量。

辅导不是为了让人“感觉好一点”，而是为了让人“更像基督”。

---

观点之间的互动与批判 (The Interaction)

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每位作者都会回应其他四位作者。这种交锋揭示了深层的分歧：

1. 整合论 vs. 圣经辅导

   • 琼斯（整合论）指责鲍力生：尽管鲍力生现在的语气温和了，但他实际上还是在搞“神学帝国主义”，忽视了上帝在自然界（科学）中的普遍启示。圣经并没有教导神经递质怎么运作，拒绝科学就是拒绝上帝的真理。

   • 鲍力生（圣经辅导）反击琼斯：整合论者喝了太多“脏水”。你们虽然嘴上说圣经是权威，但实际上在辅导室里，你们用的全是世俗那套，圣经成了点缀。

2. 解释层次论 vs. 其他所有人

   • 其他四种观点一致批评迈尔斯的解释层次论是将信仰“边缘化”。如果信仰只是平行的一层，不干涉心理学那一层，那么信仰就变成了纯粹的私人感受，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权。这种“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将心理学拱手让给了世俗主义。

3. 基督教心理学 & 转化心理学 vs. 整合论

   • 罗伯茨（基督教心理学）和科（转化心理学）都认为整合论还不够彻底。整合论还是在玩世俗心理学的游戏规则，只是试图把基督教塞进去。他们呼吁一种更加激进的重构，从根基上建立属于基督徒的心理学。

---

总结

《心理学与基督教：五种观点》展示了基督徒在这个复杂议题上的挣扎与智慧：

• 如果你认为科学是上帝中立的恩赐，且希望在主流学术界保持对话，你可能会倾向于解释层次论。

• 如果你既看重圣经权威，又不想放弃临床心理学的有效工具，整合论提供了最平衡的路径。

• 如果你觉得现代心理学在这个无神的时代已经迷失，希望从基督教深厚的传统中寻找智慧，基督教心理学论会让你耳目一新。

• 如果你认为辅导员的生命品质高于技术，且渴望灵修与心理学的结合，转化心理学论是最佳选择。

• 如果你坚信圣经足够解决生命的一切根本问题，且警惕世俗世界观的渗透，圣经辅导论则是最安全且忠心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