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三月 20, 2026

临风:基督教锡安主义与以巴问题

基督教锡安主义与以巴问题

作者:临风

加沙地带 2014 年的以巴战争,终于在 8 月 26 日结束。 50 天下来,巴勒斯坦有 2143 人死亡,超过 70% 为平民。以色列国防军有 66 位阵亡,另有 5 位平民死亡。这次战争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风暴,它的结束也让人人庆幸。

止不住的动乱

可是,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令国内保守派极度不满。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罔顾国际反对,9 月宣布,将在伯利恒附近圈地 1000 英亩,划为新的犹太人定居点(Jewish Settlement,或译「徙置区」、「殖民地」),赶逐现有的巴勒斯坦居民,为犹太移民兴建 2600 间房屋。 10 月再宣布,将在耶路撒冷开辟定居点,兴建 1000 间房屋,并修筑公路,联络各犹太人定居点。这意味更多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将被拆除,土地将被没收。这些措施又触动巴勒斯坦人的神经,使得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区再度爆发动乱。

「犹太定居点」的作法,在国际上一向被视为抢夺行为,亦为巴勒斯坦人所深恶痛绝,是以巴走向和平最大的障碍。美国政府虽然坚决支持以色列,但历来都反对这作法。不过美国的福音派中却有一股很大的势力,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圈地政策。例如,1998 年,当拉宾总理冻结约旦河西岸艾瑞尔(Ariel)地区定居点的经费时,美国数百间主张「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教会却捐款,支持当地犹太人继续扩建。 【1】 又如,以色列强人总理沙龙(Ariel Sharon)2006 年中风昏迷,美国视博恩机构(CBN)的领导人罗伯逊(Pat Robertson)宣称:这是上帝的惩罚,因为他废除了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点。

什么是「锡安主义」?

「锡安主义」(Zionism,「主义」或译「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起源于 19 世纪末。倡导者赫茨尔(Theodor Herzl)为犹太裔记者,他成立了「世界锡安组织」,于 1897 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锡安议会」。赫茨尔「锡安主义」的理念,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法治国家,以犹太人为主,而对各民族、宗教和性别皆平等待遇,保障人权和自由权。当时,犹太教领袖对这运动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它会影响巴勒斯坦当地犹太人的福祉。

之后,时为西方霸主的英国,其内阁于 1917 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在美国,早期最重要的角色是犹太裔大法官布兰戴斯(Louis D. Brandeis, 1916-1939 在任),他成立一个秘密社团(Parushim),推动犹太人复国。

1948 年以色列建国战争时期,犹太人多次屠杀巴勒斯坦居民,并驱逐 70 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尽管如此,以色列并没有抛弃自由、平等的理念,赋予境内剩下来的阿拉伯人公民身份。

1951 年召开的第 23 届「世界锡安议会」,修改早先的「巴塞尔计划」,通过「耶路撒冷计划」,作为锡安运动发展的纲领和意识形态。犹太教和希伯来文化的地位正式受到肯定。

「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兴起与普及

   (图片来源:No Other Foundation

什么是「基督教锡安主义」(Christian Zionism)?简单说,就是支持犹太人复国理念的基督徒所倡导的思想。

早期一些教父(如游斯丁、爱任纽、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曾预言,犹太人将回归圣地。后来天主教并不支持这看法。可是改教以后,不少新教徒认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如 19 世纪之前的欧文(John Owen)、马瑟(Increase Mather)以及他的儿子(Cotton Mather)等著名的清教徒领袖。

对「基督教锡安主义」贡献最大的,可说是普利茅斯弟兄会创办人达秘(John Nelson Darby)。他 1830 年代开始建立「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其末世观后来在基督教界影响至巨。 【2】 达秘相信,以色列在末日要复国,回到上帝所应许的圣地。耶路撒冷圣殿山将第三次建造圣殿,犹太人恢复献祭。之后,教会与信徒将被提到空中与基督相遇,地上开始七年大灾难。七年之末,将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基督再度降到地上,剩余的犹太人将完全归顺基督。基督在地作王一千年,之后最后审判来到;新天新地则从新耶路撒冷开始。

达秘的末世论被一些教派所推崇。 【3】 以色列 1948 年复国,似乎应验了「时代论」的预言。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时代论者更肯定这是圣经预言的逐步实现。

1970 年代,林赛(Hal Lindsey)写了一系列有关末世论的畅销书,又拍成电影,把时事与时代论的末世解读连接起来。 90 年代中以后,黎曦庭(Tim LaHaye)的丛书《末日迷踪》(Left Behind)更被拍成几部影集。末世论的语境对西方普罗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政治接轨

「基督教锡安主义」在福音派里势力颇大,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里根和小布什任上都积极支持;几届众议院议长(如 Dick Armey, 1995-2003;Tom Delay, 2003-2005)也持同样主张。 【4】

有组织的行动开始于 1980 年代。 1980 年 9 月,「耶路撒冷国际基督徒大使馆」(ICEJ)成立,目的是在圣地宣扬「基督教锡安主义」的理念,并汇集全世界基督徒的支持。他们要求在巴勒斯坦居住千年以上的基督徒家庭离开,因为这块土地属于犹太人。 ICEJ 网站上称,上帝立了两个永约:亚伯拉罕之约和基督救赎之约。换言之,他们认为上帝心中有两种选民,教会并没有替代以色列人的地位。

美国的「宗教右派」领袖和电视名牧大多持「时代论」,并支持「基督教锡安主义」。 【5】根据 2004 年的一项估计,「基督徒锡安运动」有八万个基要派牧师参与,上千个基督教广播电台相挺,上百个电视台推动,支持者超过一亿。

以色列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 1977-1983 在任)与带领「道德大众」(Moral Majority)的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感谢他对以色列的贡献,以色列政府 1979 年送给他一架喷射客机。以色列 1981 年轰炸伊拉克核子厂以后,贝京在通知里根总统之前,先打电话给法威尔,要他向美国的基督徒解释,为什么这次轰炸是必要的。是年,法威尔宣告说:「反对以色列国就是反对上帝。」1985 年 3 月,在迈阿密举行的「拉比大会」上,法威尔牧师又誓言,要动员七千万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国。

1998 年内塔尼亚胡总理来美访问,他不是先与克林顿总统会面,而是先与法威尔牧师,以及 1000 位基要派基督徒会面。群众欣称他为「以色列的里根」。法威尔当场保证,要请 20 万牧师联名,敦促克林顿不要压逼色列恪守「奥斯陆协定」──这是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分别在 1993 年和 1995 年签署的协定,让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得以自治。

「基督徒团结支持以色列」组织

支持以色列最有规模和影响力的,莫过于 2006 年成立的「基督徒团结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 CUFI)。创办人哈吉牧师(John Hagee)是德州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房角石」(Cornerstone)超大型教会的主任牧师,犹太裔前参议员利伯曼(Joe Lieberman)称他为「现代摩西」。

CUFI 创办时,由 400 多位代表各宗派的新教领袖组成。 2012 年 3 月,会员人数已达 100 万;2014 年 7 月在华府召开年度高峰会议时,会员人数超过 160 万!它在美国 120 个校园里有分支,气势如日中天。

CUFI 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全面统治,是「基督再临」前的必要步骤。因此它反对巴勒斯坦立国,支持以色列在西岸开辟定居点。哈吉 2008 年说:「企图分裂以色列占领地的人,将会遭受上帝的审判。」CUFI 经常批评美国政府所推动的以巴和平会谈,认为政府对以色列支持度不够。为保护以色列,CUFI 主张对伊朗动武。

CUFI 的核心节目,是系列的「表扬以色列晚会」,以及在华府举行的年度峰会。出版物《火炬》提供会员敦促各级政府的行动计划。每年峰会演讲阵容坚强,有参议员、议长、中情局长等,可见他们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之能。 【6】

内塔尼亚胡总理称 CUFI 是「以色列国防安全重要的一环」。他经常参加 CUFI 的年度峰会和「表扬以色列晚会」活动,有时亲自出席演说,有时透过卫星连接现场。看来 CUFI 的声势,甚至超过美国「犹太游说团」中最强大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著名的保守专栏作家高他莫(Charles Kauthammer)说:「我不知道这世界有任何组织对以色列比 CUFI 更重要。」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

以色列人口虽只有八百万(六百多万为犹太人),但却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高科技工业世界一流,武器输出为全球第五位。以色列每年的军事预算超过四邻的总和,也是中东唯一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虽然伊朗不时叫嚣,但今天已经没有阿拉伯国家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只要同意让巴勒斯坦人立国,并善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很可能换来长久的和平。

国际上普遍认为,以色列今天不再有生存危机,「犹太大屠杀」的历史不会重演。很多犹太人也认同这看法,例如以色列前情报局长达根(Meir Dagan),及大多数年青一代的犹太裔美国人。

1967 年以后,战胜的以色列开始管辖数百万阿拉伯裔人民。今天在约旦河西岸大约有 230 万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区大约 160 万。他们不是以色列公民。根据以色列政府的调查,这些人遭到各种歧视,公共设施不足,学校经费缺乏。例如,每个阿拉伯人的用水量只达犹太人的五分之一。占领区阿拉伯人的生命财产,在法律上毫无保障。

因为土地被以色列定居点和联络公路切割得支离破碎(或者被封锁),巴勒斯坦人衣食住行都非常不便,每天经过以色列的检查关口都大排长龙。有时孕妇因为卡在检查站无法通过,婴儿竟就地生产,甚或死亡。这种事时有所闻。

以希伯仑为例,市中心原来住有 16 万巴勒斯坦人,后来开发一个容纳 800 名犹太新移民的定居点。为了保护犹太人,以色列政府大量设立警卫站、检查站,封锁道路。结果,1800 个阿拉伯人的店铺被迫关门,数千人被赶出家园,市中心被征用,经济凋敝。

定居点以及其保护措施不但夺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农地,拆除了他们的房屋,根据以色列的人权组织(B’Tselem)报导,当地居民遭新移民攻击的事也经常发生。当然,巴勒斯坦人攻击犹太人的事也时有所闻,只是两者受到法律保护的差距有天渊之别,以致一份以色列报纸(Ha’aretz)评论说:「法律不是法律,唯有新移民才至高无上。」由于很多媒体的新闻都遭过滤,外地所能听到的暴力事件,其因果、是非与真相很难判定。

犹、阿间的差异,让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心生不平。除了拉宾当政的那几年力图改善以外,阿拉伯人深深感受到种族歧视与仇视。在以色列国境之内,犹太人大多数并不平等对待阿拉伯公民。纵使真正欺负人的占少数,但不平等、不自由的氛围弥漫。

2009 年以色列国会选举中,斩获最多的是利伯曼(Avigador Lieberman,现任外交部长),他的支持者竟高喊:「消灭阿拉伯人!」,令人毛骨悚然。以色列国会议员开始有人发话:容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存是不合适的。有人开始酝酿「废除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之一」。 「人口迁移」的呼声也出现──要把阿拉伯公民赶出以色列。 2010 年一次民调发现,53% 以色列犹太人赞成驱逐阿拉伯公民!

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虽然祖先在这圣地居住了将近两千年,近年却纷纷离开。他们说,并非因为受到穆斯林的迫害,乃是逃避占领者的肆虐。而以色列拒绝与巴勒斯坦人谈判,他们看不到希望。

这就是「基督教锡安运动」所无条件支持的以色列的现状。当然,一般游客不见得看得到,更感受不到巴勒斯坦人的悲哀。

美籍犹太裔的新趋势

《野兽农庄》与《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George Orwell)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现在,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许多人生活在有权力之人所建构的过去和现实里而不自知。我们所阅读到的新闻或是历史,往往是有心人刻意编织、裁剪的。这个事实应用到以色列相关问题上非常贴切。因此,想知道真相不是很容易。

在「六日战争」之前,美籍犹太人领袖相当支持黑人的民权运动,认为以色列建国的自由理念,与黑人争取民权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这种趋势在 1967 年以后开始转变。犹太人的「受害心态」开始高涨,代替了「犹太教」的教理,犹太游说团开始特别注意伸张「犹太权力」,而不是犹太教的道德价值,权力诉求代替了道德诉求。

任何运动或机制,在没有约束的权利诉求之下,权力的滥用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权力不仅是为求生存,更是用来毁灭。他们把犹太人在历史上所承受的灾害,不加思考地投射在今天以色列国的现实环境里。

犹太游说团在美国的力量是人所共知的,无论是在国会或是地方政府,他们凭着雄厚的资金,让需要政治献金的政客们趋之若鹜。这些游说团(如 AIPAC)背后有犹太富豪的支助;这批富豪大半已年逾 60,他们成长于 1967 年前后犹太权力高涨的氛围里,危机意识高,带着受害心态,活在「犹太大屠杀」的阴影之下。他们只看重权力和利益,对以色列政府无条件支持,不将道德原则放在考虑之内。他们是以色列强硬政策死忠的拥护者,他们的金钱也大大影响了美国的政坛。

可是美国犹太人年青的一代却不同,他们生长在自由社会里,所看到的是强势的以色列,对「大屠杀」并没有类似的情结。他们对以色列政府的做法大不以为然,认为父兄的受害心态不合现实,是「部落思维」,缺乏原则。以色列政府愈趋强硬,与美国年青一代的犹太人距离就愈远。

检视对美籍犹​​太人的民意调查,1983 年,83% 对以色列政府的措施感到不安。 1989 年,超过一半不同意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政策。 90 年代末,几乎三分之二支持巴勒斯坦立国;大多数反对以色列继续开辟新定居点。 2005 年,四分之三支持美国政府向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施压,完成「两国论」的和平谈判。

基督徒的转变

美国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本来一面倒向以色列政府。 CUFI 号称有五千万到一亿位福音派信徒支持。可是最近情势开始转变。根据 2010 年在洛桑会议上所作的一次调查,参加会议的基督徒中,主张支持以色列的占少数(34%,美国基督徒当中则只有 30%);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持同等同情度的,为 49%。

同年,《今日基督教》杂志一篇文章《被告席上的基督教锡安主义》,介绍了两部纪录片:《等待哈米吉多顿》和《上帝站在我们一边》,两部影片分别挑战「上帝要借着今天的以色列完成祂的末日计划」的理念。

第一部影片从「基督教锡安运动」内部叙事,透过访问,展现出福音派与以色列政府间强有力的联盟;制片者不是基督徒,有时会说些外行话,不过却生动捕捉到当事人的感受。第二部影片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叙事,从历史情境、神学角度和亲身遭遇,来突显现状。导演非常努力呈现一般巴勒斯坦人(包括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受到以色列政策的影响。这两部纪录片对「基督教锡安运动」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2010 年底又有一部基督徒制作的影片《小伯利恒》问世,讲述伯利恒三位人士──一位基督徒、一位穆斯林、一位犹太人──坚持以非暴力争取平等。在一个被惧怕、仇恨和分裂所瘫痪的土地上,他们化敌为友,共同奋斗,争取人权。

2013 年,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也制作了一部影片,《石头的呼叫》,叙述自 1948 年以来的 60 多年,他们所受到的待遇。现身说法的感染力更是非常强烈。

巴勒斯坦的福音派基督徒也组织起来了。 2010 年他们以「伯利恒圣经学院」为基地,成立了《耶稣在检查站》(CATC)的组织。 2014 年 3 月第三次大会,有 700 人参加。他们的宗旨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反对暴力,推动「使人和睦」的使命。大会提出:「在这场争执中上帝站在哪里?基督怎样看待检查站的双方?教会要把希望带给巴勒斯坦和基督徒。我们所关心的是和解,以及上帝的和平。」

这样的呼声显然不符合以色列政府的意愿。 《今日基督教》2014 年 3 月报导,这个组织遭受到以色列外交部严厉的批评,认为 CATC 假宗教之名表达政治诉求。

2014 年春天,CUFI 的执行长布洛格(David Brog)在《中东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福音派终止支持以色列了吗? 》。文中提到美国「千禧世代」对以色列的态度开始转向。福音派几个主要校园(如 Wheaton College、Oral Roberts University、明州的 Bethel University)都不再一面倒,而开始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他认为这是个「地震性的转变」,值得忧虑。

一批批福音派的领袖亲身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访问,了解各种不同族群的故事。原来坚决支持以色列政府的人,开始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 【7】这批人开始传达不同的信息,不但影响个人,更影响了不少基督教机构的立场。 【8】布洛格警告说,不能容让这种「道德上的相对思想」(不把以色列政府的利益绝对化)泛滥,以致中和或稀释对以色列的支持。

前瞻

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国际事务上能坚持公平、正义、合理等原则的政府,寥寥无几。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保守派利库德集团(Likud)的党魁,他的党与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结盟,并非因认同福音派,乃是因为对党有利。有时候借用些宗教语境,也不过是为政治利益而拉近距离罢了。利库德反对不按照他们的曲子起舞的福音派,道理相同。

对于以巴问题,有一种选择是以政治挂帅,即彻底拥护以色列政府,或相反──凡是对巴勒斯坦有利的都支持。持这态度的人,或许是过分天真,不知道自己被政治利用;也可能是有意利用宗教做幌子,要从运动中取得政治或社会资本,达到私人目的。但这种选择完全有违信仰原则。

另一种选择,是按照神学直觉(指「时代论」的「末世论」)来指导行动和立场。作出这种选择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将神学立场绝对化,成为偶像,以致阻碍了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 (笔者要问,神学直觉难道会鼓励人忽略公义,助长掠夺吗?)其二,将政治绝对化,成为膜拜的对象,而神学只是个借口。这两种可能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

姑不论「时代论」是否为对圣经「末世论」唯一的解读方式(笔者倾向于不认同),近 60 多年来中东事态的发展,也不见得能与「时代论」的蓝图和时间表一一对照吧?况且,上帝的奥秘有很多不是人能够测透的,基督再来就是其中之一。 (要求在这点上谦卑,不算过分吧?)

以赛亚书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5:20)先知的意思是,我们对是非对错、真理虚假,要慎思明辨,不要因着任何特殊利益(集团)而扭曲,因为上帝只能站在真理、公义、恩典、怜悯的一边。

如果手段失去公义,无论用什么神学为名,不管当事者认为自己的信仰多么正统,都与上帝的属性相反的。假基督教之名,要上帝替自己的政治立场背书,正是藐视上帝,不尊重祂的主权,不认识祂的属性;这是何等大的错误。 (笔者为 CUFI 的负责诸君害怕。而如果有人假基督之名,唯独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我也为他们同样害怕。)

一般来说,年青人没有政治利益的包袱,没有传统神学派系的牵挂,他们的直觉因此更客观、公平、合理。他们关心中东和平,并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福祉同样关怀,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或许更能直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更接近真理和真理的诠释者:上帝。他们的心声和神学直觉,很可能强过他们的父兄辈。这个趋势不容忽视。

(作者现已退休,投身文字事奉)

注:

【1】见《基督教箴言报》1998 年 4 月 25 日。

【2】倪柝声的「小群」就是结合达秘的弟兄会和奥秘派两者的产物,对华人教会影响至巨。

【3】达拉斯神学院为其中的代表。 John Walvoord 1957 年的《被提问题》,以及 J. Dwight Pentecost 1958 年的《圣经末世学研究》,是其中最著者。

【4】他们多出身德州,而那里犹太人口不到 1%,显然不是主导考量的力量。 Dick Armey 2002 年甚至公开表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家园,美国应当帮助以色列清除约旦河西所有的阿拉伯人。

【5】例如:Moral Majority 的 Jerry Falwell、CBN 的 Pat Roberson、TBN 的众领袖、作家 Tim Lahaye、Christian League 的 Ralph Reed、葛培理布道团的 Frank Graham(葛培理牧师长子)、Focuson Family 创办人 James Dobson 等,都是其中代表。

【6】例如,参议员 John S. McCain、前参议员 Richard J. Santorum、前众议院议长 Newton L. Gingrich、前参议员 Joe Lieberman、参议员 Lindsey Graham、参议员 Ted Cruz、前中情局长 R. J. Woolsey Jr、《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总编 William Kristol 等,都曾受邀发表演说。

【7】著名人物如,芝加哥柳溪教会主任牧师 Bill Hybels 的夫人 Lynne,Charisma 杂志负责人 Steven Strang(他是 CUFI 的地方负责人)的儿子 Cameron Strang。

【8】Cameron Strang 的《相关》(Relevant)杂志与网站即是一例,他号称每月可以接触到 230 万「千禧世代」基督徒。

主要参考资料

  1. 「时代论」与以色列复国的圣经解读坊间甚多,因不是本文重心,故此略过。
  2. Peter Beinart, The Crisis of Zionism.
  3. Nicholas D. Kristof, “The Two Israels,” New York Times, 2008-6-22.
  4. David Brog, “The End of Evangelical Support for Israel?” Middle East Quarterly, Spring 2014.
  5. Stephen Sizer, “Christian Zionism: The New Heresy That Sways America,” Information Clearing House, 2004-8-24.
  6. Pat Robertson, “Why Evangelicals Support Israel,” his personal website.
  7. Wiki’s “Christian Zionism” and “Zionism” web pages.
  8. Christian United for Israel website.
  9. Tim Avery, “Christian Zionism in the Dock,” Christianity Today, 2010-8-3.
  10. Timothy C. Morgan, “Evangelicals Defend ‘Christ at the Checkpoint’ from Israeli Critics,” Christianity Today, 2014-3-12.
  11. Rev. Alex Awad,《圣经与基督教锡安主义》,时代论坛,2012-6-17.
  12. Alison Weir, “Findings from the New Book ‘Against Our Better Judgment’,” National Summit to Reassess the U.S.–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2014-3-7.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ly75-R5TN8.
  13. Christ at the Checkpoint website.
  14. Waiting for Armaggedon (documentary film), First Run Features, 2010.
  15. With God on Our Side (documentary film), Rooftop Productions, 2010.
  16.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documentary film), EGM Films, 2010.
  17. The Stones Cry Out (documentary film), a film by Yosmine Perni, 2013

(原载《恩福》杂志 2015 年 1 月号)


星期三, 三月 18, 2026

圣经与全球移民

 【基甸按】美国“公共神学与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Public Theology & Migration)近期发布了《圣经与移民》(The Bible and Migration)4集系列视频,讲员为该中心主任Daniel Montañez。以下是我根据AI对这一系列视频的内容的总结编辑而成的文章。 

(图片来源:CNE News

2023 年,全球有超过 1.08 亿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些人群被冠以各种称呼: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等。无论他们来自拉美、中东、非洲还是亚洲,这场大规模“出埃及”式的迁徙背后的原因都是极其复杂的 。在美国,关于移民的叙事往往被政客、评论员和主流媒体控制,将移民问题描绘成一个极具政治性和分裂性的议题 。在福音派、五旬节派和灵恩派等基督徒群体中,许多信徒对移民问题的看法更容易受到媒体言论的影响,而非基于基督信仰的教导去思考。

本文(介绍的系列视频)将力图不以政治争辩为起点,而是以圣经作为思考移民问题的出发点,强调基督徒的世界观不应基于恐惧,而应基于信心和福音的盼望 。我们将通过福音的四个宏大叙事维度——创造、堕落、救赎和修复——来构建理解移民问题的神学基础。

以下是《圣经与人类的迁徙》4集视频的主要内容:

(1)《世界的创造》(英文视频链接: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

上帝的本质:一位“行动”的神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迁徙”或“移动”的记载,其实是关于上帝自己的。

  • 神圣的移动:在《创世记》1:2 中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

  • 双重属性:这揭示了上帝不仅是一位“创造的神”,也是一位“移动的神”。既然人是按上帝形象所造,那么“移动”便植根于人的神圣属性之中。

创造使命(Creation Mandate):迁徙即使命

在《创世记》1:28中,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1. 主动的迁徙:上帝要求人类“遍满地面”,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迁徙的命令

  2. 非负面的起源:在人类坠落之前,迁徙并不是因为饥荒、经济危机或战争等负面因素驱动的。相反,它是一种“神圣的呼召”。

  3. 宣教性质:此时的迁徙是为了完成上帝的使命——将上帝的荣耀扩展到全地。因此,迁徙在最初的定义中,是人类实现生命意义的“宣教使命”。

迁徙的原初愿景:祝福的载体

上帝对迁徙的愿景可以总结为“上帝赐福给他们” (创1:28)。

  • 扩散祝福: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让迁徙成为一种祝福。通过人的流动,上帝的良善、应许和荣耀得以在全世界传播。

  • 亚伯拉罕的例子:《创世记》12:1-3 中亚伯拉罕受命离开家乡,上帝要亚伯拉罕前往一个未知之地,这一迁徙行动是建立“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一步。

  • 普世的影响:正是因为亚伯拉罕愿意听从呼召离开故土,才有了后来的大民族,以及最终通过耶稣基督带给万国的祝福 。这意味着,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愿意顺服迁徙呼召”的基础之上的。

移动的自由上帝形象(Imago Dei)的内在属性和体现:

  1. 内在尊严:通常人们提到“人有上帝的形象”是为了强调移民和难民的内在尊严和人权 。

  2. 功能的体现:但在更基础的层面,上帝有管理、创造和移动的能力,因此被造的人类也拥有管理、创造和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自由移动的能力。

  3. 设计的一部分:自由移动的能力不是一种社会恩赐,而是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设计在人类生命中的一部分。

总结来说,创世之初的记载教导了我们:

  • 上帝的原始使命是让人类遍满地面。

  • 迁徙的初衷是为了祝福。

  • 自由移动是承载上帝形象的人所拥有的基本能力。


(2)《人类的堕落》(英文视频链接:The Fall of Humanity

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罪(Sin)扭曲了迁徙,使其从“主动的使命”变成了“痛苦的流离失所”。真正的自由不仅包括迁徙的自由,还必须包括留下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被迫离开,他就不再享有真正的自由。

 罪的双重影响:随着圣经叙事进入“堕落”阶段,罪对人类迁徙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个体的罪(Individual Sin):导致人类与上帝疏远,产生“属灵的流离失所” 。

  2. 社会的·罪(Social Sin):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现实世界中的流离失所 。

被咒诅的土地:经济与生态迁徙的根源是罪。《创世记》3:17 中上帝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 不得不迁徙:当土地不再产出果实,人就被迫寻找新的土地来生存。

  • 现代关联:这解释了当今世界因干旱、饥荒(如非洲和危地马拉)、飓风(加勒比地区)或自然灾害(日本地震、加州山火)而引发的被迫迁徙。这种移动不再是出于使命的选择,而是出于生存的无奈。

  • 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驱逐出境(Deportation)。亚当夏娃被赶出家园,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流离失所 。这绝非上帝的原意,而是罪的后果。上帝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以阻挡人回到生命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道边境墙,第一次将边界视为“禁止”和“排除”的手段 。虽然自然界有山川河流,但这种带有“法律与政策限制”属性的边界是因罪而生的,目的是为了在充满罪的世界中保护人类。

  • 该隐杀害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谋杀案。上帝惩罚该隐成为在地上流离飘荡的人。该隐额上的记号是上帝在流离失所中给予的怜悯,但也标志着“陌生人/外人”(The stranger)身份的出现。现代难民逃离家园的最大原因之一是暴力与冲突(战争、迫害、政治腐败、家暴等)。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区分:
  • 创造期的命令(遍满地面):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繁荣的原初意愿

  • 堕落后的宣告(流离飘荡):仅仅是对罪之后果的陈述并不代表上帝心中真正的渴望。

为什么当今的全球移民危机如此痛苦?因为它反映了人类被撕裂的现状。迁徙从一种“带着福分去充满世界”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因被咒诅、受暴力威胁而寻找安全”的挣扎。

(3)《十字架上的救赎》(英文视频链接:The Redemptiopn on the Cross

道成肉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迁徙”,上帝通过圣父、圣子、圣灵的协同工作,救赎了流离失所的人类,也恢复了迁徙作为“祝福”的本质。

  • 上帝的移动:圣经中的上帝并非静态,而是不断向受造物移动,为了寻找并拯救迷失的人类 。
  • 互动的移动:正是因为上帝出于爱向人类移动,才使得人类向上帝的移动成为可能。

  • 圣父上帝通过宽恕与接纳,解决了人类“属灵流离失所”的问题:
    1. 收纳为后嗣:像浪子回头故事里的父亲一样,上帝通过赦罪接纳人类回到家中 ,并将我们收纳为他的儿女(弗 1:5)。
    2. 永恒公民权:救赎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国公民权”的路径。《以弗所书》2:19 强调,基督徒“不再是外人或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
    3. 福音的核心:从神学角度看,“家庭团聚”(Family Reunification)正是福音信息的核心所在。
  • 圣子的救赎:基督是一位“移民”——耶稣基督不仅救赎了罪,也亲自认同并经历了迁徙的苦难:
    1. 难民经历:耶稣还是婴孩时,就因希律王的迫害被迫逃往埃及,体验了难民的生活。
    2. 无家可归者:传道期间,他曾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3. 陌生人身份:耶稣曾说“我作客旅(陌生人),你们留我住”,以此认同那些被边缘化的陌生人。
  • 宇宙级迁徙:基督从天降下,又升回天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宇宙迁徙行动。通过成为一个“移民”,基督救赎了被罪玷污的迁徙呼召。

  • 圣灵的救赎:跨越边界的自由移动。圣灵的工作体现了迁徙原初的“自由”与“宣教能力”:
    1. 移动的属性:从创世之初,神的灵就“运行”(移动)在水面上。
    2. 风的隐喻:耶稣在《约翰福音》3:8 中将圣灵比作风,“随意外流,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3. 无国界的自由:圣灵的移动是不受人类堕落条件或国界政策限制的。这种自由的移动赋予了被救赎的人类一种新的力量,去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边界,扩展上帝的荣耀。

三位一体的救赎: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救赎迁徙呼召中各司其职:

  • 圣父:赦免、收纳并给予公民身份。

  • 圣子:通过亲身经历移民与难民的痛苦,在十字架上赎回了迁徙的福分。

  • 圣灵:通过自由的移动,赋予信徒宣教的动力。

(4)《天国的修复》(英文视频链接:The Restoration of the Kingdom

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修复了被罪扭曲的迁徙使命,使其重新成为一种祝福,并确立了基督徒作为“属灵寄居者”的身份。

两个国度:基督教神学中经典的“两个国度”概念:

  1. 世上的国度:是暂时的、不完美的,且常常是不公正的。

  2. 上帝的国度:是基督徒真正趋向的目的地,也是最终的愿景所在。 作为这两个国度的公民,基督徒面临一个核心挑战:如何在一个“通往下一个世界”的过程中度过地上的生活 ?

大使命:迁徙呼召的修复

耶稣颁布的“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实际上是对创世初期“迁徙命令”的神圣修复:

  • 从“生养众多”到“使万民作门徒”:旧约第一个命令是“去”遍满地面;新约复活基督的最后一个命令也是“去”,使万民作门徒。

  • 祝福的回归:这种“去”标志着人类宣教使命的恢复。通过福音的传播,迁徙重新成为一种让上帝荣耀充满全地的祝福。耶稣基督正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万国必因你得福”预言的最终成就。

使徒行传:圣灵能力下的迁徙

“迁徙命令”的神圣修复的过程在《使徒行传》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1. 圣灵的动力:在《使徒行传》1:8 中,门徒受命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作见证。这再次赋予了人类“神圣迁徙”的命令,但这一次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2. 增长与倍增:在《使徒行传》6:7 描述门徒增加时,作者路加使用了与《创世记》1:28 希腊文译本中完全相同的两个动词:“增长”(Increase)和“倍增”(Multiply)。这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原始的使命正在福音中得到恢复。

基督徒身份:作为“移民”跟随耶稣

福音重新定义了基督徒的身份:

  • 跟随即迁徙:当耶稣说“来跟从我”时,他是在召唤门徒过一种“移民的生活”。

  • 寄居者的身份: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和“寄居者”。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腓 3:20),因此我们对地上国度的效忠是次要的,首要效忠对象是耶稣的国度。

  • 认同移民经验:这样的身份向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提出一个挑战:是否那些现实生活中的移民和难民,反而能教会我们关于“基督徒是世上异乡人”这一身份的真谛?

总结:上帝的四个运动

  1. 创造(Creation):迁徙原是上帝设计的祝福和使命。

  2. 堕落(Fall):罪使迁徙变成了痛苦的流离失所和被迫隔离。

  3. 救赎(Redemption):基督通过成为“移民”和死在十字架上,赎回了迁徙的福分。

  4. 修复(Restoration):通过福音和圣灵,人类重新找回了作为神圣寄居者的使命。

 

星期二, 三月 17, 2026

圣帕特里克节和圣帕特里克其人

 圣帕特里克节和圣帕特里克其人

基甸

(今天是圣特里克节,重发一篇我24年前写的博客旧文)


      
圣帕特里(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02317日是个礼拜天,也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上个礼拜儿子就开始从幼儿园带回来一些尽是绿色的圣帕特里克节的玩艺儿(三叶草之类),我也到图书馆去借了关于圣帕特里克节的书读给他听。我自己本来对这个洋节不是太了解,只知道是一个爱尔兰的节日,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都有不少人过,美国一些大城市每年的圣帕特里克节(317日)这一周的礼拜天都会有游行,等等。今年因为儿子的关系对这个节产生了一点兴趣,又在网上浏览了一下关于St. Patrick是何许人也的一些网页。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很有感触。原来这个对欧洲和西方历史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的圣帕特里竟是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历史上的帕特里克其人其实并非爱尔兰人——虽然爱尔兰以他为民族的骄傲。帕特里克于公元390年生于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当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被爱尔兰的入侵者掳掠到爱尔兰,卖给爱尔兰的国王为奴,为国王放羊。这羊一放就是数年,旷野中的牧羊生活非常困苦和孤单。帕特里克虽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他并不真正相信上帝。在放羊的这段日子,在饥饿、孤独、寒冷、惧怕的个人苦难之中,帕特里克开始真诚地寻求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找到了上帝,坚定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根据帕特里克自己在他的自传中所述,我每天都不断的祷告上帝的爱越来越多地把我环绕(帕特里克的自传跟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同名,也叫《忏悔录》,"Confession")。
 
6年以后,帕特里克在异象之中听到上帝的呼召,回家吧,你的船已经准备好。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顺服的呼召,因为这等于是要帕特里克成为一个逃亡的奴隶,因而必须经历被抓回并被严刑惩罚的危险。然而帕特里克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上帝也保守了他的性命。他徒步走过爱尔兰海岸大约200哩的路程,终于登上等在那里的一艘船回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团圆。这时的帕特里克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已经彻底委身于他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修道院的学习,被按立为神甫,后来升为主教。
 
在上帝带他逃离爱尔兰30年之后,上帝的呼召再次临到他——这一次,上帝要他回到爱尔兰宣教。5世纪的爱尔兰是一个充满暴力、野蛮和残忍的异教国家,甚至连人祭都是普遍的现象。特里克深知此去将要面临的危险,他写道:纵使我将被杀害,背叛,奴役——无论我会遭遇什么,我也在所不辞。他义无反顾地回到那个曾经奴役他的国家,带着圣经和福音,带着宽恕和仁爱。他再次经历了许多的危险、磨难、逼迫、挑战,也再次经历了上帝的同在和带领。
 
他把自己余下的一生默默奉献给了爱尔兰,也有更多的宣教士受他的感召,跟随他的脚踪来到爱尔兰。经年累月,春风化雨,福音所到之地,刀剑残杀被圣经、学校和识字课替代,野蛮迷信被文明和教育更新。帕特里克把一生的关爱倾倒在爱尔兰这个绿色岛国,他不但热爱爱尔兰人的灵魂,也关怀爱尔兰人的福利,他为爱尔兰人民做了无数的好事。他的影响所至,更为爱尔兰的文化谱写了新的篇章。他去世以后,爱尔兰人民没有忘记他,一代又一代的爱尔兰人纪念他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把他去世的日子定为圣帕特里克节。他用来比喻三位一体的三叶草成为爱尔兰的象征。圣帕特里克所领导的爱尔兰本色化的基督教被称为凯尔特基督教(Celtic Christian)”,但仍被视为是历史上的天主教的一支,他后来被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封圣
 
跟很多传统的基督教节日一样,圣帕特里克节在今天也已经被商品化、世俗化和文化解构。对一些美国人来说,圣帕特里克节只是给放纵自己狂喝一大堆啤酒提供了一个借口的日子。我想要给儿子讲述那些清一色绿色的圣帕特里克节传统装饰和玩具背后的真正的历史和圣帕特里克节原始的纪念意义,真还得费点精神。
 
儿子这几天也学到一些传统的关于圣帕特里克的传说,比如圣帕特里克曾经赶出爱尔兰岛上所有的蛇等等。不过我想告诉他,那些多半可能是神话故事(也许,如果我们用蛇来比喻撒旦和邪恶的话,这样的神话故事仍然有喻表意义上的教育意义)。然而上帝曾经使用圣帕特里克这个仆人真正地把爱尔兰人带到上帝面前,并且更新他们的文化,却不是神话故事,而是一段值得我们深思的真实历史。


星期日, 三月 08, 2026

今日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宣教的挑战

 今日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宣教的挑战

作者:Gemini

(AI根据基甸的提示和与其对话编撰,基甸略有编辑)

    (图片来源:Nationaln Catholic Reporter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宣教的范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上。这种秩序假设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相对开放的边境、西方文明的软实力优势以及基于条约的宗教自由保护。然而,随着美以与伊朗冲突升级带来的中东地缘海啸、中美战略竞争引发的全球“脱钩”、以及各国主权意识的强化,基督教普世宣教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当前的局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以西方为中心、以稳定和可预测性为前提的宣教扩张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摩擦、碎片化且高度政治化的新常态。

美以对伊朗的潜在冲突或局部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对全球宣教环境的一次剧烈冲击。

  1. “西方基督教”标签的致命化 在中东及泛伊斯兰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极易被解读为“新十字军东征”。当美、以采取军事行动时,当地信徒和外来宣教士往往被视为西方政权的“代理人”。这种政治捆绑使得宣教工作从“信仰对话”被迫转向“生存辩护”。在伊朗、伊拉克或黎巴嫩,宣教士的身份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2. 难民潮与福音契机的复杂性 战争必然带来大规模人口迁徙。虽然历史证明难民营常成为福音传播的窗口,但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这种迁徙更具敌意。欧洲和北美的民族主义抬头,导致西方教会内部在“接纳难民(宣教使命)”与“国家安全(政治立场)”之间产生剧烈撕裂。

  3. 地下教会的坚韧与孤立 以伊朗为例,尽管该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地下教会之一,但地缘战争会导致互联网切断、金融制裁加剧,使得外部的支持(如卫星电视广播、数字圣经、资金援助)极难进入。宣教正从“全球协作”被迫转入“极度本地化”的封闭状态。

除了中东战火,中美关系、俄乌冲突等大国博弈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定“禁区”。

  1. 金融武器化与资金链切断 随着国际结算系统(SWIFT)被用作制裁工具,全球宣教的资金流动正遭遇严重梗阻。不仅是向“敏感国家”汇款受到监控,由于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CFT)法规的泛化,差会(Mission Agencies)的合法捐款常被银行冻结。宣教机构正面临从“西方向全球汇款”向“本地筹款、本地运作”的被迫转型。

  2. 签证武器化与人员流动的终结 地缘政治对手之间互相关闭领事馆、收紧签证审查已成常态。过去宣教士可以持专业人士或学生签证进入宣教地,但现在的数字追踪技术和背景审查(包括社交媒体审查)使得“身份掩护”几乎不可能。宣教人员正面临“进不去、留不下”的困境。

  3. 数字威权主义的挑战 各国政府加强数据主权,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宗教活动。这意味着传统的宣教策略(如挨家挨户、小组聚会)在数字天网面前无所遁形。宣教必须在网络安全和加密技术上投入巨大成本,否则就是在将当地信徒置于险境。

地缘政治的紧张不仅改变了外部环境,也通过民族主义侵蚀了教会内部的统一。

  1. “神学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基督教正被激进的民族主义叙事所挪用。这种倾向将宣教目标与国家利益(如“让国家再次伟大”或“保卫东正教文明”)混为一谈。当宣教士带着某种强烈的本国政治立场进入他国时,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其传达的其实不是基督的福音,而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2. 全球南方的觉醒与“去西方化” 全球南方的教会在长期不稳定的环境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面对西方地缘政治的动荡,非洲和亚洲的宣教领袖正试图切断对西方差会的行政和财务依赖。这是一种积极的“成年”,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普世宣教合作的断裂。

面对上述挑战,全球基督教宣教界或许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思考对策:

  1. 从“扩张模型”转向“韧性模型” 过去的目标是“建立多少教会”、“覆盖多少人群”。现在的重点是:如果战争爆发、网络切断、外援归零,当地的教会能否依靠本地资源继续生存?宣教的成功指标正在从“规模”转为“可持续的生存力”。

  2. “本土化”升级版 宣教士的角色正从“领导者”转为“顾问”或“幕后支持者”。在高度政治敏感的地区(如伊朗、印度和中国),任何带有西方色彩的机构化运作都是负资产。未来的宣教将更多体现为“平信徒在职场中的宣教”,而非“建制化差会的推进”。

  3. 多极化的支持系统 不能再依赖单一的货币(美元)或单一的基地(北美/欧洲)。韩国、巴西、尼日利亚等新兴宣教大国的崛起,为地缘政治波动提供了缓冲。如果美国宣教士因战火无法进入某地,巴西或菲律宾的信徒由于其政治中立性,反而可能拥有更大的空间。

  4. 苦难神学的回归 在长达数十年的“假设稳定期”中,很多宣教策略潜意识里包含了“成功神学”或“管理学思维”。地缘冲突迫使教会重新回到圣经中关于“旷野”、“流散”和“受苦”的教导。在这种视角下,局势的恶化不是福音的终结,而是“种子落地”的契机。

当今的地缘政治变局——无论是美以对伊的战云,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收紧——都在无情地剥离基督教宣教中的“文明外壳”。

过去,我们常分不清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西方的生活方式”或“美元带来的便利”。现在的地缘政治寒冬正是一场大火,它烧掉那些草木禾秸的、依赖政治保护的结构,却也可能让那真正基于生命的、本地化的、具有牺牲精神的纯正信仰得以显露。 

(注:本文整合了包括 Lausanne Movement, Christian Daily, Christianity Today 以及一些政府智库关于地缘政治对宣教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分析。)

参考资料:

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 (CDI) , "Assumed stability has ended and Christian mission needs to adapt", https://www.christiandaily.com/news/indian-leader-declares-that-assumed-stability-has-ended-and-christian-mission-needs-to-adapt

The Gospel Coalition (TGC), Topic: Middle East,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topics/middle-east/

Middle East Institute (MEI), Analysis,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

Sage Journal,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is

Open Doors International, World Watch List, https://www.opendoors.org/en-US/persecution/countries/

星期四, 三月 05, 2026

Allan R. Bevere:阅读《启示录》的一些指导原则

 阅读《启示录》的一些指导原则

作者:Allan R. Bevere

原载作者脸书,AI翻译(基甸校对)
  • 不要当作天气预报: 将《启示录》作为末世预测的手册是对该书卷的误用。

  • 非写实性编年史: 对《启示录》的严肃探索表明,其主要目的并非提供世界末日的写实记录。相反,它应被解释为对早期基督徒群体所面临挑战的象征性表达,是一条充满希望的信息,也是在逆境中保持信心的邀请。

  • 历史与文化背景至关重要: 必须考虑《启示录》创作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作者写作时,部分基督徒正面临罗马帝国的严酷迫害,而其他人则面临妥协信仰的社会压力。对于这些早期信徒来说,《启示录》中的天启意象和剧烈异象是一种象征性语言,提供慰藉并确保他们相信:尽管面临压迫势力,上帝仍在掌权并最终会取得胜利。

  • 象征与隐喻: 《启示录》充满了生动的象征和隐喻,这挑战了严格的字面解释。多头多角的生物、从天而降的星辰、盛满愤怒的碗,这些并不代表具体的未来世界事件。相反,它们象征着更广泛的真理以及信徒面临的内外斗争。承认象征手法的密集使用,能让我们对文本有更细致的理解,从而摆脱单一的末世论视角。

  • 圣经内部的关联: 《启示录》包含许多与其他圣经文本(尤其是旧约)的平行对比和引用。像《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也使用了天启意象,但这些并不与末世预言挂钩。识别这些联系可以帮助读者明白,《启示录》的主要意图并非传达世界末日的时间表。

  • 希望与坚忍: 在所描述的戏剧性事件中,《启示录》反复强调希望、毅力以及对保持信实者的最终胜利承诺。这些信息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天启事件。通过关注这些主题,读者可以看到《启示录》是各个时代、面临各种挑战的信徒的鼓励源泉。

此外: 这种阅读方式能帮助各时代的信徒看到所有时代的“天启平行现象”(而非预言)。约翰并没有预言未来会有一个特定的“敌基督者”出现,而是通过意象帮助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各种“敌基督统治者”。例如,希特勒不是那个唯一的敌基督,而是历史上众多的敌基督之一。

  • 针对当代教会: 《启示录》包含的天启元素和异象是给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提到的七个教会的。将其简化为末日预言会抹杀其丰富性和深度。如果将“七个教会”看作历史的七个阶段,那么原始的会众对于当时真实的七个教会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 关于现状: 中东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如果这些内容对最初的读者没有那层含义,那么对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有那层含义。

(Allan R. Bevere曾为卫理公会牧师、美国Ashland神学院研究员)


推荐阅读书目

  • David A. deSilva, Revelation: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21).

  • Michael J.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Uncivil Worship and Witness: Following the Lamb into the New Creation. (Eugene: Cascade Books, 2010).

  • Scot McKnight and Cody Matchett, Revelation for the Rest of Us: A Prophetic Call to Follow Jesus as a Dissident Discip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23).  


星期五, 二月 27, 2026

Monica Augustine Chen:八仙中的吕洞宾也是基督徒吗?

 八仙中的吕洞宾也是基督徒吗? 

Monica Augustine Chen

(原载作者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附图引自维基百科)

昨天(农历正月初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木栅的指南宫参拜,有记者用除夕法鼓山撞钟祈福时「红绳不明原因抖动」的时事梗问她「刚才拜拜有感受到任何灵动吗?」,引起郑丽文与在场民众一阵哄堂大笑。

台北指南宫是北部知名的吕祖庙,主祀的孚佑帝君其实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是光绪年间从山西全真教祖庭之一的永乐宫分灵而来,吕洞宾也是全真派五祖之一。

吕洞宾作为道教的神仙,本不该与基督教有关系,但近几年基督徒圈子却不时传出吕洞宾也是基督徒的说法。这说法最早出自日本学者佐伯好郎(1871-1965)对景教的研究,他以叙利亚文还原了《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中的四篇灵章,发现原以为是梵音咒语的内容居然是景教的赞美诗。

在佐伯好郎此一发现的基础上,同样研究景教的曾阳晴在《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一书也对〈救劫证道经咒〉出现景教赞美诗提出可能的疑问与解释:是否吕洞宾曾是景教中人或披着道教外衣的景教徒?他在〈救劫证道经咒〉以咒语形式把歌颂耶稣基督的赞美诗镶嵌进经文中,除了不欲人知自己与景教关系,是否也有让人念诵咒语时「以无知的敬虔,达到敬拜耶稣基督的目的」[1]?

让人对吕洞宾是否可能是「匿名的景教徒」产生联想的理由还有《吕祖全书》中「化水成酒」、「江陵医眼」、「赵州医跛」或「百僧食面」等记载似乎与耶稣所行的神迹相似;加上吕洞宾修道的终南山与唐代景教重心陕西大秦寺距离不远,这就让人猜测吕洞宾会不会是书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吕秀岩[2]?

不过,不少学者早就反对吕洞宾是吕秀岩的说法,因为吕洞宾从未有过秀岩之名。再者,虽然道教传统认为吕洞宾是唐朝人,如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就说吕洞宾生于唐德宗贞元12年(797年)[3],但晚近学界却普遍认为历史上的吕洞宾是五代末到宋初的一位隐士。

李裕民教授就认为把吕洞宾视为唐朝人所据的资料都不可靠,并提到吕洞宾曾与陈抟(871-989年)往来的《宋史 · 陈抟传》说明了吕洞宾是五代末、北宋初年人,其主要活动年代在后周和宋太祖、宋太宗在位时期[4]。

对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壁画有深入研究的普林斯顿博士景安宁同样断言吕洞宾是「活跃于五代末北宋初的著名隐士,善道人祸福。他的生卒年不详,但真宗朝(998-1022)时可能已卒」[5]。

学者康豹(Paul R. Katz)博士虽认为从研究「吕洞宾崇拜」的目的看,「吕洞宾是否真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但他仍肯定李裕民教授与景安宁博士对吕洞宾历史资料的考察最有价值[6]。

吕洞宾既不是书写立碑时间为781年(唐德宗年间)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吕秀岩,也不是如道教传统所说的出生于唐德宗贞元12年(797年),而是五代末到宋初(907-997年间)的人物,因此不论身分或年代,都难以使吕洞宾与景教徒吕秀岩联系起来。

那么《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中出现景教的赞美诗又该如何解释?由于《吕祖全书》并非吕洞宾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清乾隆初刘体恕等人在明末刊刻的《纯阳吕真人文集》基础上,汇辑「乩坛降笔与假托吕祖显化」所出经卷编成,多为假托之作。 《中华道教大辞典》也指出吕洞宾的著述「真伪混杂,大多为明清间伪撰」[7]。

因此,《吕祖全书》所收录的〈救劫证道经咒〉即或真是景教的赞美诗,也不代表确为吕洞宾所做,或真是吕洞宾的思想,而是反映了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对各类民间文本与宗教材料的广泛吸纳。

不论是有史料支持、以隐士形象出现在五代宋初的「历史上的吕洞宾」,或被宋元明清几代道教徒所塑造出的「吕洞宾崇拜形象」,其生平、传说与「归于其名下的著作」都是植根于道教文化,与基督信仰并无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仅凭《吕祖全书》收录了景教的赞美诗,就断言吕洞宾也是基督徒。

探讨至此,我们认为「吕洞宾也是基督徒」无疑是让基督徒感到新鲜甚至兴奋的有趣说法,提出此说的人或许也是希望借吕洞宾在华人文化的高知名度,找到向非基督徒介绍基督信仰的机会与桥梁。

我也认为即使缺乏足够证据支持吕洞宾与传入中国的景教有关,「八仙中的吕洞宾是不是基督徒?」这话题仍有助于鼓励基督徒进一步去涉猎基督教在华的历史,并思考景教当初所采取翻译与本土化策略的利弊得失。(基甸注:可另参贺宗宁《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最早相遇》一文。)

不论〈救劫证道经咒〉中的景教赞美诗是出于什么原因出现在道教经典中,其宗教语境与神学目的已完全改变。对于诵读这「咒语」却不明白其意义的道教徒来说,所追求的也无非是《太上敕演吕祖救劫证道经咒》所说的:「赦一切罪,解一切厄,拔离诸苦,随所愿遂」[8]。

倒是基督徒需要思考,我们是因认识耶稣基督的伟大而发自内心的向祂敬拜、感谢与赞美,还是糊里糊涂如念诵〈救劫证道经咒〉般只求「赦罪、解厄、拔苦与遂其所愿」?这或许是阅读这隐藏的景教文本时值得想想的问题。

注:

[1] 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花木兰文化,2005,页107-108。

[2] 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花木兰文化,2005,页36。

[3]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页411。

[4] 李裕民教授,〈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收录于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页295。

[5] 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允晨文化,1999,页154。

[6] 康豹(Paul R. Katz),《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齐鲁书社,2010,页68。

[7] 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430-431、103。

[8] (清)刘体恕汇辑,《吕洞宾全集》,华夏出版社,2010,页403。


星期三, 二月 25, 2026

江慕理:宣教差会的武林派别

宣教差会的武林派别

江慕理

   (图片来源:BBU/伯特利全球大学)

五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当然,能被邀请是荣幸,但确实很有压力。第一堂结束后,我跟太太说,以后这种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她立刻回我:“你去年在马来西亚也是这么说的。”但去年只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今年可是内地会。

武当派:内地会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现称 OMF或“海外基督使团”,但在台湾仍称“内地会”)堪称宣教界的“武当派”。这得从宗师的人格魅力谈起——正如武当张三丰打破过去少林独大的局面,开创出重视内功、刚柔并济的武学新境界;内地会的戴德生同样是宣教史上的“开山祖师”。他提出的“信心宣教”原则,打破了当时依附宗派与政府支持的传统模式,深刻影响了近两百年来的差传方向。两位宗师皆凭借极高的属灵与武学造诣,建立起不随流俗、自成一格的体系。

此外,武当与内地会都展现了“精英与侠气”的结合。武当不追求弟子人数,而重视“侠义”之风;武当七侠的威名,是靠锄强扶弱、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内地会对宣教士的要求同样极高,申请过程严谨,考验的不只是属灵生命,更是深入艰苦环境的坚韧毅力。他们不满足于留在舒适的通商口岸,而是直捣中国最贫瘠、最危险的角落。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风骨,使他们在普世教会中享有崇高名望。

如果内地会是武当派,那其他宣教机构呢?

 (左为江慕理牧师,2023年摄于高雄)

少林派:美南浸信会(SBC IMB

正如少林是武林的标竿,美南浸信会是全球开拓教会最多的新教宗派之一。在神学教育与差传理论上,SBC 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许多小宗派或独立教会的“招式”其实都源自这里。少林有“七十二绝技”与无数藏经阁;SBC 则拥有极其强大的神学院体系与差传委员会(IMB)。他们行事稳重、讲求正统,就像少林僧人一样;虽然有时显得保守,但那是因为他们承载着深厚的传统与资源。若你说自己是少林子弟,没人敢小看;同样地,拥有 SBC 背景的宣教士或牧者,在基督教世界里就像拿到了“正宗认证”。

丐帮:青年使命团YWAM

丐帮是金庸笔下人数最多的帮派,成员遍布市井、五湖四海。 YWAM 也是如此——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宗派宣教组织之一,成员来自各地,且非常年轻、充满活力。加入丐帮不需要显赫家世,只要肯吃苦、有热血即可;YWAM 的门槛相对灵活,强调“人人都是宣教士”。其培训模式(如 DTS/“门徒培训学校”)就像丐帮的入帮仪式,迅速将热血青年派往“江湖”前线。丐帮行事不按常理出牌,讲求义气与实践;YWAM 也以“灵活”著称,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从偏远部落到城市街头,都有他们的身影。

逍遥派: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逍遥派收藏天下武学秘籍;威克理夫的宣教士则从事最基础、也最具挑战性的“语言与文字”工作。他们深入没有文字的民族,为其创制文字、编纂辞典、翻译圣经。想进丐帮,热血或许就够了;但要加入威克理夫,你得先修炼语言学这门高深内功。这种对专业技术的极致追求,颇有逍遥派那种“不收平庸之辈”的高冷气质。他们往往隐居在深山部落,一待就是二、三十年;江湖上少有他们的喧哗,但当那本“武林秘籍”(圣经译本)问世时,整个武林都会为之震动。

其他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论述了。

会议结束后,台湾内地会的 Field Director(工场主任)问我对内地会有什么感受。我说,内地会的宣教士都很出色,也很 nice,而会议本身非常“台”。我想表达的是:伙食很简单(跟校园团契的营会差不多),行程非常满。他听完的反应是:「That’s great!」(太好了!)

想想其实也对。那种简单与紧凑,正好反映了内地会一贯务实、专注使命的风格。资源不铺张,时间不浪费,把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

(江慕理是台湾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牧师,本文原发江牧师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