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后，基督教特朗普主义与基督教民族主义会走向衰落吗？

 （以下回答为AI撰写，基甸略有编辑）

问：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失势后，福音派基督徒中的基督教特朗普普主义与基督教民族主义会走向衰落吗？

ChatGPT答：先说说特朗普主义的去向吧。我的初步判断是：这次选举标志着特朗普个人政治支配力遭遇重大挫败，也可能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运动由上升期转入衰退期的转折点。但现在就宣告特朗普主义终结，还为时过早。

更准确地说，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三个不同层次的变化： 1. 特朗普个人的政治权威受到重创。 他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以个人号召力带领共和党候选人赢得选举。 2. MAGA作为共和党内部主导力量，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 共和党必须重新思考，是继续忠于特朗普，还是寻找后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方向。 3. 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失。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建制情绪、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不信任，都不会因为一次选举而自动消失。 这三者必须区分。特朗普可能失去政治影响力，但特朗普主义所回应的社会问题和选民情绪，仍然可能继续塑造美国政治。

再来看基督教特朗普主义（Christian Trumpism）和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我认为，即使特朗普主义在2026年中期选举之后开始衰退，基督教特朗普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也未必随之消失。事实上，它们可能比特朗普本人具有更长的生命力。

原因在于：特朗普主义主要是一场政治运动，而基督教民族主义涉及美国一部分基督徒对国家、民族、宗教身份和政治权力的理解。前者可以随着政治领袖的衰退而改变，后者却涉及更深层的神学观念、文化认同和宗教社会结构。

        图片来源：耶鲁大学信仰与文化中心

我想先区分三个概念：

1.基督教特朗普主义

这是指一部分基督徒不仅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而且把特朗普视为上帝特别兴起的政治领袖，甚至认为他是保护美国基督教文明、抵挡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具。

其典型表现包括：

• 把特朗普的政治胜利解释为上帝的旨意。
• 把反对特朗普等同于反对上帝对美国的计划。
• 对特朗普的道德缺陷采取双重标准，认为他虽然“不完美”，却是上帝使用的工具。
• 把支持共和党和MAGA运动看作维护基督教价值的必要行动。
• 把政治对手描绘成基督教信仰和美国文明的敌人。

这里的关键不是基督徒是否支持特朗普，而是是否把对特朗普的政治忠诚神圣化（sacralization）。因此，一个基督徒可以支持特朗普的减税、反堕胎或移民政策，却不一定属于基督教特朗普主义。

2.基督教民族主义

这是一个范围更广、也更深层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

其核心主张是：美国是一个本质上属于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国家身份、公共制度和文化传统应该以某种特定形式的基督教为基础。

它通常包含几个信念：

• 美国是上帝特别拣选或赋予特殊使命的国家。
• 美国的国家身份与基督教历史和传统不可分割。
• 政府应该在公共生活中维护基督教文化及价值。
• 美国的国家衰落被解释为离弃基督教信仰的结果。
• 移民、宗教多元化和文化变化可能被视为对美国基督教身份的威胁。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不等于爱国主义，也不等于基督徒关心公共道德。一个人可以热爱美国、重视美国的基督教历史，同时坚决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

真正的分界线是：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拥有某种特定的宗教身份，以及国家权力是否应该用来维护这种宗教身份。

3.基督教右翼

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政治联盟，指美国基督徒中支持社会保守主义、共和党及传统家庭价值的一部分政治群体。

他们可能支持：

• 反堕胎政策；
• 传统婚姻和家庭观；
• 宗教自由；
• 宗教学校及家庭教育；
• 限制联邦政府权力。

但是，基督教右翼并不必然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更不必然是特朗普主义者。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交集，却不能画等号。

这里有一组非常值得注意的最新数据——PRRI 2026年选前调查：不同政党选民中基督教民族主义认同者与同情者的合计比例。

图片来源：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PRRI，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2026年10月公布的2026 American Values Survey（《2026年美国价值观调查》），调查在中期选举前完成，不涉及选举后的变化。

几个值得注意的发现：

1. 共和党人中有59%属于基督教民族主义认同者或同情者。
2. 独立选民中这一比例为26%，民主党人则为18%。
3. 在听说过“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64%对这个概念持正面态度。
4. 美国成年人中，基督教民族主义认同者和同情者的合计比例，从2022年以来一直大致维持在29%至34%之间。

这组数据说明两个看似矛盾、实际上可以同时成立的现象：

• 基督教民族主义并没有在全美国人口中迅速扩张。
• 但它在共和党和白人福音派群体中的政治身份认同越来越鲜明。

换句话说，它可能不是一个正在席卷全美国的宗教运动，而是一个在美国右翼政治联盟内部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宗教政治力量。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发现：PRRI在2026年6月的调查中发现，73%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认同者认为特朗普是能够恢复美国伟大的强势领袖，而只有25%认为他是危险的独裁者。这说明特朗普与基督教民族主义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政治认同关系。

美国学者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认为有四位学者的看法特别值得关注。

1. Andrew Whitehead 和 Samuel Perry：基督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身份认同

Andrew L. Whitehead是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教授Samuel L. Perry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社会学教授。

两人合著的《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为上帝夺回美国：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他们的重要贡献，是指出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把基督教、美国国家身份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中：

• 基督教不再只是个人信仰或教会生活。
• 美国不再只是一个具有基督教历史背景的多元国家。
• 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秩序被赋予维护基督教国家身份的使命。

他们202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题为 Character Matters? Christian Nationalism and Insistence on Ethical Political Leaders（“品格重要吗？基督教民族主义和对政治领袖伦理的坚持”）特别值得阅读。他们的研究发现，基督教民族主义认同强烈的人，虽然也强调政治领袖应该具有道德品格，却更容易支持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即使其行为与他们所强调的道德标准存在矛盾。

他们的解释是：强烈的宗教政治群体认同，可能使人对自己阵营领袖的道德缺陷采取宽容态度。

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信仰问题：当政治身份与宗教身份结合得太紧密时，宗教的道德标准可能不再用来审视政治领袖，反而被用来替政治领袖辩护。

2. Robert P. Jones：白人基督教身份焦虑是重要的社会背景

Robert P. Jones是PRRI（公共宗教研究所）创办人及总裁。其代表作为The End of White Christian America（《白人基督教美国的终结》）。

他的分析重点不是特朗普个人，而是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过去，美国的主流社会文化基本由白人基督徒主导。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世俗化、移民增加，以及其他宗教和文化群体的影响力上升，白人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下降。

Jones认为，这种变化造成了部分白人基督徒的身份焦虑。

他们担心的不只是教会人数下降，更是：

• 自己熟悉的文化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
• 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不再得到公共制度的优先承认。
• 自己的子孙可能生活在一个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美国。

特朗普主义之所以能吸引一部分白人福音派，与这种文化地位焦虑有很大关系。

但这里需要强调：不是所有白人福音派都具有种族主义动机，也不是所有基督教民族主义支持者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Jones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的是社会身份和地位变化的影响，而不是对每个支持者作道德定罪。

3. Paul Djupe：基督教民族主义正在出现反民主倾向

Paul A. Djupe是丹尼森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与Jacob Neiheisel、Anand Sokhey等人2026年发表的研究章节，题为：

Judgement by Fire: The Rapid Anti-Democratic Turn of American Christian Nationalism（“烈火的审判：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正快速向反民主发展”）。

文章提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美国保守基督教的一部分力量正在朝着更激进、更反民主的方向发展。

他们指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1. 美国宗教人口结构变化，宗教无归属者增加，白人基督徒的比例下降。
2. 保守基督徒越来越集中在共和党，政治反对者容易被描绘成邪恶势力。
3. 当民主选举不能保证保守基督徒取得政治优势时，一部分人开始质疑民主制度本身，并以末世论和善恶之争的方式理解政治竞争。

第三点尤其值得注意。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所支持的政治运动代表上帝，而政治对手代表撒但，那么民主选举就不再是不同公民之间的正常竞争，而可能被理解成一场不能失败的属灵战争。这会对民主制度造成严重威胁。

4. Smith：基督教民族主义受到的关注增加，不等于支持者人数大幅增加

2025年底发表、2026年刊于《宗教科学研究期刊》（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的一篇论文，“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党和种族归属”，Partisan and Racial Sorting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1996–2022，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修正。

研究者发现，基督教民族主义在共和党内部的集中度有所提高，但民主党人的相关认同明显下降。因此，社会上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关注和政治争议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它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也同步增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宗教身份与党派身份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明显，双方都越来越倾向于把宗教与政治立场捆绑在一起。这提醒我们，不应该把政治新闻中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能见度，直接当作它的社会普及程度。

特朗普失势之后，基督教民族主义会怎样发展？我认为有四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情景一：基督教特朗普主义衰退，但基督教民族主义继续存在

这是我认为最值得认真考虑的情景。

特朗普主义高度依赖特朗普个人，但基督教民族主义有自己的组织网络、神学论述和社会基础。例如：

• Focus on the Family（家庭焦点）等保守基督教组织；
• Family Research Council（家庭研究委员会）；
•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捍卫自由联盟）；
• Turning Point USA（美国转折点）；
• 各地保守派教会、牧师网络和基督教政治动员组织。

这些组织并不会因为特朗普失去政治优势而自动解散。它们仍然可以透过选举、司法诉讼、州议会立法、教育政策和地方教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因此，即使2028年共和党不再由特朗普领导，基督教民族主义也可能继续影响美国政治。

情景二：JD Vance成为后特朗普时代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政治领袖

万斯可能是特朗普之后最值得观察的人物之一。

万斯与特朗普有一些重要区别：特朗普主要是商业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民粹主义者。他的宗教信仰和神学思想并不是政治运动的中心。万斯则具有更明确的宗教思想背景。他从福音派新教成长背景转向天主教，并且与美国新右派（New Right）的一些思想家有联系。

他的政治思想包括：

• 批判自由主义（Liberalism）；
• 强调传统家庭和宗教文化；
• 反对某些形式的全球化；
• 强调国家主权和文化认同；
• 对自由民主制度中的个人主义和价值中立抱持怀疑。

万斯可能代表一种更有思想体系、更有文化论述能力的后特朗普右翼。但他是否能够获得MAGA基层选民的忠诚，以及传统共和党人的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值得警惕：特朗普主义的个人崇拜可能逐渐被一种更有理论基础的宗教保守民族主义取代。这未必意味着政治极化减弱，甚至可能意味着它变得更加制度化。

情景三：基督教民族主义进一步激进化

如果特朗普失势被一些支持者理解为“世俗势力对基督教美国的攻击”，而不是一次正常的民主选举结果，那么也可能发生反方向的变化。

这种情况下：

• 部分宗教领袖可能进一步强调美国正在经历属灵战争。
• 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可能更加反对政教分离。
• 一些激进团体可能把民主党胜利视为基督教文明受到威胁的证据。
• 对政治对手的道德妖魔化可能继续加剧。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末世论（Eschatology）与政治的结合。当政治冲突被解释成圣经启示录所预言的善恶大战时，政治妥协就可能被看作向邪恶势力投降。

2026年3月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期间，已经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宗教战争语言，包括把军事行动与圣经中的末世预言、哈米吉多顿联系起来。西北大学卡塔尔分校的Ibrahim Abusharif等学者指出，这类宗教战争叙事能够把复杂的国际政治冲突转化为善恶对决。

情景四：美国出现更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左派和中间派

这也是2026年选举带来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11月4日，Vox发表题为“基督教左派来了”（The Christian Left Is Here）的文章：

文章特别讨论了James Talarico和Adam Hamilton两位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当选人Talarico具有长老会神学院背景，堪萨斯州民主党参议员当选人Hamilton长期担任联合卫理公会牧师。

他们代表一种不同的宗教公共参与方式：

• 不把基督教与共和党绑定；
• 强调耶稣的爱邻舍、怜悯和社会公义；
• 重视移民、贫困、医疗和弱势群体；
• 反对把美国的国家身份限制在某一种宗教群体之内。

当然，他们并不代表所有基督教左派，更不代表美国福音派整体正在转向民主党。但他们的参政说明基督徒可以从不同的神学和伦理立场参与美国公共生活，而不必接受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框架。

（基甸按：关于福音派学者、牧长对基督教特朗普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批判，请另参本人博客上的这篇综述。）

最后再推荐几本值得阅读的相关书籍，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学术和神学角度。

1. 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Andrew Whitehead & Samuel Perry)

介绍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框架。

‎ 2. The Flag and the Cross (Philip Gorski & Samuel Perry)

分析美国民族主义、种族身份、宗教与威权政治之间的关系。

3. Jesus and John Wayne (Kristin Kobes Du Mez)

分析美国福音派如何逐渐把强势男性气质、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力与基督教领导观结合起来。

4.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Tim Alberta)

中译：《国度、权柄、荣耀》，从新闻调查角度了解特朗普时代美国福音派内部的分裂，以及牧师和教会如何面对政治极化。

5. The False White Gospel (Jim Wallis)

从福音派内部的神学和伦理角度，批判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的结合。

凯勒牧师论美国教会的衰落和更新

 

【基甸按】美国福音联盟凯勒神学中心网站2023年发布的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牧师所著英文小册子（电子书）《美国教会的衰落与更新》，可能是凯勒牧师生前写的最后的著作之一。文中对美国教会今日的衰落和未来可能更新的盼望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精辟。尤其因为海外华人教会和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绝大多数都是保守福音派，凯勒牧师对于保守福音派教会的反思更值得我们参考。我请Gemini用中文总结了这本小册子的要点，略微编辑后抄录如下。

            （图片出处：TGC福音联盟凯勒神学中心）

引言：美国教会空前的弱势与危机

文章开篇指出，当前美国基督教正处于历史上面临最严峻挑战、整体最为虚弱的时期。传统的主流自由派新教（Mainline Protestantism）已经经历了长达50年的断崖式下跌；而曾被视为增长引擎的保守派福音派（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近年来也陷入了衰退，并面临大规模的人才流失，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加速离去。不仅如此，黑人教会和天主教会也各自面临着复杂的世代断层、神学危机以及堂区与神职人员缩减的困境。

历史上，美国从未出现过所有基督教支派同时衰落、且民众对宗教的疏离达到如此程度的局面。因此，如何诊断美国教会的病症、探寻合乎圣经且具实践意义的复兴之路，已成为当代基督徒领袖迫切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

一、 回顾战后的“最后繁荣”与后来的巨变

为了理解今天的衰落，凯勒首先带领读者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宗教的“黄金时代”。

• 空前的宗教热潮： 20世纪50年代，美国宗教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1952年，高达75%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1957年，超过80%的人相信宗教能够“解决当今的问题”。教会受洗和隶属比例从55%飙升至69%。这种繁荣跨越了阶层、种族、地域和教派，天主教也逐渐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 文化的表面性： 然而，凯勒指出，这种表面上繁荣的“美国宗教”（American Religion）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当时战后美国文化心理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普遍的道德感、社会归属感和心理安慰，但却缺乏深厚的、超越性的神学根基。随着60年代社会剧烈变迁，这种脆弱的均衡迅速破裂。

二、 主流派新教的衰落：过度适应与自我消解

主流派新教（如圣公会、长老会USA、联合基督教会等）的衰落是整个美国教会衰败的“第一波”。凯勒通过引入多位学者的经典洞见，剖析了其衰落的内在机理：

1. 迪恩·凯利（Dean Kelley）的社会学批判：严格性与凝聚力

   • 凯利在其经典著作《宗教为何在成长》（Why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Growing）中指出，那些对信徒提出极高要求、边界清晰、强调独特色彩（严格性、使命感、绝对真理）的宗教团体往往能够蓬勃发展；相反，走向世俗化、温吞、相对主义和高度个人主义的宗教则会失去凝聚力。

   • 主流派新教为了迎合现代社会，逐渐放弃了传统的伦理约束（特别是在性和金钱方面），把信仰简化为温和的普世伦理。其结果是，教会提供的服务和价值，世俗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当教会不再提供世俗文化无法替代的属灵生命时，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2. J·格雷森·梅森（J. Gresham Machen）的神学批判：自由主义并非基督教

   • 圣经学者梅森早在20世纪初就警告过基督教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危险。他指出，自由派试图剥离基督教的超自然色彩（如童女生子、神迹、耶稣肉身复活、圣经无误等），将其改造为一套人道主义道德教条。

   • 梅森尖锐地指出，这并非基督教的某种“更新版本”，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历史正统基督教核心在于“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恩典与救赎），而自由派则将其篡改为了“通过我们自己的道德顺服来获取上帝的悦纳”（本质上是变相的律法主义）。这种对历史正统教义的抛弃，从根本上摧毁了教会的生命线。

3. 文化共识的破裂与“治疗性自我”（Therapeutic Self）的崛起

   • 二战后看似牢固的美国道德共识，在60年代后随着少数群体权利运动和性解放运动而彻底碎片化。主流派由于放弃了基于圣经的绝对真理，面对价值冲突时变得哑口无言、毫无招架之力。

   • 同时，现代西方文化拥抱了“治疗性自我”——将个人的自我实现、免除传统罪疚感和心理自由视为最高善。主流派全盘吸收了这一世俗心理学框架，彻底放弃了“深刻的罪与彻底的悔改”这一福音核心，导致其无法引导现代人经历生命的根本转化。

三、 保守派福音派的危机：从“文化胜利”到信誉透支

如果说主流自由派新教的衰落是因为“过度向世俗文化妥协”，那么保守派福音派（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近年来所陷入的困境，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病理特征。在主流派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断崖式下跌时，保守派福音派曾一度被视为美国基督教的救星与增长引擎。然而，凯勒指出，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福音派，如今也已步入深刻的结构性衰退，并面临着空前的“公信力赤字”与年轻世代的大规模流失。 

1. 假象的破灭：从“迪恩·凯利神话”到教派数字的下滑

在20世纪70至90年代，社会学家迪恩·凯利的理论（即“严格、有边界、主张绝对真理的保守派教会必然兴旺”）似乎在福音派的崛起中得到了完美印证。福音派凭借清晰的教义边界、高要求的信徒委身、强烈的传福音热情以及庞大的巨型教会（Megachurches）网络，吸引了大量逃离温吞主流派的信徒。

然而，这一“福音派必然增长”的神话在近年彻底破灭。凯勒特别引用数据指出，作为美国最大的福音派新教教派——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短短几年内就流失了超过100万名成员。这标志着保守派福音派不再能免于世俗化浪潮的冲击，其内部的衰退速度甚至正在追赶当年的主流派。 

2. 政治化与党派系绊：福音被部落化政治同化

福音派最深层的危机，在于其将基督教信仰与特定的政治党派、文化战争以及美国本土民族主义进行了深度且强力的捆绑。 

超越性的丧失：在过去数十年里，福音派领袖频繁将政治诉求提升至“信仰考验”的高度。福音派原本的核心——“因信称义、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与生命重生”，在公共领域中被渐渐稀释，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部落化的政治立场、激烈的文化大批判以及对政权影响力的执念。

公共信誉的透支：当福音派被大众普遍视为某个政治党派的“宗教羽翼”或文化战中的激进利益集团时，它就失去了向世俗社会宣讲福音的超越性合法性。在非信徒以及大量Z世代、千禧一代眼中，福音派不再代表基督的慈爱、公义与怜悯，而是象征着排他、愤怒、权力狂热与道德双重标准。这种政治化的形象直接导致了无数年轻人对基督教产生强烈的排斥感与幻灭感。 

3. 体制治理漏洞与“明星牧者”模式的瓦解

除了政治化危机，福音派在内部组织与治理结构上也爆发了深刻的体制病：

对个人魅力的过度依赖： 许多福音派巨型教会和机构建立在“明星牧者”（Celebrator/Celebrity Pastors）的个人魅力与强人宣讲之上，缺乏健全的体制约束、问责机制与神学谦卑。

丑闻频发与诚信崩塌： 近年来，福音派内部接连爆出高层领袖的道德失范、性丑闻、金钱腐败以及对权力滥用的掩盖。这些事件不仅摧毁了具体堂会的健康，更在全社会面前暴露出福音派在治理上的系统性无能。当教会一面在公共领域严厉控诉世俗道德的败坏，一面又在内部遮掩自身犯罪时，其道德权威便彻底荡然无存。 

4. 极端极化与“论辩文化”的毒害

凯勒强调，当代福音派深陷于文化和党派极化（Polarization）的毒害之中。保守派与自由派双方都试图劫持教会以服务于自身的政治议程。福音派内部充斥着大量的论辩文章、攻击性短片与社交媒体迷因（memes），其核心目的不再是基于圣经的说服与挽回，而是羞辱、敌视和“打倒”异见者。

这种“论辩文化”（Polemics）被当作了日常属灵粮食，而非偶一为之的猛药。长期喂养激进与敌意，导致福音派内部群体极化加剧，信徒缺乏基本的神学内涵与福音谦卑，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与世俗化仇恨之中。

四、 寻找复兴的出路：避免重蹈覆辙

在剖析了自由派与保守派各自的陷阱之后，凯勒指出了复兴运动必须避开的极端：

1. 避免自由派的错误： 绝不能为了迎合世俗文化而阉割圣经权威和核心历史教义（如救赎、复活、罪与恩典），否则教会最终将被世俗机构同化并取代。

2. 避免保守派的错误： 绝不能陷入排他性的文化战思维，或者将福音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划等号；绝不能用文化影响力或政治权力来代替十字架的福音。

3. 超越左右之争： 真正的复兴既不是简单的“向左转”（拥抱世俗进步主义），也不是简单的“向右转”（固守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而是回归福音本身——一种能够深刻挑战、审视并拥抱不同文化层面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

五、 美国教会复兴的战略蓝图（The Strategy for Renewal）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凯勒提出了实现美国教会属灵与体制复兴的具体战略和路径：

1. 深度的属灵悔改与非凡的祷告（Repentance and Extraordinary Prayer）

   • 历史上的大觉醒无一不是从痛悔的祷告开始。教会必须首先在神面前承认自身的傲慢、对权力的迷恋、对文化的顺从以及内部的分裂。这种悔改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生活方式和体制上的彻底回转。

2. 重新确立共同的神学基础（A Common Theological Foundation）

   • 复兴不能建立在模糊的情感或实用主义之上，而必须扎根于大公教会的历史正统信仰（如使徒信经所言），强调因信称义、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圣经的权威，以及福音带来的彻底生命转化。

3. 从一开始就践行多元融合（Multi-ethnic Foundation）

   • 凯勒强调，未来的复兴教会必须从创立之初就具备多族裔的包容性，而不是由单一文化背景（如年长白人男性）主导后再被动邀请其他人加入。这种多元性是福音跨越文化、拆毁人间高墙的直接体现。

4. 建立“新教社会训导”（Protestant Social Teaching）

   • 长期以来，天主教有系统且成熟的“天主教社会训导”（Catholic Social Teaching），指导信徒如何在经济、政治、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践行信仰。凯勒呼吁，新教基督徒也需要建立一套坚实、具有公共说服力的“新教社会学与社会训导”，既不落入自由派的纯粹世俗化政治热心，也不陷入保守派的冷漠或盲目党派化，以此指导信徒在社会各界行公义、好怜悯。

5. 培育“福音谦卑”与自我遗忘的信徒（Gospel-Humility and Self-Forgetfulness）

   • 凯勒在文章最后（并结合其一贯的神学核心）指出，真正的基督徒品格是由福音塑造的“福音谦卑”。这种谦卑既不是自我定罪（充满苦毒与羞耻），也不是自我自恋（过度关注自我表现），而是一种“自我遗忘”（Self-forgetfulness）——不再因别人的赞美而飘飘然，也不因别人的批评而崩溃，而是因着被基督无条件地接纳，从而能够真正地“爱邻舍如同自己”。

结语

凯勒在这篇文章中，通过严密的社会学数据分析、历史神学梳理以及敏锐的文化洞察，为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基督教开了一付清醒的“方子”。他指出，尽管当前的困境空前严重，但教会的复兴从来不取决于外部环境的顺遂或政治势力的庇护，而在于回归福音的核心、真诚的悔改、属灵的更新，以及在现代多元社会中活出具有颠覆性、吸引力和舍己之爱的见证。这不仅是对美国教会的警策，对全球普世教会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启示意义。

Edmund Ng：福音与全人医治：作为新兴宣教前沿的心理健康事工（AI总结翻译）

【基甸按】今天在邮箱中收到“亚洲人安全空间社区”发来的Edmund Ng（吴孟德） 博士题为The Gospel and Whole-Person Healing: Mental Health Ministry as an Emerging Mission Frontier（《福音与全人医治：作为新兴宣教前沿的心理健康事工》）的英文论文。文章约20页，是作者于2026年9月14—18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 Asia Missions Association（AMA）亚洲宣教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文章的核心关切是：面对全球尤其是亚洲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教会是否应该把心理健康事工从一个“附加性的专业事工”，提升为整全宣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请ChatGPT用中文做了一个该论文的主要论点的总结，抄录在下面。

以下是洛桑运动网站上对吴孟德博士的简介：

吴孟德博士（Dr Edmund Ng）是一名商业行政总裁及持证社区心理治疗师。他试图通过“亚洲人安全空间社区”（https://www.safespacecom.org）使亚洲基督徒具备心理健康素养。他曾担任马来西亚及亚洲基督教顾问协会的创始会长，长达12年。他撰写了基于羞耻的咨询和心理治疗(Shame-informed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Routledge, 2021)以及其他几本基督教书籍和期刊文章。

   （图片来自亚洲人安全空间社区网站电子邮件）

（以下是AI的要点翻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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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的核心论点

这篇论文可以浓缩为一个核心命题：

福音所带来的救赎不是只解决人的“灵魂得救”问题，而是指向人的全人更新。因此，教会的宣教也不应该只关注人的属灵需要，而应该同时关注人的心理、情绪、身体、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处境。心理健康事工因此应当成为教会参与上帝宣教（missio Dei）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特别强调，心理健康事工并不是要取代传福音，也不是要把基督教变成一种心理治疗，而是要把福音宣讲、属灵关怀、心理健康支持、关系修复和社会关怀整合起来。

文章认为，这一点在亚洲尤其重要，因为亚洲正经历快速城市化、家庭结构变化、数字文化发展、青年心理压力增加以及心理疾病污名等问题。与此同时，亚洲许多地区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严重不足，因此教会具有独特的关系网络和社区基础，可以成为心理健康关怀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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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心理健康会成为新的宣教前沿？

作者首先指出，世界宣教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基督教宣教主要通过几种方式进入社会：

• 直接传讲福音；
• 建立教会；
• 教育；
• 医疗；
• 社会服务；
• 灾难救援；
• 社区发展。

教会对于身体疾病已经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医疗宣教模式，例如医院、诊所、医疗宣教队、健康教育等。但是，与身体健康相比，心理健康长期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

然而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面对：

• 焦虑；
• 抑郁；
• 孤独；
• 创伤；
• 自杀倾向；
• 身份认同危机；
• 人际关系破裂；
• 家庭压力；
• 成瘾；
• 情绪失调；
• 对人生意义和目的的困惑。

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往往首先表现为心理和情绪问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问题。

因此，如果教会只对一个人的“属灵问题”说话，却完全忽略这个人正在经历的焦虑、孤独、羞耻、创伤和关系破裂，那么教会实际上没有完全回应这个人的真实处境。作者因此认为，心理健康本身已经成为今天宣教必须面对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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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部分神学基础：什么是“全人救赎”？

论文最重要的神学基础之一，是重新思考基督教所说的“救恩”。

作者以约翰福音10:10为重要依据：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作者认为，“丰盛的生命”不能被狭义地理解为“罪得赦免、将来上天堂”，虽然罪得赦免和永恒生命当然是福音的核心。

圣经中的救恩具有更广阔的意义，包括：

• 与上帝和好；
• 人格和生命被更新；
• 人际关系得到修复；
• 情绪和心理得到恢复；
• 身体得到医治；
• 社群得到更新；
• 最终整个受造世界得到更新。

作者进一步讨论希腊文 σῴζω（sōzō）。这个词可以根据上下文具有“拯救、救援、保全、医治”等含义。因此，作者认为，“救恩”和“医治”在圣经神学中并不是完全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而可以看作上帝全面恢复工作的不同表现。

同时，作者引用 George Eldon Ladd、N. T. Wright、Christopher Wright、Lesslie Newbigin 等人的神学思想，强调上帝的国已经在基督里进入历史，但尚未完全实现。

因此，耶稣所施行的：

• 医治；
• 赶鬼；
• 饶恕；
• 恢复；
• 宣讲；
• 与被边缘化者建立关系；

都可以被理解为上帝国度已经临到的具体表现。

在这个框架中，全人医治就是上帝国度现在临到人的一个预尝，同时也是指向将来完全更新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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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不是“灵魂+身体”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

论文第二个重要神学基础是人的整体性（holistic anthropology）。

作者引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中“灵、魂、身体”的表达，并认为圣经虽然可以区分这些层面，但并不是把人理解成几个完全独立的部分。

一个人的：

• 思想；
• 情绪；
• 意志；
• 身体；
• 灵性；
• 人际关系；

实际上彼此影响。

例如，一个人长期处于恐惧、羞耻和孤独状态，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身体疾病又可能导致抑郁；家庭关系破裂又可能影响信仰；属灵危机也可能加重心理压力。

作者还引用 George Engel 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说明现代健康观本身也越来越强调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

因此，心理健康并不是与属灵生命完全无关的“世俗领域”。

但是作者同时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

心理治疗本身不能完成圣经意义上的救恩。

心理学可以帮助减轻痛苦、改善功能、促进关系和心理健康；但从基督教神学角度来说，人最终仍然需要与上帝和好。

因此，作者提出的不是“心理治疗取代福音”，而是：

心理关怀 + 属灵关怀 + 福音 + 关系修复 = 更完整的全人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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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耶稣本身就是“全人医治”的典范

作者接下来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

耶稣的事工并不是只“讲道”，也不是只“医病”。

祂同时：

• 宣讲上帝的国；
• 医治身体；
• 释放被捆绑的人；
• 接纳被排斥的人；
• 聆听人的故事；
• 处理人的羞耻；
• 恢复人的身份；
• 修复人与上帝的关系；
• 修复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作者特别举出两个故事。

1. 以马忤斯的门徒——路加福音24:13–31

两个门徒经历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陷入失望和困惑。

耶稣没有马上对他们进行“神学讲座”，而是先：

1. 与他们同行；
2. 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
3. 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失望；
4. 听他们的故事；
5. 然后重新解释圣经；
6. 最后帮助他们恢复盼望。

作者认为，这种方式与现代心理辅导中强调的倾听、同理、重新诠释和认知重构有相似之处。

2. 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4:7–29

耶稣与她的谈话涉及：

• 社会身份；
• 羞耻；
• 过去的关系；
• 孤独；
• 敬拜；
• 属灵渴望；
• 真正的身份。

耶稣不是简单地谴责她，而是在关系和对话中引导她认识自己、认识基督。

因此，作者认为耶稣同时体现了**医治者、牧者、倾听者和“奇妙策士”**的角色。

这成为论文主张教会发展心理健康事工的重要圣经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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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球心理健康危机特别影响年轻人

论文随后从神学进入现实社会。

作者引用全球研究指出，心理疾病已经影响相当大比例的人口；COVID-19疫情进一步加剧焦虑和抑郁问题。

作者尤其关注青年心理健康危机。

年轻人正处于：

• 身份形成；
• 人生方向选择；
• 人际关系发展；
• 自我价值建立；

的重要阶段。

与此同时，他们受到多重压力：

• 学业竞争；
• 家庭期待；
• 经济压力；
• 就业不确定性；
• 社交媒体；
• 网络比较；
• 孤独；
• 家庭结构改变；
• 城市化；
• 睡眠不足。

因此，年轻人可能拥有比过去更多的数字连接，却同时拥有更少的真实关系。

作者特别指出一个值得教会思考的问题：

年轻人正在寻找身份、意义、归属和盼望，而这些其实也是福音所回应的深层问题。

所以，青年心理健康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意义、身份和属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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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文化既是风险，也是宣教领域

论文有一个相当有特色的部分，是对游戏、社交媒体和数字文化的讨论。

作者认为，传统教会很容易把数字文化看成危险：

• 游戏成瘾；
• 暴力内容；
• 色情；
• 网络欺凌；
• 社交媒体比较；
• 注意力下降；
• 睡眠问题。

论文引用了一些研究讨论暴力电子游戏与攻击性思想、情绪脱敏以及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承认这个领域存在学术争论，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电子游戏等同于心理伤害。

但是作者进一步提出：

如果数字空间已经成为年轻人生活、交友、建立身份和寻找意义的地方，那么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宣教空间”。

因此，教会不应该只告诉年轻人“离开网络”，而应该思考：

怎样进入他们已经生活其中的数字世界？

例如：

• 在线社区；
• 数字教育；
• 社交媒体；
• 网络陪伴；
• 数字门徒训练；
• 有价值观导向的游戏；
• 通过游戏讨论情绪、关系、意义和盼望。

作者甚至提出开发具有情绪学习、同理心、韧性和道德反思功能的电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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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心理健康可以成为人与福音相遇的“接触点”

这是论文宣教学意义最明显的部分。

作者认为，一个人在经历心理痛苦时，往往会重新思考：

• 我是谁？
• 我为什么活着？
• 我有什么价值？
• 为什么我这么孤独？
• 有没有人真正理解我？
• 我还能不能有盼望？
• 我如何面对过去？
• 我如何面对罪、失败和羞耻？
• 人生有没有意义？

因此，心理健康事工所面对的其实不仅仅是“症状”，还包括人对身份、意义、归属和盼望的追寻。

作者认为，如果基督徒能够以真实的同理心聆听一个人的痛苦，就可能建立信任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人可能进一步愿意讨论信仰以及耶稣基督。

但是论文也提出重要的伦理限制：

不能把心理健康服务变成一种操纵人信教的工具。

特别是当一个人非常脆弱的时候，不能利用其心理困境进行强迫性的宗教劝说。真正健康的方式应该是：

先关怀人、尊重人、聆听人，在信任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属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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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教士需要学习基本心理健康知识，但不能把自己当心理医生

作者提出一个非常实际的建议：

宣教士和教会领袖应该接受基本的心理健康训练。

至少应该学习：

• 积极倾听；
• 同理心；
• 基本辅导技巧；
• 心理健康常识；
• 创伤意识；
• 危机识别；
• 自杀风险识别；
• 转介专业人士的方法；
• 基本的心理健康伦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牧师、宣教士或小组长都应该成为心理治疗师。

作者特别强调专业界限。

一般教会同工可以做：

• 朋友式谈话；
• 牧养；
• 陪伴；
• 鼓励；
• 祷告；
• 基本心理健康教育；
• 关系支持。

但是对于：

• 严重抑郁；
• 严重创伤；
• 精神病性症状；
• 高度自杀风险；
• 复杂临床疾病；

应该转介给合格的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员。

所以，论文并不是主张“教会可以代替心理健康专业系统”，而是主张建立一种专业服务与教会牧养互补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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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论文特别强调“友谊式谈话”

作者有一个很值得教会思考的概念：

Friendship Conversations——友谊式的心理健康对话。

很多教会成员可能会担心：

“我没有心理学学位，我怎么能够帮助一个有心理问题的人？”

作者的回答是：你不需要假装自己是心理治疗师。

一个普通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包括：

• 认真听；
• 不急于批判；
• 陪伴；
• 表达关心；
• 允许对方哭；
• 帮助对方恢复社会联系；
• 在适当时候一起祷告；
• 提供圣经中的盼望；
• 鼓励寻求专业帮助；
• 在困难时期继续陪伴。

这本身就是基督徒群体的重要功能。

作者认为，教会的一个独特优势正是长期、稳定、真实的人际关系。

专业治疗可能每周见一个人一次，但教会群体可以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持续陪伴他。

因此，专业心理治疗和教会关系牧养并不是竞争关系，而可以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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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心理健康事工必须保持“福音中心”

这是论文非常重要的神学平衡。

作者警告教会不要走向所谓的：

therapeutic reductionism（治疗主义还原论）

意思是：

把基督教的最终目标降低为“让人心理感觉更好”。

作者认为，如果教会只是帮助人：

• 压力降低；
• 情绪稳定；
• 工作效率提高；
• 自我感觉良好；

却不谈人与上帝的关系，那么这仍然没有达到基督教救赎的最终目标。

基督教认为人的最深层问题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是罪、人与上帝隔绝以及人与自己、他人和受造世界关系破裂的问题。

所以，心理健康事工最终应该指向：

• 与上帝和好；
• 在基督里重新认识自己；
• 属灵生命成长；
• 学习爱；
• 学习盼望；
• 学习信靠上帝；
• 在苦难中仍然与基督同行。

因此，论文的结构实际上是：

心理健康不是福音的替代品；心理健康事工是福音所带来的全人关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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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亚洲处境：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心理辅导模式

这是论文特别强调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作者认为，亚洲很多文化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存在差异。

例如，一些亚洲社会比较强调：

• 家庭；
• 群体；
• 家族荣誉；
• 社会和谐；
• 人际关系；
• 相互依赖。

而西方文化往往更加重视：

• 个人自主；
• 自我表达；
• 个人选择；
• 独立性。

因此，同样一个心理问题，在亚洲可能不一定表现为：

“我感到抑郁。”

而可能表现为：

• 与家人发生冲突；
• 不愿与人交流；
• 身体不适；
• 羞耻；
• 失眠；
• 情绪爆发；
• 社会退缩。

而且亚洲一些社会对心理疾病仍然存在很强的污名，使人不愿意去心理诊所。

因此，作者主张所谓的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批判性的处境化）：

既不能放弃圣经真理，也不能机械地把西方心理治疗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亚洲。

教会需要理解：

• 当地语言；
• 家庭结构；
• 文化价值；
• 对疾病的理解；
• 对羞耻的理解；
• 对权威的理解；
• 对宗教的理解；
• 人际沟通模式。

然后把圣经的关怀以当地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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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三个亚洲案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提供了三个案例。

1. 尼泊尔：心理健康事工与植堂

第一个案例来自尼泊尔。

当地存在心理健康污名、贫困、劳务移民、家庭分离等问题。作者介绍一位当地教会领袖（文中称为 SR），尝试把：

• 社区服务；
• 心理健康教育；
• 基本辅导；
• 自杀预防；
• 教会领袖训练；

结合起来。

结果，教会能够通过解决农村社区真实需要建立信任和关系。

论文特别提到，一个参与这类心理健康外展的教会后来在四个原本没有教会的村庄建立了教会群体。

作者借此说明：心理健康关怀不仅可以帮助个人，也可以成为教会进入未得之民社区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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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来西亚：医生诊所之外的全人关怀

第二个案例来自马来西亚。

一位家庭医生发现，很多患者来诊所虽然主要是身体疾病，却同时表达：

• 焦虑；
• 抑郁；
• 家庭问题；
• 情绪困难。

但是由于：

• 心理疾病污名；
• 费用；
• 时间；
• 专业资源不足；

很多人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心理健康服务。

因此，这位医生在医疗服务中同时关注患者的心理和家庭环境，并在适当情况下通过家庭探访、心理教育、陪伴以及信仰对话提供全人关怀。

作者特别指出，有时候非常简单的行动——例如探访家庭、陪伴、记住生日——就可以建立深厚的信任。

因此，宣教不一定首先发生在教堂或正式布道会上，也可能发生在一个医生陪伴病人、一个基督徒陪伴一个家庭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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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媒体：通过电子游戏接触年轻人

第三个案例是作者本人开发的电子游戏：

EMPETI – Quest for the Pinnacle

作者把它设计为一种“情绪学习”游戏，通过互动故事帮助玩家学习：

• 同理心；
• 情绪韧性；
• 人际责任；
• 道德反思。

游戏使用幻想世界作为背景，同时把：

• 上帝的国；
• 救赎；
• 智慧；
• 盼望；

等主题以寓言式方式放进去，而不是直接进行宗教教学。

作者希望玩家在游戏中思考：

• 我是谁？
• 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 我怎样面对痛苦？
• 我怎样与别人建立关系？
• 人为什么需要救赎？

从而使数字文化成为讨论基督教信仰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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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作者给亚洲教会的具体建议

论文最终不是停留在神学理论，而是提出一些具体的教会实践方式。

第一，牧者和同工接受基本心理健康训练

例如：

• 心理健康识别；
• 同理倾听；
• 基本辅导；
• 创伤意识；
• 自杀风险识别；
• 专业转介。

作者甚至建议神学院把基本基督教辅导列为比较重要的训练课程。

第二，小组成为安全的心理健康空间

小组可以讨论：

• 焦虑；
• 孤独；
• 失败；
• 身份；
• 婚姻；
• 亲子关系；
• 悲伤；
• 创伤；
• 信仰疑问。

让教会成员知道：

基督徒也可以经历情绪痛苦。

第三，讲道中正常化心理挣扎

教会不应该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应该焦虑、抑郁、悲伤。”

相反，可以从圣经人物的痛苦、哀歌、挣扎、恐惧和盼望来帮助会众理解情绪。

第四，设立心理健康主日或心理健康周

通过公开教育降低心理疾病污名。

第五，建立专业转介网络

教会应该知道：

• 哪些心理咨询师可以合作；
• 哪些精神科医生可以转诊；
• 自杀危机应该联系谁；
• 严重创伤应该怎样处理。

第六，发展支持小组

例如：

• 丧亲；
• 离婚；
• 成瘾；
• 创伤；
• 照顾长期患病家人。

必要时由专业人员监督。

第七，宣教士也需要心理健康支持

作者特别指出，宣教机构应该加强 Member Care，关注宣教士：

• 出发前；
• 在工场期间；
• 回国以后；

的心理和属灵健康。

---

十五、整篇论文最重要的神学—宣教逻辑

如果把全文压缩成一个逻辑链，可以这样理解：

① 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全人

↓

② 人的堕落影响人的灵性、心理、身体、关系和社会生活

↓

③ 基督的救赎最终指向全人的恢复

↓

④ 耶稣的事工同时包括宣讲、医治、陪伴、倾听、释放和关系恢复

↓

⑤ 因此教会的宣教也应该采取全人的方式

↓

⑥ 今天心理健康危机已经成为人类特别重要的痛苦领域

↓

⑦ 所以心理健康事工应该成为教会宣教的一部分

↓

⑧ 但心理健康事工不能取代福音

↓

⑨ 教会应该与专业心理健康系统合作，而不是假装自己能够治疗所有心理疾病

↓

⑩ 在亚洲，必须结合当地文化、家庭结构和社会处境进行处境化

↓

⑪ 数字世界尤其是年轻人的网络空间，也应被视为新的宣教领域

↓

⑫ 最终目标是通过基督的爱，在人的心理、关系、身体和灵性层面体现上帝的救赎与更新。

这实际上就是论文题目中 “The Gospel and Whole-Person Healing” 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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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这篇论文对传统宣教观的一个重要扩展

这篇论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实际上在推动教会重新思考：

“宣教到底是在做什么？”

一种较狭义的宣教观可能把重点放在：

传福音 → 决志 → 栽培 → 植堂。

而作者所提出的是更完整的模式：

宣讲福音 + 医治创伤 + 关怀心理 + 建立关系 + 服务社区 + 促进社会健康 + 门徒训练 + 植堂。

这并不是说传统的传福音和植堂不重要，而是说：

福音应该进入人的真实生命处境。

如果一个人已经被焦虑、羞耻、孤独、创伤和关系破裂压垮，那么教会需要首先看到这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只看到一个“需要听福音的人”。

因此，作者所说的“心理健康事工是新的宣教前沿”，真正的重点并不是“教会增加一个心理辅导部门”，而是：

教会需要发展一种更加全人的宣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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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文章的最终结论

论文最后回到一个核心思想：

心理健康是这个时代人类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也因此成为教会新的宣教机会。

焦虑、抑郁、孤独、创伤和情绪痛苦并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它们往往同时涉及：

• 人的身份；
• 人的关系；
• 人生意义；
• 盼望；
• 罪与羞耻；
• 对未来的理解；
• 与上帝的关系。

因此，教会不能把心理健康完全交给医疗体系，也不能认为心理健康与福音没有关系。

与此同时，教会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祷告、圣经和属灵陪伴就可以取代专业心理治疗。

论文主张的是一种整合性的模式：

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负责专业治疗；教会负责属灵生命、关系、社区和长期陪伴；两者在适当情况下合作，共同促进人的全人健康。

最终，作者把“全人医治”理解为上帝恢复四种关系：

1. 人与上帝的关系；
2. 人与他人的关系；
3. 人与自己的关系；
4. 人与受造世界的关系。

所以，心理健康事工的最终目标不只是“让人感觉好一点”，而是在基督里走向更深的救赎、成熟、信心、盼望、爱和与上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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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作者的主张，可以这样说：

因为福音是关于上帝在基督里对“整个人”的救赎和更新，所以教会的宣教也必须关怀整个人；在当代亚洲，心理健康正是人类全人需要中越来越重要、却仍被教会充分整合不足的一块，因此心理健康事工应当成为教会参与上帝宣教的重要新前沿。

阅读英文论文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