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圣经与神学根据

 【基甸按】今天在一位宣教士的代祷信中有一个链接，把我引到一个题为《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洛桑运动文件。所谓”被迫流离失所者“（Forcibly Displaced People，缩写为FDP）包括难民、无证移民、弱势群体、气候难民、寻求庇护者、国内流离失所者等等。我请ChatGPT总结文件中论述的基督徒关爱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圣经与神学根据，以下是它的总结。

86%的美国新教牧师同意基督徒有责任关爱难民和移民（图片来源：Baptist Press网站）

洛桑这份文件的核心不是把关爱难民、流离失所者理解为一种单纯的人道主义行动，而是把它放在圣经关于创造、人性、上帝同在、上帝使命、接待陌生人、沙龙（Shalom，圣经中的“平安”）以及基督道成肉身的宏大叙事中。换言之，FDP（被迫流离失所者）并不是圣经神学中的边缘问题；相反，“流离失所”本身就是圣经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帝不断在流离者中工作，也呼召祂的百姓成为接待和保护他们的人。

一、人的尊严首先来自“上帝的形象”

关爱FDP最根本的神学基础，是《创世记》关于人的受造。

创世记1:26-28指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洛桑文件特别强调，这意味着人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国籍、法律身份、财富、社会地位或是否拥有自己的房屋和土地。

对于一个被迫逃离家园的人而言，他可能失去了财产、职业、护照、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甚至原有的身份认同。然而，他并没有失去上帝的形象。因此，一个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寻求庇护者或无证流离者，首先仍然是一个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人。

文件进一步把人的流离与堕落联系起来：人类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创世记3章），从此人类历史便不断出现被驱逐、流亡、逃亡、迁徙和无家可归的经验。该文件认为，圣经中的流离并非偶然出现的主题，而是贯穿人类堕落历史的重要经验。

因此，教会面对FDP时，不能首先问：“这个人有没有合法身份？”或“他是否属于我们？”而应该首先看见：这是一个具有上帝形象的人。

相关经文：

• 创世记1:26-28——人按上帝形象被造
• 创世记3章——人被逐出伊甸园
• 歌罗西书1:13-15——基督是看不见之上帝的像
• 约翰福音12:44-45——看见基督就是看见差祂来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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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自己是“与流离者同在”的上帝

第二个重要基础是上帝的同在。

圣经中的上帝并不是远远观看流离者的神，而是进入人的流离、苦难和不安之中的神。

例如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他经历了极深的被迫迁移，但使徒行传7:9特别指出：“神却与他同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时，上帝也住在他们中间：

• 出埃及记29:45
• 出埃及记40:34
• 以赛亚书63:11-14

洛桑文件因此强调：即使一个人孤身在异乡、漂泊在旷野、被困在海上或者身处监禁，上帝仍然能够与他同在。

而基督教最深刻的“上帝同在”表达，就是道成肉身。

马太福音1:23称耶稣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14则宣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因此，道成肉身本身就意味着：上帝不是站在人的苦难之外，而是进入人的世界。

这对FDP事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基督徒服事流离者，不只是“给他们东西”，更是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基督的临在。因此文件特别强调陪伴、倾听、探访、建立信任和共同生活，而不只是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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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帝的救赎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流离者的故事”

洛桑文件一个很有神学意义的论点是：

流离并不只是人类历史中的异常现象；圣经中的上帝常常在人的流离过程中展开祂的救赎计划。

亚伯拉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创世记12:1中，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祂所指示的地方去。希伯来书11:8进一步说明，亚伯拉罕凭信心出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因此成为一个“寄居者”。他的生命是在迁移、寄居和不确定性中展开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

• 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后来出埃及；
•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
• 被掳到巴比伦；
• 约瑟被卖到埃及；
• 大卫逃避扫罗；
• 以利亚逃亡；
• 新约中的耶稣一家逃往埃及；
• 初代教会因逼迫而分散；
• 保罗因福音而不断迁徙、遭受驱逐和逃亡。

因此，“流离”在圣经中不仅意味着悲剧，也经常成为上帝带领人进入新阶段、展开使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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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耶稣自己也经历了被迫流离

基督徒关爱FDP，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督论依据：耶稣自己就是被迫流离者。

根据马太福音2:13-15，希律要杀害婴孩耶稣，约瑟和马利亚带着耶稣逃往埃及。

这意味着，基督徒面对难民和被迫逃亡者时，并不是面对一个与基督毫无关系的群体。耶稣在童年时期就经历过：

• 政治暴力；
• 生命受到威胁；
• 被迫离开故乡；
• 成为异地的居留者；
• 依靠别人提供安全和庇护。

因此，耶稣不仅是“服事流离者的榜样”，祂自己也进入了流离者的经验。

这也帮助我们理解马太福音25:35：“我作客旅，你们就留我住。”在马太福音25:37-40中，耶稣甚至把对“最小的弟兄”的服事，与对祂自己的服事联系起来。

洛桑文件因此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否在陌生人、病人、囚犯和有需要的人身上看见基督？

相关经文：

• 马太福音2:13-15——耶稣逃往埃及
• 马太福音25:31-40——接待客旅就是服事基督
• 约翰福音1:14——道成肉身
• 腓立比书2:5-8——基督的降卑与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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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圣经明确命令上帝的百姓爱“寄居的”和陌生人

关爱FDP并不只是根据一些可以延伸出来的神学原则；旧约律法已经直接要求以色列人善待寄居者。

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是：

利未记19:33-34：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

这几乎可以说是整份文件关于FDP神学的核心经文之一。

因为圣经中的“寄居者”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土地、家族保护和社会安全网络的人。以色列人必须记得：

“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类似的命令还有：

• 出埃及记22:21——不可亏负寄居者，也不可欺压他
• 出埃及记23:9——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知道寄居者的心
• 申命记10:17-19——上帝爱寄居者，祂的百姓也要爱寄居者
• 申命记24:17-22——保护寄居者、孤儿和寡妇
• 利未记24:22——寄居者与本地人同受律法原则的保障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逻辑：

上帝爱寄居者 → 上帝的子民认识自己曾经是寄居者 → 因此上帝的子民也必须爱寄居者。

这不仅是慈善，而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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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接待陌生人”是新约基督徒生活的重要部分

新约进一步把这种旧约传统发展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洛桑文件特别讨论“接待”（hospitality）。希腊文 philoxenia 的字面意义就是“爱陌生人”，与“惧怕陌生人”（xenophobia）形成鲜明对比。

最经典的例子是路加福音10:25-37的好撒玛利亚人比喻。

律法师问：

“谁是我的邻舍？”

耶稣没有给出一个狭窄的族群定义，而是讲述一个撒玛利亚人帮助受伤犹太人的故事，并最终说：

“你去照样行吧。”

因此，“邻舍”不是单纯指“和我相似的人”，而是要求我们主动成为别人的邻舍。

另外：

• 路加福音14:12-14——不要只邀请能够回报自己的人
• 罗马书12:13——“客要一味地款待”
• 希伯来书13:2——“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 彼得前书4:9——“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所以，基督徒接待FDP不是一种额外的“社会项目”，而是新约门徒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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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耶利米书29章：被流放者也能成为所在城市的祝福

洛桑文件特别使用耶利米书29:5-7来讨论“沙龙”（Shalom）。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上帝没有要求他们永远保持封闭、孤立的状态。相反，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

建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又当求那城的平安。

这非常适合应用于今天FDP的处境。

圣经的目标并不只是：

“怎样把流离者暂时安置起来？”

而是进一步问：

“怎样使他们重新建立生活、家庭、工作、邻舍关系，并成为所在社会的祝福？”

这就是“沙龙”的概念。

洛桑文件把Shalom理解为一种全面的、关系性的完整状态，包括安全、和平、归属、社会关系、公义和未来盼望。

因此，真正的FDP事工不应只停留在食物、衣物和住房，而应包括尊严、身份、归属、关系、工作、社区参与、心理和灵性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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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帝的使命本身具有“向万国、向流离者”的方向

洛桑文件最终把这一切放进 Missio Dei（上帝的使命） 的框架。

上帝的使命不是只拯救某一个封闭民族，而是从一开始就指向万国。

创世记12:1-3中，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使“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

耶稣的使命也不断跨越民族和社会界线。例如：

• 路加福音4:18-19——向贫穷的人传福音，释放被掳的
• 路加福音10章——撒玛利亚人
• 约翰福音4章——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
• 马太福音28:18-20——使万民作门徒
• 使徒行传1:8——直到地极作见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使徒行传中的教会扩展本身就与逼迫、分散和迁徙密切相关。

使徒行传8:1-4记载，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门徒四散；然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因此，一个非常具有洛桑特色的神学洞见是：

人类可以把流离看作灾难，但上帝却能够在流离中继续推进祂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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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最终的神学结论

综合这份洛桑文件，可以把关爱FDP的圣经神学根据浓缩成八个关键词：

1. 形象—— FDP仍然是按上帝形象受造的人。
创1:26-28

2. 同在—— 上帝并没有离开流离失所的人。
徒7:9；出29:45；诗139篇；太1:23

3. 道成肉身—— 基督自己进入人的痛苦与流离。
太2:13-15；约1:14

4. 寄居—— 上帝的子民自己也曾经是寄居者，因此必须爱寄居者。
利19:33-34；申10:17-19

5. 接待—— 爱陌生人是基督徒门徒生活的一部分。
路10:25-37；罗12:13；来13:2；彼前4:9

6. 邻舍—— 耶稣把“谁是我的邻舍”转化为“我怎样成为别人的邻舍”。
路10:29-37

7. 沙龙—— 上帝不仅要人脱离危险，也要人在新的群体中恢复安全、关系、尊严和盼望。
耶29:5-11；约14:27；诗34:8-14

8. 使命—— 上帝能够通过流离、分散和迁徙推进祂面向万国的使命。
创12:1-3；徒8:1-4；罗1:1-6

因此，这份洛桑文件最深层的神学论证可以概括为：

基督徒之所以应该关爱被迫流离失所者，不只是因为FDP很可怜，也不只是因为基督徒应该做慈善，而是因为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位看见、听见、与流离者同在并进入人类苦难的上帝；人类按上帝形象受造；以色列的历史本身包含寄居、出埃及、旷野和被掳；基督自己曾成为逃亡者；而上帝又明确命令祂的百姓爱寄居者、接待陌生人、怜悯邻舍。因此，关爱FDP实际上是创造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和宣教学共同指向的基督徒使命。基督徒对难民和被迫流离者的关怀不是现代西方人道主义附加在圣经上的伦理，而是从创世记一直贯穿到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圣经大叙事。

张荣亮《我与基督站在一起》英文书内容介绍

 （Gemini撰写）

（图片来源：BBC关于方城教会遭受逼迫的报道）

英文书《我与基督站在一起：一位中国基督徒的勇敢人生》（I Stand with Christ: The Courageous Life of a Chinese Christian）由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张荣亮与长期关注中国福音运动的作者尤金·巴赫（Eugene Bach）共同撰写，于2015年由 Whitaker House 出版。

本书不仅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个人自传，更是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中国家庭教会（特别是河南“方城教会”与“中华福音团契”）发展史的生动缩影。全书以张荣亮的生平为主线，展现了一代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在历史巨变、信仰逼迫与生死考验中，如何凭着坚韧的信念推动福音传播与教会复兴。

以下从历史背景、作者简介、核心章节与生平脉络、重点主题剖析以及本书的历史与信仰价值五个维度，对该书进行介绍。

一、 历史背景：中国家庭教会的诞生与演变

要理解《我与基督同在》一书的内容，必须先了解其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

1.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在此期间，所有的官方宗教活动被全面禁止，教堂被关闭或改作他用，圣经被大量焚毁，教牧人员与信徒遭受严重的冲击。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地下家庭教会”开始在乡村与城镇悄然萌芽。信徒们在夜晚、山洞、废弃房屋或家中秘密聚会、祷告与查经。
2. 改革开放与河南乡村的“福音大复兴”：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乡村（尤其是河南、安徽等地）爆发了极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复兴运动。以河南方城、上蔡、淮阳等地为中心的家庭教会快速扩张，信徒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强烈的苦难意识、注重祷告与神迹医治、高昂的宣教热忱以及高度的组织隐蔽性。
3. 家庭教会与官方管辖的拉锯： 随着家庭教会规模的扩大，其与三自爱国运动及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张荣亮等领袖因坚持“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拒绝加入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长期处于非法或半非法状态，多次面临逮捕、劳教与监禁。

二、 作者简介与写作背景

• 张荣亮（主述者）： 1951年出生于河南省方城县，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家庭教会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华福音团契”（China Gospel Fellowship）的核心发起人和骨干领袖，该团契一度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万信徒的庞大地下教会网络。他一生曾5次被捕入狱，累计服刑与劳教时间长达十余年。（最近一次是2004年12月日被捕，2006年6月月被河南省的法院以携带假证件罪判处七年半有期徒刑，2011年8月31日提前9个月获释。另参张义南《神的冒险家张荣亮》。）
• 尤金·巴赫（Eugene Bach，合著者）： “回到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运动的国际推进者之一，曾长期在中国及亚洲地区从事宣教与文献记录工作，与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有着深厚的合作关系。

本书写作契机： 张荣亮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教会牧养、治理和逃亡、坐监以后，希望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录下来。这既是对同代信徒付出牺牲的纪念，也是向全球读者呈现中国家庭教会真实的精神面貌。

三、 核心脉络：张荣亮的生平与书籍章节展开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结合了个人叙事、历史事件记录与信仰感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1. 苦难的童年与信仰的萌芽（1950年代–1960年代）

• 饥荒与贫困：张荣亮出生于河南乡村的一个贫苦农家，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严重饥荒。童年时期对饥饿、死亡和疾病的记忆，构成了他早年生活的底色。
• 初识福音：在文革的高压氛围中，张荣亮通过家族长老和乡村老信徒接触到了基督教。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基督教所宣告的爱、救赎与盼望，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他最终决定决志信主，并很快投入到秘密的查经与聚会中。

2. 文革的高压与秘密传道（1960年代末–1970年代）

• 暗夜中的火种：文革期间，持有圣经或参与祷告会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张荣亮和同工们夜间步行数十里，在暗室、废弃窑洞或庄稼地里手抄圣经章节，进行秘密聚会。
• 首次受逼迫：因参与传福音，张荣亮首次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遭到了搜查、审讯和殴打。然而，身体的摧残未能动摇他的信念，反而促使他下定决心将一生奉献给教会事业。

3. 河南方城的大复兴与“中华福音团契”的建立（1980年代）

• 乡村复兴潮：随着文革结束，农村地区出现了惊人的福音传播现象。张荣亮凭借卓越的组织能力与讲道恩赐，迅速成为方城县及周边地区教会的核心人物。
• 网络化组织：为了应对极速增长的信徒群体，张荣亮与同工们建立了“巡回讲道团”制度，培养年轻的宣教员，将其分派到全国各个省份。这一网络最终演变为著名的“中华福音团契”。
• 家庭教会的“神学与制度”构建：在缺乏正规神学院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依靠自发的圣经研读、祷告会与内部培训班，建立了一套适应地下环境的教会治理与神学培训体系。

4. 监禁、酷刑与狱中见证（1980年代末–2000年代）

书中用大量篇幅极其详尽、写实地记录了张荣亮多次入狱的惨烈经历，这是全书最震撼人心的部分：

• 多次被捕：张荣亮一生中曾因“非法聚会”、“扰乱社会秩序”、“非法越境/办理护照”等罪名多次被捕，足迹遍布多个看守所与劳教所。
• 酷刑与折磨：书中记录了他所遭受的各种酷刑，包括电击、长时间剥夺睡眠、重体力劳动、严寒中的冻刑以及毒打。在一次审讯中，他的身体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
• 狱中的福音：张荣亮将监狱视为上帝赐予的“新禾场”。在看守所和劳教所中，他向狱友乃至狱警传讲福音，帮助囚犯戒毒、改过自新，甚至在狱中建立了秘密的信仰小组，带领许多重刑犯决志信主。

5. “回到耶路撒冷”运动与跨文化宣教（2000年代以后）

• 从受援到宣教：随着中国教会的发展，张荣亮与其同工们开始倡导“回到耶路撒冷”运动（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该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至欧洲、美洲、亚洲，如今中国教会应当接下最后一棒，将福音沿着丝绸之路，跨越中东、中亚，重新传回耶路撒冷。
• 面向未来的视角：张荣亮在书中强调，中国家庭教会不应仅仅满足于本土的生存与复兴，而应当具备全球宣教的视野，承担起国际福音使命。

四、 本书的五大核心主题剖析

1. 苦难神学与“十字架的道路”

对于张荣亮和同时代的中国家庭教会领袖而言，“苦难”并非偶然的不幸，而是信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书中深刻体现了西方神学与中国家庭教会“苦难神学”的差异：

• 西方基督教往往强调神的祝福、恩典与个人顺遂（如成功福音）；
• 中国家庭教会则认为，“背负十字架”和“为基督受苦”是忠诚信徒的必然勋章。张荣亮在狱中不仅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将苦难视为净化心灵、亲近上帝的圣洁体验。

2. 圣灵的大能与超自然体验

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神迹医治、异象、祷告蒙应答以及超自然引导的叙述。在医疗资源匮乏、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乡村地区，这些超自然体验成为了支撑信徒信念、吸引大众归信的重要力量。虽然部分西方理性主义神学者对此存有争议，但本书如实记录了这些现象在中国乡村福音复兴中的关键作用。

3. 教会领袖的塑造与人性挣扎

张荣亮在书中并未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圣人”。他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在面对漫长刑期时的恐惧、对家庭和妻儿的愧疚，以及在家庭教会服事中所面临的各种人际冲突与同工分歧。这种坦诚让全书的叙事极具人情味与真实感。

4. 家庭的牺牲与支持

家庭教会服事的背后是巨大的家庭代价。由于张荣亮长期处于逃亡或服刑状态，养育子女、照顾老人以及承受外界政治压力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妻子一人肩上。书中对家庭默默付出与牺牲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家庭教会得以延续的另一个重要隐秘支撑——无数默默无闻的同工与家属。

5. 教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本书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教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张荣亮强调，家庭教会并不是政治反对派，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信仰自由与按照圣经原则敬拜上帝。他们愿意做遵纪守法的公民，但在“听从神”还是“听从人”的问题上，他们选择坚定地站在基督一边（即书名《I Stand with Christ》的含义）。

五、 本书的历史意义与阅读价值

1. 珍贵的史料价值： 2000年以前的中国家庭教会由于其地下性质，极少留存正规的文字档案。《我与基督同在》作为第一手口述历史，为研究20世纪下半叶中国宗教史、当代基督教传播学以及社会变迁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
2. 跨文化理解的桥梁： 对于西方及其他地区的基督教界，这本书打破了因文化和信息壁垒造成的误解，真实呈现了中国家庭教会的生存现状、神学立场以及精神风貌。
3. 信仰精神的震撼力： 无论读者是否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书中展现出的关于信念、坚持、牺牲、宽恕与希望的人类精神，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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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灾难中，上帝在哪里？

基甸

进入21世纪的世界，天灾人祸似乎并未减少，反而更频繁的发生。很多时候，灾难都会引发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质疑和争论。

     2026年尼泊尔-西藏边境洪灾（图片来自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2004年圣诞节次日南亚发生海啸天灾以后（注：本文原于2004年发布于新浪博客，后来在墙内被删禁），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灾难考验宗教信仰》的文章，描述人们目睹灾难以后要为灾难的“悲惨景象讨一个说法”，然而这个时候宗教人士却似乎“无言以对”，或者表示“在面对此类苦难时保持信仰比较困难”。海啸灾难“考验宗教信仰”，也向相信上帝存在的有神信仰提出“如此灾难中上帝何在？”的巨大、严重挑战。同时，该文也指出，不同宗教信仰基于其不同的神学对上帝与苦难的问题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信徒“或是（相信这是上帝的）惩罚、或是被激励出更虔诚的信仰，或是（相信这是）伸出援助之手的重要机会”。 

面对巨大的灾难，人们难免想要“讨一个说法”。但苦难本身具有奥秘的性质。而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苦难其实更需要的是慰籍、悲悯和承载，而不是理性的或神学的解释。人有理性，但是人的心灵并不是只有理性，“人类的苦难仍比海洋里的全部沙子更沉重，人的生命比永恒真理更重”（陈颀《理性荒原上的旷野呼告》）。 

自然灾害中虽然没有人类的意志在起直接作用，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苦难都跟人有关。“天灾”常常跟“人祸”难以分开。如果人类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世界上的自然灾害就不会有那么频繁；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爱人如己”，世界上的饿死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 

但“天灾是上帝惩罚人类”的“天遣论”并不一定符合基督徒的信仰——虽然基督教信仰的确不把苦难跟邪恶及人的罪性割裂开来。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犯罪（背离上帝以自我为中心）以后，不但人受到诅咒，连自然也受到连累。我们今天诚然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罪性和邪恶所污染的世界，所有的受造跟我们一样“叹息劳苦”“切望等候”上帝的救赎。 

但是苦难与罪性（邪恶）的关系在基督教信仰里面绝非所谓的“天谴论”那么肤浅、那么直接的“报应”。罪性（邪恶）带来苦难，往往是通过他人或者通过败坏了的自然临到受害者。基督教信仰非常明确地否认人遭受苦难一定是受害者自己罪恶的报应或上帝的惩罚的观念。圣经里面言说苦难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古老的《约伯记》（旧约），而《约伯记》的主题是约伯这个义人（不但在人眼里而且在上帝眼里都是义人）遭受巨大苦难带出来的“天问”。在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里，耶稣的门徒带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来问耶稣“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明确地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随后医治了那人。在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里耶稣教训门徒不要自以为受害的人比自己更有罪，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面对苦难，我们可以，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罪恶警醒悔改；苦难可以，也应该更激励出我们悲悯苦难、爱人如己的爱心。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自以为义、“替天行道”式地指责他人，对苦难妄加解释。 

苦难是各种宗教、信仰和哲学都无法逃避的主题。面对苦难的现实存在，“我们如今有的选择是：(一)承认这个事实的压倒性与必然性，进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一切美善价值与公义理想，做一个愤世嫉俗的犬儒、冷眼旁观的虚无主义者，或随流偷生的苟活者。(二)宣告上帝不存在，人不能妄想倚靠外力搭救，只能自力更生，自行搭建一套完全建造在人间基础之上的价值。(三)宣称在不义的现实之外尚有一个正义的理想，而此理想(信仰)乃建造在一个超越人间现实的基础上，然后藉以反抗现实，认定真理至终得胜”（梁家麟《苦难与上帝》）。 

然而即使勾消了上帝，人类的苦难仍然得不到说明，也丝毫得不到减轻。无神论信仰、哲学和虚无主义者提倡人自己承担自己的命运——包括苦难的命运，结果实际上是使人自己成为人类无边苦难的被告。 

以苦难的存在来证明基督教的“全能”和“至善”兼具的上帝不可能存在的“苦难论证”据说是现代基督教“护教学”的第一重要的论题，因为很多人相信苦难的存在，证明上帝要么不是百分之百的“全能”，要么不是百分之百的“至善”。然而“苦难论证”本身即使从纯粹逻辑上来说也并非严密。就其论证的前提而言，“无神论者的立场是‘若有至善者，则至善者必欲阻止苦难发生。’但这是不必然的。因为，我们可以想像到在一个可能世界里（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苦难来彰显善。例如说，我们需要懒惰来彰显勤奋；怯懦来彰显勇敢；地震、海啸等天灾来彰显人类面对危险时的智慧和忍耐，等等。此外，我们亦可想像，由于自由意志（free will）是相比之下最高的美德或善，因此神便必须让人类有能力为恶，否则便不能称为自由”（陈成斌《“苦难论证”的不健全处》）。在我们个人的经验中，在关于灾难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确实也见到、听到在苦难当中、在灾难发生以后人们往往表现出感天动地的善良、勇敢、友爱、利他精神，人性的光辉在灾难中一再闪现。也有很多个人经历苦难之后，性格从自私、冷漠、浮躁、孩子气变成有爱心、坚韧、成熟、能为他人着想，苦难成为塑造个人品格的“化妆的祝福”。 

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悲悯、认同人的苦难的上帝。（参基甸《跨越苦海的桥梁》 ）“在上帝的眼里，人类的苦难比什么都沉重”（陈颀）。因此，因为苦难的存在而拒斥上帝，这种拒斥在基督教信仰这位受难的基督面前是完全无效的。正如刘小枫所说： 

“在所有宗教中，只有基督精神提到了与人的受苦不同的上帝的受苦……上帝在十字架上无辜地承受着此世的受苦和折磨，以至最终被钉死，表明上帝最痛心于人的受苦，并以自己的挚爱来分担人的受苦。上帝的受苦是主动的，这种主动受苦与挚爱的行为同一，上帝的挚爱表达为上帝的’分担痛苦’。。。只有圣经中的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才受苦。只有圣经中的上帝才使人在无意义的苦难和死亡中，在苦难以至灭亡和失败中找到某种意义，这意义即：最终的胜利不会是苦难、不幸和死亡，而是爱、正义和和平，耶稣基督的上帝是作为生存难友与人并肩而立的上帝，与受苦的人休戚与共的上帝，是一位同情的、与人患难与共的上帝，他在未来将改变一切，把人从罪恶、苦难和死亡中解救出来，把人类引向终极正义、彻底的和平和永生的上帝。受苦只能在耶稣的受难和受死中获得某种意义。这意义即：即使在黑暗中，在悲伤、痛苦和不幸中，受苦者也能遇见以遣出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为人受过地惨死来爱人类和关怀人类的上帝，从而，无论什么苦难和不幸都不能扼杀上帝在耶稣的受难中启示给我们的拯救之爱和希望。”（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上海三联文库，p139-141）

人间的灾难是否挑战基督徒的上帝信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这次灾难既考验着宗教信仰，又令宗教信仰获得新生”。人间的灾难可能让一些人对上帝的信仰产生动摇，但也可能帮助我们反思基督教信仰的真义，从而得到信仰的“新生”。

延伸阅读：基甸《跨越苦海的桥梁》 

本文后来被收录入基甸著《追寻与回归》。

 

 

 

罗素·摩尔访谈伦诺克斯，聊科学、信仰与人生

22026年5月20日，“今日基督教与罗素摩尔”（Christianity Today and Russell Moore）YouTube频道发布了以下关于“支持基督的证据”的英文视频。主持人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在节目中采访了现年82岁的著名基督教护教家、牛津大学数学名誉教授约翰·伦诺克斯（John Lennox，我以前曾把他的姓音译为“列诺克斯”）：

节目里对谈的这两个人碰巧我都有合影。下面这张是2013年我去费城郊外参加威敏斯特神学院（WTS）举办的“科学与信仰”研讨会时跟两位讲员的合影。中间这位胖乎乎乐呵呵的慈祥老爷爷就是伦诺克斯，左边那位老帅哥是威敏的神学教授、拥有加州理工数学学士和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Vern Poythress（华人基督徒的中译名为“溥伟恩”）。溥教授长年在华人改革宗神学圈子中分享、做讲座，网上有不少有中文翻译的他的神学讲座的视频。“科学与信仰”也是他最喜欢讲的主题之一，例如福音联盟网站上这篇《圣经与科学》。

下面这张是2023年我去芝加哥（惠顿）《今日基督教》（CT）杂志总部开会时跟摩尔的合影，其时我是《今日基督教》（史上第一位）亚洲编辑兼中文主编，摩尔是这份杂志及其网站的总编：

关于摩尔，台湾《校园》杂志网站有一篇介绍他的文章，我觉得评价得比较准确：“摩尔对信仰神学及公共议题，虽然坚持保守福音派立场，但也不废科学精神及哲学思考，堪称为全方位的伦理学家；他积极用信仰与当代社会对话，更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神学家。”（文章开篇也提到2016年摩尔因为批评川普被迫辞去美南浸信会联席会主席一职的事件。）

回到这个摩尔采访伦诺克斯的新视频。视频的核心内容围绕伦诺克斯新出版的个人自传《我的故事》（My Story）展开，摩尔请伦诺克斯分享了他对科学、信仰、苦难以及生命意义的看法。以下是Gemini（AI）对伦诺克斯分享的主要内容的总结（能听懂英文的朋友可以跳过，直接收看英文视频）：

1. 奇妙的生命经历与“上帝的时刻”

• 火车上的圣经故事：1988年，论诺克斯教授坐火车穿越欧洲时，行李箱里恰好放了一本别人送的俄语圣经。他在车上遇到了一对俄国夫妇，便将圣经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对方当场脸色苍白，并透露他们唯一的圣经在六周前于西伯利亚被偷，本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圣经了。

• 神迹与科学验证：作为一名科学家，伦诺克斯认为虽然人们常质疑信仰无法像科学那样“可验证”，但他的生命中充满了太多此类无法用“巧合”解释的“上帝时刻”。他鼓励人们用开放的态度去审视这些证据。

2. 科学、意识与人工智能（AI）

• 超验主义与物理死亡：针对当前科学界（如硅谷和一些无神论学者）试图通过技术解决死亡、将人类意识“上传”到云端的“超人文主义”（Transhumanism）议程，伦诺克斯风趣地回应道：“你们太迟了。”他指出，肉体死亡的问题在20个世纪前就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复活解决了，而基督教承诺了更大、更终极的“生命上传”。

• 反驳理查德·道金斯对AI的看法：最近著名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表示AI程序可能具有意识。伦诺克斯对此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从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至今仍无法阐明“意识”到底是什么。AI只是在机器层面上模拟人类的“智能”，而没有“意识”或感知。他批评将机器拟人化的行为过于幼稚。

• 大脑与心灵的区别：他强调大脑（Brain）和心灵/心智（Mind）不是一回事。先进的机器也许能扫描出大脑内部的物理活动，但只有人类自己能表达心灵中的想法。

3. 护教经验与面对怀疑论者

• 诚实面对未知：伦诺克斯曾与道金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等多位著名的激进无神论者进行过公开辩论。他分享到，自己在面对聪明人不了解的提问时，从不避讳说“我不知道”。这种坦诚和脆弱反而能够建立起信任与长久的友谊。（有意思的是，摩尔自己从来不直接跟无神论者辩论，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专门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主要理由包括：1. 辩论和论证并不能真正让人产生信仰；2. 现代辩论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迷失了福音的主线；3. 护教学的定位是“清理灌木杂草”，而非“建造房屋”；4. 圣经要求基督徒传福音，但不是成为无所不知的辩手。）

• 苦难与疼痛的问题：伦诺克斯承认，“痛苦与苦难”是知识分子和世人接受上帝的最大障碍。虽然无神论者认为否认上帝就消除了苦难带来的逻辑矛盾，但它同时也带走了所有的“希望”。而基督教的核心——神化身为人并在十字架上受难，表明上帝并未对人类的痛苦冷眼旁观，而是选择亲自参与并承担了它，这为深陷苦难的人提供了终极的盼望和安慰。

4. 成长背景与世界观的转变

• 北爱尔兰的宗派冲突：他讲述了自己在北爱尔兰宗教冲突时期（The Troubles）长大的经历。尽管当时社会被撕裂为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但他的父亲在开店时坚持雇用两个社区的人。父亲根据《创世记》告诉他，所有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这对他的一生以及后来在铁幕（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后开展的福音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回应宗教是“出生决定”的论调：在与哲学家彼得·辛格的辩论中，辛格曾挑战他说“人们通常只会坚守自己出生家庭的宗教”。伦诺克斯反问辛格，其父母是否也是无神论者，辛格承认是。伦诺克斯以此幽默地证明：无神论同样是一种由成长环境延续下来的“信仰系统”，所有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世界观。

5. 晚年感悟

• 伦诺克斯回顾了C.S.路易斯（C.S. Lewis）对他的深远影响（他19岁时曾在剑桥大学亲耳聆听过路易斯人生中的最后几场演讲），并表达了对妻子、孩子以及恩师的感激。

• 尽管目前他因中风等原因身体每况愈下，妻子也坐上了轮椅，但他依然对未来充满盼望，并惊叹上帝在自己82岁时仍保守他的头脑清晰，使其能顺利完成这本自传。

 

“飞天面神”讽刺了谁？

 “飞天面神”讽刺了谁？

基甸

一些基督徒学者为了维护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而提出的“智慧设计论”促发了一个特殊的“宗教”的诞生，那就是今天貌似在中国年轻人中间已经拥有众多“信徒”的“飞天面神教” （Church of the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FSM，又称“飞天面条怪物教”）。2016年4月12日，美国一间联邦地区法院判决“飞天面条怪物教”并非受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事情的起因，是内布拉斯加州一名囚犯卡瓦瑙（Stephen Cavanaugh）以自己的宗教信仰权利受到狱方侵犯为由起诉该州惩教服务部门和监狱官员。卡氏声称自己是“飞天面条怪物教”信徒，但他在狱中服刑期间被拒绝行使与其他宗教信徒相同的权利。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格拉德（John Gerrard）驳回了他的诉讼，理由是“飞天面条怪物教”不是受宪法保护的真正宗教，而只是为了讽刺“智慧设计论”做出的一种恶搞行为。法官指出受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    宗教信仰必须回答关于宇宙人生基础、终极而深刻的问题；

（2）    宗教的信仰体系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系统，而不能只是单独的教条；

（3）    宗教必须能从它的正式的外在表现中识别出来。 

法官认为，尽管“飞天面条怪物”的观念包含了一些严肃的观点，但“飞天面条怪物教”并不符合宪法和地方法律对宗教的定义，因此无权被当成宗教得到保护。 

正如这位法官所说，“飞天面神教”原本是一些反感“智慧设计论”的人杜撰出来，用来嘲讽、恶搞一些“智慧设计论”者的做法。在“飞天面条怪物教”恶搞的背后，有一个逻辑：“即使宇宙万物背后有一个智慧设计者/创造者，基督徒也不能证明这个智慧设计者/创造者就是基督徒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你怎么知道那个设计者/创造者不是一个飞天面条怪物呢？” 

 “飞天面条怪物教”的这个逻辑或者说质疑，从道理上说是成立的。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确实不只是设计/创造了宇宙与大自然，祂还掌管历史、施行救赎。祂既有大能权柄创造宇宙万物，又有温柔慈爱安慰受伤灵魂，祂还是“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上帝。基督教信仰是一整套的“三观”，不但包括上帝的创造（我们从哪里来），还包括人的堕落、人的罪性、基督的救赎和世界的结局（我们往哪里去），以及基于这样的信仰的一整套价值观和伦理学（我们该做什么）。所以尽管很多哲人智士，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科学家，都相信现代科学的发现更支持宇宙必定有一位智慧设计者/创造者，但“宇宙有一位智慧设计者/创造者”确实不是基督徒信仰的全部。如果一个人相信“宇宙有一位智慧设计者/创造者”，那他当然就不再是无神论者。但世界上的有神论者当中也只有一部分是基督徒。所以相信“宇宙有一位智慧设计者/创造者”确实并不等于就接受基督教信仰了，这样的信念跟“耶稣就是基督（救世主）”的基督教信仰之间，还隔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但是“智慧设计”的观念对基督徒传福音来说仍然有其意义。因为相信“有神”虽然不是成为基督徒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都需要先迈过“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个坎。因为国人长期被灌输科学主义思想（其实也是一种迷信），所以通常都先入为主地误以为科学已经证明上帝不存在，所以如果现代科学的发现的确更支持宇宙必定有一位智慧设计者/创造者，这对无神论背景的人信主在理性上还是很有帮助的。

基督教信仰是“信仰”，它不反理性，却与理性主义相悖。上帝不可能单单用逻辑推理就能“证明”，要不然就不需要“信心”了。“飞天面条怪物教”固然不可能驳倒基督教信仰，智慧设计论等等也并非是基督教信仰的“证明”。对此，基督徒也需要有清楚的认识。

虽然用“飞天面条怪物教”对“智慧设计论”的反驳有一定道理，但这绝不等于说相信圣经所启示、基督徒所敬拜的上帝跟相信“飞天面条怪物教”是一样的“无厘头”。两者有极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举几个例子：

（1）基督徒相信上帝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基督教信仰为历时历代有思想、有智慧的人经过认真思考而相信。“飞天面条怪物教”则纯属虚构，连用它来讽刺宗教的人也并不真的相信它；

（2）基督教信仰不但有很多地方与现代科学的发现相符，而且建立在历史事件之上。“飞天面条怪物”则是凭空臆想出来的；

（3）基督教信仰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西方文明中最伟大的音乐、艺术、文学、建筑，都曾在基督教信仰中得到灵感，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政治、制度，都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除了恶搞、讽刺宗教，“飞天面条怪物教”对人类文明基本上毫无贡献；

（4）基督教信仰改变了亿万信徒的生命，“飞天面条怪物教”基本上毫无积极的影响。

（本文节录自《万有之上》第一章）

 

教宗良十四“关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的通谕”的AI节译

 
伟大的全人类
——关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的通谕

教宗良十四世著，2026年5月15日 ，梵蒂冈网站

Gemini节译自梵蒂冈网站英文版（基甸校对）

摘要

《伟大的全人类》是教宗良十四世的第一道通谕，主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全文贯穿五章，主张人工智能不等同于人类智能、亦非道德中立、无法仅靠工程“对齐”于人类价值——伦理框架本身必须公开辩论。结尾呼吁：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解除言语的“武装”，成为“盼望的编织者”。

引言

第1节 人类由神以其伟大所创造，今日正面临一个关键的选择：要么建造一座新的巴别塔，要么建造一座神与人类同住的城邑。每一代人都继承了塑造自身时代的任务，引导历史成为一个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守护、正义得到促进、弟兄情谊成为可能的场所。然而，每个时代也冒着创造一个不人道且更加不义之世界的风险。每当人类忘记了自己的受造地位，试图将自己置于一切事物的中心时，他们就会落入掌控和支配的诱惑。在当今这个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为特征的时代，这种诱惑正以一种全新的、比以往更加微弱但也更加彻底的形式出现。

第2节 人工智能的各种承诺正在改变我们生活、工作、思考以及彼此互动的方式。这些技术不仅是提高效率的工具，更是重新定义人类经验边界的强大力量。我们不能仅仅以技术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跨越。我们必须以信仰的眼光、以忠于福音的敏锐度来审视它。这要求我们既要承认人类才智的成果，将其视为神托付给我们的创造性恩赐的彰显，同时也要警惕那些试图将人类贬低为单纯的数据、或者将道德抉择交由算法处理的危险倾向。

第一章：忠于福音的动态进路

第3节 为了评估当今的演变，教会不能局限于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公式，亦不能躲进一成不变的诫命之中。相反，她被赋予了要发展一种“动态进路”的使命。这种进路能够辨识时代的征兆，并在每一个新的历史境遇中宣讲福音那永恒不变的真理。这并非意味着在世俗的思潮面前妥协，而是要深入到现实之中，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神彰显其恩典与审判的场所。

第4节 面对数字化环境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需要一种具有辨识力的目光。这种目光能够将真正的进步——即促进整个人类与全人类的发展——与那些导致新形式的排斥、不平等与精神贫困的伪进步区分开来。正如使徒保罗所劝诫的：“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参 帖前 5:21）因此，教会的责任是在赞赏科技成果的同时，揭露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从而在算法的时代为人的自由开辟空间。

第二章：教会社会教导的基础与原则

第50节 基督徒对人的理解的核心，在于圣经那伟大的肯定：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三位一体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参 创 1:26-27）。每一个人都为关系而受造，由神所计划、所愿意，为要进入与祂、与他人、并与受造界的团契之中。人的尊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财富或社会地位，也不取决于他所做的是对或错的选择；相反，这是一份先于并超越每一个人的礼物，由神所赐予，作为祂永恒不渝的爱的彰显。为此，人永远是“教会的道路”，也是每一条通往整全人性发展的真实途径的核心。

第51节 圣若望·保禄（约翰·保罗）二世指出：“对人格尊严及其独特性，以及对良心历程应有之尊重的高度意识，确实是现代文化的正面成果之一。”这一陈述遵循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早已铺设的路线，该会议注意到，人们日益认识到所有人的崇高尊严、其超越物质事物的优越性，以及其普遍而不可侵犯的权利与义务。重要的是，要确保这种对人类尊严日益增进的赏识，不会被当今世界的新意识形态或极其强大的利益所掩盖。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我认为尤其阴险的一种，是那种暗示每一个人必须赚取或证明自身价值的想法，甚至演变为赋予那些更有效率或效用的人更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最终被贬低为一种达成结果的工具、一种可供使用和剥削的资源，而不再被承认为一个本身即是目的、绝不应被工具化的存在。然而，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们所成就或生产的东西。有些权利是单纯因着身为人而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任何人间权力都不能合法地否认或任意地限制这些权利。

第109节 教会的社会性教导的原则为理解这个新的现实提供了框架。在数据、计算资源和监管影响力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世界里，谈论公共利益，意味着揭露这种新形式的认知、经济和政治不对称，并指出人工智能的新垄断。谈论财物的普遍共享，意味着寻找途径，确保人们既能普遍获取这些技术，也能获得使用这些技术所需的教育。谈论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意味着呼吁保护各团体做出选择和纠正的能力，而非将其角色局限在他人已订立标准之后的单纯监督。谈论团结互助，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维持算法系统运作、却往往遭受剥削的隐藏劳动者。谈论正义，要求我们质疑全球权力分配，究竟是谁实际上能训练这些模型，而谁只是被迫服从于它们。同样地，这意味着要承认，社会正义不仅是在技术部署之后需要维护的目标，更是必须从一开始就塑造其设计的条件。

第五章：权力的文化与爱的文明

第110节 最后，我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令我深感亲切的表达。为人工智能解除武装，意味着使其摆脱“武装化”竞争的心态，这种竞争今日已不仅限于军事领域，更是一种经济和认知现象。这是一场追求更强大算法和更大数据集的竞赛，驱动力是为了确保地缘政治或商业主导地位的欲望。解除武装意味着否定这样一种假设：技术力量自动赋予治理的权利。解除武装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而是要防止技术支配人类。这意味着使技术摆脱垄断性控制，使之向讨论和辩论开放，从而使其对人类友善，并将其重新纳入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与生活方式的丰富内涵中。我们今日的任务不仅是伦理性的或技术性的，更在最深层意义上是一项生态性的任务，因为它关涉到我们共同家园的一个新维度。人工智能已然是我们沉浸之中的一个环境，也是一股我们必须与之互动的力量。为此，仅仅对其加以规范是不够的；它必须被解除武装，成为受欢迎的、可亲近的力量。

结语：道成肉身

第232节 在超人类主义的承诺，以及一些后人类主义的思潮——它们追求一种被增强、近乎脱离形体的人类特性——当中，我们也察觉到一份令我们关注的渴望，即对一种更圆满、较少受限与痛苦的生命的需求。然而，“道成肉身”开启了另一条道路。一方面，新旧意识形态都在催促人类借科技超越限度，并借强加宰制而高过他人。与此相反，圣子耶稣进入我们人类处境的奥秘，应许了截然不同的事。永生的神下降到我们的历史中，为要把我们从一切奴役中释放出来。祂将我们的软弱承担在自己身上，并把它转化为救恩的场景。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一种人类处境，是不配得到神的。“按照我们信仰的教导，我们在我们的奥秘中拥有并敬拜：一位生于马槽的神、一位行走于犹太地的神、一位死于十字架的神、一位死了被安葬在坟墓中的神”。故此，人类的未来，其衡量便在于：能否欢迎这神圣的“亲近之道”——共担世界的重担，从内部转化关系。“噢，何等奇妙……人就是神，而这神-人经历了所有那些阶段，承受了所有那些境况，并在自身内把它们高贵化、圣化、神化！”拯救人类的，是那下降到我们历史中最脆弱之处、并由内部更新它的神圣的爱。

第233节 为此，作为一个在信徒当中的信徒，我邀请大家在圣子的面容中，默想人类的伟大，这也是为人工智能时代照亮的光芒。在基督里，我们蒙召去在创造之工上与神同工，而不是成为技术进程的冷漠旁观者，那些进程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与责任。圣灵铭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尊严，也可以从我们进行批判性反思、自由选择与爱、以及建立真实关系的能力中看到。任何计算系统，无论多么复杂，都无法创造出一颗舍己的心，或一个分辨善恶的良心。即使机器在效率上表现卓越，那张渴望被注视的人类面容，依然是我们历史的中心。这张人类的面容，就是历史正迈向的丰盛。这就是“同归于一”的奥秘：确信天父已定下旨意，要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这唯一的元首里同归于一（参 弗 1:10）。在这个计划中，没有任何属于真正人类的东西会迷失，它将被救赎、被转化，并在末了获得其完全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