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三月 18, 2026

圣经与全球移民

 【基甸按】美国“公共神学与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Public Theology & Migration)近期发布了《圣经与移民》(The Bible and Migration)4集系列视频,讲员为该中心主任Daniel Montañez。以下是我根据AI对这一系列视频的内容的总结编辑而成的文章。 

(图片来源:CNE News

2023 年,全球有超过 1.08 亿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些人群被冠以各种称呼: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等。无论他们来自拉美、中东、非洲还是亚洲,这场大规模“出埃及”式的迁徙背后的原因都是极其复杂的 。在美国,关于移民的叙事往往被政客、评论员和主流媒体控制,将移民问题描绘成一个极具政治性和分裂性的议题 。在福音派、五旬节派和灵恩派等基督徒群体中,许多信徒对移民问题的看法更容易受到媒体言论的影响,而非基于基督信仰的教导去思考。

本文(介绍的系列视频)将力图不以政治争辩为起点,而是以圣经作为思考移民问题的出发点,强调基督徒的世界观不应基于恐惧,而应基于信心和福音的盼望 。我们将通过福音的四个宏大叙事维度——创造、堕落、救赎和修复——来构建理解移民问题的神学基础。

以下是《圣经与人类的迁徙》4集视频的主要内容:

(1)《世界的创造》(英文视频链接: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

上帝的本质:一位“行动”的神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迁徙”或“移动”的记载,其实是关于上帝自己的。

  • 神圣的移动:在《创世记》1:2 中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

  • 双重属性:这揭示了上帝不仅是一位“创造的神”,也是一位“移动的神”。既然人是按上帝形象所造,那么“移动”便植根于人的神圣属性之中。

创造使命(Creation Mandate):迁徙即使命

在《创世记》1:28中,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1. 主动的迁徙:上帝要求人类“遍满地面”,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迁徙的命令

  2. 非负面的起源:在人类坠落之前,迁徙并不是因为饥荒、经济危机或战争等负面因素驱动的。相反,它是一种“神圣的呼召”。

  3. 宣教性质:此时的迁徙是为了完成上帝的使命——将上帝的荣耀扩展到全地。因此,迁徙在最初的定义中,是人类实现生命意义的“宣教使命”。

迁徙的原初愿景:祝福的载体

上帝对迁徙的愿景可以总结为“上帝赐福给他们” (创1:28)。

  • 扩散祝福: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让迁徙成为一种祝福。通过人的流动,上帝的良善、应许和荣耀得以在全世界传播。

  • 亚伯拉罕的例子:《创世记》12:1-3 中亚伯拉罕受命离开家乡,上帝要亚伯拉罕前往一个未知之地,这一迁徙行动是建立“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一步。

  • 普世的影响:正是因为亚伯拉罕愿意听从呼召离开故土,才有了后来的大民族,以及最终通过耶稣基督带给万国的祝福 。这意味着,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愿意顺服迁徙呼召”的基础之上的。

移动的自由上帝形象(Imago Dei)的内在属性和体现:

  1. 内在尊严:通常人们提到“人有上帝的形象”是为了强调移民和难民的内在尊严和人权 。

  2. 功能的体现:但在更基础的层面,上帝有管理、创造和移动的能力,因此被造的人类也拥有管理、创造和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自由移动的能力。

  3. 设计的一部分:自由移动的能力不是一种社会恩赐,而是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设计在人类生命中的一部分。

总结来说,创世之初的记载教导了我们:

  • 上帝的原始使命是让人类遍满地面。

  • 迁徙的初衷是为了祝福。

  • 自由移动是承载上帝形象的人所拥有的基本能力。


(2)《人类的堕落》(英文视频链接:The Fall of Humanity

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罪(Sin)扭曲了迁徙,使其从“主动的使命”变成了“痛苦的流离失所”。真正的自由不仅包括迁徙的自由,还必须包括留下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被迫离开,他就不再享有真正的自由。

 罪的双重影响:随着圣经叙事进入“堕落”阶段,罪对人类迁徙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个体的罪(Individual Sin):导致人类与上帝疏远,产生“属灵的流离失所” 。

  2. 社会的·罪(Social Sin):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现实世界中的流离失所 。

被咒诅的土地:经济与生态迁徙的根源是罪。《创世记》3:17 中上帝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 不得不迁徙:当土地不再产出果实,人就被迫寻找新的土地来生存。

  • 现代关联:这解释了当今世界因干旱、饥荒(如非洲和危地马拉)、飓风(加勒比地区)或自然灾害(日本地震、加州山火)而引发的被迫迁徙。这种移动不再是出于使命的选择,而是出于生存的无奈。

  • 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驱逐出境(Deportation)。亚当夏娃被赶出家园,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流离失所 。这绝非上帝的原意,而是罪的后果。上帝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以阻挡人回到生命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道边境墙,第一次将边界视为“禁止”和“排除”的手段 。虽然自然界有山川河流,但这种带有“法律与政策限制”属性的边界是因罪而生的,目的是为了在充满罪的世界中保护人类。

  • 该隐杀害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谋杀案。上帝惩罚该隐成为在地上流离飘荡的人。该隐额上的记号是上帝在流离失所中给予的怜悯,但也标志着“陌生人/外人”(The stranger)身份的出现。现代难民逃离家园的最大原因之一是暴力与冲突(战争、迫害、政治腐败、家暴等)。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区分:
  • 创造期的命令(遍满地面):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繁荣的原初意愿

  • 堕落后的宣告(流离飘荡):仅仅是对罪之后果的陈述并不代表上帝心中真正的渴望。

为什么当今的全球移民危机如此痛苦?因为它反映了人类被撕裂的现状。迁徙从一种“带着福分去充满世界”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因被咒诅、受暴力威胁而寻找安全”的挣扎。

(3)《十字架上的救赎》(英文视频链接:The Redemptiopn on the Cross

道成肉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迁徙”,上帝通过圣父、圣子、圣灵的协同工作,救赎了流离失所的人类,也恢复了迁徙作为“祝福”的本质。

  • 上帝的移动:圣经中的上帝并非静态,而是不断向受造物移动,为了寻找并拯救迷失的人类 。
  • 互动的移动:正是因为上帝出于爱向人类移动,才使得人类向上帝的移动成为可能。

  • 圣父上帝通过宽恕与接纳,解决了人类“属灵流离失所”的问题:
    1. 收纳为后嗣:像浪子回头故事里的父亲一样,上帝通过赦罪接纳人类回到家中 ,并将我们收纳为他的儿女(弗 1:5)。
    2. 永恒公民权:救赎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国公民权”的路径。《以弗所书》2:19 强调,基督徒“不再是外人或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
    3. 福音的核心:从神学角度看,“家庭团聚”(Family Reunification)正是福音信息的核心所在。
  • 圣子的救赎:基督是一位“移民”——耶稣基督不仅救赎了罪,也亲自认同并经历了迁徙的苦难:
    1. 难民经历:耶稣还是婴孩时,就因希律王的迫害被迫逃往埃及,体验了难民的生活。
    2. 无家可归者:传道期间,他曾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3. 陌生人身份:耶稣曾说“我作客旅(陌生人),你们留我住”,以此认同那些被边缘化的陌生人。
  • 宇宙级迁徙:基督从天降下,又升回天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宇宙迁徙行动。通过成为一个“移民”,基督救赎了被罪玷污的迁徙呼召。

  • 圣灵的救赎:跨越边界的自由移动。圣灵的工作体现了迁徙原初的“自由”与“宣教能力”:
    1. 移动的属性:从创世之初,神的灵就“运行”(移动)在水面上。
    2. 风的隐喻:耶稣在《约翰福音》3:8 中将圣灵比作风,“随意外流,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3. 无国界的自由:圣灵的移动是不受人类堕落条件或国界政策限制的。这种自由的移动赋予了被救赎的人类一种新的力量,去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边界,扩展上帝的荣耀。

三位一体的救赎: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救赎迁徙呼召中各司其职:

  • 圣父:赦免、收纳并给予公民身份。

  • 圣子:通过亲身经历移民与难民的痛苦,在十字架上赎回了迁徙的福分。

  • 圣灵:通过自由的移动,赋予信徒宣教的动力。

(4)《天国的修复》(英文视频链接:The Restoration of the Kingdom

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修复了被罪扭曲的迁徙使命,使其重新成为一种祝福,并确立了基督徒作为“属灵寄居者”的身份。

两个国度:基督教神学中经典的“两个国度”概念:

  1. 世上的国度:是暂时的、不完美的,且常常是不公正的。

  2. 上帝的国度:是基督徒真正趋向的目的地,也是最终的愿景所在。 作为这两个国度的公民,基督徒面临一个核心挑战:如何在一个“通往下一个世界”的过程中度过地上的生活 ?

大使命:迁徙呼召的修复

耶稣颁布的“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实际上是对创世初期“迁徙命令”的神圣修复:

  • 从“生养众多”到“使万民作门徒”:旧约第一个命令是“去”遍满地面;新约复活基督的最后一个命令也是“去”,使万民作门徒。

  • 祝福的回归:这种“去”标志着人类宣教使命的恢复。通过福音的传播,迁徙重新成为一种让上帝荣耀充满全地的祝福。耶稣基督正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万国必因你得福”预言的最终成就。

使徒行传:圣灵能力下的迁徙

“迁徙命令”的神圣修复的过程在《使徒行传》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1. 圣灵的动力:在《使徒行传》1:8 中,门徒受命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作见证。这再次赋予了人类“神圣迁徙”的命令,但这一次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2. 增长与倍增:在《使徒行传》6:7 描述门徒增加时,作者路加使用了与《创世记》1:28 希腊文译本中完全相同的两个动词:“增长”(Increase)和“倍增”(Multiply)。这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原始的使命正在福音中得到恢复。

基督徒身份:作为“移民”跟随耶稣

福音重新定义了基督徒的身份:

  • 跟随即迁徙:当耶稣说“来跟从我”时,他是在召唤门徒过一种“移民的生活”。

  • 寄居者的身份: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和“寄居者”。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腓 3:20),因此我们对地上国度的效忠是次要的,首要效忠对象是耶稣的国度。

  • 认同移民经验:这样的身份向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提出一个挑战:是否那些现实生活中的移民和难民,反而能教会我们关于“基督徒是世上异乡人”这一身份的真谛?

总结:上帝的四个运动

  1. 创造(Creation):迁徙原是上帝设计的祝福和使命。

  2. 堕落(Fall):罪使迁徙变成了痛苦的流离失所和被迫隔离。

  3. 救赎(Redemption):基督通过成为“移民”和死在十字架上,赎回了迁徙的福分。

  4. 修复(Restoration):通过福音和圣灵,人类重新找回了作为神圣寄居者的使命。

 

星期二, 三月 17, 2026

圣帕特里克节和圣帕特里克其人

 圣帕特里克节和圣帕特里克其人

基甸

(今天是圣特里克节,重发一篇我24年前写的博客旧文)


      
圣帕特里(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02317日是个礼拜天,也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上个礼拜儿子就开始从幼儿园带回来一些尽是绿色的圣帕特里克节的玩艺儿(三叶草之类),我也到图书馆去借了关于圣帕特里克节的书读给他听。我自己本来对这个洋节不是太了解,只知道是一个爱尔兰的节日,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都有不少人过,美国一些大城市每年的圣帕特里克节(317日)这一周的礼拜天都会有游行,等等。今年因为儿子的关系对这个节产生了一点兴趣,又在网上浏览了一下关于St. Patrick是何许人也的一些网页。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很有感触。原来这个对欧洲和西方历史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的圣帕特里竟是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历史上的帕特里克其人其实并非爱尔兰人——虽然爱尔兰以他为民族的骄傲。帕特里克于公元390年生于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当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被爱尔兰的入侵者掳掠到爱尔兰,卖给爱尔兰的国王为奴,为国王放羊。这羊一放就是数年,旷野中的牧羊生活非常困苦和孤单。帕特里克虽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他并不真正相信上帝。在放羊的这段日子,在饥饿、孤独、寒冷、惧怕的个人苦难之中,帕特里克开始真诚地寻求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找到了上帝,坚定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根据帕特里克自己在他的自传中所述,我每天都不断的祷告上帝的爱越来越多地把我环绕(帕特里克的自传跟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同名,也叫《忏悔录》,"Confession")。
 
6年以后,帕特里克在异象之中听到上帝的呼召,回家吧,你的船已经准备好。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顺服的呼召,因为这等于是要帕特里克成为一个逃亡的奴隶,因而必须经历被抓回并被严刑惩罚的危险。然而帕特里克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上帝也保守了他的性命。他徒步走过爱尔兰海岸大约200哩的路程,终于登上等在那里的一艘船回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团圆。这时的帕特里克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已经彻底委身于他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修道院的学习,被按立为神甫,后来升为主教。
 
在上帝带他逃离爱尔兰30年之后,上帝的呼召再次临到他——这一次,上帝要他回到爱尔兰宣教。5世纪的爱尔兰是一个充满暴力、野蛮和残忍的异教国家,甚至连人祭都是普遍的现象。特里克深知此去将要面临的危险,他写道:纵使我将被杀害,背叛,奴役——无论我会遭遇什么,我也在所不辞。他义无反顾地回到那个曾经奴役他的国家,带着圣经和福音,带着宽恕和仁爱。他再次经历了许多的危险、磨难、逼迫、挑战,也再次经历了上帝的同在和带领。
 
他把自己余下的一生默默奉献给了爱尔兰,也有更多的宣教士受他的感召,跟随他的脚踪来到爱尔兰。经年累月,春风化雨,福音所到之地,刀剑残杀被圣经、学校和识字课替代,野蛮迷信被文明和教育更新。帕特里克把一生的关爱倾倒在爱尔兰这个绿色岛国,他不但热爱爱尔兰人的灵魂,也关怀爱尔兰人的福利,他为爱尔兰人民做了无数的好事。他的影响所至,更为爱尔兰的文化谱写了新的篇章。他去世以后,爱尔兰人民没有忘记他,一代又一代的爱尔兰人纪念他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把他去世的日子定为圣帕特里克节。他用来比喻三位一体的三叶草成为爱尔兰的象征。圣帕特里克所领导的爱尔兰本色化的基督教被称为凯尔特基督教(Celtic Christian)”,但仍被视为是历史上的天主教的一支,他后来被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封圣
 
跟很多传统的基督教节日一样,圣帕特里克节在今天也已经被商品化、世俗化和文化解构。对一些美国人来说,圣帕特里克节只是给放纵自己狂喝一大堆啤酒提供了一个借口的日子。我想要给儿子讲述那些清一色绿色的圣帕特里克节传统装饰和玩具背后的真正的历史和圣帕特里克节原始的纪念意义,真还得费点精神。
 
儿子这几天也学到一些传统的关于圣帕特里克的传说,比如圣帕特里克曾经赶出爱尔兰岛上所有的蛇等等。不过我想告诉他,那些多半可能是神话故事(也许,如果我们用蛇来比喻撒旦和邪恶的话,这样的神话故事仍然有喻表意义上的教育意义)。然而上帝曾经使用圣帕特里克这个仆人真正地把爱尔兰人带到上帝面前,并且更新他们的文化,却不是神话故事,而是一段值得我们深思的真实历史。


星期日, 三月 08, 2026

今日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宣教的挑战

 今日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宣教的挑战

作者:Gemini

(AI根据基甸的提示和与其对话编撰,基甸略有编辑)

    (图片来源:Nationaln Catholic Reporter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宣教的范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上。这种秩序假设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相对开放的边境、西方文明的软实力优势以及基于条约的宗教自由保护。然而,随着美以与伊朗冲突升级带来的中东地缘海啸、中美战略竞争引发的全球“脱钩”、以及各国主权意识的强化,基督教普世宣教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当前的局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以西方为中心、以稳定和可预测性为前提的宣教扩张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摩擦、碎片化且高度政治化的新常态。

美以对伊朗的潜在冲突或局部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对全球宣教环境的一次剧烈冲击。

  1. “西方基督教”标签的致命化 在中东及泛伊斯兰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极易被解读为“新十字军东征”。当美、以采取军事行动时,当地信徒和外来宣教士往往被视为西方政权的“代理人”。这种政治捆绑使得宣教工作从“信仰对话”被迫转向“生存辩护”。在伊朗、伊拉克或黎巴嫩,宣教士的身份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2. 难民潮与福音契机的复杂性 战争必然带来大规模人口迁徙。虽然历史证明难民营常成为福音传播的窗口,但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这种迁徙更具敌意。欧洲和北美的民族主义抬头,导致西方教会内部在“接纳难民(宣教使命)”与“国家安全(政治立场)”之间产生剧烈撕裂。

  3. 地下教会的坚韧与孤立 以伊朗为例,尽管该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地下教会之一,但地缘战争会导致互联网切断、金融制裁加剧,使得外部的支持(如卫星电视广播、数字圣经、资金援助)极难进入。宣教正从“全球协作”被迫转入“极度本地化”的封闭状态。

除了中东战火,中美关系、俄乌冲突等大国博弈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定“禁区”。

  1. 金融武器化与资金链切断 随着国际结算系统(SWIFT)被用作制裁工具,全球宣教的资金流动正遭遇严重梗阻。不仅是向“敏感国家”汇款受到监控,由于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CFT)法规的泛化,差会(Mission Agencies)的合法捐款常被银行冻结。宣教机构正面临从“西方向全球汇款”向“本地筹款、本地运作”的被迫转型。

  2. 签证武器化与人员流动的终结 地缘政治对手之间互相关闭领事馆、收紧签证审查已成常态。过去宣教士可以持专业人士或学生签证进入宣教地,但现在的数字追踪技术和背景审查(包括社交媒体审查)使得“身份掩护”几乎不可能。宣教人员正面临“进不去、留不下”的困境。

  3. 数字威权主义的挑战 各国政府加强数据主权,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宗教活动。这意味着传统的宣教策略(如挨家挨户、小组聚会)在数字天网面前无所遁形。宣教必须在网络安全和加密技术上投入巨大成本,否则就是在将当地信徒置于险境。

地缘政治的紧张不仅改变了外部环境,也通过民族主义侵蚀了教会内部的统一。

  1. “神学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基督教正被激进的民族主义叙事所挪用。这种倾向将宣教目标与国家利益(如“让国家再次伟大”或“保卫东正教文明”)混为一谈。当宣教士带着某种强烈的本国政治立场进入他国时,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其传达的其实不是基督的福音,而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2. 全球南方的觉醒与“去西方化” 全球南方的教会在长期不稳定的环境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面对西方地缘政治的动荡,非洲和亚洲的宣教领袖正试图切断对西方差会的行政和财务依赖。这是一种积极的“成年”,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普世宣教合作的断裂。

面对上述挑战,全球基督教宣教界或许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思考对策:

  1. 从“扩张模型”转向“韧性模型” 过去的目标是“建立多少教会”、“覆盖多少人群”。现在的重点是:如果战争爆发、网络切断、外援归零,当地的教会能否依靠本地资源继续生存?宣教的成功指标正在从“规模”转为“可持续的生存力”。

  2. “本土化”升级版 宣教士的角色正从“领导者”转为“顾问”或“幕后支持者”。在高度政治敏感的地区(如伊朗、印度和中国),任何带有西方色彩的机构化运作都是负资产。未来的宣教将更多体现为“平信徒在职场中的宣教”,而非“建制化差会的推进”。

  3. 多极化的支持系统 不能再依赖单一的货币(美元)或单一的基地(北美/欧洲)。韩国、巴西、尼日利亚等新兴宣教大国的崛起,为地缘政治波动提供了缓冲。如果美国宣教士因战火无法进入某地,巴西或菲律宾的信徒由于其政治中立性,反而可能拥有更大的空间。

  4. 苦难神学的回归 在长达数十年的“假设稳定期”中,很多宣教策略潜意识里包含了“成功神学”或“管理学思维”。地缘冲突迫使教会重新回到圣经中关于“旷野”、“流散”和“受苦”的教导。在这种视角下,局势的恶化不是福音的终结,而是“种子落地”的契机。

当今的地缘政治变局——无论是美以对伊的战云,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收紧——都在无情地剥离基督教宣教中的“文明外壳”。

过去,我们常分不清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西方的生活方式”或“美元带来的便利”。现在的地缘政治寒冬正是一场大火,它烧掉那些草木禾秸的、依赖政治保护的结构,却也可能让那真正基于生命的、本地化的、具有牺牲精神的纯正信仰得以显露。 

(注:本文整合了包括 Lausanne Movement, Christian Daily, Christianity Today 以及一些政府智库关于地缘政治对宣教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分析。)

参考资料:

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 (CDI) , "Assumed stability has ended and Christian mission needs to adapt", https://www.christiandaily.com/news/indian-leader-declares-that-assumed-stability-has-ended-and-christian-mission-needs-to-adapt

The Gospel Coalition (TGC), Topic: Middle East,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topics/middle-east/

Middle East Institute (MEI), Analysis,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

Sage Journal,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is

Open Doors International, World Watch List, https://www.opendoors.org/en-US/persecution/countries/

星期四, 三月 05, 2026

Allan R. Bevere:阅读《启示录》的一些指导原则

 阅读《启示录》的一些指导原则

作者:Allan R. Bevere

原载作者脸书,AI翻译(基甸校对)
  • 不要当作天气预报: 将《启示录》作为末世预测的手册是对该书卷的误用。

  • 非写实性编年史: 对《启示录》的严肃探索表明,其主要目的并非提供世界末日的写实记录。相反,它应被解释为对早期基督徒群体所面临挑战的象征性表达,是一条充满希望的信息,也是在逆境中保持信心的邀请。

  • 历史与文化背景至关重要: 必须考虑《启示录》创作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作者写作时,部分基督徒正面临罗马帝国的严酷迫害,而其他人则面临妥协信仰的社会压力。对于这些早期信徒来说,《启示录》中的天启意象和剧烈异象是一种象征性语言,提供慰藉并确保他们相信:尽管面临压迫势力,上帝仍在掌权并最终会取得胜利。

  • 象征与隐喻: 《启示录》充满了生动的象征和隐喻,这挑战了严格的字面解释。多头多角的生物、从天而降的星辰、盛满愤怒的碗,这些并不代表具体的未来世界事件。相反,它们象征着更广泛的真理以及信徒面临的内外斗争。承认象征手法的密集使用,能让我们对文本有更细致的理解,从而摆脱单一的末世论视角。

  • 圣经内部的关联: 《启示录》包含许多与其他圣经文本(尤其是旧约)的平行对比和引用。像《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也使用了天启意象,但这些并不与末世预言挂钩。识别这些联系可以帮助读者明白,《启示录》的主要意图并非传达世界末日的时间表。

  • 希望与坚忍: 在所描述的戏剧性事件中,《启示录》反复强调希望、毅力以及对保持信实者的最终胜利承诺。这些信息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天启事件。通过关注这些主题,读者可以看到《启示录》是各个时代、面临各种挑战的信徒的鼓励源泉。

此外: 这种阅读方式能帮助各时代的信徒看到所有时代的“天启平行现象”(而非预言)。约翰并没有预言未来会有一个特定的“敌基督者”出现,而是通过意象帮助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各种“敌基督统治者”。例如,希特勒不是那个唯一的敌基督,而是历史上众多的敌基督之一。

  • 针对当代教会: 《启示录》包含的天启元素和异象是给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提到的七个教会的。将其简化为末日预言会抹杀其丰富性和深度。如果将“七个教会”看作历史的七个阶段,那么原始的会众对于当时真实的七个教会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 关于现状: 中东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如果这些内容对最初的读者没有那层含义,那么对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有那层含义。

(Allan R. Bevere曾为卫理公会牧师、美国Ashland神学院研究员)


推荐阅读书目

  • David A. deSilva, Revelation: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21).

  • Michael J.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Uncivil Worship and Witness: Following the Lamb into the New Creation. (Eugene: Cascade Books, 2010).

  • Scot McKnight and Cody Matchett, Revelation for the Rest of Us: A Prophetic Call to Follow Jesus as a Dissident Discip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23).  


星期五, 二月 27, 2026

Monica Augustine Chen:八仙中的吕洞宾也是基督徒吗?

 八仙中的吕洞宾也是基督徒吗? 

Monica Augustine Chen

(原载作者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附图引自维基百科)

昨天(农历正月初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木栅的指南宫参拜,有记者用除夕法鼓山撞钟祈福时「红绳不明原因抖动」的时事梗问她「刚才拜拜有感受到任何灵动吗?」,引起郑丽文与在场民众一阵哄堂大笑。

台北指南宫是北部知名的吕祖庙,主祀的孚佑帝君其实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是光绪年间从山西全真教祖庭之一的永乐宫分灵而来,吕洞宾也是全真派五祖之一。

吕洞宾作为道教的神仙,本不该与基督教有关系,但近几年基督徒圈子却不时传出吕洞宾也是基督徒的说法。这说法最早出自日本学者佐伯好郎(1871-1965)对景教的研究,他以叙利亚文还原了《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中的四篇灵章,发现原以为是梵音咒语的内容居然是景教的赞美诗。

在佐伯好郎此一发现的基础上,同样研究景教的曾阳晴在《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一书也对〈救劫证道经咒〉出现景教赞美诗提出可能的疑问与解释:是否吕洞宾曾是景教中人或披着道教外衣的景教徒?他在〈救劫证道经咒〉以咒语形式把歌颂耶稣基督的赞美诗镶嵌进经文中,除了不欲人知自己与景教关系,是否也有让人念诵咒语时「以无知的敬虔,达到敬拜耶稣基督的目的」[1]?

让人对吕洞宾是否可能是「匿名的景教徒」产生联想的理由还有《吕祖全书》中「化水成酒」、「江陵医眼」、「赵州医跛」或「百僧食面」等记载似乎与耶稣所行的神迹相似;加上吕洞宾修道的终南山与唐代景教重心陕西大秦寺距离不远,这就让人猜测吕洞宾会不会是书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吕秀岩[2]?

不过,不少学者早就反对吕洞宾是吕秀岩的说法,因为吕洞宾从未有过秀岩之名。再者,虽然道教传统认为吕洞宾是唐朝人,如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就说吕洞宾生于唐德宗贞元12年(797年)[3],但晚近学界却普遍认为历史上的吕洞宾是五代末到宋初的一位隐士。

李裕民教授就认为把吕洞宾视为唐朝人所据的资料都不可靠,并提到吕洞宾曾与陈抟(871-989年)往来的《宋史 · 陈抟传》说明了吕洞宾是五代末、北宋初年人,其主要活动年代在后周和宋太祖、宋太宗在位时期[4]。

对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壁画有深入研究的普林斯顿博士景安宁同样断言吕洞宾是「活跃于五代末北宋初的著名隐士,善道人祸福。他的生卒年不详,但真宗朝(998-1022)时可能已卒」[5]。

学者康豹(Paul R. Katz)博士虽认为从研究「吕洞宾崇拜」的目的看,「吕洞宾是否真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但他仍肯定李裕民教授与景安宁博士对吕洞宾历史资料的考察最有价值[6]。

吕洞宾既不是书写立碑时间为781年(唐德宗年间)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吕秀岩,也不是如道教传统所说的出生于唐德宗贞元12年(797年),而是五代末到宋初(907-997年间)的人物,因此不论身分或年代,都难以使吕洞宾与景教徒吕秀岩联系起来。

那么《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中出现景教的赞美诗又该如何解释?由于《吕祖全书》并非吕洞宾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清乾隆初刘体恕等人在明末刊刻的《纯阳吕真人文集》基础上,汇辑「乩坛降笔与假托吕祖显化」所出经卷编成,多为假托之作。 《中华道教大辞典》也指出吕洞宾的著述「真伪混杂,大多为明清间伪撰」[7]。

因此,《吕祖全书》所收录的〈救劫证道经咒〉即或真是景教的赞美诗,也不代表确为吕洞宾所做,或真是吕洞宾的思想,而是反映了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对各类民间文本与宗教材料的广泛吸纳。

不论是有史料支持、以隐士形象出现在五代宋初的「历史上的吕洞宾」,或被宋元明清几代道教徒所塑造出的「吕洞宾崇拜形象」,其生平、传说与「归于其名下的著作」都是植根于道教文化,与基督信仰并无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仅凭《吕祖全书》收录了景教的赞美诗,就断言吕洞宾也是基督徒。

探讨至此,我们认为「吕洞宾也是基督徒」无疑是让基督徒感到新鲜甚至兴奋的有趣说法,提出此说的人或许也是希望借吕洞宾在华人文化的高知名度,找到向非基督徒介绍基督信仰的机会与桥梁。

我也认为即使缺乏足够证据支持吕洞宾与传入中国的景教有关,「八仙中的吕洞宾是不是基督徒?」这话题仍有助于鼓励基督徒进一步去涉猎基督教在华的历史,并思考景教当初所采取翻译与本土化策略的利弊得失。(基甸注:可另参贺宗宁《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最早相遇》一文。)

不论〈救劫证道经咒〉中的景教赞美诗是出于什么原因出现在道教经典中,其宗教语境与神学目的已完全改变。对于诵读这「咒语」却不明白其意义的道教徒来说,所追求的也无非是《太上敕演吕祖救劫证道经咒》所说的:「赦一切罪,解一切厄,拔离诸苦,随所愿遂」[8]。

倒是基督徒需要思考,我们是因认识耶稣基督的伟大而发自内心的向祂敬拜、感谢与赞美,还是糊里糊涂如念诵〈救劫证道经咒〉般只求「赦罪、解厄、拔苦与遂其所愿」?这或许是阅读这隐藏的景教文本时值得想想的问题。

注:

[1] 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花木兰文化,2005,页107-108。

[2] 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花木兰文化,2005,页36。

[3]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页411。

[4] 李裕民教授,〈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收录于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页295。

[5] 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允晨文化,1999,页154。

[6] 康豹(Paul R. Katz),《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齐鲁书社,2010,页68。

[7] 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430-431、103。

[8] (清)刘体恕汇辑,《吕洞宾全集》,华夏出版社,2010,页403。


星期三, 二月 25, 2026

江慕理:宣教差会的武林派别

宣教差会的武林派别

江慕理

   (图片来源:BBU/伯特利全球大学)

五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当然,能被邀请是荣幸,但确实很有压力。第一堂结束后,我跟太太说,以后这种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她立刻回我:“你去年在马来西亚也是这么说的。”但去年只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今年可是内地会。

武当派:内地会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现称 OMF或“海外基督使团”,但在台湾仍称“内地会”)堪称宣教界的“武当派”。这得从宗师的人格魅力谈起——正如武当张三丰打破过去少林独大的局面,开创出重视内功、刚柔并济的武学新境界;内地会的戴德生同样是宣教史上的“开山祖师”。他提出的“信心宣教”原则,打破了当时依附宗派与政府支持的传统模式,深刻影响了近两百年来的差传方向。两位宗师皆凭借极高的属灵与武学造诣,建立起不随流俗、自成一格的体系。

此外,武当与内地会都展现了“精英与侠气”的结合。武当不追求弟子人数,而重视“侠义”之风;武当七侠的威名,是靠锄强扶弱、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内地会对宣教士的要求同样极高,申请过程严谨,考验的不只是属灵生命,更是深入艰苦环境的坚韧毅力。他们不满足于留在舒适的通商口岸,而是直捣中国最贫瘠、最危险的角落。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风骨,使他们在普世教会中享有崇高名望。

如果内地会是武当派,那其他宣教机构呢?

 (左为江慕理牧师,2023年摄于高雄)

少林派:美南浸信会(SBC IMB

正如少林是武林的标竿,美南浸信会是全球开拓教会最多的新教宗派之一。在神学教育与差传理论上,SBC 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许多小宗派或独立教会的“招式”其实都源自这里。少林有“七十二绝技”与无数藏经阁;SBC 则拥有极其强大的神学院体系与差传委员会(IMB)。他们行事稳重、讲求正统,就像少林僧人一样;虽然有时显得保守,但那是因为他们承载着深厚的传统与资源。若你说自己是少林子弟,没人敢小看;同样地,拥有 SBC 背景的宣教士或牧者,在基督教世界里就像拿到了“正宗认证”。

丐帮:青年使命团YWAM

丐帮是金庸笔下人数最多的帮派,成员遍布市井、五湖四海。 YWAM 也是如此——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宗派宣教组织之一,成员来自各地,且非常年轻、充满活力。加入丐帮不需要显赫家世,只要肯吃苦、有热血即可;YWAM 的门槛相对灵活,强调“人人都是宣教士”。其培训模式(如 DTS/“门徒培训学校”)就像丐帮的入帮仪式,迅速将热血青年派往“江湖”前线。丐帮行事不按常理出牌,讲求义气与实践;YWAM 也以“灵活”著称,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从偏远部落到城市街头,都有他们的身影。

逍遥派: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逍遥派收藏天下武学秘籍;威克理夫的宣教士则从事最基础、也最具挑战性的“语言与文字”工作。他们深入没有文字的民族,为其创制文字、编纂辞典、翻译圣经。想进丐帮,热血或许就够了;但要加入威克理夫,你得先修炼语言学这门高深内功。这种对专业技术的极致追求,颇有逍遥派那种“不收平庸之辈”的高冷气质。他们往往隐居在深山部落,一待就是二、三十年;江湖上少有他们的喧哗,但当那本“武林秘籍”(圣经译本)问世时,整个武林都会为之震动。

其他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论述了。

会议结束后,台湾内地会的 Field Director(工场主任)问我对内地会有什么感受。我说,内地会的宣教士都很出色,也很 nice,而会议本身非常“台”。我想表达的是:伙食很简单(跟校园团契的营会差不多),行程非常满。他听完的反应是:「That’s great!」(太好了!)

想想其实也对。那种简单与紧凑,正好反映了内地会一贯务实、专注使命的风格。资源不铺张,时间不浪费,把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

(江慕理是台湾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牧师,本文原发江牧师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星期一, 二月 23, 2026

Harry Chou:公共神学、李登辉、尼布尔

【基甸按】在第二届汉语公共神学会议的“当代华人公共神学13——梁越美、谢木水、胡吉勋”录像视频中,几位老师的演讲都很精彩。谢木水老师讲AI、胡吉勋老师讲儒家,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梁越美老师讲李登辉的时候,提到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名人李登辉是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一位校长,也是我读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你多半不知道的李登辉》的文章介绍过的。几位老师的演讲视频发布后,我在脸书“基督教神学与圣经研究”群组中看到Harry Chou弟兄的这篇评论文章,也写得非常好,感谢作者允准转载于此跟大家分享。  


公共神学、李登辉、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Harry Chou 

第二届汉语公共神学会议最近的影片中,梁越美老师谈的是李登辉,题目是“对信仰负责的政治抉择”。上一次曾庆豹老师谈周联华,是从政治参与看基督徒牧师,这次谈李登辉是从信仰反思来看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对照来看, 这两个例子都是有趣的“跨界”,在政治对立的角度来看,也各自有支持与反对者。

在台湾,特别是在国语教会,在反同之前对牧师的期待是乖乖讲信仰关怀信徒,周联华的反扁“小跨界”及之前的神学铺陈典范,若不是曾庆豹提起,差点就被人遗忘。李登辉就不一样了,台湾从威权到民主,李登辉都是台面上的人物,做了许多的事,评价可以非常两极。特别是那些“转弯”与“不一致”,让那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都可以有很不同的评价。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极外围学生参与者,在“中正纪念堂”的时候李登辉对于学生比起对岸领导人差距天壤之别,但是在郝柏村“军人干政”、“刑法一百条/独台会案”等事件中,李登辉都是当时的决策者,也理所当然是学生们抗议指责的对象。当然学生不知道国民党内政治斗争与李登辉的内心是否有挣扎与筹划,学生只能出于理想抗议与抛出对正义的期待。台湾顺利地走向民主,李登辉固然功不可没,但是“转型正义”做得不彻底以及地方“黑金政治”的余毒至今,李登辉的角色也绝对有可以评论的地方。

梁老师说李登辉是“立基于基督教务实主义的政治家”,这我没意见。我想李登辉作为十九世纪读书人是有理想的,这个理想也让他在寻求信仰时认为在长老会“吃不饱”,转而参加更有敬虔理想的“召会”。我想“召会”也是那时候的李登辉合适的教会,让他可以与戒严中台湾不民主的那一块保持距离,进而安身在国民党干部之中。李登辉的确是务实,时代的各种力量也让他最终慢慢的回应现实,把理想慢慢地实践出来。林鸿信老师最后的分享也很务实,交代了“神学院”“跨界”政治的背后考量,也谈到了李登辉自己从政多年的“反省”。

林老师最后谈到潘霍华、谈到他著名的“spoke in the wheel”(“辐条插进车轮”)的比喻(基甸注:指如果国家不仅是在制造受害者,而且其本身已经变成了一台失控的碾压机器,教会的任务就不再仅仅是为受害者“裹伤”,而是要直接采取行动,把辐条插进轮子里,让车停下来。我则想到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以及他的基督教现实主义。

尼布尔经历过社会福音、经济大萧条、二战、战后重建、冷战,他的思想与主张虽然有调整与转变,但是他对于人性软弱的认识、与对现实责任的理性批判与承担,是他一贯的主轴。在经济大萧条中写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尼布尔区分了个人道德与因为集体利益带来的社会不道德。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基督徒在教会中或在邻里中关怀有个人道德,但是谈到移民、同婚、平权等议题时,似乎就换了一个面孔。尼布尔对此在这本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最近有一个牧师也在谈《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这本书,不过他几乎强行把这本书说成是对自由派/左派的批判,我觉得是错置美国历史脉络的误读。)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与李登辉这个主题有关的,是尼布尔在二战中后期写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这本书。在尼布尔的脉络下,“光明之子”当然是美国与盟友,“黑暗之子”当然是纳粹德国与希特勒。但是,尼布尔写作的重心其实如该书副标所说是重新看待“民主”。尼布尔在前言中写下名言:“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因为人有追求正义的能力,民主才成为可能;因为人有不正义的天性,民主才成为必要)。民主需要有理想,理想需要对于人性调适与沟通的乐观想像,没有这个对人性正面的乐观,会导致“需要管”的专制想法。但如果对于人类对正义的追求过于乐观,会遮蔽因人性不正义带来的社会混乱,最终还是被暴政所吞食。

这本书的洞见是看到,“光明之子”总是过于乐观,相信教育、制度、媒体、群众的力量能带来正义。但尼布尔却说他们是“愚笨”的,他们总是低估了放弃了道德制约的“黑暗之子”的智慧与社会集体走向不道德的倾向。但尼布尔没有因此要“光明之子”走向黑暗,也没有悲观的认为“黑暗之子”将一路胜利下去,更不会犬儒地说“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根本没有差别。

尼布尔在他的现实主义根基上,劝“光明之子”要务实,要认清集体社会冲突不是一时的乱象、而是政治生活长存的特征。 “光明之子”需要学习社会的机制、权力的运作,而​​不只是用道德说教与事实查核来诉诸人性光明的一面。 “光明之子”需要更有智慧,但不能堕入黑暗,要记住不管自己是左是右、是进步是保守,人性的自私与诡诈需要我们有自省的能力、有“民主的谦逊”,知道自己以及自己的阵营也是会堕落的。

尼布尔的公共神学在上世纪七〇年代还是主流,后来进步派走向激进抗争、身分政治,保守派走向文化议题、国族主义,在美国尼布尔已经不再流行。在华人教会中,尼布尔一方面被归为自由派,一方面被新正统、后自由批判为过度相信权力。 总之,现实主义的尼布尔不再流行,人们再次寻找网路时代的大师或是引领风骚的天选强人,而非务实弄脏手解决问题的政治人物。

我不知道李登辉的内心世界或是信仰,我相信他是尼布尔公共神学的实践者。他的从政之路与转变历程也许并非有意的筹划,但是他对时代变化的反应显示了他有对于“民主”理想、也有“智慧”游走于权力之间。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从政的人,我们也不应该限制基督徒从政或参与有政治立场的行动。这也是我喜欢尼布尔胜过巴特与侯活士的原因。我们不需要对于“人性”过度悲观、对于“跨界”绝对禁止、对于“权力”有过度洁癖,最后让“黑暗之子”为所欲为。对于政治立场,我们该祝福祝福、该监督监督,面对现实、学习有智慧,抱持一种悲观谦卑的情怀,继续我们的信心爱与盼望。

【基甸短评】说到对于权力的“洁癖”,我感觉今日美国的政界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这种“洁癖”,反而恰恰是因为崇拜“权力至上”,变得越来越“不卫生”、“不讲武德”、礼崩乐坏,说谎、造谣、言论赤果果的出格,越来越没有基本的decency(不要脸)。左右双方都奔“爱拼(滥)才会赢”去,过去曾经讲“当他们堕落到低处时,我们会高飞”的政客,眼见只有low才能赢,便也开始“反省”,觉得“他们不仁,我们也应该不义”,觉得自己以前讲“武德”、坚持“政治正确”,真是傻白甜、幼稚病、太“圣母”……最后只是输。

我觉得这正是民粹主义(尤其是川普主义,但也不限于川普)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最大的毒害。这是在心灵或者说信仰,也可以说是“公共神学”上的毒害——因为甚至一些基督徒,为了政治斗争(权力),面目都变得越来越“马基雅维利”,只要能打赢他们眼里的属魔鬼的“黑暗”势力(就是民主党、左派、LGBT等等),就能让“洁癖”去见鬼,不必顾忌手段多low,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民主的谦逊”,看得到“自己以及自己的阵营也是会堕落的”。(这可能也是江慕理牧师所说的“新君士坦丁主义”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