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杰克逊与美国白人福音派的选择
作者：丹尼尔·西利曼 (Daniel Silliman)
2026年2月18日
(AI翻译、基甸校对）
感谢作者允准转载于其播客：https://substack.com/@sillimandaniel
我曾与一位福音派信徒交谈，他在1984年的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了杰西·杰克逊。在他看来，杰克逊显然是福音派的候选人。杰克逊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将信仰带入了政治。他在道德问题上带着道德紧迫感发声，继承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辞令，并践行基督徒的使命——关爱“这些人中最小的一个”，为孤儿寡母和寄居者奔走。
我交谈的那位福音派信徒是白人。他是“耶稣运动”（Jesus People）的一员，那些曾是嬉皮士、后来归向基督并经历了生命蜕变的人。他当时天真地以为（他后来意识到这一点），所有的耶稣运动参与者都会和他有同样的感受。他认为，既然福音派信徒总在谈论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文化，那么他们都应该投票给杰克逊，或者至少大部分人应该这样做。
然而，他所在教会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支持的是那位离过婚又再婚、还涉猎过神秘学的演员——罗纳德·里根。当他查看当地的选举结果时，他发现自己的选区里只有八个人把票投给了这位浸信会牧师。
只有八个。他知道，其中一个还是他妻子。他告诉我，就在那时他意识到，在他余下的生命里，福音派政治将等同于白人保守派政治，不多也不少。
复杂的遗产
杰西·杰克逊于今日逝世，享年84岁。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正如《纽约时报》讣告所言，他是马丁·路德·金遇刺到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之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领袖。他重塑了进步民粹主义，将其转变为一种明确且有意为之的多文化主义，强调团结与希望。
然而，他那高亢的道德辞令似乎并未稳固地维系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上。他的自我意识（Ego）常常让他迷失。
他夸大自己与金博士的联系，讲述自己在金去世现场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与事实不符。在运动中的其他人看来，他似乎在试图窃取“继承人”的头衔。他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发生冲突，并因“管理不当及反复违反组织政策”而被停职。他没有修复这段关系，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自立门户。
20世纪90年代，他与一名为他工作的女性发生了婚外情。她比他年轻20岁，两人育有一个孩子，他后来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就在杰克逊背叛婚姻誓言的同时，他正担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精神顾问，帮助他度过性丑闻危机。
在晚年，杰克逊似乎无法接受奥巴马的崛起，也未能找到最后一个救赎式的行动。其他的民权领袖要么在城市政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要么像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那样成为左翼的民间圣人，而杰克逊则显得有些挣扎，似乎永远带着伤痕。
尽管如此，他并不只是由他的缺点构成的（《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四次使用了“尽管如此”一词）。他的成就是历史性的。他是一个转型式的人物。而且，从某种复杂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福音派人物。
杰西·杰克逊应当被铭记，部分原因在于他曾是美国福音派考虑过但最终拒绝的一个选项。他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福音派”是如何等同于“白人福音派”的——曾有过那么一个时刻，这种等同并非必然，但随后它成了现实。人们做出了选择，而这一宗教运动的种族和政治身份似乎就此固定了下来。
“我被视为异类”
1977年，《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简称CT）曾询问杰克逊是否认为自己是福音派。
“我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但白人福音派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们因为我的社会活动而对我敬而远之。”
当时的编辑开始就教义细节对他进行拷问。
不过，杰克逊随后补充说，他不认为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儿子，这表明他并非完全的正统派，也不认为自己受正统教义的束缚。按这个标准衡量，他确实不算福音派。
这些细节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至关重要，对那本试图在20世纪构建福音派定义的运动杂志来说也同样重要。因此，从那个角度来看，这种试探性的提问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你查阅该杂志的档案（我在2019年至2025年间曾在那里担任新闻编辑），你不会发现这种程度的质询出现在其他公众人物身上。没有人审问过FBI局长埃德加·胡佛的正统性。杂志只是礼貌地称他为“教会人士”，并腾出篇幅让他畅所欲言。
即使当CT确实对某人的信仰提出很多问题时，语气也不总是如此审判式。1962年，当第一位美国人进入太空时，CT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调查报告，探讨约翰·格伦（John Glenn）是否“真正经历了重生”。但那篇文章的姿态是期待和兴奋的。他是福音派吗？我们真希望他是。杂志并不是在寻找将格伦排除在外的方法，而是想方设法把他拉进圈子。
但对待杰克逊并非如此。福音派的旗舰杂志迎接他的不是热忱，而是高度的猜疑。
屏障与选择
CT的第一位黑人编辑爱德华·吉尔布雷斯（Edward Gilbreath）发现，到了21世纪初，这种怀疑并未减少。他在回忆录《和解的忧郁》（Reconciliation Blues）中回忆道，他必须“费尽心思穿过两层高管的阻挠”才获准撰写一篇杰克逊的人物专访。
吉尔布雷斯认为杰克逊显然具有新闻价值，并理所当然地认为福音派读者会对这位牧师/活动家的报道感兴趣。杰克逊与当时关于信仰介入政治以及基督徒如何将道德应用于时事的讨论息息相关，是人物专访的绝佳对象。
“算我天真吧，”吉尔布雷斯写道，“但我低估了我的上司们对杰克逊的排斥感。”
吉尔布雷斯想做一篇客观平衡的报道，其中包括对杰克逊政治手段和目标的批评，以及对他个人道德失败的批评。当高层表示对这篇报道感到担忧时，吉尔布雷斯申明了这一点，并辩护称其工作是平衡的。最终，他说他明白了问题所在。
“平衡是不够的，”他后来回忆道，“他们要我确保这篇报道对杰克逊不能太客气，并要明确让《今日基督教》撇清任何同情他的嫌疑……我慢慢明白，这个问题远不止杰西·杰克逊个人那么简单。”
他最终发表了那篇专访。那是一篇出色的报道，抓住了杰克逊的复杂性。
但那个“远比杰西·杰克逊更大”的问题依然存在。福音派信徒正在对他们的种族身份和政治身份做出选择，以及这种身份将变得多么锁定和永恒。然而，他们并不是公开、直接地做出这种选择。“福音派”一词演变为几乎总是意味着“白人”和“保守派”的过程，被掩盖在一种“高度猜疑”的伪装之下。
吉尔布雷斯最终感到精疲力竭。他离开了CT。不是单纯因为杰克逊，但也并非无关。
“我觉醒到了自己作为‘他者’的现实，”他写道，“我是一个身处白人基督徒世界里的黑人基督徒……我被准许进入一个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的地方。我只是一个签证即将到期的游客。”
历史的偶然性
福音派有很多理由不团结在杰克逊周围。我可以想到很多合理的论据来拒绝他的政治立场、他的优先事项以及他的道德领导力。我相信你也可以。
但作为一个历史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选择。我们通常会觉得，像“福音派”的种族和政治身份这类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事情既然这样发生了，就必然会这样发生。而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其中的偶然性。在一些真实的时刻，人们做出了真实的决策。事情曾经不同，未来也可能再次不同。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不是直接做出的，不是大声宣布的。而是通过直觉。通过同情心，以及同情心的缺失。这个选择是在一种性情的重力井中做出的，它表现为偏好而非声明，表现为直觉上的信任或不信任，而非清晰的表达。
这种选择是如此细微，以至于你会认为人们甚至在对自己隐瞒这些选择。
最后一个例子：1986年，杰克逊受邀在全国宗教广播业者（NRB）年会上演讲，这是福音派的一件大事。杰克逊当时正处于两次竞选总统之间，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组织者预期会有1000人参加——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大约是年会有意愿参会者的四分之一。但结果只来了125人，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出席人数寥寥无几，以至于组织演讲的广播员不得不现场集资来支付费用。这令人尴尬。
根据CT当时对该活动的报道，一些缺席的人是明确拒绝杰克逊的左翼政治立场。但几乎没人去听杰克逊演讲的官方理由是“时间冲突”。他的演讲恰好与一场支持以色列的祈祷早餐会同时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那场早餐会并非NRB年会的正式组成部分，也不在日程表上。而杰克逊的活动则在日程表上。
那场祈祷早餐会的贵宾是罗纳德·里根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她属于福音派长老会，在政治上以主张美国支持全球的独裁政权而闻名，只要这些政权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
杰克逊在当时也因未能公开反对独裁者而受到批评。在他对福音派的演讲中，他谈到了他是如何促使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浸信会礼拜的，以及他是如何向叙利亚独裁者哈菲兹·阿萨德讲述通往大马士革的圣经之路的（并促使他释放了一名美国战俘）。
尽管如此，NRB的执行主任坚称，参会者并不是在两种冲突的美国福音派外交政策、或冲突的政治、或冲突的基督徒道德观之间做选择。这只是一个遗憾的“日程安排问题”。
这就是历史发生的方式。杰西·杰克逊曾一度是美国福音派的一个选项，然后就不再是了。
正如《今日基督教》在1986年那篇关于两场针锋相对活动的报道标题所言：“杰西·杰克逊曾经说话，但没多少人曾听。”
（Daniel Silliman是一名基督徒编辑、记者，曾多年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新闻和教会历史编辑，2025年加入Roys Report（罗伊斯报告）担任调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