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的恩慈——纪念我的外婆
基甸
外婆是我母亲的母亲，也是我心目中最具有伟大母爱的母亲。
我是外婆从小带大的。那个年月我的父母医大毕业被“发配”到高寒偏远生活极其艰苦的藏区，为了我和妹妹的前途，父母把我和妹妹交给在成都的外婆抚养。外婆把我们从襁褓中的婴儿一直养育到读上大学，长大成人。外婆的养育之恩让我对她有特别深的感情。1995年我在美国读完硕士，我把我的毕业论文献给了我的外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她在充满苦难的岁月里用伟大的母爱独自辛勤养育了十个儿女和一批第三代，用自己的一生教育了我和她的其他子孙什么是爱心、坚韧、豁达、宽容和进取……”
我一直认为外婆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很丰富的一生。20世纪初外婆出生在四川宜宾高县的一个望族之家，家里很重视读书教育，所以外婆是大家闺秀加上书香门第出身。外婆的父亲思想相当开明，在那个妇女还没有解放的年代就让外婆去上新式学校，一直读到师范学堂，不但学四书五经，也学数理化甚至外语，直到被外公娶走。据说学生时代的外婆非常聪颖美丽，秀外慧中，在我的想象当中就像那些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的旧时的女学生。
年轻时的外公不但是一个颇有才华的读书人，而且有革命的志向和抱负，参加过早期的黄埔军校，甚至跟周恩来邓小平等是同学校友。后来跟他弟弟一起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搞学运。有一天国民党来抓他，他不在宿舍，他弟弟却在，他弟弟就“顶替”他被抓进监狱，后被国民党杀害，成为共产党的“川大英烈”之一，今天你去川大学院还能就看到外公弟弟的名字刻在烈士纪念碑上。外公后来却加入了国民党（尽管他认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各有利弊）。
外公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并没有当过什么大官（生前最后的任职是川大“训育长”），跟外婆倒是相当恩爱，生养了四男六女足足十个之多的儿女。在抗战的烽烟和动荡的时局中，外公和外婆携家带小，一路辗转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最后才又回到成都定居。外公在外面做事，外婆在家相夫教子。
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外公选择不离开大陆，跟全家人在一起。当时外公也在四川大学任教，颇有中国知识分子迂腐气的他还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新政府不会拿他怎么样，因为他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他觉得以后他至少还能教古典中国文学。但成都解放后不久，外公就在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镇压”（尽管他同情“进步”学生甚至曾经营救释放过一些学生，但仍然被指控为“伪装进步”的“国民党特务”），1950年被枪毙在成都郊外。
外公的死对外婆来说不仅是痛失所爱，而且更是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苦难的开始。外婆一直没有再嫁。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没有正式的工作，却要独自抚养十个（不是一个两个甚至三个五个，而是十个！）儿女，其艰难困苦我想任何旁人都难以想象。为了自己更为了儿女的生存，大家闺秀出身的外婆出去帮人打工，给一家小汽修厂的工人们做饭洗衣服。冰冷的冬天洗一件厚厚的油腻的棉衣，可以挣到一分钱，帮人做饭可以带回一些残羹剩饭给饥饿的儿女们吃。后来刮肠衣、糊纸盒，各种各样的活，无论多重多脏，都干过。
再后来经历历次的政治运动，因着外公的“历史反革命问题”，一家人更是经历歧视逼迫，饱尝世态炎凉。外婆的子女，都受到“家庭出身不好”的牵连。我的大姨和我的母亲还算读了大学（师范和医科，都是不需要学费的），再下面的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大舅曾经是成都七中成绩最拔尖的高材生，可就连他也因为“出身问题”不能上大学，被分配到建筑队。其他的儿女后来有的被迫下乡到农村，有的被分配到偏远贫寒地区。大姨和我母亲毕业以后参加工作，担负起全家的经济供养。大姨工作在贵州，十个儿女中的一部分跟着外婆到了贵州，一部分留在成都。从反右到文革，时局愈发混乱，外婆的儿子中一个曾经“偷奔”新疆，差点死在路上；另一个（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竟因为留在成都无人照顾又遭人诬告而被抓去“劳教”，这一“劳教”就是几十年，家人都无法领回，受尽了非人残酷的“专政”，整个的青春在无比惨烈的“劳教”中被剥夺……外婆的心是极为悲悯充满母爱的，我实在不敢想象外婆那颗柔软的心曾经是怎样的被忧伤撕裂，母爱的牵挂和伤痛又是怎样地被苦难浸透……
文革开始后，外婆回到成都，开始养育我和妹妹，同时照顾其他子女和第三代。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年代，外婆用一种伟大的母爱默默地承受着超乎寻常的劳苦艰辛，坚韧而无私地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儿孙。外婆非常勤快，多年的劳碌压弯了她的脊梁，然而她的身体却很健壮，我小的时候外婆六七十岁的年纪，每天上街买菜提着菜还能行走如飞。
家里贫穷，外婆于是养成了非常节俭的习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总舍不得买，但是对我和妹妹，却是特别的慷慨，逢年过节亲戚邻居送点什么好吃的，她自己舍不得吃，全都拿给我们吃。外婆烧得一手好菜，用最普通的材料能做出特别美味可口的菜肴，一直到今天我都常常怀念小时候外婆做的家常川菜。
外婆对我们孙辈的教育特别关心，不但教我们尊重知识，努力读书，也教我们懂事明理，与人为善。读书方面外婆从来不勉强，我们自己反而知道努力用功。为人处世方面外婆自己不仅给我们言传，也给我们身教。外婆生性善良，极富同情心肠。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外婆会唱一些悠扬朴实的童谣给我们听，那些儿歌的内容充满了对小动物和弱者的怜悯和爱惜。对他人的苦难和不幸，外婆总有很深的同情和悲悯。
最难得的是，历经多年的艰辛和苦难，外婆对曾经帮助过自己和家人的人有很深的感激之情，一直记得别人的恩惠，对伤害过自己和家人的人却没有丝毫的怨气，一直报之以理解和宽容。我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成都的安顺桥边。在我们家老宅院的隔壁，是另外一个大宅院，里面有修得相当好的两层楼房，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一些老红军、老八路、老志愿军等等和他们的家眷，我们把这个院子叫做“红军院坝”。外婆的宽和温柔和对子孙的优良教育渐渐深得这些地位和条件都比我们家好得多的“老革命”家庭的尊敬和同情，“红军院坝”里的人对我们家多有关心和帮助，我们家的娃娃们也跟他们院子里的娃娃们成为好朋友，整天在一起玩，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隔阂。几个“老革命”家庭和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在那个年代作为邻居居然不仅和睦相处，而且互相以恩慈相待，在那个充满批判斗争的冷酷岁月里默默演绎着一股人性中善良一面的温馨。
几十个看似寻常实不平凡的春秋随着历史过去，外婆的儿孙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晚年的外婆受到满堂儿孙们由衷的敬爱和孝顺，也受到众多邻里亲友的尊敬和羡慕。几十年的辛劳压弯了外婆的脊梁，老年的外婆也越来越瘦小，然而外婆的身体状况却仍然良好，而且精神上非常健康，人到老年性格反而象小孩子一样，家人无不为其“返老还童”的心境而感叹。
1992年我和妹妹先后来到美国，年底妹妹生孩子，外婆和妈妈一起来美到加州照顾妹妹和旅游。对长途旅行和新的环境外婆毫无不适，语言不通也不妨碍她老人家跟人比划着各说各的沟通。我和妹妹一家跟外婆去迪斯尼乐园玩，大家告诉外婆，有些翻滚列车之类的节目(rides)太剧烈，她老人家不能坐，她还恋恋不舍地问“可不可以就坐一个嘛？”我们带她到外面观光，她总是兴奋而好奇，不断赞叹看到的新鲜的东西，看到好的风景，她还赞叹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很美啊”、“万物真是奇妙啊！”，对自己有这样的福气以八十几岁的高龄出国旅游探亲非常感恩。
我和妹妹到美国以后先后信主，后来妹妹回国，给已经是九十高龄但头脑仍然非常清楚的外婆传了福音，外婆一听就信主了。妹妹和我高兴得不得了。外婆信主后每餐饭前都要祷告，而且常常到屋子外面的阳台上去祷告。后来视力太差自己读不了圣经了，还会让儿孙把圣经读给她听。2002年外婆的生日我和妹妹都回国为外婆祝寿，在生日庆典之前外婆接受了点水洗礼。
我在美国先求学后工作，头几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过国。不能回去最难受的，就是不能见到外婆。第一次回去的时候见到外婆，老人家已经衰老了很多，她在门口等着，我走到她前面，她一把抱住我，我蹲下来，泪流满面。我的假期不长，很快就需要返回美国了，我们都不大敢跟外婆说。临别的时候外婆正在生病，她说，你们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没有把你们带好，现在你们有出息了，我也感到安慰。我跪在外婆床前为她祷告，也为她感恩。
2003年1月我在泰国曼谷出差。给家里打电话，家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病重，我马上买了机票从曼谷飞回成都。我在她病床前陪她，跟她聊起往事，也跟她谈到上帝，谈到天堂。看到外婆对自己快要被主接去充满了盼望，对死亡毫无恐惧，我心里面深深感到安慰。外婆去世后，她的丧礼是基督教形式的，有简洁典雅的白布鲜花和优美感人的唱诗讲道。来参加丧礼的众多的亲戚朋友都说这样的丧礼既隆重肃穆，又发人深思，很感人，也很有意义。外婆走了，但她并没有离开我们，我深信她只是卸下了一生的劳苦，睡了，休息了，暂时离开了自己寄居和做客旅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与她重逢，那时候将不再有苦难和眼泪，而只有欢笑和感恩。
外婆的一生，充满“苦难记忆”，也充满母爱的恩慈，更充满上帝的恩典。外婆的一生，让我们深深感动，也教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将更珍惜生命，努力在世上好好生活，直到在天国与外婆再相见的那一天到来。
（2005年5月首发《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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