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略览基督徒的战争观

 

战争与和平——略览基督徒的战争观

 基甸 

（原载《EYE》2005年第七期） 

基督徒怎样看待战争？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看法也可能有差异。这个问题是信仰与信仰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到解经、神学、教会历史等诸多方面。 

尽管有少数基督徒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而且拒绝参与任何战争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显然不是逢战必反的。比如很少有基督徒会反对抵抗法西斯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因为我们相信那些战争是正义的。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们相信基督徒应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必反对正义的战争。当我们对壹场战争（如美伊战争）的看法有分歧的时候，我们的分歧点并不在于战争是否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在于我们对这场具体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当然会因我们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而异，也跟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体验、个人性格等等有关。 

对基督徒来说，是否可能有“正义的战争”、以及什么样的战争才算得上是“正义的战争”，我们的看法跟我们的解经和神学有关。从圣经本身的教导来说，一方面，福音的精髓是爱与赦免，基督徒应该爱仇敌、为他们祷告；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应该维护公义、保护弱势群体，而且可以自我防卫。这两方面的教导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实是可以得到统一的，正如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可以并存、基督徒可以同时恨恶罪但爱罪人一样。然而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上，基督徒在两者之间可能有不同的侧重，基督徒的战争观也因此是多元的，本文将主要谈及“选择性的行动主义”(Selective Activism)和“和平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倾向。 

从解经和神学来说，和平主义反战观的主要根据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是反对暴力的。无论是登山宝训，还是耶稣自己的身体力行，体现的都是和平主义的精神。耶稣本人遭受到最大最恶劣的社会不公，然而他为逼迫他的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他教导门徒“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甚至“有人打妳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基督信仰的“爱”的特质要求信徒以一种极端的、无条件的、牺牲的爱来化解仇恨和暴力。基督徒面对社会不公，应该学习基督，存谦卑宽容忍耐的心，等候主自己伸冤，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诉诸武力、以暴抗恶。尽管在旧约中确实有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征战攻击外帮仇敌的记载，但旧约记载的战争也只有一部分是如此，其它则是人的罪性所致。而且旧约里以色列人的正义争战都是用来预表公义对邪恶的战胜、最终预表上帝的救赎的。到了新约，上帝的救赎已经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完成，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应该再用战争和武力“替天行道”。历史上基督徒的十字军“圣战”和历次惨烈的“宗教战争”，都并非符合真正的基督信仰精神，而是人背离圣经自以为义的结果，是人罪性的表现。至于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以人的有限而要做这样的判断，很多时候都难免是不可靠和危险的。 

在基督教历史上，除了初代信徒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采取不抵抗主义以殉道见证自己的信仰外，还有其它壹些和平主义的反战实践。比如“贵格会”（或称“教友会”，Quakers）和“门诺弟兄会“(Mennonites)这两个小教派是比较彻底的反战的。贵格会和门诺弟兄会都是十六世纪极端改革派“重洗派”(Anabaptist)的后裔和传承。重洗派的神学，不但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也被当时的宗教改革的新教（更正教、抗罗宗）的主流视为“异端”。他们也因此不但受到国家的迫害，也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迫害。然而他们的信仰，有很多地方跟主流的改教信仰其实是一致的。他们特别的地方，是强调跟随耶稣、受苦、忍耐、与世俗分离等等。由此带来的信仰实践，是绝对的“不抵抗主义”和出世的生活。在战争观上，就是彻底的、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他们不但反对战争，也拒绝参军。另一方面，他们对世俗的权力，也是完全的不抵抗。当宗教迫害临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很有一致性的不抵抗，“听凭主怒”。所以历史上有大量的该派信徒被国王们和基督徒们轻而易举的消灭杀戮，彻底的不抵抗的代价是默默流淌的鲜血和默默牺牲的生命。（主流的新教教派，无论是路德宗、改革宗、清教徒，都不是彻底反战的，否则今天我们恐怕仍然只有天主教而新教早已在历次的宗教战争中被缴杀净尽了。）因此，他们是彻底的反战，但是他们反得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反战不因政治倾向而改变，纯粹是出于宗教信仰。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基督的教导爱人如己，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战争本身都是残酷和伤害性的，但可悲的是战争也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没有战争的乌托邦存在。生活本身是真实的，很多美好的理想，包括绝对的和平主义，常常都无法在现实当中实现，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纯净的童话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罪污染了的世界里面。世界上的宗教和基督教的教派多如牛毛，真正彻底反战的其实很少。佛教按说应该是很非暴力和和平主义的，可也有信仰“我佛慈悲亦惩恶”的棍僧。生命是宝贵的，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在堕胎等问题上也都是持“维护生命”(pro-life)的价值观和立场，但是面对战争，这些基督徒当中也有持选择性的“主战”立场的。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立场并不违反圣经的教导。 

圣经并没有禁止基督徒参与一切的战争。耶稣教导门徒应该自我防卫，奉差外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带刀，而且“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路22：36）。圣经也教导信徒“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82：3-4）新旧约中都多有以征战预表和比喻属灵真理的经文。新旧约中也都有身为军官或士兵的的信徒，如新约中信主的百夫长、罗马官兵等，耶稣和彼得称赞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并未责备他们没有退出军队（太8：5-13，徒10）。更重要的是，圣经要求基督徒顺服政府的权柄，“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13：4）。世界上的政府及其军队应该有责任扬善罚恶、维护和平与秩序。有人问马丁路德一个人可不可以又参战当军人又做基督徒，路德说“当我想到一个士兵的尽职即意味著刑罚作恶的、杀死做恶的、并因此造成悲惨的结局的时候，似乎那是跟基督之爱背道而驰的非基督徒的做法。但是当我想到一个士兵所做的是怎样保护了善良的人、保全了妇女、儿童、住房、农场、财产、荣誉和和平的时候，我又看到这是何等可贵和敬虔的工作。”（英文路德文集46:96，笔者中译）很多时候，战争成为维持和平的唯一选择，这当然是一个可悲的悖论，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也可能是一种上帝的护理。 

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更多的是持有选择性的主战或反战的立场，就是说有条件地、谨慎地支持“正义的战争”。而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在西方）衡量一场战争是否正义仍然是依循一些传统的原则。在基督教历史上，从奥古斯丁开始，就有从圣经思想推演出来的“正义的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用以对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提供具体的判定标准。按照奥氏的看法，正义的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和平和公义，这样的战争必须在公义的原则下依循正当的手段进行。（实际上，奥氏本人虽然不情愿地接受了战争的事实，但内心却敬佩彻底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因此“正义的战争”理论要求正义的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和自卫，任何主动的侵略、复仇、征服、经济掠夺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都不符合正义的标准。只有一国之政府有权发动战争，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这样的权利。战争必须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用尽了外交、经济制裁等手段之后才能诉诸武力。战前和战争进行中必须遵循一系列公义的准则，包括要向仇敌守信、正式公开宣战、不抢掠、不屠杀、不焚城、不伤害非军事人员和平民，等等。正义之战的理论并非是为把战争正当化合理化而制造的理论，而是为战争设限，尽量减少战争的伤害。如果每个国家都遵循正义战争的原则，那么很多战争都是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该打的。 

尽管“正义的战争”理论应该说是西方正统教会比较主流的战争观，在华人基督徒中这仍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在廿一世纪的今天，基督教信仰早已呈现多元化的境况，“正统”与传统也许已经不再具有多少规范的作用。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正义的战争”理论也许只不过是“人的东西”，并无权威可言。这本身也许是好事--如果真的是出于不迷信前人、“唯独圣经”的话。然而这也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一切的价值判断就只有都成为彻底主观和相对主义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一切都只是观点与角度，一切都只是文化与背景，那么也就无所谓对错，没有真理可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于1917年正式对德国宣战。当时美国在任的总统是威尔逊。威尔逊本人是个厌恶战争的基督徒，所以美国一直到了战争已成终止战争的唯一方法的最后关头才宣战。威尔逊在议会提出：美国只为和平而战，不为侵略、不为掠夺、不为复仇、不为毁灭而战，只要对方一放下武器，立刻停战。他说：“我深信和平是建立在人民的权力而非政府的权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有相同的自由、安全与均等的机会时，就有和平”。 

威尔逊的话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深思。和平，是人类崇高的理念和美好的向往。然而和平也是最不可求最难得到的。廿一世纪的今天，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然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著世界。实际上，圣经明确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一直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太24：6）。基督徒应该为世上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为世界和平祷告，但是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罪性不抱幻想。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最终不能指望国家和掌权者，而在于人的内心。人心与上帝为仇，人与人之间也无法有真正的和平。基督是“和平之君”，基督信仰带给人的最大的福祉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也与人和好。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世人，做使人和睦的有福之人（太5：9）。基督徒也有真实的盼望，那就是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到那时列国“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赛2：4）上帝与人同在，人将享受真正的永远的和平。 

参考文献： 

杨牧谷主编《当代神学辞典》“战争与和平”词条 

张文亮《法政捍卫者的忧伤与荣耀——美国总统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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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光”——麦克斯韦的信仰与人生

 

“要有光”——麦克斯韦的信仰与人生

 

文/基甸

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是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对科学最大、也最为人所知的贡献是将电、磁、光统归为电磁场中的现象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被誉为物理学历史上最伟大、最优美的数学公式的一组方程：

 

 

但麦克斯韦在科学上的建树范围颇广，他在偏振光、光弹性、分子运动等方面都有优异的研究成果；他对颜色的性质和组合原理的研究为彩色照片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他推断土星环是由有各自环绕土星运动轨道的大量的小颗粒构成，这一理论预测最终被20世纪80年代观测土星的旅行者计划验证。麦克斯韦是第一个把概率理论运用在气体的性质分析中的人，他也是描述一定温度下微观粒子的移动速度的“麦克斯韦-玻尔兹曼概率分布”的发现者。在1864年发表的论文《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中，麦克斯韦提出电场和磁场以波的形式以光速在空间中传播，并提出光是引起同种介质中电场和磁场中许多现象的电磁扰动，从理论上预测了电磁波的存在。麦克斯韦的科学工作被公认为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他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十九世纪物理学家中，对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巨大进展影响最大的一位。[i]

 

麦克斯韦的母亲特别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她发现小詹姆斯的科研潜质就努力加以培养。可惜她在麦克斯韦8岁时就因胃癌去世。母亲的早逝使得詹姆斯跟父亲的关系更加亲近，也令詹姆斯的性格更早成熟和有责任心。麦克斯韦14岁时写出第一篇论文，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研习物理和数学，18岁时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两篇论文，19岁进入剑桥大学研习数学和物理，25岁成为阿伯丁马利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最年轻的教授，比其他所有教授至少年轻15岁。麦克斯韦具有极深的数学天赋，这对他的物理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他27岁时娶了牧师的女儿凯瑟琳为妻，凯瑟琳是一位愿意舍己爱丈夫的贤妻，也喜爱科学研究，她为麦克斯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凯瑟琳比麦克斯韦大七岁，但麦克斯韦深爱他的妻子，为凯瑟琳写了很多情诗，他们夫妇堪称是世人羡慕的“神雕侠侣”。[ii]

 

麦克斯韦从小就喜爱读圣经、背圣经，他八岁时就能背诵诗篇第119篇的整篇（共176节经文），且能从任何诗篇的引用中说出引自诗篇何章何节。对幼年的詹姆斯来说，宗教的敬虔跟智力的操练是密不可分的。到了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麦克斯韦对科学研究更加热忱，对自己在数学等方面的训练更加认真，因为他深信科学是人了解上帝启示的途径。他写信给他父亲说，他同意威敏斯特要理问答开宗明义所说，“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在他写给好友坎佩尔（Lewis Campbell）的信中，他说科学研究就像农夫耕地，一定要耕透、翻遍，但他相信“只有基督徒才能如此耕透神圣的土地”，因为其它宗教信仰有各样的禁忌，但“基督教——基于圣经的宗教——是唯一能够突破这些限制的信仰形式”。对麦克斯韦来说，基督教信仰不但不让人盲信，而且更给科学家破除迷信的自由。[iii]

 

在剑桥的第三年，麦克斯韦因为学习和研究积劳成疾，暂时到泰勒牧师（Rev. C. B. Taylor）家寄宿养病，受到牧师夫妇悉心的照顾。麦克斯韦内心被泰勒夫妇表现出的基督徒的爱心深深感动，他也反思自己的信仰。康复、回到剑桥后他在给泰勒夫妇的信中坦承：“我有比任何其他人更邪恶的潜力……如果说我能逃脱罪恶的捆绑，那唯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帮助我离弃自己……但我并不能做到完美，只能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其实麦克斯韦在生活中是一个对人非常友善、有爱心的人，但他对自己的罪很敏感，这让他在上帝面前能保持谦卑。

 

到马利歇尔学院任教后，麦克斯韦开始跟凯瑟琳交往，追求她。他给凯瑟琳写的信，几乎都会谈到他们共同的基督信仰，很多时候他会分享自己在教会（麦克斯韦是苏格兰长老会的成员）教主日学的领受，朋友回忆说他的情书里面有很多他对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利比书的解经，就像一篇篇讲道的稿子。他和凯瑟琳的恋爱和婚姻都明显因为他们共同的信仰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在其中也真地能够“以上帝为乐”。他们夫妇两个身体健康情况都不好。凯瑟琳生病的时候，麦克斯韦彻夜守在她身边照顾她；麦克斯韦晚年生病的时候，凯瑟琳同样是对他有很多体贴的照顾。[iv]

 

1860年，麦克斯韦被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聘为自然哲学教授。在就职仪式上，他说：宇宙中的每一种分子都不会随着时间演化，“自然的过程没有产生任何分子的任何性质的变化……而每个分子跟同一种分子的性质完全一样。这说明分子有被创造（manufactured）的基本属性，不可能是自有永有的。”麦克斯韦这里所表达的，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智慧设计论”，尽管“分子永恒不变”的表述在今天看来可能并不准确。他在后来的通信中解释说，完全一样、永恒不变的分子有一种一致性，是来自一种“一致、准确、对称、均匀和有计划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我们记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发表的，麦氏的这番讲论跟自然主义进化论的相左就更明显了。

 

在伦敦，麦克斯韦对基督信仰的追求和认识进一步加深，除了他自己父辈的苏格兰长老会，他也受到英格兰的安甘立宗和浸信会的影响，神学思考日渐成熟。他写信给泰勒牧师说，在伦敦他喜欢去听一位浸信会的牧师讲道，因为那位牧师“熟悉圣经，尽可能按照圣经的原意讲道，并详加解释，使他的听众能理解。”[v]

 

1865年麦克斯韦从国王学院退休，但其实是“退而不休”，他回到苏格兰老家继续进行物理理论的研究和科学著作的写作，并跟开尔文勋爵等同行科学家频繁通信。1871年，麦克斯韦在友人劝说下接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的聘请，到该实验室担任教授，领导实验物理的研究。随着麦克斯韦在科学界的声誉不断提高，英格兰的一些教会开始请他担任科学与信仰方面的顾问，帮助解答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次一位主教请教麦克斯韦关于在创世记第一章里太阳是在光之后被造的问题。主教问麦克斯韦先于太阳被造的光是否就是“原初的振动”。麦克斯韦回答说他也注意到“大多数的解经书里都说光在太阳之前被造跟最新从科学发现令人惊叹地相符”，但他认为我们需要更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必须用跟1876年的科学相符来解释圣经（1876年的科学可能跟1896年的科学都会彼此矛盾），那么确实，把创世记第一日的解释成包罗万象的以太对我们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圣经作者要对他那个时代的读者传递的理念。如果我们把一个推测性的科学假说跟创世记的文本绑在一起，我会感觉很糟糕……科学假说的变化速度自然比圣经解释的变化速度快。所以如果一种解释是建基在科学假说上，它很可能在应该被埋葬和遗忘之后很久还被人奉为圭臬。”[vi]^，[vii]我相信麦克斯韦对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深刻见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科学工作者都有启迪和帮助，对我们当中希翼调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人是很好的提醒。

 

麦克斯韦的神学建基于他对圣经的尊重和领受之上，他说：“想一想上帝决意要向所有那些愿意顺服他的公义及接受他的恩赐的人做的事吧。上帝要将他们改变，以至他们能有他的儿子（基督）的形象。当上帝成就这事、看到他们身上有基督的样子时，他们就不再能被定罪了“。[viii]麦克斯韦晚年罹患癌症，在病重当中他给以前的同事写信说：“我一直在想上帝对我是多么温柔。我一辈子没有遭受过什么大的打击。我唯一的愿望是像大卫那样，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事了我这一代的人，就睡了。”在他病中经常去探访他的一位牧师作见证说：“他的疾病带出他整个人的心灵：他对道成肉身及其结果、对基督救赎的完备有效和对圣灵的工作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探索、了解了哲学的各种路线和系统，但发现它们是虚空及不能满足人心灵的——用他的话说是‘没有功效的’，于是他转向单纯地相信救主基督的福音。”[ix]

 

麦克斯韦确实是用科学研究服事了他那一代的人。他的信心如今仍然向我们说话。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像他一样蒙召用科研工作荣神益人的基督徒，那么就让我们像他一样祷告吧：“全能的上帝，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好叫他追寻你，并且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求你指教我们去探究你手所造的一切，使地球能够为我们所用，更加强化我们事奉你的理由；好叫我们接受你有福的话语，相信你赐给我们基督，是要让我们有得救的知识和罪得赦免的确据。以上所有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x]

 

原载《恩福》杂志2020年10月号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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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 （2020/3/28读取）

[ii] 同上。

[iii] Ian Hutchinson. “James Clerk Maxwell and the Christian Proposition”, MIT IAP Seminar: The Faith of Great Scientists, http://silas.psfc.mit.edu/Maxwell/ （2020/4/18读取）

[iv] 同上。

[v] 同上。

[vi] 同上。

[vii] Henry F. Schaefer III.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 LeaderU.com, 2http://leaderu.com/offices/schaefer/docs/scientists.html（2020/4/18读取）

[viii] Henry F. Schaefer III.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 LeaderU.com, http://leaderu.com/offices/schaefer/docs/scientists.html（2020/4/18读取）

[ix] Ian Hutchinson. “James Clerk Maxwell and the Christian Proposition”, MIT IAP Seminar: The Faith of Great Scientists, http://silas.psfc.mit.edu/Maxwell/ （2020/4/18读取）

[x] Lewis Campbell and William Garnett. The Life of James Clark Maxwell: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Correspondence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London, UK: MacMillan, 188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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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苗族人在美国

【转载】苗族人在美国



原载：https://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04877&boardid=1



原帖发布者（可能也是作者）：coolface2

苗族，(越南文：Mèo；泰语:แม้ว / ม้ง；Maew / Mong 英语也称Hmong)，是一个发源于中国的国际性的民族，主要聚居于中国华南及东南亚。在中国，苗族约为894万人（2000年），为中国人口占第5位的民族。在越南名为赫蒙族，人口78万7604人，列第8位。

苗族发源于中国，约有8成的苗族人口分布于中国南方省份，而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老挝、缅甸也有相当规模的苗族。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数万苗族人成为难民，部分移居到美国和法国。



分布在各地的苗族人有许多自称，如“牡”、“蒙”、“毛”、“果雄”、“带叟”等，还有些地方按其住地、服饰等方面的不同，在“苗”字前冠以不同的名称，如“长裙苗”、“短裙苗”、“长角苗”、“红苗”、“黑苗”、“白苗”、“青苗”、“花苗”、“小花苗”等。苗族人多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中国境内的苗族48.1%散布于贵州省全境，其中黔东南的苗族组成比例最高。其次是湖南省西部(21.49%)和云南省(11.67%)，但亦有分布于重庆市东南(5.62%)、广西区北部(5.18%)、湖北省西南(2.4%)、四川省东南(1.65%)、海南省(0.69%)等省市内。



苗族为什么去了美国？



位于明尼苏达州Concordia大学的苗族档案馆，归属于那里的苗族研究中心)里面的一张画，内容是越战后老挝苗族人被屠杀的情景。这是美国苗族永远的痛，从他们大量以当年战争为题材的刺绣、绘画就可以让人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



很多人对美国突然出现很多苗族感到很迷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甚至一些美国人也感到迷惑。原因其实不很复杂，就是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期间，也同时在老挝发动了一场鲜为人知的秘密战争，苗族人当时是为美国作战的。战争结束后，大量苗族遭到屠杀，被迫逃到泰国，沦为难民。后来，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大批苗族难民，以及其他一些民族，比如瑶族，迁徙到了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



大家知道，苗族之所以去了美国，是苗族在越战期间为美国作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既然与越战有关，去美国的苗族是从越南过去的吗？苗族直接在越南的土地上参加了越战吗？不是。去了美国的苗族，他们的故乡是老挝，他们也不是在越南的土地上作战。老挝的苗族怎么去美国与越战有关呢？其实确切地说，苗族去美国是直接与美国在老挝土地上展开地秘密战争有关，而这场秘密战争又与众所周知的越南战争有关。



美国在1961年到1975年在越南发动战争的同时，也在老挝开展了一场秘密战争。当时美国是想把老挝作为对付越南北部以及中国的一块阵地，就像前苏联要在美国旁边弄一个古巴是一样的道理。当时老挝的巴特寮（Pathet Laos，老挝共产主义者建立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和越南北部政府站在一边的，美国便利用苗族来和巴特寮作战。之所以被称为秘密战争，是美国没有直接派兵在老挝的土地上作战，而只是出钱出枪，让苗族人为他们卖命。1975年，美军从越南撤走，自然也就停止了对老挝苗族的援助。正面战场都不打了，老挝这边自然也就没有坚持下去的必要了。美国一走，苗族失去了后盾，便纷纷渡过湄公河逃往泰国，一时间，泰国聚集了大量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后来，才在联合国的作用下，这些苗族去了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法国、澳大利亚、法属圭亚那等西方国家。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人需要记住，一个是美国的爱德华·兰德斯代尔（Edward Landsdale），是他出的主意，让美国利用苗族为他们作战。另一个是苗族人王宝（Vang Pao）将军。1960年，一位叫比利(Billy)的美国将军找到他，老挝苗族人的命运就在这两个人的谈话中决定了，战争开始了。



据后来一些苗族老兵的回忆，美国人给了他们两个许诺：



1、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尽可能帮助他们，



2、如果苗族人失败了，美国将给他们找一块新地方居住。



（1,The CIA would help the Hmong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2，If the Hmong lost，America would find a new place for the Hmong to live）



1959年7月，美国特种部队训练队员被派往老挝，代号叫“热脚”。近100个美国顾问也被派往老挝，叫老挝训练顾问团。一共有12个营，每个营有12名美国顾问。当时老挝军官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些美国人。



1959年夏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爱德华建议使用苗族人在老挝东北部作战。1960年，另外一个美国情报局人员，比利上校，与政府军里的苗族军官王宝取得联系。王宝马上表示赞同，他说：“我是与巴特寮势不两立的，我要么离开，要么打，我更倾向于打。”比利上校又去游说苗族长老们，并许诺给他们好处，这样长老们就接受了。



王宝答应为美国而战之后不久，500条枪运到了苗族人手里。美国的军事顾问开始训练苗族士兵，队伍也日益强大。苗族军队达到了最强大的时候，达4万人之多。王宝这时甚至征集12岁的童子军参战，因为成千上万的苗族士兵在战争中牺牲了。这时候，苗族也更加依赖于美国的援助。



从此以后，苗族军队在走下坡路，巴特寮越来越占有优势，越南士兵也开始进入老挝了。1961年6月，巴特寮占领了原来苗族设在Pa Doung的指挥部，苗族指挥部只好移到Pha Khao，最后又再一次移到龙镇。并在那里一直坚持到1975年。



1965年，苗族村民们开始着手修建了几百条飞机跑道，用来接收来自空中的美国物资供给，这些跑道常常修建在山上，飞行员往往要在仅仅几百英尺的30度斜坡上将飞机停住，以免滚下悬崖下去。因为是拉锯战，这些跑道有时候会被敌人占领，所以飞行员必须看见可靠的信号，他才降落，搬下粮食、药品和枪支弹药，或者将这些物资空投下来。



在修建这些小跑道的同时，在一个叫龙镇（Long Cheng）的地方，修建了一条比较大的飞机跑道。龙镇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价值，美国的物资可以从泰国和越南运送到这里，然后分发到各个地方。



1965年之后的三年战争处于一种拉锯战的状态，苗族在雨季占有优势，这时候敌人的坦克在很多泥巴地无用武之地，但在旱季他们又会将失去的地方重新占领。



在战争后期，越南在老挝动用了化学武器，被人们称为“黄雨（yellow rain）”，给包括苗族人在内的老挝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美国也曾用飞机在越南的丛林喷洒一种化学药剂，让树叶全部掉落，这样越南士兵就难以隐蔽，这种药剂也给越南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后来，随着美军在越南战场的撤离，苗族军队越来越处于劣势。1975年，巴特寮置停火协议于不顾，开始了一系列对王宝领导下的苗族军队的攻击，那年的5月初，苗族所属的老挝政府军开始土崩瓦解了。



老挝的苗族百姓，其战斗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觉得当兵是一种荣誉，在苗族军队中，往往一个士兵死了，他的儿子会接替他的军衔，这部分人应该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的。有的只是为了拿军饷养家户口。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被迫。在采访中有人这样描述：王宝在战争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件事控制在他的手中。是由他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哪个村寨需要供给，也是由他来控制鸦片的出口，而鸦片是苗族的主要经济作物。王宝就是利用这两点来迫使村寨的头向他提供士兵。如果某一个村寨说死的人太多了，不想再派人去参战了，那么王宝就会叫美国中央情报局切断这个村寨的食物供给，并切断他们的鸦片出售。这样，他们就买不着任何吃的东西了。



1973年巴黎协议的生效，使苗族再也得不到美国的任何支援。这个协议使所有的外国军队撤离了老挝，并开始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很快，巴特寮开始控制了整个国家局势，两年后，1975年5月初，巴特寮逼近苗族军队的指挥部龙镇，苗族的局势极端恶化。



王宝把苗族的头领们聚拢来，告诉大家有三条路可走，要大家一起商量作出决定。



1、坚持战斗。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苗族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估计能坚持一年左右，但巴特寮无疑会无情报复。



2、逃离老挝。邻邦泰国是一个临时的避难之地，原来的那些反巴特寮的军事训练营可以作为难民营。从那里可以再去往其它国家。



3、投降。但巴特寮肯定会秋后算账。在苗族人拿起武器战斗之前，苗族人就被看不起，现在巴特寮更加有理由迫害苗族了。



王宝认为，第一和第三条路是走不通的，何况美国又曾许诺过要为苗族人找新的地方居住。一直坚持留在龙镇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代表杰瑞·丹尼尔敦促苗族首领们尽快撤离，可是王宝拒绝了，他坚持要所有的苗族一起走，而不是首领们先走了，撂下其他人不管。炸弹已经炸到了龙镇的附近，他们还在讨论怎么行动，决定不下来。



最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答应空运1200人离开龙镇。第二天，龙镇的飞机跑道附近聚集了4万左右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能找到一个位置。王宝命令王左（Vang Chou）主持撤离事宜，王左拿着一张当天可以空运撤离的人员名单，持枪荷弹的士兵在维护着撤离的秩序，当时没有恐慌、混乱与推挤。第一架飞机到达的时候，还有1万多人在那里等待。王宝要离开老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人们从各地蜂拥而至，来看看自己是否有机会离开。下午，第一架飞机停在机场跑道的时候，混乱开始了，几千人挤向那加C-130飞机。把人们赶开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动飞机引擎，把人们吹走。用手推，用抢推，把那些上了飞机的人推向飞机的尾部，飞机里也乱成一团。随着飞机的起飞，带走那些名单上的人们，苗族的逃难开始了。



后来两天，情形基本一样，很多飞机来到这里，尽可能多带走一些人。在三天的撤离时间里，美国飞机只来了两架，其余的都是泰国的飞机和老挝政府军的飞机，这使苗族人感到无比惊诧！



5月13日早上，一位美国军官从驻万象的大使馆来到龙镇，这时王宝还没有离开，还在龙镇。他来敦促王宝和他的家人赶紧走。这位军官对王宝非常生气，说美国不想再管苗族的事情了。王宝也非常生气，吼道：“我的军队怎么办？”他们俩就撤离的苗族人数事宜吵来吵去，王宝坚持每一个苗族士兵都要撤离！那位军官说只能走1千人，而王宝最后坚持说两千五，那位军官就走了，最后飞机没有来。



苗族逃亡并非从1975年王宝撤离的时候才开始，当老挝秘密战争一开始，他们的家乡变成了战场，他们便开始了逃亡之路。在这里，炸弹与日俱增，历史学家Alfred McCoy 说：越南战争后期，老挝变成了现代战争史上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965年到1971年，160万吨炸弹投到了老挝的国土上，是二战时期投到日本国土的炸弹的十倍。



1970年，老挝苗族人口估计是30万。到1973年，几乎有12万苗族成了难民。这些难民主要集中在川圹省，著名的川圹平原（又称坛子平原）就在那里。



一开始，苗民们只是移到丛林里去躲避炸弹，希望巴特寮被打败，被赶出老挝。很多小孩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长大的。Xia Tou Lo是一位现在住在美国华沙的苗族人，他说，巴特寮占领了他家所在村寨之后，他家人就和其它难民一起从Houa Phan省跑到了川圹省和万象省。从1962年到1975年，他家在好几处难民营住过。



从土地被炸得千疮百孔而不可能去耕种开始，美国便着手救济这些老挝苗族难民。Buell是一位现在已经赋闲在家的美国农民，当时他就在老挝，并做着这一工作，他尽力让苗族人得到这些救济品。这些救济品主要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大多数苗族家庭就靠着这些救济生活。1973年美国撤离，救济与军事支援便没有了，苗族陷入了一段生存极为艰难的时期。美国空军飞行员Darrel Whitcomb说：“我回想起来极为痛苦，这折磨着我，我们怎么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呢？撂下他们不管了呢？我们知道他们将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信任我们美国人了！”



王宝将军离开老挝之后，成千上万的苗族便逃往泰国，以躲避巴特寮的迫害，同时也可以免除美国物资切断后所造成的饥饿。到1975年底，已经有超过44000的苗族进入到这个国家。去往泰国的情形各不一致，一小部分人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而有的却辗转花了几年。最幸运的人就是那些从龙镇坐飞机过去的。还有少数有些特权的人家，从万象或别的城市租了车去往泰国。大多数的苗族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靠自己的两条腿走着过去，他们的经历自然是最为恐怖的。



1975年发生在新合桥（Hin Heup Bridge）的事件给试图逃离老挝的苗族难民们留下了恐怖的记忆。那座桥是一个通往首都万象的检查站，巴特寮的士兵们驻守在那里。事件发生的前几天，一位叫Souvanna Phouma的巴特寮的领导让一位苗族领导，Touby LyFoung， 去向苗民们宣布，说：“Souvanna Phouma让我来告诉你们，虽然王宝与他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离开了老挝，但你们不要怕。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别无选择！那是他们的问题，而对于你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只要你没有什么高的职位，比如上校啊，将军啊，就不会有什么事情。”绝大多数的苗族人不相信Touby LyFoung所说的这些话，还是决定离开老挝。一位叫Vang Teng的苗族人大声对人们说：“我们相信，老挝政府，或别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向成千的民众开枪扫射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扎堆走，那样我们才会安全。”就这样，5月28日，一万苗族人试图通过那座新合桥，当他们来到了桥边，士兵们设置了障碍物，向天空放枪，也向人群射击，还动用了迫击炮和刺刀。人们四散逃往山里。



逃亡的经历因个人出发地点的不一样，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不一样而各不相同。一位苗族回忆说：“十分可怕，我们不得不丢下几乎所有的家什，我记得我就背了两包衣服。我的侄子也在一起，我的兄弟受了上，他有一个女儿，才两岁多，不太会走路，所以我只好背着她，大家一起从丛林中穿过，这样大家才安全一点。”



在逃亡的过程中，有的被巴特寮杀死，有的因饥饿而死。有一伙人出发的时候有8000人，当他们1977年12月到达泰国的时候只剩下了2500人。有的因为巴特寮使用了化学雾剂“黄雨”致病和死亡，还有的小孩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了使他们保持安静，给他们服用了过量的鸦片而导致死亡。一位苗族解释说：“一旦小孩哭闹，大人就将鸦片混在水里给他们喝，这样他们就安静了，士兵们就不会听见小孩的哭声，一旦士兵听见哭声，他们就会找到丛林中的人们，并将大家杀死。小孩吃了鸦片一般只是睡着，但不小心吃多了，就会死去，这经常发生。”有的老人往往体力不支，走不动路。一般人们要花三个月走山路，再花一个月走平地，才到达老挝与泰国边境线。



即使幸运地达到了边境线，还有一道障碍横亘在前面，那就是湄公河。很多苗族将湄公河看成是救命河，一旦渡过了河，命就有救了。可是，据估计，这条河每挽救了一条生命的同时，就有另一条生命消失在丛林里，或这条河里。一位苗族人回忆说：“很多伙人都死了，而我们这伙人一共有45人，只死了两个小孩。他们死是因为他们不会游泳。我们横渡湄公河的时候，恰巧有大风浪，那两个小孩只有三四岁，没人救他们，他们大口呛水，当他们漂到岸边时，已经死了。”



大多数苗族人是用竹子漂浮渡过湄公河的，也有的用橡皮袋子当救生圈用。Shu Blong Her回忆说：“我是用两根竹子夹在胳膊底下，浮着游过去的，非常艰难。我的父母没有一起逃走，因为我们在丛林里就快饿死了，他们只好走回头路，去向巴特寮投降。” 一位叫Thom Xai Lor的苗族回忆说：“我们有竹子，我们把竹子绑在一起做成竹筏渡过去。当时是艰难的，因为妇女和孩子不会游泳，他们得抓紧我。我们漂着，被河流往下冲，当我们到达河对岸的时候，被冲到下面离出发的地方有一两里远。”



当时很难找到汽车轮胎，也非常贵，因为在边境巡逻的士兵看见卖汽车轮胎的人就杀死。也有的苗族人付给泰族人（傣族）钱，让他们用船渡过河。苗族人逃往泰国时往往是一大伙一大伙的，往往50人左右一伙，每一伙人里一般包括妻子、孩子、父母，还有亲戚。当时逃往泰国的苗族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其亲属依然留在老挝。



即使1975年5月王宝将军离开了老挝，而且大多数苗族也逃离家园去往泰国避难，有一部分苗族还是选择了隐入丛林，继续与巴特寮抗争的道路。这部分苗族称自己为“天空战士”(Sky Soldiers)，Sky是当时美国在老挝军事行动的代号。大批苗民遁入山中，挖出他们埋藏的枪支，重新组织起抵抗运动。人数最多的一拨隐藏在坛子平原东南部的Phu Bia山里。1975年后期，巴特寮的军队袭击了Phu Bia山下正在地里干活的妇女儿童，苗民们也进行了报复，他们炸毁桥梁，设置路障，摧毁车队。当敌人从山崖下走过的时候，他们从上面滚下石头。Phu Bia山区一直到1977年都在苗族的控制之下。后来被越南军队占领了。



有一支留下来的人群称为“教发(Chao Fa)”，据有一些民间宗教组织的色彩。Chao Fa的意思是“天王（Lords of the Sky）”或“神的使者（God’s Disciple）”他们相信有一种神能给他们力量以战胜巴特寮。



巴特寮使用各种手段来摧毁苗族人的抵抗，除了像1975年以前那样动用军事武力，他们还烧毁苗族人的村寨，还向隐藏于丛林中的苗族人投放化学雾剂。坚持不下去而走出丛林向巴特寮投降的苗族人，则被送到洗脑营进行再教育。



王宝原来是想再回老挝重振旗鼓的，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但美国的苗族对这一部分继续作战的苗族还是很关注的。美国苗族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再回老挝作战的念头，但依然想帮助留在老挝的苗族不再受苦，希望他们能和政府不再对立。



从老挝来到泰国，不论怎样，苗族人暂时脱离了危险。早期的难民营是建立在原来的美国军事基地。泰国政府一开始允许苗族难民们在Nong Khai、Nan和Chiang Rai等省份建立营篷，但很快就感到情况不妙，因为难民像潮水般涌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食物的供给就给泰国政府造成了头疼的问题。这样，泰国政府就把苗族难民限制在边境线附近的Chang Khong、Chan Kham、Ban Nam Yao、Sob Tuang和Ban Vinai等地区。下面是涌进泰国的包括苗族在内的一个人数统计表：



年份   山民（主要为苗族）   平地老挝族



1975        44659                           10195



1976        7266                             19499



1977        3873                             18070



1978        8013                             48781



1979        23943                           22045



1980        14801                           28967



1981        4356                             16377



1982        1816                             3203



1983        2920                             4571



1984        3627                             14616



1985        623                               12388



1986        4223



在湄公河南边15公里远的Ban Vinai地区，聚集着4万5千多苗族难民，占用了4百多公顷的荒地，很快成了最大的苗族难民营。那里秩序良好，没有什么带刺的铁丝网，也没有哨兵把守。在难民营，有的妇女也做一些刺绣什么的来买，挣些钱来用，改善家人的生活。进入难民营大门口的大路两旁还布满了小摊子，买一些彩色艳丽的苗族织锦，被子、刺绣什么的。有人回忆说，那里看起来不像一个难民营，而更像一个苗族村寨。



在难民营的经历各不相同，这和什么时候到达泰国也有很大关系。一开始泰国人对苗族还比较热情，后来因为来的人数越来越多，给泰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泰国人也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冷漠了，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苗族难民了。



一位叫Chue Thao Xiong的人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当我们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十分穷。我们渡过湄公河，那是十分艰难的。泰国人试图杀死我们，于是我们跑，分成小股人马去泰国。如果泰国人抓住你，他们会把你遣返到老挝，你要是想逃脱他们还会惩罚你。如果你被遣返，你可能会再次逃到泰国去。我们吃香蕉，吃竹子，喝河里的水。我们受饥挨饿，有一些人死掉了。香蕉皮我们也吃，因为没有东西可吃了。”（《The Hmong and their stories》第116页）



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后期的难民生活有很大改善。有的苗族难民回忆说：“每天都是一样的生活，早上4点，大家就开始醒来了，开始生活做饭。中午，整个营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小孩子们到处都是，有的光着屁股，有玩不完的游戏。”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志愿者说：“那里的苗族人组织得很好，他们每个氏族设一个头领，下面又设有小的头领。这种组织给医务人员带来很大的便利，比如给他们打预防针什么的。”



难民营的小孩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教育。2003年，我曾在美国罗得岛的首府参加过一次苗年，当时问过一位叫Pao的人他在泰国难民营的生活。他说：“整天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我们也上课，数学、物理什么的，我还学了一点汉语，是一位台湾人教的。可是我们现在几乎都忘了，只记得几个单词。我们有时也有肉吃，猪肉、鸡肉。”我在圣保罗也碰见一位姓罗的人，他说他在泰国难民营学了三年的汉语，我与他用汉语对话，他的汉语口语确实很好（有意思的是，他说在到美国九年了，英语还是不好，对于他来说，英语比汉语难多了）。



在难民营居住的时间各人长短不一，有的人住了几个月，有的住了长达十几年。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但有一点是同样的，就是等待。他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将到哪里去。很多人幻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老挝，重返自己的家园，但幻想都破灭了。从此他们开始了去往西方的迁徙之路。有的去往美国，有的去往法国，有的去往澳大利亚，有的去往加拿大，还有的去往法属圭纳亚。



在联合国的作用下，驻扎在泰国难民营的老挝苗族，以及那里的其它一些少数民族难民，从1975年开始陆续迁往西方一些国家。美国，作为越南战争的主角，自然是最大的接收国家，战争初期，美国就曾经许诺过苗族，一旦战败（注：美国人并不认为是战败了），就会给苗族找新的居住地。苗族人主要都是迁往美国，很重要的原因自然与美国是最大接收国有关，同时也与王宝迁往这里有关，王宝将军是老挝苗族的精神领袖，他去哪里，苗族人也会跟到哪里。



那么，是否所有的苗族难民都可以迁往美国？也不是。当时移民美国是有条件的，但不同时期条件有所变化。一开始只允许当过兵为美国作过战的人，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移居美国。我在访谈时碰见过这样一个美国苗族，他说，他与母亲一开始没能移民美国，因为父亲已经在战争中死亡，而他与他母亲无法证明他父亲为美国作过战，所以就这样一直住在泰国难民营里很长时间。后来，碰巧他父亲的一位战友无意中找到了一张战地上与他父亲合影的照片，就靠着这张照片，他们才得到了美国的批准。后来，移居美国的条件适当放宽，军人的远亲也可以申请。从1975年开始，每年都有苗族难民移居美国，有时一年几千人，最多的一年是1980年，去了27200人。2004年是美国最后一次接收住在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这一次也是条件最宽松的，只要是验血合格，没有吸毒的，都可以申请。美国准备那一次把这个移民问题全部解决，使以后再没有苗族难民的移民问题。



老挝苗族难民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是怎么安置这些人的呢?当时美国政府是想怎样对待苗族文化的呢?为什么又出现了第二次迁徙呢？



为了使刚到美国的老挝苗族难民快速地适应美国的生活，以及不让某一个社区因为这些难民的到来而带来太多的负担，美国政府认为，必须让苗族人快速地被同化，忘记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于是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种“分而处之”的安置政策，把到达美国的苗族安置到25个州的53个城市。从1975年第一批苗族难民来到美国开始，联邦政府就要求那些从事安置工作的组织在任何一个州都不要安置超过3000人的难民。一位最早迁移到美国的苗族老人告诉我说：“我们大家一起坐飞机到美国，但一下飞机我们就被各自带到不同的城市去了，刚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加上语言的问题，我们很快失去了联系。”这些有的被集体安置在一些简易的房屋，也有一些被一些基督徒领到家里暂时居住。



但是，美国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国家，它的制度决定了这种安置政策难以长久实行。从1981年开始，美国开始允许新来的苗族难民能与家人或亲戚团聚，他们发现，33％的新难民已经在美国有近亲，而34％的新难民则有远亲，只有1/3的人没有亲戚。这样，只有这些没有亲戚的人才被分散安置，其余的都投靠他们的亲戚去了，这无形中使苗族走向聚居。



另外，美国是一个没有“户口”的国家，只要自己愿意迁移到某一个地方居住，把家具扔上车就可以走人，没有任何人来限制你必须在某一个地方居住。所以，即使美国政府一开始将苗族难民分散安置，但他们没有办法阻止苗族热人自己慢慢聚拢到一起，并形成苗族聚居区。面对“分而处之”的安置政策，苗族领导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们最后采用了他们在中国和老挝惯用的解决方式——迁徙。在1982年到1984年，1/3的苗族都从一个城市迁徙到了另一个城市。这一迁徙，在美国被称为第二次迁徙。



正因为这一迁徙，苗族人开始大量聚居，形成目前苗族分布的格局。苗族人口最多的州是加州，其次是明尼苏达州，第三是威斯康星州。人口上一千的城市有10个。最集中的是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St.Paul -Minneapolis）双子城，有苗族40707人，这是苗族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两个城市，虽然在行政划分上是两个，其实是连着的，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城市。排在第二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日诺（Fresno），这是加州的农业重镇，有苗族22456人（注：这是上一次，即2000年的统计数字，美国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



经过在美国国土上的那次迁徙，苗族在美国的分布基本固定下来。人口却随着移民的增加以及人口的出生在不断增多。



如果你将美国苗族人口的问题问几个美国苗族，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从书上你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数字。一种是169428人，一种是186310人，还有一种是约25—30万。前两个数字都是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而关于30万的数字，见于《The Hmong and Their Stories》说是估计有这么多。Cathleen Jo Faruque在她的论著《Migration of Hmong to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中也说约有约30万苗族迁徙到了美国，奇怪的是，这本书出版在2002年，已经可以看到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字了。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些苗族人从老挝到美国探亲，就逗留不归了，但这种说法不是很可信，因为这个数据实在太大。



美国的人口普查是十年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00年，前一次在1990年。之所以苗族人口会出现两个不同的数字，是因为169428这个数字是指那些说父母都是苗族血统的人，而186310这个数字是加上了那些父母一方是苗族血统，而另一方不是苗族血统的人。另外，想补充一下的是，在2005年出版的《Hmong Studies Journal》第6卷上有一篇叫《Who is Hmong? Questions and Evidence from the U.S.Census》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2000年人口普查时用来确定是否是苗族概念过于狭小，指出如果把范围扩大，把在普查时说自己的种族、祖先、或语言是苗的，都算为苗族的话，那么2000年人口普查的苗族人口应该是204948人。



美国苗族人口的增长，一是生育，一是每年都有难民继续迁移过来。以下是一份《The Hmong and Their Stories》提供的每年苗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迁徙到美国的统计表：



年份     人数



1975                  300



1976                  3000



1977                  1700



1978                  3900



1979                  11300



1980                  27200



1981                  3700



1982                  2600



1983                  700



1984                  2800



1985                  1900



1986                  3700



1987                  8300



1988                  10400



1989                  8500



1990                  5200



1991                  6400



1992                  6800



这些苗族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北卡罗琳那等州。从一张美国苗族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图中颜色越深的，表示苗族人口越多。



说美国苗族的支系，得先看看东南亚苗族的支系，因为美国苗族是从那里来的。从资料上看，越南的苗族支系最杂，除了白苗和青苗，还有黑苗、花苗、红苗等很多种（请参考石茂明的《跨国苗族研究》），这些不同的支系之间都能够相互通话，差别远远小于中国不同地区苗族之间的差别，其实都可以归为白苗和青苗两种。在老挝和泰国，苗族支系一般分青苗、白苗和黑苗三种，黑苗是属于白苗的一个亚支系。



美国苗族是从老挝经过泰国去的美国，其支系自然与老挝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在美国，一般只强调有两个支系，即白苗（Hmong Daw）与青苗(Mong Njua)。白苗下面的亚支系黑苗几乎没见被提起，本来其差别很小，在这里其差别一般不被人们重视和提起。支系的划分，就和语言的方言一样，其界线是很模糊的，你可以单独列出来，也可以不列出来。



美国苗族的这两个支系，白苗自称为Hmong Daw，青苗自称为Mong Njua。白苗英语翻译为white Hmong，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但关于青苗的英语翻译，就比较乱了，这种乱体现在两点：



1、 苗语中的绿色和蓝色是不区分的，因此有人翻译为blue, 有人翻译为green.



2、 用Hmong还是用Mong. 前者是白苗的自称，后者是青苗的自称。白苗想用Hmong来表示所有的苗族，而青苗的人不愿意那样。双方为此也发生过争论。所以，我们会看到Blue Hmong、Blue Mong、Green Hmong、Green Mong等不同的写法。在一些文章中，也有将H用括号括起来，写成(H)mong。



无论是写为Hmong 还是写为Mong，美国苗族都不愿意被称为Miao（苗），因为在他们看来，“苗”是带有贬义的称呼，不过随着与中国苗族交往的增多，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2004年中国载人航天成功，杨立伟扬名天下，当时有一位美国苗族问我：“杨立伟是苗族吗？”我说不是，他又不解地问：“他不是姓杨吗？怎么会不是苗族呢？”



产生这样的问题，与美国苗族的姓氏有关。美国的苗族也与中国苗族一样，有姓张的，有姓李的，有姓王的，等等。可是，大多数美国苗族并不知道他们的姓来自汉姓，以为是苗族原生的。苗族使用汉姓，到底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目前我们也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确，苗族迁徙到东南亚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汉姓，他们是借用了汉姓之后才离开中国的。离开了中国，也就离开了汉语的环境，不知道这些姓是来自哪里，又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只是指大多数人而言，有一些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其来源的，比如有一位姓吴的小伙子就给过我一份关于吴姓起源的英文材料，其中还就将“吴”的起源追溯到春秋时的吴国。



老挝苗族姓氏达20多个。迁徙到美国的时候，几乎所有姓氏的人都去了，但是，目前一般只说美国苗族有18个姓氏。我在做访谈的时候也有人明确说其实不止18个姓氏，只是有的姓氏人数太少了，被忽略不计了。比如，在圣保罗有5家姓朝（Chao）的，有2家姓冯（Fong）的。美国苗族这18个姓如下：



Chang/Cha (Tsaab)：张
Chue (Tswb)：朱
Cheng (Tsheej)：陈
Fang (Faj)：黄
Her (Hawj)：侯
Hang (Taag/Haam)：项
Khang (Khaab)：康
Kong (Koo)：巩（有人认为是“宋”）
Kue (Kwm)：古
Lee /Ly(Lis)：李
Lor (Lauj)：罗
Moua (Muas/Zag)：马（有人翻译为“麻”）
Pha (Phab)：潘
Thao (Thoj)：陶
Vang (Vaaj/Vaj)：王
Vue (Vwj)：吴（有人翻译为“伍”）
Xiong (Xyooj)：熊
Yang(yaaj)：杨



在圣保罗，王姓人数最多，大概有500多家。这里有一个18姓协会，地址在：1010 University Avenue West,Suite224,St.Paul,MN 55104。每一个姓都有一个理事作为代表。这18个姓氏的苗族又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家族组织会常常一起开会讨论事物，解决家族中的一些事情，在社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一姓氏中的人会相互帮助。家族之间的一些争端也往往由姓氏/家族的头目来解决。在苗族人之间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把你属于哪一个家族也介绍进去，比如我在圣保罗的时候，每当他们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我是Hmong Vue（吴家苗）。还记得2004年1月我由波士顿去圣保罗去做调查的时候，是熊玉平来机场接我，并邀请我住他家，但他从机场接到我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吴家的头人，告诉他说吴家来了一个客人。我在圣保罗待了20天时间，这期间，他还特意将我交给一位吴家的人（吴楚，他是18姓理事会的办公室主任）去住了两天，以表示对吴家的尊重。按传统的做法，吴家的人来了，应该由吴家的人来接待。在这两天中，我还参加了吴家的一次会议，讨论资助吴家的贫困学生的事情。2003年10月我在罗得岛参加苗年的时候，也碰见一家姓吴的（这个州苗族本身就很少），他家也非要我去住一晚上，但时间有限，没能去成，可见他们对同姓人的情感认同很浓。



这张照片摄于2004年1月24日晚上8点。照片上的男人是一位很有威望的美国苗族，他大病一场，病愈后大家为其做了一个康复的仪式。旁边站着的三位女人，是他的三位妻子，按离他近远分别是大老婆、二老婆和小老婆。



苗族是从1975年开始移居美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然保持其传统因素。在老挝，苗族人一夫多妻是合法的，很多男人有好几个妻子。据说王宝将军就有7个妻子，也有人说有9个。美国是一夫一妻制的国度，当苗族移居美国的时候，首先会碰到的问题之一自然是多妻，采取的方法就是离婚。许多有很多妻子的苗族男人往往和最需要关照的妻子保持婚姻关系，比如还有为成年孩子的妻子，或年龄最大需要照顾的妻子，等等。但话说回来，在美国苗族社区里，因这一原因离了婚的男女，依然被苗族人公认为事实上的夫妻，他们也依然保持事实上的婚姻关系，没有人敢去打那些表面上离了婚，但实际上还是“有主”的妇人的主意。当然，这种一夫多妻的遗留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长大的苗族年轻人都不再是这一婚姻制度的传承者了。这里顺便说一句，不要把一夫多妻想象是很久远的事情，我国废除一夫多妻制度不也就50多年的事情吗？

【附其它相关网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苗族裔美國人



http://xinjiang-laoli.hxwk.org/2016/06/15/苗人在美国/



美国苗族人研究 http://niis.cssn.cn/webpic/web/niis/upload/2012/11/d20121130151647650.pdf

一个美国福音派年轻人的心声

一个美国福音派年轻人的心声

作者：Ben Cremer

（中文版机器翻译自作者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ben.cremer/posts/866911267384，题目为转发者所加，感谢作者允准翻译及转载）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离开福音派传统？我开始写回应，然后我开始崩溃。一开始是回应，但后来变成对一个传统，一个我热爱和珍惜的传统的哀叹。

我5岁时就把生命交给了耶稣，后来受洗进入教会。我7岁时被呼召做牧师，即使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我也无法撼动这个呼召。从2004年到2012年，我在一些我有幸遇到的最伟大的神学大师手下、也在他们身边学习。这使我对基督呼召我们成为的教会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一个政党或其意识形态的关心。

我的许多朋友已经离开了信仰。我很想念他们。哀叹他们为什么离开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能从这些哀叹中悔改和学习，我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能重新加入我们并留下来。

这是我写给福音派的哀歌。这不是写给某个人、某一代人、某个政党或宗派的。这只是把我这一代人对福音派传统本身的哀叹做一个汇编。希望你能以谦卑的精神来阅读它，正如我也以谦卑的态度写下它。

福音派，你们教给我们这一代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可悲的是你们一直没有活出来。

你们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但你们却常常先求美国的强大。

你们教导我们要宣扬基督是万物之主，但当谈到真正的权力时，我们听到的却是你们在谈论总统。

你们教导我们要纯洁和尊重，但当我们呼吁政治领袖对妇女和有色人种发表不健康的言论时，你们却对我们大发雷霆。

你们教我们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但你们却似乎对战争和持枪权如此痴迷。

你们教导我们要传播福音，但我们从你那里听到的却大多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

你们教导我们要以朋友的身份欢迎陌生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你们却如此轻蔑地谈论移民和难民。

你们教导我们要悔改，然而当我们想从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悔改时，你们却把我们当作只是在政治上被误导，而不是因为福音而下决心悔改。

你们教导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却说得好像这只适用于未出生的人。我们也关心人类生命存在和被关心的所有其他方式，甚至地球本身，它的气候，它的动物，以及它的未来。

你们告诉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福音的道路，与行为或律法无关。但我们听到的很多话语，都是关于努力让对我们有利的人在政治上掌权，和通过塑造法律制度来支持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东西。

你们教导我们单单敬拜上帝，视圣经为我们的主要权威，但你们却表现得好像这个国家和它的宪法跟圣经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具有权威。

你们说我们这一代人懒惰，被权利惯坏，并因为我们离开教会而羞辱我们。虽然你们的批评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但我们觉得你们自己先放弃了很多你们教给我们的东西，变成懒惰的教会，被政治权力惯坏。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在福音派中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比起成为基督的教会，福音派更渴望美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这代基督徒更想成为教会而不是其它。


（附英文原文）

Someone asked me why I thought my generation is leaving the Evangelical tradition. I started to write then I started to breakdown. What started as an answer turned into a lament over my tradition. A tradition I love and cherish.

I gave my life to Jesus when I was 5 and was later baptized into the church. I was called to be a pastor when I was 7 years old and even through I had several major crisis of faith, I couldn’t shake that call. From 2004 to 2012, I studied under and next to some of the greatest theological minds I’ve ever had the privilege of meeting. This caused me to care far more about being the church Christ called us to be than I’d ever care about a political party or its ideologies.

Many of my friends have left the faith. I miss them. It’s important to lament why they left and I hope to repent and learn from those ways so they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s may join us and stay.
Here is my letter of lament to evangelicalism. This is not written to individuals, a particular generation, political party, or denomination. This is just compiled laments from my generation about the tradition itself. May you read it in the humble spirit in which it was written:

Evangelicalism, the way you taught my generation to live is sadly not what you’ve been living out.
You taught us to pursue the kingdom of God first, yet you so often pursue America first.
You taught us to proclaim Christ as Lord of all, but when it comes to talk of real power, all we hear you talking about is presidents.

You taught us about purity and respect, yet get mad at us when we call out political leaders for their unwholesome remarks about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You taught us that violence isn’t the way to solve our problems and to love our enemies, yet you seem so preoccupied with war and the right to bear arms.

You taught us to spread the gospel, yet so much of what we hear from you is the spreading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You taught us to welcome the stranger as a friend and help those in need, yet you talk so disparagingly about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You taught us to repent, yet when we want to repent from racism, jingoism, and nationalism, you treat us as if we are just politically misguided rather than gospel determined.

You taught us that all life is sacred, yet talk as if it only applies to the the unborn. We also care about all other ways human life exists and is cared for; even the earth itself, it’s climate, it’s animals, and it’s future.

You told us relationship was the way of the gospel an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orks or legalism, yet we hear so much talk about working to get the right people in political power and to shape the legal system in favor of what we value.

You taught us to worship God alone and see scripture as our primary authority, yet you act as though this country and it’s constitution is on their same level.

You called my generation lazy, entitled, and shame us for leaving the church. While some of your criticisms are accurate, some not, we feel like you’ve abandoned so much of what you’ve taught us, become lazy as the church and entitled over political power.

Maybe there’s less and less room for my generation in evangelicalism because there’s more of a desire to be a Christian nation than there is to be a Christian church. We want to be the church more than anything.

My Journey of Faith

My Journey of Faith


Jidian


[Author's note] The following testimony was included in the newly published book Heartreach: The Ongoing Project Dengke Story by British Christian adventurer and philanthropist Professor Mel Richardson (Chapter 18, pp. 153-166). It was slightly revised and updated at the end when it is posted here on the author's blog.

It was close to the sunset time. I went out of the Tibetan style “Friendship Center” built by the British Christians and walked to the new memorial and museum of General Dengma (a historical Tibetan warrior and leader). I was in this small Tibetan village called Luoxu, or Dengke before it changed its name a few years ago (I am still used to calling it Dengke). After taking a few photos of the memorial, I walked towards the river. It is called the “Jinsha River”, the Chinese name for this section of the Yangtze near its source. I stood there with a lot of emotions in my heart – this was the site where we (the expedition team) camped with our tents 28 years ago.

This was the summer of 2018. A few days earlier I flew from my home in the Baltimore (US) suburb to my hometown of Chengdu, Sichuan in China. Then I flew to the Tibetan city of Yushu in the Qinghai Province, and took a few hours of ad hoc minivan-for-hire trip to the little town of Dengke. I came here to join the Project Dengke 2018 team and spend a few days with them. It was also a re-visit and a reunion because I was here with the first British hovercraft expedition in 1990, although only one member on the 1990 team, Mel Richardson the “nutty professor”, was here this year.

While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running water in the river, I thought about how the trip to this exact place 28 years ago impacted on me and changed my life. I thought about how it influenced my spiritual journey from an atheist to a Christian. I could not but marvel at God’s grace and providence.

28 years ago, I was a young professional in the city of Chengdu working for a chemical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as a polymer scientist. That was one year after the “June 4th (incident)”. I might look like a “normal” young man outside, but I had a lot of pain and struggles deep in my heart. The June 4th event had very profound impact on me.

I was born into a Chinese intellectual family. Both my parents graduated from the Huaxi Medical University, which was a Christian medical school establish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before the communist era (my parents entered the university after 1949 and were atheists).  After their graduation, they were “assigned by the Party” to a very rural, remote and poor Tibetan area in Sichuan (in the same Garze Autonomous Tibetan Area as Dengke is) and worked the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y spent the best years in their lives serving people there as medical doctors while living a very hard life.  

I was raised by my grandma in the city of Chengdu so I could get the educations.  I learnt and knew at a very young age that I had to study hard, to get outstanding scores and to enter college if I wanted to escape from having to end up in the poor Tibetan area.  This became the whole purpose of my life and I studied very hard.  In 1982 I fulfilled my dream and entered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hich is one of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nicknamed “China’s Yale”).  I was only 16 when I left my hometown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housand-miles-away city of Shanghai.  

All the education I could get in China was imbued with heavy atheist teachings.  Fudan University was known for its academic openness and “westernization”.  While in Fudan, I started to become very interested in western thoughts and culture (probably more than subjects in my chemistry major), and began to build up a self-centered worldview and life philosophy out of the influence by the non-Christian western thoughts.  By then I already had doubted and rebelled against the “official” communist ideology, but I was not seeking my faith deeply.  I thought my faith was “I do not believe in anything”.  

After graduation, I went back to Chengdu and started to work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I entered the real world without a fixed faith or a matured worldview.  On one hand, I felt lost and aimless, and learnt to b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wasting time and damaging my own health on “entertainments” such as playing mahjong (with gambling) all night or drinking bai jiu (Chinese hard liquor) to be drunk. On the other hand, deep in my heart, I was unwilling to sink like others because I thought I still had a little remainder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 style, i.e., Confucian, ideals and ambitions.  Those ideals and ambitions were not clear, yet I believed that at least I had the desire to be a good and useful man to the society and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my country.

When the June 4th event happened, I was on the street of Chengdu with many young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I was much excited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Tragically, the flame of our patriot enthusiasm was quickly put out by cruel reality (similar suppressing took place in Chengdu as in Beijing).  With the feeling of miserable disillusion, my heart sank to deep darkness and hopelessness.  Without a faith, I was not able to face the reality and I could not find an answer to my hearts’ questions, and life became meaningless and unbearably painful.  I was totally lost and broken spiritually.  

I tried hard to escape this feeling of being lost by seeking money and pleasure, but I totally failed to get any real satisfaction from those.  Moreover, the surroundings around me were showing me how treacherous and dark human hearts could be every day.  I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heart”, and how insignificant and pitiful I was myself.  With all those incurable weaknesses of myself, I was unable to go beyond myself, let alone to practise the Confucian idealism of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regulation of family, order of the nation, and peace and harmony of the world”.  

In the spiritual pain and thirst, I began to realize the desperate needs for a transcendent faith.  I started to seek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I read a lot about things of “spiritual” nature, which ranged from western philosophy to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s, and even included things like Qi Gong and fortune telling.  Occasionally I would find a little sparkle of human wisdom in those writings, but they did not give me any significant answers.  Some of my readings were related to Christianity, but most of them in were very negative, criticizing and even attacking Christianity as a superstitious religion or imperialist tool.  Only a few books were introducing Christian thoughts as one kind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or cultural resource.  One of books was authored by Dr. Liu Xiaofeng who was later deemed a leading “cultural Christian”.  The book was titled “Salvation and Carefree-ness”, and in it Christian worldview was compared with other western and oriental thoughts and cultures.  In a strange way, this book created some affinity and good impression for Christianity on me.

At the same time, God also gave me a few opportunities to know some Christian friends, although there were so few of them in China.  Then came my encounter with the British hovercraft expedition. In 1990, with my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I took some tests and got a license to lead tourist groups as an interpreter guide. One day on the campus of Huaxi Medical University, I met a few guys of the British team, and chatted with them. (One of them was Gwyn Davies-Scourfield, and a picture of me talking with him on that day is in Dick Bell’s To the Source of Yangtze.) And they were very friendly with me and we saw each other for a few more times for me to practice my English with them. I learned that the team would use hovercraft to go upstream the Yangtze to the source of the river, and to access the Tibetan area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s upstream.  Besides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they would send medicines and technologies to those remote areas for humanitarian aids by the unique way of transportation. So within the group they had a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am led by Mel Richardson, and a medical team led by “Dr. Ray” (Rachel Grace Pinniger).

And then the head of a mountaineer group in a Chinese geography research institute came to me and asked me if I would take a temporary job as the interpreter for him and join them to accompany and assist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eam in the Garze-Shiqu area. Garze, Tibetan, medical, polymer…, all these words naturally bring upon my heart connections to my background, and I was more than willing to take the job, although I dared not tell my boss at my research institute (those were the days when Deng Xiaoping just opened China’s door to the world, and the first wave just aro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aking “the second career” to make extra money, which was forbidden before.)  

So I went on the journey to Dengke with the British team and their Chinese company.  I soon learnt that the British side was a team consisted mostly of Christians, and they had to fa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Graze. Not only did they have to face the extremely harsh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the areas near the source of Yangtze, but also they had to deal with the most frustrating bureaucracy and materialist greed of the Chinese side.  It even made me to lose heart and patience and get angry.  However, I saw with my own eyes how these Christians prayed and trusted their God to face the difficulties, and how they showed their Christian love, not only to the people they helped (mostly the Tibetans), but also to those who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m, with forgiveness and understanding. I became the team’s friend and in many things I was obviously on their side instead of the Chinese side.

I saw how they worshiped on Sundays in their tent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with Mel playing guitar for the hymns). But more impressively, I saw how Dr. Ray gave vaccination to little Tibetan kids, and how the team talked to a few Tibetans with leprosy and prayed for them, much to the dismay and fear of the Chinese side. I saw the British gentlemen physically labored hard to remove rocks that blocked the road. I saw how kind the team members were to the Tibetan villagers and how much they desired to help the Tibetans by building a simple bridge or a humble house… The British Christians’ positive attitude to life and their unwavering faith in God gave me such a wonderful and powerful testimony during the more than one month’s time I lived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m, even though they did not get much time to tell me about God and study the Bible with me.

The expedition was later broadcasted in Britain and on CCTV (the national station of China Central TV), including scenes of their Sunday worship on the highland by the River. I was punish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by announcing on the big PA system to hundreds of my colleagues my mistake and the official condemnation, for going beyond my vacation days (because of delay by a big snow storm) and no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trip. But as the Chinese idiom says, I also “got goodness out of misfortune”.  A beautiful young lady was in the audience and was impressed with my ability to commit such a “crime”. I later managed to date her and today she is my wife.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is the British Christians’ good witness, which canceled out a lot of my preconceived misunderstandings and aversion towards Christianity, paving the way for my conversion.  

After the expedition, a young friend of mine told me that he had become a Christian, and invited me to one of their house church Bible study gatherings.  I was amazed to see a group of young intellectuals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as mine pray, sing hymns, study the Bible and share together.  However, at that time, I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God and the Bible, and my good im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was only on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evel.  I did not even think about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what it means for my life.

In August 1992,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pursue graduate study (in 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nd to seek my “America Dream”.  Being able to “make it” abroad was not easy at all for a young Chinese intellectual.  Besides the academic challenges (only the very top ones with exceedingly good TOEFL and GRE scores could get the admission and financial aid),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get the passport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y (especially because I was involved in the June 4th event) and the visa from the American Consulate.  I spent four days and four nights in front of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and nearly missed my I-20 form for the visa (it was lost and the replica did not get in my hand until the last day before my interview with the Consulate).  Thinking back today, it is clear that I was able to come to the US only because God’s loving hand was working behind everything.

The first period of time after I arrived in Alabama was very tough, since I had to endure loneness away from my family and my newly wedded wife, and to cope with new life in a strange land.  During that time, I got much help from some fellow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most of whom I soon found out to be Christians young in their Christian lives. They picked me up from the airport on day one, gave me rides to shop, invited me to their homes for Chinese meals, picked up old mattress others threw away for me to use as bed (there was no furniture in my apartment in the beginning), and offered many other helps.  They took me to their Bible studies and I got to know many other Christian friends, Chinese and American.  Their loving deeds and kind help brought a lot of warmth to me, and I was much touched by the love they lived out which I knew had to come from their Christian faith.  The peace and joy from their lives were so real and inspiring and just as my experience with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eam, it again caused me to desire to have such a life.

The Bibl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in the small southern college town gave me much-needed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the basic but accurat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beginning I had tons of questions to ask, and was quite a difficult and tough seeker. Fortunately the Bible studies were very open, and the Christian friends responded to my harsh, opinionated and provoking questions with much patience and wisdom. My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increased quickly with all the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I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I had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prejudice to Christianity, and I had to overcome many obstacles out of my atheist and rationalist thinking paradigm.  The much profound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on issues such as the true-ness of the bible, creation vs. evolution, faith and reason, and Christianity vs. other religions and cultures, etc., convinced me that the Christian belief is truth and broke my intellectual stronghold bit by bit. The Bible and Jesus’ teachings had even greater impact on my seeking heart.

But the greatest factor of all was the Christian love that Christians had demonstrated in their actions. It was shocking and very thought-provoking to me. I had grown up in the communist culture of hatred, which taught us to hate our enemy in the class struggle. Mao famously said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no love in this world without reason”. But by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Tibetan village and in the little college town of US south, I did experience and witness a kind of love that has no worldly reason. I knew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hat I can repay the love and caring from my Christian friends. I knew that they did what they did purely out of Christian charity, as a true expression of their faith and their value. They were first loved and saved by God. Their real testimony is strong evidence of the biblical truth.

On one Sunday in October 1992, I was attending worship with friends in a local American church (Tuscaloosa First Baptist Church).  I do not remember much about the details of what the pastor preached that day, but my heart was so touched by God that tears filled my eyes.  I realized what a sinner I was, and was strongly moved by Christ’s love to turn to God.  When the pastor asked people who decided to accept Christ as their Savior and Lord to come to the front, I stood up as if I lost control of myself, and I walked to the front and hold the pastor’s hands. I told him I wanted to accept Christ and my savior and Lord right there and right then.  Soon after that, I was baptized in the same church.

A few years ago I was surfing on the Chinese Q&A website of Zhihu (which is similar to Quora, but arguably better, and influential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under what circumstance did you believe in God?” caught my attention. It was written by a Chinese man in film-making industry, who called himself Mr. Luo Deng (pen-name). Mr. Luo said in his answer that his spiritual journey was influenced by a group of British Christians he came across in Garze. He said that the British team was going to Dengke to do charity work, and he was so moved by their love and faith. I immediately realized t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the same group as the 1990 expedition team, because I knew Mel had led teams to Dengke after the first expedition for many years. I was very excited to see another guy with the same experience as mine. I contacted Mr. Deng privately and also answered the same question sharing my own story. Later another netter commented under my answer and said that she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too when she worked with the team as an interpreter. In the 2018 Dengke trip I met more interpreters for the team who have become Christians. Apparently serving as an interpreter on the Project Dengke team has been used by God greatly as a means of evangelizing Chinese young men and women!    

I was very moved by the stories on Zhihu. Luo Deng’s answer got tons of likes and people appreciate one sentence in it most. What he said can be litera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the following: “I believe that the best evangelism is the lifestyle of a Christian.” During the 2018 Dengke Project trip, I had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the team my conversion story and encourage the teammates using the Scripture ( I used Matthew 5:13-16 that calls Christians to b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Mr. Luo’s words to make the point of what significance the Project has that is related to evangelism.

Back to my own journey of faith. Baptism was only the beginning of my new spiritual journey. My life was greatly changed after I became a Christian, even though I was not always fully aware of it.  My worldview and value were transformed by the Word of God.  The self-centered-ness, self-righteousness and denial of God’s existence were replaced by the repentance of my sins, obedience to God and a thankful heart. I had sought the meaning of life with such pain, and now I am able to know the true and only God,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and Keeper of our lives, through Jesus Christ. I am able to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rough prayers and studying His Word, and experience His guidance in my daily life. I can now experience the peace and joy that transcend the surroundings and the more abundant life that Christ gives us, just as the British team did.  My wandering heart has found the ultimate anchor, and my lost soul has found the eternal home.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my journey after conversion was all smooth, or my spiritual growth did not take time. After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with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1995, I started working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the US, and I worked in that field for 16 years, most of the time as an R&D technical manager. Later my wife and I had two sons (born in 1996 and 2003 respectively). I went through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my marriage, my family, my career and my serv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hurch.

But the Lord is faithful and his grace is sufficient. Many things happened in my life. I learned in my career and in my family life, as well as my serving on the Internet and in the Chinese churches (I have worshiped and served in a number of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S).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 and failures, and God let me grow in various areas of my life. The journey is filled with my weakness, but it is also filled with God’s leading and providence.

One example is my writing “career”. I started writing about Christianity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in 1995 (when the Chinese Internet was just starting with very primitive technologies) because I felt the need for apologetic involvement, and I have since been active on the Chinese cyberspace and new media (Zhihu is but one example), dialoging with glob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evangelizing with my writings and podcast. In 1996 I joined the Chinese Christian Internet Mission as one of its earliest core co-workers. In 1998 I created the evangelist and apologetic website “Jidian’s Links” (“Jidian”, the Chinese pin yin for “Gideon”, is my pen-name), which provided resources of apologetics and Christian culture to Chinese netters.

In 2009 I published my first book in Chinese (a collection of apologetic dialogs with non-believers) in the U. S. In 2012 I published my second book (a collection of my blog essays on Christian culture and belief) in China. Today I am known as a writer in China, and I was allowed to give talks about Christianity in the Christian bookstores and coffee houses in many Chinese cities. After many years of writing on the Internet, I am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arliest “internet missionarie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both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 I was named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by which they meant ‘dangerous’) internet missionaries” in an official paper on a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entral Committee journal warning Chinese about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ideology under the disguise of religion”.

I also became a core author for Overseas Campus (OC), a well-known evangelical magazine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unded in the U. S. at the same year when I became a Christian (1992). In 2011, I was called by God to make a career change to serve God full time and I joined the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OCM) to lead the ministry’s Internet mission. (I responded to God’s call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conference way back in 1993.) I have since helped establish multiple new media products, such as the electronic magazine e-OC, the OC WeChat Public Accout (which had 70,000 subscribers before being shut down by the Chinese authority in December 2018), the OC Fuyin website (ocfuyin.org, fuyin being the Chinese phonetic of “the Gospel”), and the evangelist “Jidian’s Chat” podcast (http://ocfuyin.org/category/jdlt). I also lead the work of the paper magazine of OC as its chief editor. It is purely by God’s grace that I became a full-time Christian worker in media and new media from a scientist background.

My work at OCM went much beyond writing, recording, editing and project management. I gave evangelist talks in Chinese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and Asia (China, Hong Kong, Taiwan, Japan, Malaysia, etc.). (Because of my background in science, I started speaking on “science vs. Christian faith” in China as early as in 2000, and now my evangelist talks include many other topics.) I was an evangelist speaker and preacher for Chinese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and Asia. I also give trainings on evangelism, discipleship, apologetics, students and returnees ministries, Christian life, etc. I served as speaker in various Christian conferences.

Near the end of 2019, I responded to God's new call and joined a mission organization to serve God and diaspora Chinese in the U. S. In my local church (a Chinese church in Maryland), I serve by leading bible studies and teaching Sunday school. I am studying theology at the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Global, working towards an MAR degree while working full time. I also serve in the TGC (The Gospel Coalition) Chinese team. During the COVID time I started my evangelist livestreaming on YouTube: http://tinyurl.com/JidianYT, and continued to preach, teach and train Chinese Christians using the Internet tools. I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years of serving our Lord.  

Looking back on my spiritual journey, I am with great awe and thankfulness for God’s Grace on me.  I believe that it is not by any “coincident”, but by the leading of God’s own loving hands, that I have become what I am today.  My story is just another testimony of God’s amazing Grace, infinite Love and great Power.  I pray that I will be endowed the faith and strength to serve God and follow Christ all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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