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慕理：宗教和国家彼此利用的“新君士坦丁主义”

宗教与国家彼此利用的“新君士坦丁主义”

江慕理

在最近一次查经聚会中，我提到：在古代中国，宗教与政治其实是合一的。起初大家有些反对，直到我补充说明：历代皇帝从未容许一种能够挑战皇权的「自主宗教」存在。不过，他们有一点说得没错——在西方意义下，帝制中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教」。

皇帝被称为「天子」，并不是自称为神。他是在「天命」之下治理天下，而这份正当性是有条件的。若统治不公，便相信上天会借着饥荒、水患或民变撤回其眷顾。无论实践得多么有限，这套观念至少在王权之上设立了一个道德的天际线。皇帝必须向一个他无法创造、也无法操控的宇宙秩序负责。

从「天」到「党」

现代中国的党国体制则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今日，「神圣」不再位于统治者之上，而是被安置在政治体系之内。

在「宗教中国化」政策下，宗教团体必须使其教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一致。凡是无法与党协调的忠诚，都会被视为潜在的竞争效忠。在帝制中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忠臣，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两者都活在更高的道德宇宙之下；但在当代党国体制中，若承认有高于党的权威，往往被视为颠覆。

然而，这种将神圣从「天」转移到「历史」的过程，并非始于北京。

在第四世纪之前，罗马帝国与帝制中国在权力运作上其实颇为相似，可称为「管理式多元」。两个帝国都没有强迫人民信奉单一宗教，只要各种信仰不引发政治动荡，便可被容忍。在罗马，皇帝兼具「大祭司」角色，以维系与众神的和平；在中国，皇帝是「天子」，作为天与地之间的桥梁。在这两种体制中，宗教更像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而非人人必须遵守的单一正统。

到了第四世纪，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的归信彻底改变了这种平衡。基督信仰从受逼迫的少数，转变为罗马政权的正式伙伴。这种被称为「君士坦丁体制」的安排，建立了一种新的结盟：教会从国家得到保护与资源，帝国则获得一套统一的信仰来凝聚人民。统治者与「正统宗教」首次被制度性地绑在一起。

（图片来源：Taylor Marshall网站）

中世纪的欧洲曾试图以「两把剑」理论分割权力——教宗掌管属灵事务，皇帝负责世俗治理。这种长期的拉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单一权力的全面垄断。然而，在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1648年的《西发里亚和约》将主导权重新交回国家。它确立了新的原则：一个领土的统治者可以决定其人民的宗教。宗教不再被视为普世真理，而成为国家管辖下的事务。

到了十九世纪，像黑格尔（ G. W. F. Hegel） 这样的哲学家更进一步主张，国家不只是法律工具，而是「神在世间行走的步伐」。政府被视为神圣精神在历史中的最高表达，国家形象因此从人间制度转变为近乎神圣的存在。

接着，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思想，却将上帝完全剔除。他认为国家（或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终极目标。于是，「天」与「地」之间的界线被抹去。当毛泽东在中国掌权时，国家已成为一种政治宗教。共产党成了是非的最终裁判，不再向任何更高权威交帐。与古代皇帝需向「天」负责不同，现代国家甚至宣称自己有权定义何谓「天」。

新加尔文主义还是新君士坦丁主义？

我曾自认为是一位「新加尔文主义者」，深受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领域主权」观的影响。在这个架构中，教会、家庭与国家各有其上帝所赋予的权柄范围。国家的角色是透过「普遍恩典」维持一个公平、多元的社会秩序，使教会能自由完成其使命。

然而，今日出现的一种「新君士坦丁主义」却正在压缩这些界线。它以「基督教共同体」取代开放的公共广场，把目标从在社会中作见证，转为以政治权力推动信仰议程。

这样的转向也改变了我们对政治领袖的理解。加尔文认为，统治者的品格至关重要，因为领袖应当成为上帝公义与看顾的镜子。相较之下，某些当代新君士坦丁主义者则采取一种交易式神学。当领袖说谎或行事残酷时，他们不再像加尔文那样呼吁悔改，而是将领袖视为「保护者」，其个人品格退居次要，只要政治效益足够即可。

讽刺的是，尽管象征符号截然不同，共产主义与新君士坦丁主义在权力神学上却有若干相似之处：

• 两者都相信国家是道德与社会转化的主要工具。对中共而言，是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对新君士坦丁主义者而言，是以法令推动国家的「基督教化」。 

• 两者都将宗教视为国族整合的工具。中共要求宗教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君士坦丁主义则倾向将基督信仰重塑为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 两者都对未向其核心愿景效忠的自主机构抱持怀疑。中共打压「地下教会」；新君士坦丁主义者则常谈论要「收回」各个制度领域，使其不再存在所谓中立或「世俗」空间。

法国思想家 Jacques Ellul 曾发出严厉警告：

现代国家不是我们可以为福音所使用的「工具」，它在圣经意义上乃是一种「权势」。它企图成为万有的中心；若基督徒不与之保持张力，终将被其吸纳。

教会真正需要的，并非一个神圣化的帝国，而是成为忠心群体的自由——一个最终效忠对象超越一切王座的群体。唯有当「天」仍然在国家之上，教会才能真正成为教会。

（江慕理是台湾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牧师，本文原发江牧师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