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十二月 23, 2025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真实的圣诞老人——小亚细亚的圣尼古拉

 基甸

          (古老的圣尼古拉斯画像)

2006圣诞节又要到了。我和妻子带着我们家两个臭小子在屋里屋外布置好圣诞装饰,家里开始回响好听的圣诞音乐。今年老大参加了一个社区剧场的圣诞歌舞剧演出,剧名是《圣诞前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孩子们很酷地简称为“T'was”)。那是个很传统的圣诞剧目,根据1822年一位神学院教授(也是纽约盲人学院的创办人)摩尔(Clement Moore)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同名诗歌创作。

摩尔的诗把圣诞老人描写成一个快乐的胖老头,坐在有八只可爱的驯鹿拉着的敞篷雪橇上飞越高山海洋,把圣诞礼物带给乖娃娃(那些调皮的同学,哼哼,you better watch out——你最好小心点)。据说这是美国版圣诞老人的文学来源。歌舞剧所表现的家庭之爱和对童心的呵护相当感人,而剧中的圣诞老人告诉天真的孩子们、也告诉自以为聪明的大人们:不错,圣诞老人也许是人装扮的,但是圣诞老人也是真的,他所代表的圣诞精神是真的,而关于他的传说和想象是美好的。排练的时候,演圣诞老人的演员跟老大和我聊天,我说我们家老大早已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的,那个演员老头瞪我一眼,说:“Excuse me——有没有搞错?你来摸摸我的手,我不是真的吗?给我上了一课。 

在世界各地圣诞老人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在美国的孩子当中最流行的名字是三塔·克劳斯Santa Clause昵称三塔Santa和圣尼古拉St. Nicholas昵称圣尼克St. Nick)。如果真要考据,圣尼古拉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三塔那个如今已经被商品化到极点的形象——一个红衣服、白胡子、乐呵呵的矮胖老头儿,则可能掺入了北欧等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神祗和人物的形象。我告诉老大,历史上的圣尼古拉是公元4世纪小亚细亚的一位基督教主教,我三个月前在土耳其刚刚去参观过他的教堂呢。 

今年9月我在土耳其出差,周末去米拉(Myra)古城的圣尼古拉教堂参观。1600年前圣尼古拉曾在这里生活、事奉。教堂建于6世纪以前,1862年由俄国贵族重新修缮。教堂斑驳的壁画上有清瘦严肃的圣尼古拉的画像,粗大的石柱已经断缺不齐,阴暗的石屋中有一副圣尼古拉的石棺。(圣尼古拉死后其墓甚至其骸都被人当作圣物偷来抢去,这里可能只空有一棺。)教堂外面有摊贩兜售富有拜占庭圣像风格的各种烫金圣尼古拉画像,我也买了一个木制的留作纪念。

 

                               (米拉圣尼古拉斯教堂外的庭院)

                                    (米拉圣尼古拉斯教堂内部)

公元3世纪圣尼古拉出生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的小镇帕塔拉(Patara)。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富有的父母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但他从小受爱主的基督徒父母的影响,立志要照耶稣所教导的去做。所以他真的变卖自己所有的财物周济穷人,把一生奉献给上帝,服侍微卑的劳苦百姓。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乐善好施而远近闻名,并被选为米拉城的主教。在罗马皇帝克里仙(Diocletian)迫害基督徒期间,圣尼古拉被抓去坐牢,身上满是鞭痕、钳伤与烙印,但他仍坚守信仰不渝。出狱后圣尼古拉出席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 

晚年的圣尼古拉继续在米拉建立孤儿院、照顾老弱病残和贫民。圣尼古拉于公元343126日在米拉逝世。他死后被天主教封圣,126日并被定为圣尼古拉节,今天在欧洲等地仍被庆祝,而主要的庆祝方式就是人们互送礼物,体现圣尼古拉、也是圣诞的博爱惠施的精神。在圣尼古拉被埋葬的墓地上建起了圣尼古拉教堂,成为一个基督徒朝圣的地方。当今世界有超过两千所的教堂以圣尼古拉命名。圣尼古拉在俄国、北欧和西欧尤其被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尊崇。  

圣尼古拉的一生最广被传颂的是他慷慨助人的事迹和他对儿童的爱心。这些事迹后来被赋加丰富多彩的想象而融合成经典的传说。在一个著名的传说中,圣尼古拉听说一户穷人家的三个女儿因为家里没钱置办嫁妆而无法出嫁、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就悄悄地给了那家人三袋金币。金币从窗外扔进屋,正巧掉在正在壁炉前烘干的长袜里面。这就是孩子们圣诞节在壁炉前挂长袜等待圣诞老人把礼物放进去的习俗的由来。 

(圣尼古拉斯传说画幅,左:送给新娘金子做嫁妆,右:为信仰坐牢)

其它关于圣尼古拉的传说还包括他救回被匪徒绑架到外乡的一名米拉男孩、让三个被黑店杀害的神学院学生从死里复活、平息狂风巨浪拯救海船上的人、让肯拿出粮食救济米拉饥荒的船只在抵达目的地时不但一颗米不少、而且粮食溢出船舱,等等。而圣尼古拉曾经冒死解救被处极刑的政治犯、斥责贪官污吏的腐败、维护社会公义、帮助百姓渡过饥荒,等等,则不是传说而是史实。在他的故乡,圣尼古拉被人视为有能力施行奇迹的神人。而在西方,他被尊为儿童、海员、矿工、学生、孤儿、流浪者、乞丐、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和其他各种弱势群体的保护神 

这位清瘦孤独的古代基督徒一定想象不到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以他为原型的圣诞老人形象会变成今天这个呵呵有名被全世界孩子们热爱的胖老头儿。感慨之余,我把真正的圣尼古拉的故事告诉儿子。我跟儿子说,是的,圣诞老人曾经真有其人。虽然他远没有今天的广告上的那么富态,但是他是真的,他体现的圣诞精神也是真的。孩子,你曾经迷信”Santa,只为了得到一些礼物。今天你认识了真实的圣尼古拉,他一生都在给予。等你长大了,老了,希望你自己也成为一名圣诞老人,把上帝的恩典带给需要的人。

(本文原于2006年圣诞发布于早已被删的基甸墙内播客,后收入《追寻与回归》一书)

AI:基督教价值观支持民主制度的理念吗?

问:基督教价值观支持民主制度的理念吗?

Gemini答:

基督教价值观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是一个深邃且复杂的课题。在历史长河中,基督教教义曾被用来支持王权神授(专制的一种形式),但也为现代民主制度奠定了核心的哲学基础。

从神学角度看,现代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基督教价值观更趋向于支持民主,特别是其对“权力制衡”和“个人尊严”的强调。

        (美国革命的著名反专制口号:“除了耶稣,没有君王”)

1. 支持民主的神学论据

许多神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最能体现基督教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人既有上帝的形象(尊严),又有罪性(倾向腐败)。

核心观点 A:人的罪性与权力制衡

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赋予绝对的权力。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人类的正义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人类的不正义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核心观点 B:平等与人的尊严

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Imago Dei),因此在政治权利上应当平等。

C.S. 路易斯 (C.S. Lewis)

“我信仰民主是因为我相信人的堕落。我认为人类是如此堕落,以至于没有人可以被信任拥有对他人的绝对权力……真正的民主理由是:人类是如此堕落,以至于不能把哪怕是最小的一丁点绝对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

2. 历史上对“权威/专制”的解读

支持专制或绝对权威的论点通常引用圣经中关于“顺服”的教导,这在君主制时代尤为流行。

核心观点:权柄来自上帝

《罗马书》13:1 提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历史上的君权神授论者常以此证明君主的绝对权威。

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 尽管加尔文的教义后来推动了民主,但他本人对统治者非常敬畏:

“即使是那些最卑劣、最不配得到尊崇的统治者,只要他们拥有公共权力,就应当受到我们的顺服和敬重……因为那赋予了最公正君主尊严的圣旨,也同样赋予了暴君。”

然而,加尔文同时也强调,如果统治者的命令违背了上帝,则信徒不应服从。这种“有限度的顺服”后来演变成了反抗暴政的理论依据。

3. 民主与专制的价值对比表

基督教价值观民主体制的体现专制体制的风险
人的尊严 (Imago Dei)投票权、言论自由、人权保护个人被工具化,尊严受损
原罪 (Original Sin)三权分立、任期限制、监督机制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仆人式领导官员是“公仆”,需向选民负责统治者自视为神或绝对主宰
良知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强制意识形态统一

4. 现代神学家的总结

当代著名的神学家通常认为,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规定某种政治体制,但民主在保护弱者和限制邪恶方面最具优势。

提摩太·凯勒 (Timothy Keller)

“圣经并没有给出一套现成的政治蓝图,但它确实给出了关于公义、人的尊严和权力的本质的原则……历史证明,没有制衡的权力会演变成对上帝权柄的僭越。”

结论

基督教价值观在逻辑上更倾向于支持民主。理由不是因为人类是完美的,而是因为人类是不完美的。民主通过制度设计,承认了人的尊严(支持平等),同时也防范了人的腐败(限制专制)。 

星期二, 十二月 16, 2025

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正从工场上流失?

 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正从工场上流失? 

Gemini记录、翻译、总结自Christian Faith Archive英文YouTube视频,经基甸校对编辑)

(图片来源:Global Passion网站
 

今天,全球有超过40%的人口尚未听闻福音。然而,在全球45万名宣教士中,仅有约3%被派往“未得之民“的地区。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全球基督教宣教领域正经历结构性的宣教士流失,甚至被许多人称为宣教士崩塌(collapse的现象。根据一些宣教机构的报告和宗派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有 50,000 名宣教士永久性地回到自己的国家——不是短暂的述职、休假或安息年,而是从宣教工场撤离 。这标志着现代基督教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宣教士流失

这一趋势并非猜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 神召会世界宣教部(AGWM)官方数据显示,从 2000 年的 2,400 名宣教士,降至今天的不到 2,000 名,减少了 400 多名
  • 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委员会 (SBC IMB) 2010 年报告有 5,600 名宣教士,到 2024 年其官方数字降至 3,700 名,降幅达 34%,减少了 1,900 名宣教士
  • 国际差传协会(SEND International)在 2010 年有 400 名宣教士,到 2023 年降至 280
(2022年美国的宣教士流失数据,来源:MissionNexus)

宣教专家和机构领导普遍报告,宣教士招募速度减缓,而宣教士流失 (attrition) 正在加速 。今天的宣教工场人数已降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宣教士个人信仰或委身的衰落 ,而是很多宣教机构领袖已经意识到并且承认需要解决的多重系统性问题

支撑条件的根本性变化

现代宣教运动曾在 20 世纪迎来空前的高峰,曾看似势不可挡 。然而,那一时代的成功建立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 :当时的美国教会规模更大、更富裕,有能力慷慨支持宣教士 ;宣教家庭可以靠适度的支持生存,因为海外生活成本较低 ;文化对长期海外服事的态度更积极 ;且宣教士本身来自的背景也使他们为艰辛和长期的委身有更好的准备

然而,宣教学家的记录显示,在过去 20 年里,这些支撑条件已发生剧烈变化 。数十年来有效的财务模式正在失效,而机构结构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文化期望和工场需求

来自东南亚的宣教士RachelMark的故事,代表了数千个宣教士家庭的真实经历 。他们经过 12 年的忠心服事,却在 2023 年永久回国 。他们离开的原因不是信仰失败,而是筋疲力尽、得不到支持,无法再维持旧有的模式 。他们的经历揭示了宣教支持模式的瓦解、成员关怀的不足以及不可持续的期望

根据宣教机构的离职面谈和广泛研究,宣教士流失的根源在于多重系统性因素的累积

一、传统支持模式正在瓦解

财务不可持续性是宣教士离开的首要原因 。传统的筹款模式依赖于个人捐助者和教会支持,随着差派国教会出席率的下降和奉献模式的改变,该模式正在瓦解

  • 支持波动与压力: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他们将 30% 40% 的时间用于财务管理和筹款 。这不仅分散了他们的事工精力 ,也造成了家庭的严重经济压力 。每月的支持资金常常随着捐助者面临经济挑战而波动,造成预算不稳定
  • 基本需求未满足:根据对宣教家庭的调查,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以及因紧急家庭事务而需回国的旅费,通常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覆盖
  • 退休焦虑:许多宣教士家庭的退休储蓄极少或根本没有 。一位宣教士坦言:我花了两年时间筹款,然后在宣教工场上又花了 25% 的时间来维持支持……15 年后,我没有退休储蓄,也对未来毫无计划。这种财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 机构重组:SBC IMB 2015 年进行的重组,正是因资金严重不足而向宣教士提供自愿退休,见证了传统模式面临的严峻财务限制

宣教机构领导人坦诚,问题不在于个人的不忠诚或支持者的不慷慨,而是整个财务生态系统正在变化,而机构结构适应缓慢

二、宣教士关怀不足

宣教士关怀不足是导致宣教士过早流失的第二大问题 。宣教士关怀涵盖心理健康支持、危机干预、家庭咨询和实际援助

  • 独特的压力源:宣教士面临着文化冲击、语言障碍、与家人隔离、某些地点的安全问题和属灵争战等独特压力源 。缺乏适当的支持会导致倦怠、抑郁和危机
  • 缺乏专业支持:许多机构,尤其是小型机构,缺乏足够的成员关怀结构 。现场领袖往往自身也承担着巨大压力,无法充分支持挣扎中的宣教士 。当宣教士报告心理健康挣扎时,常常得不到专业的咨询和帮助
  • 沉默与耻辱:一位宣教士在博客中提到,她不敢承认自己的恐慌症,因为害怕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并被送回家 。这种羞耻文化导致宣教士们在挣扎中保持沉默,直到危机无法控制
  • 统计数据:一项研究发现,50% 的宣教士报告在个人或家庭危机期间感到得不到支持

成员关怀不足被认为是宣教士过早流失的首要原因之一 ,更好的成员关怀本可以预防许多人离开

三、对宣教士子女的支持不足

家庭相关挑战是宣教士离职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特别与宣教士子女 (MK) 的需求有关

  • 教育困境:子女教育是宣教士父母的首要担忧 。教育选择包括昂贵的国际学校、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家庭教育、有文化障碍的当地学校,或导致家庭分离的寄宿学校 。每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权衡和压力
  • 医疗困境:在偏远地区,儿童的医疗保健和紧急医疗后送也是巨大的财务和心理负担 。许多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孩子的健康危机是他们离开的决定性因素
  • 身份认同:青少年 MK's 经常面临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他们既不完全属于护照文化,也不完全属于东道主文化,形成第三文化子女(TCK的挑战
  • 家庭优先的挣扎:研究显示,家庭问题,尤其是与子女相关的担忧,被引用为 40% 提前离职的原因 。宣教结构未能充分支持健康的家庭生活,导致宣教士们不得不做出在呼召孩子福祉之间的艰难选择

四、宣教工场现实的根本性变化

宣教工场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宣教模式面临挑战

  • 全球南方的崛起:西方宣教士作为主要布道者的时代已基本结束 。全球南方(如尼日利亚、韩国、巴西、菲律宾)正以不断增长的数量派遣自己的宣教士
  • 角色转变:西方宣教士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支持角色,例如培训本地领袖、提供资源和促进伙伴关系,而非直接布道
  • 培训滞后:宣教士培训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技能组合需求,包括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系统思维
  • 安全与数字冲击:许多地区的安全挑战(恐怖主义、政府敌对)增加,迫使机构将大量资源投入安全措施 。同时,互联网和数字事工的兴起也改变了福音传播的方式,引发了对宣教士角色的再思考

五、代际差异产生摩擦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基督徒对宣教服事有与前几代人不同的期望 ,这与传统的宣教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摩擦

  • 短期承诺:年轻一代通常希望更短期的承诺(2 5 年),而非终身服事
  • 期望升级:他们期望得到健全的成员关怀、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以及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 筹款意愿低:他们不太愿意在开始事工前进行多年的筹款
  • 殖民主义遗产:他们对殖民主义的遗产有更高的意识,对可能延续有害的宣教模式有更高度的警惕

一位年轻宣教士尖锐指出,传统宣教系统设计的期望是宣教士妻子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承担家庭教育和家务,并在丈夫外出时忍受孤立 ,这很难被年轻一代宣教士接受。这些差异反映了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和合理的担忧,但它们与为前几代人建立的传统宣教结构形成了显著的摩擦

机构回应与新兴的宣教模式

宣教领袖正在积极讨论和解决这些挑战 。一些机构正在根据研究和宣教士的反馈实施重大变革,尽管改变缓慢且艰难

机构改革方向包括

  • 财务改革:重组财务模式,减少对个人筹款的依赖。
  • 成员关怀:加强成员关怀,提供专业咨询和心理健康支持。
  • 职业路径:提供更短期的选择和职业路径,承认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
  • 培训更新:在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创伤意识方面提供更新的培训。
  • 本土化投资:增加对本土领导力发展的投资。

同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的宣教模式正在涌现

  • 带职宣教 (Tentmaking) / 商业宣教 (BAM):使宣教士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减少对筹款的依赖,提供可持续的收入
  • 短期/中期项目: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蒙召终身服事,为有价值的战略性服事提供途径
  • 教会间伙伴关系:教会直接支持本地领袖,赋权本土领导力
  • 数字宣教:通过媒体和网络接触封闭国家的人群,作为实地宣教的补充
  • 散居宣教 :接触西方国家的移民,鼓励他们作为见证人返回家乡或在海外向自己的同族人传福音 。(参《举目》散居宣教相关文章

对回国宣教士的支持与未来展望

回国宣教士面临着显著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 。他们普遍存在财务困境(无退休储蓄、无房屋净值、缺乏国内就业经验)和情感/属灵困境(感到失败、逆向文化冲击) 。他们需要的是实际支持,而不是评判 。教会需要提供咨询、就业网络、经济援助和非评判性的社区,以肯定他们的服事,无论服事时间长短

宣教士崩塌不是对大使命的否定 。它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为过去时代建立的宣教结构已无法有效服务于当代

为了宣教的未来,机构和教会必须实施以下变革

  1. 诚实对话:承认并正视宣教派遣下降的现实
  2. 重新思考支持:提供全面的宣教士关怀,包括成员关怀基金、重新融入支持和退休规划
  3. 结构性改革:机构必须持续改革以应对财务、成员关怀、家庭支持和代际期望
  4. 培训进化:培训必须适应当代,侧重于伙伴关系、文化谦逊和现实期望
  5. 多重模式:接受终身、中期、短期、带职宣教等多种模式,而非一刀切

大使命的命令——“使万民作门徒”——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如何有效地履行这一命令,则必须适应当代现实 。宣教士崩塌是一次复兴的机会 ,要求我们以智慧回应,开发出可持续、健康的新模式 。这并非降低标准,而是为了提高支持,以忠实有效地以行动回应圣经的宣教呼召

 



星期三, 十二月 10, 2025

N.T.赖特谈《以弗所书》的异象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约学者之一,英国神学家N.T. 赖特(N.T. Wright)教授因为最近出版新作《以弗所书的异象:教会的使命与上帝的荣耀》(The Vision of Ephesians: The Task of the Church and the Glory of God)而接受了一些美国福音派领袖的访谈。

在2025年12月初接受Curtis Chang的“Good Faith”播客访谈和罗素·摩尔的“The Russell Moore Show”播客访谈中,赖特谈到《以弗所书》对今日基督徒再思救赎论、教会论、合一、属灵争战、婚姻和女性及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启迪,非常值得今日福音派基督徒参考。

以下是AI(Genmini)用中文总结的这两集播客的主要内容(经基甸校对及略为编辑)。

江慕理:神聊公共神学与政治神学

 神聊公共神学与政治神学

作者:江慕理

Oliver O’Donovan (奥利弗·欧多诺万)常被视为二十世纪晚期英语世界中最为深邃的政治神学家之一。我曾坐在他的基督教伦理课堂上,记得他描述过两种令他绝望的学生:一种是根本不懂这门学科的,另一种是理解得相当好却无意践行的。我不记得其他内容了——很可能因为我属于第一类。


此后我再未见过他。但随着他曾静默、耐心剖析的自由主义秩序持续紧绷,我有时希望自己能问他那些当年不知如何开口的问题。那场对话听起来或许是这样的。

场景: 爱丁堡一间安静、四壁环书的书房。午后阳光洒在一张旧书桌上。

我: O’Donovan 教授,过去二十年,「公共神学」已成为一个公认的领域——有期刊、会议、教授职位。但我仍不确定它是否塑造了公共生活。真正的影响力似乎需要群众行动主义,或直接接触政策制定者。但公共神学家似乎对行动主义不感兴趣,也缺乏影响精英的实力。他们卡在一个无用的中间地带。

O’Donovan: (微微向后靠)确实可能存在策略上的张力。但我认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形塑他们言说的神学预设。许多人假定,要向这个世代(saeculum)发言,就必须采用其俗语、其概念货币。在将对基督的认信翻译成「价值观」或「公民社会」的习语时,他们可能失去了奠定基督教公共言说根基的那个事件:即宣告在复活中,神已向世界显明了他的审判。

若这个中心被消音,一个人所做的与其说是公开言说,不如说是附属性发言。会被容忍,但不会被倾听。

我: 正是这种感觉。公共神学与更激进的「政治神学」划清界限,与草根运动保持距离,最终试图稳定自由民主——但那个秩序本身正在破裂。他们在捍卫一个可能已不存在的中心。

O’Donovan: (若有所思地点头)我们在这里必须谨慎。自由主义制度并非纯属任意;它们是一个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在其中政治共同体学会了承认限制——分配权威、约束强制。这些确实是基督教世界的遗产,尽管如今已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神学根源。

公共神学常常希望保存这些果实,却未关注孕育它们的道德与精神土壤。但政治共同体无法永远依靠继承的资本生存。

正如我所论证的,国家的天职是一项审判的事工:在基督再来之前的历史中辨别善恶。当国家忘记这项任务——当它变得仅仅是行政性时——共同体就失去了一个关键的道德参照。若神学家不加批判地将自己束缚于这样的国家,他们便有分担其混乱的风险。

我: 所以,试图成为「先知」,他们最终却成了消失体制的守护者。

O’Donovan: (淡淡一笑)「先知」是个强烈的词。真正的先知之言打断我们的政治假设;它提醒统治者与民众,他们的权柄要向更高的宝座负责。今日许多被视为先知之言的话语,更接近政策分析——必要的任务,但并非超越性的。如果我们的视野仅仅是改善现有秩序的运作,我们就没有触及政治意义的更深层问题。

我: 然后是社会现实:在西方,公共影响力需要向宗教基础群体发言——所谓的「宗教右派」。但公共神学很少与他们接触。它被边缘化于它本可能代​​表的群体之外。

O’Donovan: 代表总是很微妙的。一个群体需要能帮助其理解自身责任的领导形式。如果知识分子放弃那个角色——也许出于对民粹的恐惧,也许出于挫败感——群众仍会寻求引导,尽管未必明智。

教会的任务不是利用民粹能量,也不是轻视它们,而是塑造能够忠实判断的共同体。若这种塑造缺席,我们就该预期会有困惑,甚至扭曲。

我: 在福音派中,「公共神学」比「政治神学」更受青睐。感觉更安全——威胁性更小。

O’Donovan: 词汇重要,但现实更重要。福音无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宣告复活的基督是世界的审判者。然而,教会是作为一个见证的群体进入公共领域,而非作为一个竞争的主权者。如果「公共神学」帮助我们记住我们的言说是面向所有人的,那是好的。如果它成了一种回避福音更尖锐要求的方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 即使福音派使用「政治神学」,也常常只是意味着批判民族主义。很少批判自由主义秩序本身。

O’Donovan: 自由主义如同所有传统,包含洞见与盲点。批评其更显而易见的扭曲——民族主义、部落主义——比辨识哪些更深层的预设需要改革要容易。

但教会必须记住,她自身就是一个城邦(polis):一个由圣言和圣礼塑造的群体,在基督之下学习爱与审判。如果政治神学仅仅让信徒在自由主义中感到更自在,或仅仅对民族主义抱有敌意,而未能恢复教会自身的社会呼召,那么它就尚未完成其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确保相关性,而在于重新学习何谓忍耐、真实的见证——一种相信复活的基督会在任何可能到来的秩序中,扶持他子民的见证。

后记

1999 年时,我大概属于让 O’Donovan 最无奈的第一种学生——不太明白的人。二十五年后,我怕自己会变成第二种:懂得多一些,却毫无行动。

揭露西方文明的问题总比实践天国的生活容易得多。

如果今天再次见到他,我想他可能会从眼镜上方看着我,用那同样安静而锐利的语气问:

「是的。但你真正做了什么呢?」

(江慕理是台湾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的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