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

【基甸按】以下是我20多年写的文章，后来曾经用来在知乎回答相关问题，但2018年被知乎删除。旧文重发这里时对部分内容略有编辑。

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评价当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人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把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视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的。以前官方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有很多传教士“作恶多端”甚至犯下杀婴吃人等惨无人道的罪行的“故事”。即使到了现在，很多人仍然相信那些“挖眼剖心”“剖腹取胎”之类的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是普遍的。

2000年的“十一”，因着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为一些过去的传教士“封圣”，激发了很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发布了一系列回应文章，包括揭发传教士恶行的内容，在网上也引起很多关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为的争论。《人民日报》等上的文章，主旨是批判梵蒂冈“利用宗教搞政治”，揭露“封圣”是“精心策划的反华政治阴谋”。这些批判文章中当然有很多对西方传教士的各种劣行的大量负面的揭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没有“挖眼剖心”“剖腹取胎” 之类的“故事”，而且这些文章也承认“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可见即使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在廿一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比较注意尊重基本的史实，避免过分的夸大的。

这些文章中所揭露的西方传教士的劣行，归纳起来，主要有“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和对中国的掠夺”，“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参与鸦片贩卖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借助本国政府的武力及武力威胁，无法无天”，“抢劫奸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揽词讼”，“招纳中国社会上的各种越轨之徒”，“恶霸一方的，强占农田、私设公堂、经营非法贸易，生活糜烂”（甚至有霸占民女“初夜权”和生下私生女的）……，等等。这些历史陈述有多准确我不敢肯定，不过我相信其中所列举的事件不会都是空穴来风的杜撰或者道听途说的传言。同时我也相信这些文章列举的少数“圣人”的劣行并非西方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因此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我这么讲，没有一点要为那些行为不端的传教士辩护的意思。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任何的罪恶，无论打着何等美好崇高的旗号，基督徒都不应该为之“护短”。我同意马克·吐温所说，那些“搜刮钱财”“用于传播福音”的人的言行，不是“为了上帝”，而是“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北美评论》，1901年2月）。正因为他们打着上帝和福音的旗号，他们的行为更容易让人“跌倒”，阻碍人认识上帝，因此更为可怕和卑劣，我深信这样的“神棍”必将在永恒中受到上帝更加严厉的审判。

历史上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的罪恶”是人性黑暗的表现，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美国等地，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职人员”仍然时有让人跌倒让人震惊的丑闻发生。这一切的宗教外以下的伪善和罪恶，也许有时可能欺骗世人，但绝对不可能骗过监查人心的上帝。耶稣基督自己清楚地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著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15，21-23）“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马太福音18：6-7）。

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已经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不再与帝国主义有任何关系了。然而这些不光彩的历史今天的中国人基督徒却不能忘却，不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把罪债推给西方人，或者因为我们是新教徒就把罪债推给天主教，如果我们不能以史为镜引以为严肃的警戒，“宗教的罪恶”还会重演，我们同样可能成为假冒伪善绊倒人的“宗教人士”。

 

作为尊重历史并以史为镜的另一面，我们同时也需要对历史上我们的同胞“反教灭洋”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反思，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有实事求是的正视和肯定。今天的网上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基督徒）对那种“教案社会心理”已经有足够的反思能力，一方面有对这种心理背后的由于被帝国主义欺压凌辱而带来的“仇洋排外”情绪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有对有关洋教士的迷信谣言的非理性化的消极影响的深刻剖析。

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以外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也逐渐开始有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人们逐渐认识到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里面虽然有少数羞辱上帝之名的败类，但也有很多清心爱主、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基督徒。他们当中有很多在本国是个方面都非常优秀可以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如“剑桥七杰” ），却为了爱上帝爱中国爱中国人的缘故远涉重洋来到当时还很不发达的中国，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跟中国人一样留辫子穿长衫，把年轻的生命献上，服侍那些卑微贫穷生活在苦难中的中国人，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哀伤同喜乐。

很多这样的传教士不但从不涉足“政治”，而且一直默默无闻地在条件极为艰苦的乡下和偏远地区传教，直到最后因为疾病劳累贫穷或者教案默默无闻地死在他们一生所热爱所事奉的异国他乡……范学德在谈到西方来华传教士中具有代表性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时这样说：

“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时，我不仅佩服其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後，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这一页，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我终於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著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出于爱上帝、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麽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传教士的牺牲和奉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基督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种子。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禁烟反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正面、积极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抹杀的。今天的中文网上，不但有基督教网站上的很多网帖、资料，也同时有很多非基督徒甚至“官方”的网帖、资料，共同见证传教士“博爱惠施”的善行。很多非基督徒学者、网友对这方面历史都不乏公允、中肯的评价，在指出某些传教士中存在的恶行毫不避讳的同时，也肯定那些爱心单纯的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更有比较深刻的关于中西方文化撞击、交流、会通……的思考。

例如，杨爱程在《还历史一个公道－－简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在以下方面对中国的贡献：

一、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与扫盲

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半个世纪前，传教士为了向占人口90%以上的文盲群体传播福音，率先开始了书面语通俗化的尝试。他们编写“浅文理”或直接用口语翻译圣经和福音单张（如梁发的《劝世良言》）。这种努力不仅传播了宗教，更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广通俗文字、扫除文盲、提升底层群众文化水平的作用。

二、 现代教育制度的开创与引航

传教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者。

• 新式学校： 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兴办了大量近代化学校。

• 高等教育： 许多知名学府（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等）均由传教士创办，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 出国留学： 传教士开创了国人留学的先例，如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便是在传教士资助下完成学业并回国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

三、 医药卫生与近代医学的奠基

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解剖学、生理学及卫生观念带入中国，填补了传统中医在急性病和传染病治疗上的空白。

• 创办医院： 建立了如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顶尖医疗机构。

• 人道主义奉献： 许多医生（如早于白求恩的传教士医生）在偏远地区照顾麻风病人、救治贫民，甚至献出生命。

• 抵制毒品： 传教士医生通过临床观察揭示鸦片毒害，并联手发起运动，最终促使英国立法取缔鸦片贸易。

四、 扶困济危与保护弱势群体

传教士秉承“爱邻舍”的精神，关注社会边缘人。

• 孤儿救助： 建立孤儿院收容弃婴，虽曾因文化误解引发“教案”，但其初衷是保护生命并教授生存技能。

• 战争与灾难救济： 在抗日战争等动荡时期，传教士利用身份保护难民和妇女。文中特别提到了慕拉第（Lottie Moon）为救济灾民不惜耗尽所有，最后死于营养不良。

五、 移风易俗与女性地位的提升

传教士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他们兴办女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在社会风气上，他们极力反对裹足、童婚、纳妾及包办婚姻等陋习。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当时封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与冲击。

另外，关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我将在本文后面抄录我的另一篇旧文（后来也是在网上被删除，但收录入《追寻与回归》一书）略述。 

沧海横流，世易时移。历史走过昨天，中国和中国人走过深重的苦难，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更加进步，国家已经更加富强。而基督教在中国却在苦难困境中在几十年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发展壮大。将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定不可能回避信仰与文化，信仰与政治，政教分离，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等议题。故此我深信回顾反思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中国人都有深远的意义。

 

 

博爱惠施少数民族

 基甸

在网上看到一组反映中国少数民族教会的信徒生活的照片，很感动，也很感慨。如果我们去考查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会了解到，最早把福音传给这些少数民族的，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近年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学界也已经有不少比较客观公允的研究。比较突出的例子包括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和苗族、傈僳族等信主人数比例相当高的民族。以云南为例。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在介绍云南的基督教概况时就提到很多少数民族：

“1877年，最早进入云南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内地会的麦嘉底，随后，基督教各教派及传教团体和自由传道人相继入滇，在云南各地传教，并在滇东北苗族地区、滇北苗族、彝族地区、滇西北傈僳族、怒族地区、滇西景颇族地区、滇西南拉祜族、佤族地区以及滇南哈尼族地区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使云南一跃为全国基督教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傈僳族、怒族、景颇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云南省宗教事务局《云南基督教概况》）

在贵州，英籍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1864-1915）到偏僻落后的苗族小山村传播福音，同时用自己全人的生命见证“博爱惠施”的精神，关爱苗族人，为他们的福祉努力服事。他兴办苗民学校，代苗民抗争，创立苗文，对苗族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小山村（石门坎）经历文化更新，成为苗族文化发展在当时的西南“实系首屈一指”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而居住在云南西部跟缅甸和西藏接壤的怒江峡谷地区的傈僳族，今天几乎是“全民信主”——根据1990年代的官方统计，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基督福音在傈僳族当中播种、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则可以回溯到一百多年前到他们中间传福音的英国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 Fraser，1886-1938）。

这组照片中有一张是一个少数民族小姐妹手里拿着一本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也很值得一提。中国的少数民族很多本来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有一些正是用传教士为其创制的民族文字翻译的，而这些传教士创建的民族文字一直被使用至今，成为少数民族的正式文字，对民族文化和教育的贡献之大可见一斑。 

据网上的资料介绍，“传教士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了拼音文字，用新文字翻译了圣经，编写了教科书，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如1899年，英国牧师党居士在贵州安顺办起苗夷学校。。。1905年英国牧师柏格里在贵州威宁石门坎办了教会学校——光华小学。他与一些苗族知识分子设计了苗文拼音字母——后称柏格里苗文，用它出版了圣经和苗族文学。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传教士在景颇族地区创制景颇文，并开办学校。1922年起，先后在等嘎、卡兰、卢兰建立了三所教会学校，教授景颇文。” 

“傈僳族中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使用一种用大写拉丁字母及其颠倒形式的字母拼写傈僳语的文字。”当年富能仁学会讲傈僳族的话以后，就开始着手把圣经翻译成傈僳族的文字。当时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克伦族宣教士巴拖（Ba Thaw）也在傈僳族当中传福音，他用拉丁字母加上一些变化来记录傈僳族的语言，富能仁就跟他一起创建了傈僳族的书写文字。他们二人发明的傈僳文字被称为“富能仁文字”（Fraser Script），又称“老傈僳文”。1949年以后政府另外组织语言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傈僳文，但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被大多数傈僳人一直使用。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

 “云南省东北部一部分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使用一种把表示声、韵、调的符号拼成方块的苗文。云南佤族中信仰基督教的少数群众使用拉丁字母形式的佤文。”圣经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已经出版了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俄文、藏缅文、藏汉文、傣文、花苗文、苗华文、黑苗文、僮族文、傈僳文、拉家文等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圣经译本，大部份是用传教士们创造设计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出版的。在原来没有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沿用传教士创造的文字从事文化学习和出版图书。”

在美国，我曾经看过一个台湾“原住民”育幼院的合唱团的演出。“原住民”就是高山族等少数民族，而这些合唱团的青少年都是孤儿，残障和被遗弃的孩子。他们在这家基督教的育幼院长大，育幼院的牧师、师母和弟兄姐妹倾注自己无私的爱来细心照顾他们，还有音乐牧师训练他们声乐。听着他们高亢美妙的歌声，听着这些曾经饱受苦难的孩子们纯真的见证，我跟全场几百位听众一样深深地被感动，当这些孩子们唱到上帝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主”（诗篇68：5）和耶稣基督那双“看不见的手”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默默地泪流满面。 

这些孤儿和这组照片上那些少数民族都是饱受苦难的贫穷的人。然而上帝——基督徒信仰的这位独一至高却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却“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诗篇22:24）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些“弱势群体”，他们在世人面前“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后书6:10）。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间彰显了一种深深的悲悯和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