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正从工场上流失？
（Gemini记录、翻译、总结自Christian Faith Archive英文YouTube视频，经基甸校对编辑）
（图片来源：Global Passion网站）
这一趋势并非猜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 神召会世界宣教部（AGWM）官方数据显示，从
2000 年的
2,400 名宣教士，降至今天的不到
2,000 名，减少了 400 多名 。
- 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委员会
(SBC IMB)在
2010 年报告有
5,600 名宣教士，到
2024 年其官方数字降至
3,700 名，降幅达 34%，减少了 1,900 名宣教士 。
- 国际差传协会（SEND International）在 2010 年有 400 名宣教士，到 2023 年降至 280 名 。
宣教专家和机构领导普遍报告，宣教士招募速度减缓，而宣教士流失
(attrition) 正在加速 。今天的宣教工场人数已降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宣教士个人信仰或委身的衰落 ，而是很多宣教机构领袖已经意识到并且承认需要解决的多重系统性问题 。
支撑条件的根本性变化
现代宣教运动曾在
20 世纪迎来空前的高峰，曾看似势不可挡 。然而，那一时代的成功建立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 ：当时的美国教会规模更大、更富裕，有能力慷慨支持宣教士 ；宣教家庭可以靠适度的支持生存，因为海外生活成本较低 ；文化对长期海外服事的态度更积极 ；且宣教士本身来自的背景也使他们为艰辛和长期的委身有更好的准备 。
然而，宣教学家的记录显示，在过去
20 年里，这些支撑条件已发生剧烈变化 。数十年来有效的财务模式正在失效，而机构结构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文化期望和工场需求 。
来自东南亚的宣教士Rachel和Mark的故事，代表了数千个宣教士家庭的真实经历 。他们经过 12 年的忠心服事，却在 2023 年永久回国 。他们离开的原因不是信仰失败，而是筋疲力尽、得不到支持，无法再维持旧有的模式 。他们的经历揭示了宣教支持模式的瓦解、成员关怀的不足以及不可持续的期望 。
根据宣教机构的离职面谈和广泛研究，宣教士流失的根源在于多重系统性因素的累积 。
一、传统支持模式正在瓦解
财务不可持续性是宣教士离开的首要原因 。传统的“筹款” 模式依赖于个人捐助者和教会支持，随着差派国教会出席率的下降和奉献模式的改变，该模式正在瓦解 。
- 支持波动与压力：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他们将 30% 到
40% 的时间用于财务管理和筹款 。这不仅分散了他们的事工精力 ，也造成了家庭的严重经济压力 。每月的支持资金常常随着捐助者面临经济挑战而波动，造成预算不稳定 。
- 基本需求未满足：根据对宣教家庭的调查，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用，以及因紧急家庭事务而需回国的旅费，通常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覆盖 。
- 退休焦虑：许多宣教士家庭的退休储蓄极少或根本没有 。一位宣教士坦言：“我花了两年时间筹款，然后在宣教工场上又花了
25% 的时间来维持支持……15
年后，我没有退休储蓄，也对未来毫无计划。这种财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
- 机构重组：SBC
IMB 在
2015 年进行的重组，正是因资金严重不足而向宣教士提供自愿退休，见证了传统模式面临的严峻财务限制 。
宣教机构领导人坦诚，问题不在于个人的不忠诚或支持者的不慷慨，而是整个财务生态系统正在变化，而机构结构适应缓慢 。
二、宣教士关怀不足
宣教士关怀不足是导致宣教士过早流失的第二大问题 。宣教士关怀涵盖心理健康支持、危机干预、家庭咨询和实际援助 。
- 独特的压力源：宣教士面临着文化冲击、语言障碍、与家人隔离、某些地点的安全问题和属灵争战等独特压力源 。缺乏适当的支持会导致倦怠、抑郁和危机 。
- 缺乏专业支持：许多机构，尤其是小型机构，缺乏足够的成员关怀结构 。现场领袖往往自身也承担着巨大压力，无法充分支持挣扎中的宣教士 。当宣教士报告心理健康挣扎时，常常得不到专业的咨询和帮助 。
- 沉默与耻辱：一位宣教士在博客中提到，她不敢承认自己的恐慌症，因为害怕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并被送回家 。这种“羞耻文化”导致宣教士们在挣扎中保持沉默，直到危机无法控制 。
- 统计数据：一项研究发现，50%
的宣教士报告在个人或家庭危机期间感到得不到支持 。
成员关怀不足被认为是宣教士过早流失的首要原因之一 ，更好的成员关怀本可以预防许多人离开 。
三、对宣教士子女的支持不足
家庭相关挑战是宣教士离职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特别与宣教士子女
(MK) 的需求有关 。
- 教育困境：子女教育是宣教士父母的首要担忧 。教育选择包括昂贵的国际学校、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家庭教育、有文化障碍的当地学校，或导致家庭分离的寄宿学校 。每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权衡和压力 。
- 医疗困境：在偏远地区，儿童的医疗保健和紧急医疗后送也是巨大的财务和心理负担 。许多宣教士在调查中报告，孩子的健康危机是他们离开的决定性因素 。
- 身份认同：青少年
MK's 经常面临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他们既不完全属于“护照文化”，也不完全属于“东道主文化”，形成“第三文化子女（TCK）”的挑战 。
- 家庭优先的挣扎：研究显示，家庭问题，尤其是与子女相关的担忧，被引用为 40% 提前离职的原因 。宣教结构未能充分支持健康的家庭生活，导致宣教士们不得不做出在“呼召”和“孩子福祉”之间的艰难选择 。
四、宣教工场现实的根本性变化
宣教工场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宣教模式面临挑战 。
- 全球南方的崛起：西方宣教士作为主要布道者的时代已基本结束 。全球南方（如尼日利亚、韩国、巴西、菲律宾）正以不断增长的数量派遣自己的宣教士 。
- 角色转变：西方宣教士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支持角色，例如培训本地领袖、提供资源和促进伙伴关系，而非直接布道 。
- 培训滞后：宣教士培训未能足够快地适应新的技能组合需求，包括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系统思维 。
- 安全与数字冲击：许多地区的安全挑战（恐怖主义、政府敌对）增加，迫使机构将大量资源投入安全措施 。同时，互联网和数字事工的兴起也改变了福音传播的方式，引发了对宣教士角色的再思考 。
五、代际差异产生摩擦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基督徒对宣教服事有与前几代人不同的期望 ，这与传统的宣教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摩擦 。
- 短期承诺：年轻一代通常希望更短期的承诺（2
到 5 年），而非终身服事 。
- 期望升级：他们期望得到健全的成员关怀、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以及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
- 筹款意愿低：他们不太愿意在开始事工前进行多年的筹款 。
- 殖民主义遗产：他们对殖民主义的遗产有更高的意识，对可能延续有害的宣教模式有更高度的警惕 。
一位年轻宣教士尖锐指出，传统宣教系统设计的期望是宣教士妻子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承担家庭教育和家务，并在丈夫外出时忍受孤立 ，这很难被年轻一代宣教士接受。这些差异反映了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和合理的担忧，但它们与为前几代人建立的传统宣教结构形成了显著的摩擦 。
机构回应与新兴的宣教模式
宣教领袖正在积极讨论和解决这些挑战 。一些机构正在根据研究和宣教士的反馈实施重大变革，尽管改变缓慢且艰难 。
机构改革方向包括 ：
- 财务改革：重组财务模式，减少对个人筹款的依赖。
- 成员关怀：加强成员关怀，提供专业咨询和心理健康支持。
- 职业路径：提供更短期的选择和职业路径，承认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
- 培训更新：在文化智能、宣教伙伴的发展和创伤意识方面提供更新的培训。
- 本土化投资：增加对本土领导力发展的投资。
同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的宣教模式正在涌现 ：
- 带职宣教
(Tentmaking) / 商业宣教
(BAM)：使宣教士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减少对筹款的依赖，提供可持续的收入 。
- 短期/中期项目：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蒙召终身服事，为有价值的战略性服事提供途径 。
- 教会间伙伴关系：教会直接支持本地领袖，赋权本土领导力 。
- 数字宣教：通过媒体和网络接触封闭国家的人群，作为实地宣教的补充 。
- 散居宣教 ：接触西方国家的移民，鼓励他们作为见证人返回家乡或在海外向自己的同族人传福音 。（参《举目》散居宣教相关文章）
对回国宣教士的支持与未来展望
回国宣教士面临着显著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 。他们普遍存在财务困境（无退休储蓄、无房屋净值、缺乏国内就业经验）和情感/属灵困境（感到失败、逆向文化冲击） 。他们需要的是实际支持，而不是评判 。教会需要提供咨询、就业网络、经济援助和非评判性的社区，以肯定他们的服事，无论服事时间长短 。
“宣教士崩塌”不是对大使命的否定 。它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为过去时代建立的宣教结构已无法有效服务于当代 。
为了宣教的未来，机构和教会必须实施以下变革 ：
- 诚实对话：承认并正视宣教派遣下降的现实 。
- 重新思考支持：提供全面的宣教士关怀，包括成员关怀基金、重新融入支持和退休规划 。
- 结构性改革：机构必须持续改革以应对财务、成员关怀、家庭支持和代际期望 。
- 培训进化：培训必须适应当代，侧重于伙伴关系、文化谦逊和现实期望 。
- 多重模式：接受终身、中期、短期、带职宣教等多种模式，而非“一刀切” 。
大使命的命令——“使万民作门徒”——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如何有效地履行这一命令，则必须适应当代现实 。宣教士崩塌是一次复兴的机会 ，要求我们以智慧回应，开发出可持续、健康的新模式 。这并非降低标准，而是为了提高支持，以忠实有效地以行动回应圣经的宣教呼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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