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2月初接受Curtis Chang的“Good Faith”播客访谈和罗素·摩尔的“The Russell Moore Show”播客访谈中，赖特谈到《以弗所书》对今日基督徒再思救赎论、教会论、合一、属灵争战、婚姻和女性及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启迪，非常值得今日福音派基督徒参考。
以下是AI（Genmini）用中文总结的这两集播客的主要内容（经基甸校对及略为编辑）。
1. 天与地的新联合
赖特指出，《以弗所书》不是保罗写给某个地方教会的日常信件，它更像是一封在众教会中传递的书信，旨在向所有信徒阐明上帝自创世以来的终极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基督，并通过教会来实现。
西方教会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理解长期存在偏差。许多人认为基督教的全部意义在于“让我的灵魂在死后进入天堂”。然而，《以弗所书》所展示的上帝的救赎计划，其目标远不止于此。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最终旨意是在基督里将天与地联合起来（Ephesians 1:10），实现全新的创造。这是一种宏大的、宇宙性的和解与更新。
教会的身份： 教会被呼召成为这一宏大计划在地球上的先锋队和活生生的见证。教会不是一群逃避世界的个人，而是一个被上帝拣选（“预定”）来活出新创造现实的群体。赖特指出，保罗所说的“预定”（predestination）首先是职分性的（vocational），而非仅仅是命定性的（destinational）。教会的被拣选是为了活出上帝荣耀的赞美，而非仅为确保个人得救。
抗拒逃避主义： 赖特教授明确指出，那种将天堂视为唯一终点、将世界视为注定被抛弃的逃避主义（Escapism）思想，错失了《以弗所书》关于上帝要在地上掌权并更新一切的核心信息。
赖特强调，当我们理解耶稣基督不仅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时，他便成为了天与地相交的中保。教会被呼召活出这种已然实现的联合，在破碎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新创造的小型工作模型”。
教会的使命不是提供通往天堂的门票，而是在地球上具体化天国的现实，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视野彻底转变了我们对救恩、使命和末世的理解。逃避主义与参与上帝的更新之间的区别，正是《以弗所书》要校正的教会方向。
赖特强调，当保罗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1:4），他指的是一个集体的呼召，一个类似于以色列民族的身份：他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他们配得，而是为了成为上帝向世界展示爱和救赎的工具。教会作为“新以色列”，被选召是为了“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弗1:6, 1:12, 1:14）。
这意味着“预定”的目的是现在的行动，而不是未来的保证。 我们的“拣选”使我们成为一个有任务的群体，蒙召要活出与世人不同的生命模式。这种生命模式的实现，即教会的合一、圣洁和见证，才是上帝荣耀的最佳展示。如果教会将救恩论仅仅视为一种关于谁上天堂、谁下地狱的理论，那么它就错失了保罗的重点——即教会被呼召去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新人类，向宇宙宣告基督的主权。
2. 耶稣基督的新群体
《以弗所书》最激进的社会性声明，在于基督打破了人类最深刻的、看似不可调和的界限——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Ephesians 2:14-16）。
合一的新人类： 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使人疏远的律法，把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部分人在他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one new humanity）。这种合一不仅仅是表面的和睦，而是一种全新的实体，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万有和睦的象征。
多元文化、多民族的挑战： 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对立是人类分裂的典范。在当代，这种分裂体现在种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诸多层面。教会若想成为新创造的模型，就必须在自身内部体现出这种超越界限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合一。当教会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一同敬拜耶稣时，这本身就是对“执政的、掌权的”的一种宣告和挑战。
在宗教改革时期，《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强调的“因信称义”成为了神学中心，而同样重要的《以弗所书》却似乎被边缘化了。莱特认为，如果宗教改革者能够将《以弗所书》与前两者置于同等核心的地位，那么教会历史可能会被彻底改变。
《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核心在于个人如何被上帝算为义人（称义，Justification），这解决了中世纪教会中关于功德和得救路径的问题。然而，《以弗所书》的核心在于教会是什么（教会论，Ecclesiology），以及上帝如何将分离的人群（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弗2:14-16）。
赖特指出，过度聚焦于个人称义，而忽略了《以弗所书》的宏大集体异象，导致了新教教会长期以来对教会的统一性和社会性使命缺乏足够的重视。当教会未能体现出在基督里合一的新人类时，它就很容易被世俗的力量、民族的边界、政治的党派所撕裂。
《以弗所书》提供了一种“合一的灵性”（a spirituality of unity），它不仅是教会内部的愿景，也是对世界可见的见证。当我们未能活出这种多民族、多文化、却又在基督里完全合一的生命时，我们实际上削弱了福音的能力。赖特认为，《以弗所书》要求我们不仅要问“我如何得救？”，更要问“我们作为被救赎的群体，如何成为上帝计划的缩影？”
3. 多民族合一的新创造
赖特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身体里合一并非一个附加品，而是上帝联合天地万物的计划已经开始的可见标志。这种异象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赖特观察到，今天许多教会仍旧沿着种族或文化界限分裂，他反问：“我们读的难道不是同一本新约圣经吗？”他坚信，能够跨越差异、活出合一的教会，正在向“执政掌权的”宣告它们的统治正在终结。这种合一并非一场社会实验，而是一个福音的必然要求。
《以弗所书》3章10节总结了这一呼召：保罗写道，通过教会，“上帝百般的智慧”得以被“众天使和掌权的”知道。赖特解释说，希腊词中表达“百般”（或“多姿多彩”）的词语，是用来形容一个开满了各色鲜艳花朵的花园（polupoikilos）。教会的多样性，若能正确地展现出来，就是上帝即将到来的新创造的标志。当教会展现出这种多样性，并接纳来自不同背景和肤色的人一起敬拜耶稣时，“执政的、掌权的”就会注意到。
赖特肯定宗教改革家将圣经和敬拜翻译成地方语言的贡献，但他也指出，此举同时导致了教会沿着种族和国家的界限产生了碎片化。“除非你小心，否则你最终会得到一个法国教会、一个葡萄牙教会、一个西班牙教会、一个波兰教会，”他说道。保罗在《罗马书》15章中描绘的信徒“同心同口荣耀神”的异象，在很大程度上失落了。
赖特认为，正是这个神学上的盲点助长了后来几个世纪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兴起。西方基督徒专注于个人救赎，却忽略了教会要体现一种新人类的呼召。他引用《使徒行传》17章中保罗对雅典人所说的话：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让他们居住在地上。当西方基督教在十七、十八世纪忽视了这一信息时，就没有声音来反对奴隶制或种族区分。赖特总结道：“没有根基，你就结不出果实。而根基就是基督教福音本身。”他相信教会必须重拾《以弗所书》中关于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上帝的单一家庭”的异象。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向世界展示“另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
4、属灵争战的新理解
保罗在《以弗所书》6:12中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在现代语境中，“执政的、掌权的”这些概念往往被视为抽象或过时的神学术语。
赖特教授却认为，在当下这个被算法、大数据和全球系统深度塑造的时代，这些概念反而具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他如此解释：
- “执政的、掌权的”是非人性的结构： 这些力量指的不仅仅是魔鬼本身，更是那些企图将人类生活纳入其控制、扭曲上帝创造的结构性邪恶。它们可能是腐败的政治体制、经济剥削系统、或是现代的媒体和算法结构。
- 算法时代的黑暗： 在一个由“算法”支配信息、筛选社群、加剧极化的时代，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控于看不见的力量，这些力量将人类进行“部落式划分”（tribal sorting），制造分裂、仇恨和恐惧。赖特教授提出，这正是保罗所描绘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力量的新形式。
- 争战的本质： 教会的属灵争战，不是像某些人错误理解的那样，去妖魔化血肉之躯的邻舍或政治对手，而是要与系统性的扭曲和分裂作斗争。教会的使命是通过活出合一、圣洁、公义的生命，来削弱这些“执政掌权者”的影响力，向它们展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胜利。保罗明确指出，我们的争战“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赖特强调，当教会卷入政治纷争或文化战争时，一个最大的危险是错误地识别敌人。
基督的得胜已经宣告了这些黑暗权势的终结。教会通过“披戴全副军装”（弗6:13-17）——这军装本质上是基督的属性和福音的真理——站立得稳，以此来见证上帝的国度已经临近。这盔甲不是用来攻击人类邻居的武器，而是用来抵御邪恶系统性攻击的防御和宣示工具。《以弗所书》也帮助我们理解属灵争战：
属灵争战的场域： 赖特强调，《以弗所书》1章和2章表明，信徒已经“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表明属灵的争战就发生掌权者和黑暗势力的活动领域。但基督的复活已确保了胜利，教会是在这一既定的胜利中持守阵地。
军装的群体性： 赖特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观点：上帝的军装主要是群体性的，而非完全个人化的。虽然每个人都要“穿上”，但军装的每一部分（如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都描述了教会作为整体在世界上的生活方式和见证。例如：
- 真理的腰带： 在当代，我们尤其需要真理来对抗充斥在公共生活中的谎言和“另类事实”。
- 信德的藤牌： 信德是群体性的信任和忠诚，是整个社群一同抵挡怀疑和恐惧的武器。
- 圣灵的宝剑： 只有这一项是进攻性的，即上帝的话语。
抵制军事化思维： 这种对军装的解读，旨在纠正那种将信仰视为与撒旦进行字面意义上（literal）的军事对抗的倾向，而是将其定位为：教会群体在圣灵中活出真理、公义与和平，从而站在基督已赢得的胜利一边，对世界的虚假权力结构进行抵抗。
5、合一与圣洁的双重使命
《以弗所书》的结构本身就体现了其神学核心：前三章（1-3章）是神学（我们是谁），后三章（4-6章）是伦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连接两者的桥梁是合一与圣洁。赖特坚持认为，合一与圣洁不是相互竞争，而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命令。
圣洁的集体维度：“圣洁”在保罗的语境中，首先意味着分别出来，为上帝所用。它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纯净，更是集体性的特征。教会的圣洁在于它拒绝像周围的世界一样运作，它拒绝仇恨、分裂和腐败。圣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上帝的荣耀，正如《以弗所书》1:4所言：“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合一的福音必要性：合一不仅是美好的愿望，它是福音的必然结果。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隔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弗2:14），创造了一个“新人”。因此，任何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的行为——无论是基于种族、阶级、政治立场或神学差异——都是直接否定了基督的十字架工作的功效。
赖特教授指出，教会的合一并非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思维一致或文化相同，而是意味着在多样性中体现的合一。教会必须体现出上帝“百般的智慧”（弗3:10）——这是一种多姿多彩、难以预测的智慧，超越了人类理性所能划定的简单部落界限。这种丰富多彩的智慧向“执政的和掌权的”宣告，上帝的计划比他们的分裂阴谋要宏大得多。
6. 婚姻中的相互顺服
《以弗所书》5章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段落是教会中最具争议和挑战性的经文之一，特别是关于“妻子顺服丈夫”和“相互顺服”的关系。赖特呼吁基督徒采取谨慎的阅读和严格的文化背景分析来领受。
“相互顺服”的革命性基础：《以弗所书》5:21 是整个段落的基石：“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赖特指出，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家庭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即“户主制”）。保罗的教导，虽然使用了当时的家庭法规（Household Codes）形式，但却注入了一个颠覆性的基督教原则：相互顺服。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要求所有人，包括那些在社会上拥有权力的人（丈夫、主人、父亲），都要以基督的爱和谦卑来对待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
婚姻中的基督式的爱：关于丈夫对妻子的爱，保罗并非让丈夫行使罗马社会赋予他们的户主权力，而是给出了一个新的标准：“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弗5:25）。莱特指出，基督的爱是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爱。这种爱是对当时父权制最大的颠覆，它要求丈夫放下权力，效法基督为仆人的样式。
因此，基督徒的婚姻，与其说是重申了父权制，不如说是模拟了新创造的自我牺牲之爱。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基于对基督的顺服（5:22），而丈夫对妻子的领导，则是基于十字架上的牺牲。当夫妻双方都活出这种爱与牺牲的榜样时，他们的婚姻就成为了对世界宣告基督与教会关系的活见证。
7. 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反思
赖特教授同意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是当前教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核心冲突： 赖特坚定地认为，“基督教不是一个民族，教会也不是一个民族运动”。
民族主义的本质： 基督教民族主义试图将特定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身份与上帝的国度混为一谈，从而将信仰缩小为一个排他性的、部落式的政治项目。这种做法与《以弗所书》中跨越藩篱、建立普世教会的异象是直接对立的。
抗拒假冒的力量： 基督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假冒的权力的异象（counterfeit visions of power），它试图用地上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属灵的目标，而这正是保罗极力反对的。真正的力量在于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在于圣灵在教会中塑造出的、多元而合一的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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