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工作者中有多少相信上帝？

 

美国科学工作者中有多少相信上帝？

基甸

 网上关于有多少现当代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信仰上帝的问题似乎众说纷纭。有人说“过去一百年诺贝尔奖科学类得主当中大多数都是相信上帝的人”，但也有人说“杰出的美国科学家几乎全都不信上帝”。 

其实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对上帝的存在与否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中文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scientists”。因为中文的“科学家”似乎暗含了成就和资格的限制，所以“科学工作者”的含义可能更广一些。）科学家/工作者也是人，也会犯错，他们的宗教观完全有可能是错的（就好像他们不一定也是音乐或美食或时装方面的专家一样）。上帝并不因为某些科学家/工作者相信才存在，也并不会因为某些科学家/工作者不信就不存在。

 

而且科学家/工作者不信上帝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比如觉得基督徒虚伪、不喜欢教会的“清规戒律”、误解了基督教的教义，等等。所以他们不信上帝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认为信仰上帝违反科学。基督徒和无神论者都不必拿科学家/工作者的宗教信仰来为自己“壮胆”。到底有多少科学家/工作者信仰上帝，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就好。

 

Pew研究中心2009年的统计：将近一半的科技工作者是有宗教信仰者

“过去一百年诺贝尔奖科学类得主当中大多数都是相信上帝的人”，出自一篇作者是云儿的中文文章。^[i]我也看过方舟子对此的反驳。^[ii]用英文搜索能找到云儿所引的数据的英文出处。按照这一套数据，1901-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信仰广义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有74人，占所有得奖者的47.2%，信仰犹太教或持守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有33人，占20.6%，两者（都信上帝）加起来超过2/3；1901-2000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获得者中广义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持守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各占51.7%和22.7%，信上帝的比例更高。

 

这套数据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所有的数据引用都指向一个来源，就是一本一位犹太人作者通过一间印度的出版社出版的书。^[iii]这位作者是一位以色列的基因学学者，但并非研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的专家。最欠缺的是他的书里只有数据列表，但没有数据来源及具体统计方法的解释。方舟子和其他一些人也指出他的数据里的一些个例是错误的（如把爱因斯坦算为犹太教徒，把丁肇中算为基督徒）。加上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确实也很难确证，这套数据的准确性确实值得怀疑。

 

当然，这些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确实也有一些是可以确定是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的，而确定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则非常稀少（方舟子的反驳文章中只举出了22位），我想虽然没有充分和准确的数据，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安全地相信“过去一百年诺贝尔奖科学类得主当中相信上帝的人比无神论者多”。

 

“杰出的美国科学家几乎全都不信上帝”这一流传甚广的说法源于多年前方舟子《美国无神论者知多少？》一文^[iv]。该文引述“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在1998 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说：“杰出的美国科学家几乎都不信神：在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只有大约7％信神 ”。

 

《自然》杂志1998年的这个报告是根据拉森（Edward J. Larson）等人在1997年所做的调查所写。^[v]拉森等人的调查在方法上重复了心理学家刘巴（James H. Leuba）等人在1914年和1933年做过的著名调查的方法，即用调查问卷问被调查者两个问题，一是“你相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二是“你相不相信人死后有永生？”然后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判定他们是否相信上帝。

 

1997年的调查对象是代表“杰出科学家”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但是（方舟子等人没有告诉大家），拉森等人在1997年的这个调查之前，在1996年先做了一个针对一般科学工作者的信仰状况的调查。1996年的这个调查报告也在1997年发表在《自然》杂志^[vi]，其结果引人注目之处是一般科学工作者中相信上帝的比例跟1914年和1933年的刘巴调查的结果相比差异很小。以下是1914、1933、1997和1998年的调查结果比较：

 

表4-1. 一般科学工作者

年度	1914	1933	1997
相信（%）	42	33	39

 

 

 

 

表4-2. 领先科学家

年度	1914	1933	1998*
相信（%）	27.7	15.0	7.0
不信（%）	52.7	68.0	72.2
怀疑（%）	20.9	17.0	20.8

*仅限美国科学院院士

 

就一般科学工作者中相信上帝的比例而言，1914、1933和1997年的结果跟这80多年中间的其它一些关于美国科学工作者的信仰的调查结果基本是一致的。例如卡耐基委员会1969年的调查结果表明55%的从事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美国大学教授自称有宗教信仰。^[vii]80多年来美国一般科学工作者中相信上帝和不相信上帝的人的比例并无太大变化。《自然》杂志报道1997年的结果时以“科学工作者仍然持守信仰”为题，是完全合理的。1998年《自然》杂志的报道题目与1997年似乎相反，是“领先（leading）科学家仍然拒斥上帝”，但“领先”科学家仅限于美国科学院院士，范围要小得多，对像要特殊得多。

 

刘巴调查的方法本身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其问卷只有两个问题，而所谓“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有它的特定的含义。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不等于不相信上帝，更不等于相信无神论。1998年接受这个调查的科学院院士里面也有人表示自己并非是无神论者，而是相信上帝存在的有神论者，回答“不信”只不过是因为对“人格化”的定语不认同而已。

 

也是鉴于拉森等人的统计存在这些缺陷， 2014年二月，在首次刘巴调查的一百年后，美国莱斯（Rice）大学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合作，做出了关于美国科学工作者的宗教信仰的最新统计调查。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报告^[viii]，超过60%的美国科学工作者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如果把下面表格中的前三项即福音派新教、主流新教和天主教加起来，已经超过60%。如果加上其它信仰上帝的宗教，相信上帝存在的有神论者的比例就更高了。） 

 

表4-3. 2014年美国科学工作者的宗教信仰情况

宗教信仰	%所有受访者	%科学工作者
福音派新教	22.9	17.1
主流新教	26.9	24.9
天主教	23.8	19.1
犹太教（犹太传统）	1.9	3.9
摩门教	1.8	1.7
穆斯林、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	2.6	7.2
无神论、不可知论、无宗教信仰	15.5	24.4
其它	4.7	1.7

 

 

莱斯大学和AAAS联合做的这个新的调查，在受访人群方面包括了各行各业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对“scientist”的资格有详尽的定义）。在调查方法上，新的调查也比以前的刘巴调查更加仔细、更加科学。我认为这个最新的调查结果是准确、可信的。

“今天美国的科学工作者中有60%以上是基督徒”这个事实，也许跟我们一些人的想象有一些差距。但我认为这样的数据并不应该让人惊讶。我从来都相信一个人能够既是一名良好的科学工作者，同时又相信上帝。对今天的一些科学工作者来说，尽管如今“科学精神”已经隐含自然主义的先设，但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并不一定冲突，而现代科学的很多发现都强烈指向创造、智慧设计和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也超越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以科学研究为职业跟信仰基督并不矛盾。 

原载《恩福》杂志第58期（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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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云儿《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宗教信仰,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x/ye-nbe.htm

^[ii] 方舟子《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信教？》，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4802908/ 

^[iii] Baruch A. Shalev. 100 Years of Nobel Prizes, Atlantic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New Delhi, India), 2003

^[iv] 方舟子《美国无神论者知多少？——无神论与美国之二》，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7f3d45670100voqn.html

^[v] Edward J. Larson and Larry Witham, “Leading Scientists Still Reject God”, Nature 394, July 1998

^[vi]  Edward J. Larson and Larry Witham, “Scientists are Still Keeping the Faith”, Nature 386, April 1997

^[vii] 丹尼斯·亚历山大著、钱宁译《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3-44页。

^[viii] Elaine H. Ecklund and Christopher Scheitle, “Religious Communities, Science, Scientists, and Percep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http://www.aaas.org/sites/default/files/content_files/RU_AAASPresentationNotes_2014_0219%20%281%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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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的“校牧”与“教会”

 

无神论者的“校牧”与“教会”

 

基甸

 

据《纽约时报》2021年8月26报道，现年44岁的无神论者“牧师”Greg M. Epstein（爱普斯坦）于该月获得晋升，成为哈佛的新一届总校牧（“校牧团主席”），负责协调、管理、领导包括基督教和其它很多宗教在内的40多位校牧和校园宗教团体的活动。Epstein在十几年前（2005）就已经是哈佛的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的“校牧”，他也可以说是一名善用新媒体的网红（他是真人秀《一见钟情就结婚》（Married at First Sight）的主持人之一。）爱普斯坦高中时期对佛教、道教感兴趣，大学本科学的是中文和宗教专业，硕士是研究犹太教。

爱普斯坦参加真人秀电视节目

 

纽时报道评论说，爱普斯坦的当选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宗教多元化和基督教在美国的衰退。美国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开始有无神论者的“校牧”（chaplain），除了哈佛大学，斯坦佛大学等名校也都有无神论“校牧”。这是后现代时代的新生事物，但也是已经由来已久的趋势。

 

历史上美国最早建立的大学几乎都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大多以基督教的思想为建校指导方针，以荣耀上帝和坚固基督徒的信仰为宗旨（参：《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校徽与历史》），因此美国的大学里面以前都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校牧，也只有基督教的校牧。但今天的美国社会和文化已经非常多元化以及已经进入“后基督教”时代（2023年的统计：哈佛新生“将近一半”是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所以今天的大学里面不但有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的“校牧”，而且连无神论者也有了自己的“校牧”。（美国军队里也早已有其它宗教的军牧，只是好像还没有无神论者的。）  

 

Epstein作为“人文主义者”校牧很受学生的欢迎。很多哈佛学生表示，Epstein对他们的精神上的影响很大，超过任何宗教的牧师、神父、阿訇。Epstein是几十名学生的属灵导师（mentor），这些学生都说他们感谢Epstein的帮助，让他们在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最喜欢他的一个群体是带着失望甚至愤怒离开传统教会的年轻一代大学生。他们当中一些人特别感谢Epstein， 因为他的人文主义“牧养”帮助他们更理解他们父辈或祖父辈的传统宗教信仰，而与上一代和好。哈佛的各宗教校牧投票选举总校牧时，全部投了Epstein的票，他全票当选。他们说虽然他们在神学上并不认同Epstein的信仰，但他们欣赏他的工作能力和团结不同信仰的人的魅力。（参：《我为什么投票给好佛大学校牧团的无神论主席？》）

 

中国人/华人对美国藤校名校似乎常常有一种又爱又恨的不健康的情结。很多华人/中国人，尤其是基督徒，特别喜欢哀叹美国是如何的堕落，而常青藤名校的“极左”、反基督教也正是他们吐槽的一个主要槽点。但这些基督徒父母一方面却常常是最热衷于“爬藤”的，这里面有很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这种哀叹常常是有夸大的，也常常带着一种自以为义指责他人却没有自省的骄傲的态度。

 

美国藤校、名校的宗教多元现状和标榜、提倡宗教宽容，很多时候其实也只不过是反映了美国整体社会大环境的日益多元化和世俗化，并非只是藤校和名校是这样。各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宽容，也许有它虚伪的一面（比如基督徒也许会觉得对其它宗教都很宽容，但对基督教似乎尤其不友好），但至少在表面上和理论上，宗教宽容的对象也包括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毕竟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宗教，所以藤校名校校园内还是基督徒最多。我也在藤校（比如普林斯顿）校园看到过基督教的学生团契（亚裔孩子似乎占一大半）。朋友孩子在藤校读医，参加校园团契，对他很有帮助，他参加了团契组织的短宣，到贫穷的穆斯林国家宣教，回来后就立志今后要做医疗宣教士……

 

所以我常常会想，假如上帝呼召我去一间藤校当基督教的校牧，或者校园团契的牧师，我要怎么对待校园里宗教多元的现实？我要反对学校有无神论者和除基督教以外任何其它宗教的校牧吗？（请注意这是对宗教社团有一定的宽容的公立学校，不是教会。）我们的校园团契可以跟其它宗教的社团公用学校的设施和空间吗？圣经也教导基督徒对不同信仰的人要“温柔尊敬”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要怎样在这样的处境中实践圣经的这些教导？

 

回到Epstein。他在他的书《无神但有善》(Good Without God)中说：“人文主义就是不信上帝但也要行善……我们不是在一个上帝那里去找答案，我们自己就是彼此的答案”。我曾听Epstein跟凯勒（Tim Keller）牧师讨论上帝与人生的意义。当被问到“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上帝存在，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的问题时，Epstein说，对无神论者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爱和被爱、是爱心，是人际关系，因此社区（community）非常重要。无神论者也需要常常在一起，分享信仰、分享生命和生活中的感受，彼此关爱。

 

在近年的新闻中也常常能听到美国的的无神论者成立“教会”的消息。Epstein就曾经“牧养”一个波士顿的“无神论教会”。一些无神论者每周都有跟基督徒的教会看上去很像的固定聚会，聚会中也有唱歌、演讲等内容，只是跟上帝完全无关，表达的是无神论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一些这样的无神者“教会”似乎颇受欢迎，甚至还有无神论者要和基督教的超大型教会（mega-church）一样，搞无神论者的“超大型教会”。

 

无神论者也要有自己的“教会”，说明无神论者有社交的需要，也需要有一个团体可以在一起彼此交流。这让我想起我跟家人每个礼拜去教会都会路过的一间乡村摩托骑士酒吧。我们教会是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们每次开车走那条小路去教会，都要路过那间酒吧。酒吧的门口和屋内聚集了一批骑大哈雷摩托车的男人女人，通常是摇滚的装束，叛逆不羁的样子，礼拜天这些摩托骑士就在那里聚集，很多的摩托车停在边上。那个地方叫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MD），一个让人想到嬉皮、摇滚的名字。这些人在那边喝酒、聊天，似乎其乐融融。我就跟我妻子开玩笑说，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到这里来报到，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教会”。他们礼拜天不去教会，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聚会。

 

英国牧师、诗人约翰·多恩在他的著名布道文中说：“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因此，不要问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人是社会性的被造，所以人需要和人在一起，人需要社区（community）。但是在后现代的今天，很多人似乎更强调个人主义（基督徒也常常不能“免俗”）。很多美国人离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更离教会越来越远。

 

除了一部分人转向无神论和其它宗教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所谓的“nones”，所谓“属灵（spiritual）却不宗教（religious）”的人，意思是他们虽然也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不愿意去参加建制的教会或宗派，所以他们是只信上帝但没有宗教的nones。今天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千禧一代新人类”（millennials），都是这样。Nones+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的统计数字，2012年占人口的近20%，2020年，在18-29岁的人口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些人身上明显有后现代反建制、反权威的特质，虽然他们并不都是无神论者。

 

这是后现代、世俗化社会的独特光景。人文主义者在高校当校牧，无神论者要建立“教会”，而传统的基督教会反而越来越没人去，年轻一代大批离开教会。我觉得这促使我们基督徒反省我们的教会观。常常有人问我，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在网上看名牧讲道的视频，不行吗？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教会里面人与人相处也会有问题，为什么非去教会不可？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之一是，虽然教会并不是“社交俱乐部”，但我们需要去教会。这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基督徒也不是孤岛。基督徒在信仰上也会有挣扎，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教会里，我们能认识和我们有相同信仰的朋友，因为同样的信仰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在天路上携手搀扶的同路人。基督徒在一起，可以互相关爱，彼此代祷，分享生命里的挣扎或者成长的喜悦，一起操练在主里面的爱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信仰既是个人的（注重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也是集体的，因为信仰只有在跟人的交往里面才能真实地实践出来。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在乎我们跟上帝之间纵向的关系，也在乎我们跟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横向的关系。

 

后现代人对教会的离弃也给教会带来挑战。教会要怎样才能张开双臂接纳、欢迎年轻一代“新人类”，把他们带回到上帝面前，让教会成为年轻一代基督徒的属灵的家，也值得我们反思。如果教会不是宣讲上帝赦罪的福音，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被福音改变，年轻人在教会里不能真正经历福音的大能和上帝的大爱，只靠一些似乎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节目”，同时教会又不好好反思让年轻人离开的原因，包括反智、反科学、假冒为善、政教混乱，等等，恐怕很难抵挡后现代世俗化的潮流，年轻人将继续从教会中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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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西合璧大家族的源头

 

一个中西合璧大家族的源头

 

基甸

许芹家族聚会（图片来源：许芹家族Facebook群组）

开车听收音机，在NPR上听到一段节目，讲的是一个中西合璧大家族的家族聚会。这个家族叫做“Huie Kin（许芹）家族”，是一百多年前的华人许芹先生与荷兰人范阿伦（Louise Van Arnam）女士的后人。

 

2006年8月初，将近200位家族成员从中国、欧洲和全美各地来到马里兰州的一家旅馆参加四年一度的大家族聚会（今年是第五次）。许多家族成员外表都不是黄皮肤黑眼睛，外人也许不容易看出来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中国人的祖先。聚会中老老少少的家族成员用不同颜色的名牌来区分谁是家族的第几代。几代人在一起唱中文歌（中文发音不太准）、跳方步舞，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许芹是何许人也？据“美国中文网”介绍：

 

“Huie Kin （1854-1934），中文名许芹，原籍广东永宁。1868年来美。许芹初到时以打零工为生，后来由于勤奋好学，在一家善良雇主的帮助下开始学习英文，并进入教会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受到基督教的启蒙。许芹于1880年进入位于俄亥俄辛辛那提的莱恩（Lane）神学院学习，后毕业于西部宾州大学（即今匹兹堡大学）。许芹于1885年受长老会外国差会（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所派，到纽约市的华人中开始他的传教生涯。许芹后来被委任为纽约市纽约中华基督教长老会（Firs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第一任牧师。许芹深爱他的华人同胞，一生致力于救助在美华人，为华人谋求福祉和权益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当时的纽约华人社区深有影响并受到众多华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在纽约，许芹结识了荷兰后裔露伊丝·范阿伦。两人后来成为祷告同伴并坠入爱河。许芹向露伊丝求婚，遭到露伊丝家人的坚决反对。露伊丝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还是不能接受跨种族婚姻，而且他们很清楚露伊丝嫁给一个华人将因种族歧视而受苦一生。然而露伊丝执意要嫁给自己所爱的人，至于跨文化婚姻，她说“一切交给上帝”。许芹与露伊丝于1889年结婚，育有三男六女，在与种族歧视的抗争中把儿女养育成人。如今许范二人的后代已经繁衍成400多人的大家族。

 

许芹和露伊丝的六个女儿全部都嫁给了中国人。许家六千金大多是美国常春藤大学毕业，个个都是成绩优异且富体育才能的优秀学生。而他们的夫婿都是当时获取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奖学金到耶鲁、康奈尔等美国名校留学的优秀中国学者。许家六千金婚后全部随夫婿回到中国。在中国，她们倡导并发扬服务大众、社会改良和种族平等的精神，修建乡村公路、创建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领导新建的中国大学、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赛珍珠、孙中山、宋美龄等人都是她们熟识的朋友。抗日战争和文革期间她们的家庭有的逃离中国，也有的继续留在中国。

 

今天许家第四、第五代人大都是从事教育、卫生、市政建设、音乐、宣教等工作的专业人士。许家的新一代中有一些正回到中国，继续发扬许氏家族服务中国的传统。在聚会上，按照家族传统，长辈还会询问晚辈是否持守基督教信仰、忠心爱主爱人、服务中国同胞。许家的新一代生活在一个更世俗化、更少种族歧视的不同的环境中，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颗“中国心”却仍然跟他们的先辈一样脉动。

（本文原发网络版早已被删禁，后收录于基甸《追寻与回归》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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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地球论与年老地球论的争论并非基要真理的分歧

基甸按：过去20多年，我看过很多很多基督徒之间关于“年轻地球论”和“年老地球论”的争论。（包括都是我尊敬的、对科学与基督教信仰问题很有研究和见解的基督徒学者、老师之间的争论。）很遗憾，这方面的争论常常导致不同观点的基督徒彼此对立甚至互相攻击，最后以彼此“拉黑”告终。

 

经常有基督徒问我是持“年轻论”还是“年老论”。我通常会说，我觉得两者都各有利弊，都不是绝对真理，而且地球年龄的问题并非基要真理问题，所以无论基督徒持其中哪一个观点我都可以接受。这听起来是有点没有原则、“和稀泥”，但我相信“在非基要的事情上彼此包容”是应该的。

 

我唯一反对的，是认为自己一方绝对正确、另一方全然错谬的极端态度——比如持“年轻论”的先入为主地认定“年老论”者都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的自由派、不信派，或持“年老论”的先入为主地认定“年轻论”者都是反科学、反智的极端基要主义者。所以当我看到TGC（福音联盟）英文网站上的这篇文章时，真是深有感触。我感觉文章所讲的“神学基要性分级（triage）”对这方面的争论很有帮助。

 

我同意这篇文章所说，年轻vs年老的争议并非“第一级”的基要真理的分歧，不值得基督徒为之彼此“拉黑”。而进化（自然主义）vs创造之争则是基要真理之争，值得我们为之“战斗”。另外，我不认同神导进化论，也是因为该论在神学上可能损害亚当夏娃的历史真实性，因而干犯“第一级”的基要真理。这些也是我为什么自愿为福音联盟翻译这篇文章的原因。 

战争与和平——略览基督徒的战争观

 

战争与和平——略览基督徒的战争观

 基甸 

（原载《EYE》2005年第七期） 

基督徒怎样看待战争？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看法也可能有差异。这个问题是信仰与信仰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到解经、神学、教会历史等诸多方面。 

尽管有少数基督徒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而且拒绝参与任何战争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者(pacifist)，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显然不是逢战必反的。比如很少有基督徒会反对抵抗法西斯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因为我们相信那些战争是正义的。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们相信基督徒应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必反对正义的战争。当我们对壹场战争（如美伊战争）的看法有分歧的时候，我们的分歧点并不在于战争是否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在于我们对这场具体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当然会因我们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而异，也跟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体验、个人性格等等有关。 

对基督徒来说，是否可能有“正义的战争”、以及什么样的战争才算得上是“正义的战争”，我们的看法跟我们的解经和神学有关。从圣经本身的教导来说，一方面，福音的精髓是爱与赦免，基督徒应该爱仇敌、为他们祷告；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应该维护公义、保护弱势群体，而且可以自我防卫。这两方面的教导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实是可以得到统一的，正如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可以并存、基督徒可以同时恨恶罪但爱罪人一样。然而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上，基督徒在两者之间可能有不同的侧重，基督徒的战争观也因此是多元的，本文将主要谈及“选择性的行动主义”(Selective Activism)和“和平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倾向。 

从解经和神学来说，和平主义反战观的主要根据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是反对暴力的。无论是登山宝训，还是耶稣自己的身体力行，体现的都是和平主义的精神。耶稣本人遭受到最大最恶劣的社会不公，然而他为逼迫他的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他教导门徒“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甚至“有人打妳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基督信仰的“爱”的特质要求信徒以一种极端的、无条件的、牺牲的爱来化解仇恨和暴力。基督徒面对社会不公，应该学习基督，存谦卑宽容忍耐的心，等候主自己伸冤，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诉诸武力、以暴抗恶。尽管在旧约中确实有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征战攻击外帮仇敌的记载，但旧约记载的战争也只有一部分是如此，其它则是人的罪性所致。而且旧约里以色列人的正义争战都是用来预表公义对邪恶的战胜、最终预表上帝的救赎的。到了新约，上帝的救赎已经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完成，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应该再用战争和武力“替天行道”。历史上基督徒的十字军“圣战”和历次惨烈的“宗教战争”，都并非符合真正的基督信仰精神，而是人背离圣经自以为义的结果，是人罪性的表现。至于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以人的有限而要做这样的判断，很多时候都难免是不可靠和危险的。 

在基督教历史上，除了初代信徒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采取不抵抗主义以殉道见证自己的信仰外，还有其它壹些和平主义的反战实践。比如“贵格会”（或称“教友会”，Quakers）和“门诺弟兄会“(Mennonites)这两个小教派是比较彻底的反战的。贵格会和门诺弟兄会都是十六世纪极端改革派“重洗派”(Anabaptist)的后裔和传承。重洗派的神学，不但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也被当时的宗教改革的新教（更正教、抗罗宗）的主流视为“异端”。他们也因此不但受到国家的迫害，也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迫害。然而他们的信仰，有很多地方跟主流的改教信仰其实是一致的。他们特别的地方，是强调跟随耶稣、受苦、忍耐、与世俗分离等等。由此带来的信仰实践，是绝对的“不抵抗主义”和出世的生活。在战争观上，就是彻底的、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他们不但反对战争，也拒绝参军。另一方面，他们对世俗的权力，也是完全的不抵抗。当宗教迫害临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很有一致性的不抵抗，“听凭主怒”。所以历史上有大量的该派信徒被国王们和基督徒们轻而易举的消灭杀戮，彻底的不抵抗的代价是默默流淌的鲜血和默默牺牲的生命。（主流的新教教派，无论是路德宗、改革宗、清教徒，都不是彻底反战的，否则今天我们恐怕仍然只有天主教而新教早已在历次的宗教战争中被缴杀净尽了。）因此，他们是彻底的反战，但是他们反得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反战不因政治倾向而改变，纯粹是出于宗教信仰。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基督的教导爱人如己，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战争本身都是残酷和伤害性的，但可悲的是战争也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没有战争的乌托邦存在。生活本身是真实的，很多美好的理想，包括绝对的和平主义，常常都无法在现实当中实现，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纯净的童话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罪污染了的世界里面。世界上的宗教和基督教的教派多如牛毛，真正彻底反战的其实很少。佛教按说应该是很非暴力和和平主义的，可也有信仰“我佛慈悲亦惩恶”的棍僧。生命是宝贵的，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在堕胎等问题上也都是持“维护生命”(pro-life)的价值观和立场，但是面对战争，这些基督徒当中也有持选择性的“主战”立场的。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立场并不违反圣经的教导。 

圣经并没有禁止基督徒参与一切的战争。耶稣教导门徒应该自我防卫，奉差外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带刀，而且“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路22：36）。圣经也教导信徒“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82：3-4）新旧约中都多有以征战预表和比喻属灵真理的经文。新旧约中也都有身为军官或士兵的的信徒，如新约中信主的百夫长、罗马官兵等，耶稣和彼得称赞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并未责备他们没有退出军队（太8：5-13，徒10）。更重要的是，圣经要求基督徒顺服政府的权柄，“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13：4）。世界上的政府及其军队应该有责任扬善罚恶、维护和平与秩序。有人问马丁路德一个人可不可以又参战当军人又做基督徒，路德说“当我想到一个士兵的尽职即意味著刑罚作恶的、杀死做恶的、并因此造成悲惨的结局的时候，似乎那是跟基督之爱背道而驰的非基督徒的做法。但是当我想到一个士兵所做的是怎样保护了善良的人、保全了妇女、儿童、住房、农场、财产、荣誉和和平的时候，我又看到这是何等可贵和敬虔的工作。”（英文路德文集46:96，笔者中译）很多时候，战争成为维持和平的唯一选择，这当然是一个可悲的悖论，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也可能是一种上帝的护理。 

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更多的是持有选择性的主战或反战的立场，就是说有条件地、谨慎地支持“正义的战争”。而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在西方）衡量一场战争是否正义仍然是依循一些传统的原则。在基督教历史上，从奥古斯丁开始，就有从圣经思想推演出来的“正义的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用以对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提供具体的判定标准。按照奥氏的看法，正义的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和平和公义，这样的战争必须在公义的原则下依循正当的手段进行。（实际上，奥氏本人虽然不情愿地接受了战争的事实，但内心却敬佩彻底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因此“正义的战争”理论要求正义的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和自卫，任何主动的侵略、复仇、征服、经济掠夺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都不符合正义的标准。只有一国之政府有权发动战争，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这样的权利。战争必须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用尽了外交、经济制裁等手段之后才能诉诸武力。战前和战争进行中必须遵循一系列公义的准则，包括要向仇敌守信、正式公开宣战、不抢掠、不屠杀、不焚城、不伤害非军事人员和平民，等等。正义之战的理论并非是为把战争正当化合理化而制造的理论，而是为战争设限，尽量减少战争的伤害。如果每个国家都遵循正义战争的原则，那么很多战争都是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该打的。 

尽管“正义的战争”理论应该说是西方正统教会比较主流的战争观，在华人基督徒中这仍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在廿一世纪的今天，基督教信仰早已呈现多元化的境况，“正统”与传统也许已经不再具有多少规范的作用。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正义的战争”理论也许只不过是“人的东西”，并无权威可言。这本身也许是好事--如果真的是出于不迷信前人、“唯独圣经”的话。然而这也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一切的价值判断就只有都成为彻底主观和相对主义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一切都只是观点与角度，一切都只是文化与背景，那么也就无所谓对错，没有真理可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于1917年正式对德国宣战。当时美国在任的总统是威尔逊。威尔逊本人是个厌恶战争的基督徒，所以美国一直到了战争已成终止战争的唯一方法的最后关头才宣战。威尔逊在议会提出：美国只为和平而战，不为侵略、不为掠夺、不为复仇、不为毁灭而战，只要对方一放下武器，立刻停战。他说：“我深信和平是建立在人民的权力而非政府的权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有相同的自由、安全与均等的机会时，就有和平”。 

威尔逊的话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深思。和平，是人类崇高的理念和美好的向往。然而和平也是最不可求最难得到的。廿一世纪的今天，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然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著世界。实际上，圣经明确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一直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太24：6）。基督徒应该为世上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为世界和平祷告，但是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罪性不抱幻想。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最终不能指望国家和掌权者，而在于人的内心。人心与上帝为仇，人与人之间也无法有真正的和平。基督是“和平之君”，基督信仰带给人的最大的福祉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也与人和好。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世人，做使人和睦的有福之人（太5：9）。基督徒也有真实的盼望，那就是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到那时列国“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赛2：4）上帝与人同在，人将享受真正的永远的和平。 

参考文献： 

杨牧谷主编《当代神学辞典》“战争与和平”词条 

张文亮《法政捍卫者的忧伤与荣耀——美国总统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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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光”——麦克斯韦的信仰与人生

 

“要有光”——麦克斯韦的信仰与人生

 

文/基甸

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是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对科学最大、也最为人所知的贡献是将电、磁、光统归为电磁场中的现象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被誉为物理学历史上最伟大、最优美的数学公式的一组方程：

 

 

但麦克斯韦在科学上的建树范围颇广，他在偏振光、光弹性、分子运动等方面都有优异的研究成果；他对颜色的性质和组合原理的研究为彩色照片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他推断土星环是由有各自环绕土星运动轨道的大量的小颗粒构成，这一理论预测最终被20世纪80年代观测土星的旅行者计划验证。麦克斯韦是第一个把概率理论运用在气体的性质分析中的人，他也是描述一定温度下微观粒子的移动速度的“麦克斯韦-玻尔兹曼概率分布”的发现者。在1864年发表的论文《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中，麦克斯韦提出电场和磁场以波的形式以光速在空间中传播，并提出光是引起同种介质中电场和磁场中许多现象的电磁扰动，从理论上预测了电磁波的存在。麦克斯韦的科学工作被公认为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他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十九世纪物理学家中，对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巨大进展影响最大的一位。[i]

 

麦克斯韦的母亲特别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她发现小詹姆斯的科研潜质就努力加以培养。可惜她在麦克斯韦8岁时就因胃癌去世。母亲的早逝使得詹姆斯跟父亲的关系更加亲近，也令詹姆斯的性格更早成熟和有责任心。麦克斯韦14岁时写出第一篇论文，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研习物理和数学，18岁时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两篇论文，19岁进入剑桥大学研习数学和物理，25岁成为阿伯丁马利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最年轻的教授，比其他所有教授至少年轻15岁。麦克斯韦具有极深的数学天赋，这对他的物理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他27岁时娶了牧师的女儿凯瑟琳为妻，凯瑟琳是一位愿意舍己爱丈夫的贤妻，也喜爱科学研究，她为麦克斯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凯瑟琳比麦克斯韦大七岁，但麦克斯韦深爱他的妻子，为凯瑟琳写了很多情诗，他们夫妇堪称是世人羡慕的“神雕侠侣”。[ii]

 

麦克斯韦从小就喜爱读圣经、背圣经，他八岁时就能背诵诗篇第119篇的整篇（共176节经文），且能从任何诗篇的引用中说出引自诗篇何章何节。对幼年的詹姆斯来说，宗教的敬虔跟智力的操练是密不可分的。到了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麦克斯韦对科学研究更加热忱，对自己在数学等方面的训练更加认真，因为他深信科学是人了解上帝启示的途径。他写信给他父亲说，他同意威敏斯特要理问答开宗明义所说，“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在他写给好友坎佩尔（Lewis Campbell）的信中，他说科学研究就像农夫耕地，一定要耕透、翻遍，但他相信“只有基督徒才能如此耕透神圣的土地”，因为其它宗教信仰有各样的禁忌，但“基督教——基于圣经的宗教——是唯一能够突破这些限制的信仰形式”。对麦克斯韦来说，基督教信仰不但不让人盲信，而且更给科学家破除迷信的自由。[iii]

 

在剑桥的第三年，麦克斯韦因为学习和研究积劳成疾，暂时到泰勒牧师（Rev. C. B. Taylor）家寄宿养病，受到牧师夫妇悉心的照顾。麦克斯韦内心被泰勒夫妇表现出的基督徒的爱心深深感动，他也反思自己的信仰。康复、回到剑桥后他在给泰勒夫妇的信中坦承：“我有比任何其他人更邪恶的潜力……如果说我能逃脱罪恶的捆绑，那唯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帮助我离弃自己……但我并不能做到完美，只能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其实麦克斯韦在生活中是一个对人非常友善、有爱心的人，但他对自己的罪很敏感，这让他在上帝面前能保持谦卑。

 

到马利歇尔学院任教后，麦克斯韦开始跟凯瑟琳交往，追求她。他给凯瑟琳写的信，几乎都会谈到他们共同的基督信仰，很多时候他会分享自己在教会（麦克斯韦是苏格兰长老会的成员）教主日学的领受，朋友回忆说他的情书里面有很多他对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利比书的解经，就像一篇篇讲道的稿子。他和凯瑟琳的恋爱和婚姻都明显因为他们共同的信仰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在其中也真地能够“以上帝为乐”。他们夫妇两个身体健康情况都不好。凯瑟琳生病的时候，麦克斯韦彻夜守在她身边照顾她；麦克斯韦晚年生病的时候，凯瑟琳同样是对他有很多体贴的照顾。[iv]

 

1860年，麦克斯韦被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聘为自然哲学教授。在就职仪式上，他说：宇宙中的每一种分子都不会随着时间演化，“自然的过程没有产生任何分子的任何性质的变化……而每个分子跟同一种分子的性质完全一样。这说明分子有被创造（manufactured）的基本属性，不可能是自有永有的。”麦克斯韦这里所表达的，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智慧设计论”，尽管“分子永恒不变”的表述在今天看来可能并不准确。他在后来的通信中解释说，完全一样、永恒不变的分子有一种一致性，是来自一种“一致、准确、对称、均匀和有计划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我们记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发表的，麦氏的这番讲论跟自然主义进化论的相左就更明显了。

 

在伦敦，麦克斯韦对基督信仰的追求和认识进一步加深，除了他自己父辈的苏格兰长老会，他也受到英格兰的安甘立宗和浸信会的影响，神学思考日渐成熟。他写信给泰勒牧师说，在伦敦他喜欢去听一位浸信会的牧师讲道，因为那位牧师“熟悉圣经，尽可能按照圣经的原意讲道，并详加解释，使他的听众能理解。”[v]

 

1865年麦克斯韦从国王学院退休，但其实是“退而不休”，他回到苏格兰老家继续进行物理理论的研究和科学著作的写作，并跟开尔文勋爵等同行科学家频繁通信。1871年，麦克斯韦在友人劝说下接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的聘请，到该实验室担任教授，领导实验物理的研究。随着麦克斯韦在科学界的声誉不断提高，英格兰的一些教会开始请他担任科学与信仰方面的顾问，帮助解答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次一位主教请教麦克斯韦关于在创世记第一章里太阳是在光之后被造的问题。主教问麦克斯韦先于太阳被造的光是否就是“原初的振动”。麦克斯韦回答说他也注意到“大多数的解经书里都说光在太阳之前被造跟最新从科学发现令人惊叹地相符”，但他认为我们需要更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必须用跟1876年的科学相符来解释圣经（1876年的科学可能跟1896年的科学都会彼此矛盾），那么确实，把创世记第一日的解释成包罗万象的以太对我们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圣经作者要对他那个时代的读者传递的理念。如果我们把一个推测性的科学假说跟创世记的文本绑在一起，我会感觉很糟糕……科学假说的变化速度自然比圣经解释的变化速度快。所以如果一种解释是建基在科学假说上，它很可能在应该被埋葬和遗忘之后很久还被人奉为圭臬。”[vi]^，[vii]我相信麦克斯韦对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深刻见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科学工作者都有启迪和帮助，对我们当中希翼调和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人是很好的提醒。

 

麦克斯韦的神学建基于他对圣经的尊重和领受之上，他说：“想一想上帝决意要向所有那些愿意顺服他的公义及接受他的恩赐的人做的事吧。上帝要将他们改变，以至他们能有他的儿子（基督）的形象。当上帝成就这事、看到他们身上有基督的样子时，他们就不再能被定罪了“。[viii]麦克斯韦晚年罹患癌症，在病重当中他给以前的同事写信说：“我一直在想上帝对我是多么温柔。我一辈子没有遭受过什么大的打击。我唯一的愿望是像大卫那样，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事了我这一代的人，就睡了。”在他病中经常去探访他的一位牧师作见证说：“他的疾病带出他整个人的心灵：他对道成肉身及其结果、对基督救赎的完备有效和对圣灵的工作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探索、了解了哲学的各种路线和系统，但发现它们是虚空及不能满足人心灵的——用他的话说是‘没有功效的’，于是他转向单纯地相信救主基督的福音。”[ix]

 

麦克斯韦确实是用科学研究服事了他那一代的人。他的信心如今仍然向我们说话。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像他一样蒙召用科研工作荣神益人的基督徒，那么就让我们像他一样祷告吧：“全能的上帝，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好叫他追寻你，并且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求你指教我们去探究你手所造的一切，使地球能够为我们所用，更加强化我们事奉你的理由；好叫我们接受你有福的话语，相信你赐给我们基督，是要让我们有得救的知识和罪得赦免的确据。以上所有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x]

 

原载《恩福》杂志2020年10月号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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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 （2020/3/28读取）

[ii] 同上。

[iii] Ian Hutchinson. “James Clerk Maxwell and the Christian Proposition”, MIT IAP Seminar: The Faith of Great Scientists, http://silas.psfc.mit.edu/Maxwell/ （2020/4/18读取）

[iv] 同上。

[v] 同上。

[vi] 同上。

[vii] Henry F. Schaefer III.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 LeaderU.com, 2http://leaderu.com/offices/schaefer/docs/scientists.html（2020/4/18读取）

[viii] Henry F. Schaefer III. “Scientists and Their Gods”, LeaderU.com, http://leaderu.com/offices/schaefer/docs/scientists.html（2020/4/18读取）

[ix] Ian Hutchinson. “James Clerk Maxwell and the Christian Proposition”, MIT IAP Seminar: The Faith of Great Scientists, http://silas.psfc.mit.edu/Maxwell/ （2020/4/18读取）

[x] Lewis Campbell and William Garnett. The Life of James Clark Maxwell: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Correspondence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London, UK: MacMillan, 188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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