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按】2025年11月，知名哲学学者秦晖先生在“爱思想”网站发表题为《上帝掷骰子——自然演化与历史进步的哲学思考》长文（全文可在这里浏览或下载）。因为这个题目跟我长期关注和分享的“科学与信仰”主题相关（但全文太长），我请AI（Gemini）对该文论述做了一个“较详总结”。如下。
星期三, 一月 07, 2026
星期一, 一月 05, 2026
Gemini：《国度、荣耀、权柄》书介
【基甸按】以下是我请Gemini做的蒂姆·阿尔伯塔（Tim Alberta）所著《国度、权柄、荣耀》（英文原著名：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in an Age of Extremism）的中文总结与解读（可以算作偷懒请AI做的“AI书介”）。我略有编辑。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如果下面的总结有”AI幻觉“之处，请读过的朋友纠正。
引言：信仰与权力的十字路口
在当代美国政治与宗教的交汇点上，很少有著作能像蒂姆·阿尔伯塔的《国度、权柄、荣耀》这样，既充满了记者的冷静观察，又带着信徒的忧伤自省。作为《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阿尔伯塔不仅是一位顶尖的政治记者，更是一位资深的福音派基督徒。
这本书是一次痛苦的旅程。阿尔伯塔试图回答一个困扰许多观察者（以及许多信徒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原本宣称追随“不属于这世界”之国的美国福音派教会，会如此深地陷入世俗权力的争夺、党派偏见，甚至极端主义的泥潭？
本书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个人经历和历史分析，描绘了一个正处于身份危机中的宗教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对国家的恐惧正在取代对上帝的敬畏，对政治胜利的渴望正在掩盖对福音的追求。
第一部分：个人悲剧与觉醒
书的开篇极具个人色彩，也奠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阿尔伯塔描述了2019年他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经历。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福音派牧师，一生致力于建立教会。
然而，在葬礼上，阿尔伯塔遭遇的不是慰藉，而是攻击。一些教会成员因为他此前批评唐纳德·特朗普的报道，在哀悼期间向他投来愤怒的目光，甚至塞给他带有责难色彩的小纸条。他们质问他：“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这次经历让阿尔伯塔深刻意识到，政治已经不仅是福音派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了福音派的信仰核心。 对于这些信徒来说，对特朗普的支持已经与基督教信仰划上了等号。如果你反对这位政治领袖，你就是在背叛上帝。
第二部分：权力的诱惑——历史的转折
阿尔伯塔在书中追溯了福音派如何从20世纪中叶的边缘地位走向政治权力的中心。
1. 从“道德多数”到“生存焦虑”
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发起的“道德多数派”运动。最初，福音派参与政治是为了维护某种“基督教价值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动机从扩张价值观转变为防御性的生存焦虑。
阿尔伯塔指出，当代福音派感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日益世俗化、敌对化的社会边缘。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少数群体，认为“美国正在沦陷”。这种恐惧感是理解后续一切行为的关键：当人们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愿意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原则。
2. 自由大学的陨落
书中详细记录了小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 Jr.）治理下的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这所大学曾是福音派高等教育的灯塔，但在小法威尔手中，它变成了一个权力、金钱和丑闻交织的政治工具。阿尔伯塔展示了，当一个宗教机构将“赢取政治影响”置于“道德诚信”之上时，其内部是如何腐烂的。
第三部分：特朗普时代的偶像崇拜
全书的核心在于分析福音派与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奇特盟约。
1. 浮士德式的交易
阿尔伯塔认为，福音派与特朗普的关系是一场典型的“浮士德交易”。信徒们非常清楚特朗普在个人道德上的瑕疵（这些瑕疵在几年前还是福音派攻击克林顿的理由），但他们选择视而不见，以换取：
保守派法官的任命（尤其是为了推翻罗诉韦德案）。
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一个愿意为他们冲锋陷阵的“斗士”。
2. 从“牧羊人”到“保镖”
阿尔伯塔观察到，信徒们不再寻找一个体现基督品格的领导者，而是寻找一个能保护他们免受世俗文化侵害的“保镖”。在他们眼中，世界是残酷的，温和的基督徒品格无法在政治斗争中生存，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像特朗普那样不择手段的人。
3. 阴谋论与QAnon的入侵
书中描述了QAnon等阴谋论如何轻易地在福音派教会中扎根。阿尔伯塔分析称，由于福音派长期以来培养了一种“怀疑主流媒体”和“相信看不见的斗争”的思维方式，他们对政治阴谋论缺乏免疫力。当讲坛上的教导开始夹杂选举欺诈和全球阴谋时，教会就变成了激进化的温床。
第四部分：教会内部的裂痕
阿尔伯塔走访了全美各地的教会，记录了这场政治狂热导致的深刻分裂。
1. 逃离与流亡
他采访了许多感到被排挤的牧师和信徒。这些人试图坚持传统的、非党派化的福音教导，却被自己的会众指责为“左派”或“觉醒派”（Woke）。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 曾是美南浸信会（SBC）的高层，因批评特朗普和处理教会性侵丑闻而遭到排挤，最终被迫离开。他的故事是书中最重要的个案之一，象征着福音派良知的流亡。
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 保守派评论家，因坚持原则而遭到曾经的宗教同袍们的恶毒攻击。
2. “爱国者教会”的兴起
与此同时，另一种教会正在蓬勃发展。在这些地方，美国国旗与十字架并排，讲道的主题往往围绕着宪法第二修正案、边境安全和反对疫苗接种。阿尔伯塔称这些机构为“伪装成教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第五部分：神学上的迷失——当国家成为神
阿尔伯塔在书中进行了深刻的神学批判。他指出，许多美国福音派已经陷入了基督教民族主义。
1. 混淆了两个国度
福音派神学的传统观点是区分“上帝的国”和“世界的国”。然而，阿尔伯塔发现，许多信徒现在认为美国就是上帝在世间的选民国家。这种观念导致他们认为，保护美国的政治地位等同于保护上帝的旨意。
2. 对“权柄”的错误理解
书名取自《主祷文》的结尾：“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基督）的。”阿尔伯塔指出，现在的福音派似乎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不再追求通过牺牲和服侍来影响世界，而是追求通过立法和强制来统治世界。
第六部分：后2020时代的极端化
书中后半部分重点讨论了2020年大选、COVID-19疫情以及1月6日国会山骚乱对福音派的影响。
1. 疫情作为催化剂
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教会的身份危机。关于戴口罩和封锁的争论，迅速演变成了“暴政 vs 自由”的斗争。阿尔伯塔记录了牧师们如何被迫在科学常识与激进会众的愤怒之间做选择。
2. 1月6日的象征意义
对于阿尔伯塔来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在人群中，巨大的“耶稣救赎”旗帜与暴力冲突并存。这形象地展示了福音派符号如何被借用来为暴力和反民主行为辩护。
第七部分：希望的微光？
尽管整本书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观察，但阿尔伯塔在结尾处仍试图寻找希望。
他发现，在全美各地，有一群被称为“残存者”的信徒和牧师。他们拒绝将信仰政治化，正试图在极端的浪潮中重建一个基于爱、真理和谦卑的教会。阿尔伯塔认为，福音派的得救不在于赢得下一场选举，而在于重拾对十字架的忠诚，而不是对政治旗帜的忠诚。
核心主题总结：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阿尔伯塔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书中的核心观点总结为以下几个维度：
1. 恐惧的政治学
福音派的行为动机主要源于恐惧——恐惧文化的变迁、恐惧失去社会地位、恐惧后代被世俗化。这种恐惧使得“生存”成了最高准则，从而让道德准则变得可以妥协。
2. 身份的置换
对许多人来说，“福音派”不再是一个神学标签（即相信福音的权威），而是一个文化和种族标签（即白人、保守派、农村或郊区居民）。在这种身份认同中，政治立场先于宗教教义。
3. 真理的侵蚀
在一个本应追求绝对真理的群体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盛行是极其讽刺的。阿尔伯塔指出，当信徒们开始为了政治目的而接受“替代性事实”时，他们不仅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也损害了他们所宣称的信仰。
4. 权力的异化
耶稣拒绝了旷野中魔鬼给予的世俗权力，但现代美国福音派却在积极追求这种权力。阿尔伯塔呼吁信徒反思：如果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灵魂，这有什么益处呢？
结语：一位记者的哀歌与呼吁
蒂姆·阿尔伯塔通过这本著作告诉读者：美国福音派正处于一个分水岭。
如果福音派继续沿着极端主义和政治崇拜的道路走下去，它将面临彻底的道德破产和年轻一代的流失。但如果它能从权力的幻梦中醒来，回到那个关注弱势群体、倡导仁爱与和平的福音本质，或许它还能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性。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关心美国未来的人的书，更是写给那些在政治风暴中迷失方向的信徒的一剂苦药。阿尔伯塔用他的笔触证明了，真正的爱国和真正的爱神，往往意味着要有勇气对所属群体的错误说“不”。
Matthew Pinson: 基督教与文化——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功课
作者：马修·平森 (Matthew Pinson)
英文原题“Abraham Kuyper, Bruce Ashford,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原载作者博客（ 2016年8月9日）
（Gemini翻译，基甸校对）
（纽约第五大道，基甸摄于2025年圣诞节期）
布鲁斯·阿什福德（Bruce Ashford）最近提供了一篇关于基督教与文化关系的极佳总结。在此之前，我曾在博客中介绍过他的著作《每一寸土地》（Every Square Inch），我的同事艾迪·穆迪（Eddie Moody）也曾对他进行过访谈。
近期，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在线刊物《正典与文化》（Canon and Culture）发表了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功课：基督教、政治与公共广场》。（基甸注：《正典与文化》的网站似乎已经不复存在，链接失效了）在文中，阿什福德通过“自然与恩典”的范畴讨论了基督教与文化互动的三个主要观念：
恩典反对自然 (Grace against Nature)
恩典高于自然 (Grace above Nature)
恩典与自然并存 (Grace alongside Nature)
接着，他推荐了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的观点：
恩典更新并恢复自然 (Grace Renews and Restores Nature)
阿什福德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克制的转化主义”（chastened transformationalism）的观点。他认为基督徒需要参与各个我们能影响到的领域中的文化转化工作。因此，他支持“参与文化”（engaging the culture）这一常见表达。
基督教如何影响文化
他认为我们需要参与文化、转化文化，因为文化转化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作转化工作的延伸。“上帝的救赎和恢复在我们的存在全体中、在我们生命的整个织体中转化我们。”
然而，不同于许多人的文化参与往往导致向文化妥协或仅仅是给文化施洗（正如Leroy Forlines常说的：被文化转化而非转化文化），阿什福德指向了凯波尔的“对立”（antithesis，“反题”）概念。
阿什福德解释道：“对立是指任何反对上帝话语的话语。它通过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引向偶像而非独一真活的神，从而误导了它们。因此，这个世界被腐蚀了……”阿什福德认为，在我们热衷于参与文化时，不应忘记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是有罪且堕落的，正如同人性一样，因此它需要被转化。
换句话说，正如我常说的，我们需要拥有一些“基督反对文化”的成分，才能实现“基督转化文化”（套用尼布尔[Richard Niebuhr]的术语）。如果我们不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特定的文化表现，就没有必要去转化它。
回到转化主义中“克制”的部分：阿什福德对转化主义的局限性非常明确：“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文化转化既不会是全面的，也不会是持久的，直到耶稣基督转化世界的那一天。换句话说，我们参与其中不是为了‘赢得’一场文化战争。只有基督能赢。我们做这些是出于对基督和邻舍的爱，作为见证和顺服，并希望我们作为基督徒群体能够预演基督将临的国度。”
我通常是这样表达的：在基督徒生活中，我们正被圣灵转化。但我们不是完美主义者，不相信属灵转化会在这一边（指荣耀之前）完成。文化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文化表现永远不会在这一边完全转化。但正如我们的个人生活一样，我们仍然相信并致力于转化工作。
布鲁斯·阿什福德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绝佳向导。我向读者推荐他的文章，并转载如下：
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功课：基督教、政治与公共广场
作者：布鲁斯·阿什福德（Bruce Ashford）
引言
俄罗斯的冬天并不以提供丰富的晚间消遣方式而闻名。当气温连续数月经常降至零下十度或二十度时，能做的事情很少。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在1998-99年的冬天第一次了解了亚伯拉罕·凯波尔。
虽然当时我不喜欢那种严寒，但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激那段漫长的俄罗斯冬天。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不会遇到凯波尔的著作，也就无法获得理解基督徒与社会及文化关系所需的神学框架，也无法获得他为健全的政教观所提供的神学支撑。
在俄罗斯的那些年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完美的背景。在苏联时代，福音派基督徒在俄罗斯的影响受到了严重限制。我当时在喀山市（Kazan）的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我的大多数学生对上帝是否存在、生命是否有意义、是否存在道德绝对值都深表怀疑。俄罗斯的文化机构——包括政府、企业、婚姻和学校——都反映了这种深层的失落感。
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阅读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莱斯利·纽比金（Lesslie Newbigin）和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等基督徒思想家的书籍。他们暗示了基督徒思想中我似乎缺失的一个方面。但正是凯波尔促使我从根本上重构了我的思维方式。
凯波尔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荷兰，曾担任荷兰首相，创办了一所基督教大学，创办了一份报纸，并撰写了关于神学、政治和其他主题的具有影响力的书籍。他最深刻的信念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对他效忠不仅应塑造我们的私人生活，也应塑造我们的公共生活。如果基督是主，他就不只是私人灵性或显然是“宗教”事物的家，也是艺术、科学、商业、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公共事物的主。阅读凯波尔让我开启了将基督的主权视为与公共生活直接相关的道路。
核心问题：自然与恩典
但重构并非一蹴而就。虽然凯波尔的神学远见在许多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在放下我原有的神学框架（这些框架与凯波尔的愿景相冲突）之前，我无法完全接受它。更具体地说，凯波尔构想了一种特定的自然与恩典的关系，而我当时受到了一些相互竞争的观点的影响。
回想起来，我现在意识到，我当时刚刚发现“自然-恩典”关系是任何神学框架或愿景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与恩典如何联系的问题是基础性的，其逻辑顺序优先于讨论神学与文化、基督教与政治或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你如何理解创造、堕落和救赎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你的世界观、神学和灵性。
1. 恩典反对自然？
在我成为基督徒的最初几年，我持有“恩典反对自然”的观点。核心信念是：堕落从本质上（本体论上）腐蚀了自然。罪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美好，以至于它无法被救赎。因此，上帝终有一天会摧毁它并重新开始。
这种观点倡导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既然世界在本质上被腐蚀了，它就不是我们的家。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退出这个邪恶的世界，寻求一个与其分离的救恩。好的基督徒学者应该公开反对世界社会结构和文化机构中的邪恶。但是——这一点至关重要——好的基督徒没有必要尝试去“转化”文化。他的文化活动绝不应被视为具有救赎性质，也不应贴上“国度工作”或“基督徒使命”的标签。
其优点在于严肃对待了罪；缺点则是给了罪太多的“功劳”，认为罪能改变上帝所造之物的本质。此外，它往往试图逃离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
2. 恩典高于自然？
我持有前一种观点时总感到不安，因为我无法将基督的主权应用到教会之外的艺术、科学和政治等领域。后来我开始接触“恩典高于自然”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恩典与自然等级化。自然是上帝世界的“底层”，相对自主，且未受堕落的影响（或影响不足以需要救赎）。上层（恩典）更重要，但也受损更重。这种观点认为，基督徒在底层（自然界）活动时依靠普通启示，在上层活动时依靠特殊启示。
在这种愿景下，生活被分割。在自然领域，他有家庭、工作和社区；在恩典领域，他有个人灵修、聚会和神学。这导致特殊启示不需要被带入自然领域。其优点是承认了自然的本质美好，缺点则是未能充分认识到罪对自然领域的扭曲，以及特殊启示对日常生活的必要性。
3. 恩典与自然并存？
第三种框架（常见于“两个国度”理论）鼓励我们不要将自然领域“灵性化”。虽然我们在自然领域的工作有价值，但不算作“国度工作”或“使命”。这种观点认为耶稣属于教会，而不属于实验室或公共广场本身。
优点是努力认真对待自然和恩典的区别，缺点是容易导致社会和文化上的被动主义，未能看到圣经对文化活动的广泛相关性。
4. 恩典更新并恢复自然
在凯波尔的异象中，恩典更新并恢复自然。上帝通过他的话语命令受造界存在并设定了秩序。上帝的话语是世界的“正题”（thesis），而罪是“反题”（antithesis）。
罪和邪恶无法从结构上或本体上腐蚀上帝的创造秩序。它们所能做的只是“误导”（misdirect）。因此，受造界在结构上（其存在和基本秩序）仍然是好的，但在方向上变坏了。
因此，上帝的恩典不是反对自然，也不是漂浮在自然之上，更不仅仅是并存。恩典是使自然恢复到上帝起初的心意。凯波尔写道：“如果恩典只关乎赎罪和灵魂得救，你可以视恩典为运行在自然之外的事物……但如果基督不仅关乎灵魂也关乎肉体……那么一切就不同了。恩典与自然是分不开的。”
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重新导向”（redirective）。无论在哪个领域（艺术、科学、政治等），我们都希望上帝的话语塑造我们的行为。我们探寻上帝对该领域的创造设计，辨识罪如何扭曲了它，最后寻找将其导向基督的方法。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赢得”文化战争，而是出于对基督和邻舍的爱，作为见证和顺服，并预演基督将临的国度。
基督教、政治与公共广场
如果上帝的主权涵盖生命的每一领域，那么政治也不例外。凯波尔亲自实践了这一点：他曾任牧师，后来创办报纸、领导政党，并最终担任荷兰首相。
第一，这鼓励信徒通过“正题-反题-重新导向”的方法参与公共生活，不应仅依赖普通启示。
第二，这促进了公共广场上的“原则性多元主义”。在世界完全更新之前，公共生活必然是多元的。我们不应寻求神权政治（theocracy），而应促进宗教自由。
第三，凯波尔提出了“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上帝直接统治各个领域（艺术、科学、家庭、政府等），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上帝所赐的原则，彼此之间不应互相主宰。教会不应控制政府，政府也不应控制教会。
结论
我非常感激从凯波尔那里学到的东西。首先，“恩典恢复自然”是理解世界的健康框架。其次，凯波尔将此异象应用到了政治和公共领域。他抓住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基督的主权是普世性的——并试图将其明智且一致地应用于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巴文克《普遍恩典》纲要
【基甸按】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关于普遍恩典（Common Grace，荷兰文：De Algemeene Genade）的一本书的全文英译能在网上找到，原文为荷兰文，由雷蒙德·范·鲁汶（Raymond C. Van Leeuwen）翻译为英文并撰写导言。英译全文（PDF下载）：Herman Bavinck's "Common Grace" 。以下是AI（Gemini）用中文总结的该书纲要。
巴文克《普遍恩典》纲要
（Gemini翻译、总结，基甸校对）
导言
十九世纪后半叶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复兴最精美的神学成果之一，就是对改革宗“普遍恩典”教义的修复与阐发。这一教义自加尔文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复兴的主要推动者是赫尔曼·巴文克（1854-1921）和亚伯拉罕·凯波尔（1837-1920）
巴文克坚持认为，普遍恩典维系了受造界的秩序，而特殊（救赎性）恩典则救赎、恢复并转化了受造界与文化
正文
日内瓦的改革者（加尔文）在改革宗各教会中被尊为属灵之父，但在大众心目中，他依然是一个忧郁、严厉的人物，对美好事物持有敌意，或至少是冷漠的态度
然而，在加尔文的体系中，他赋予自然生活（natural life）的地位和价值，在基督教其他观念中是无与伦比的
第一部分：圣经基础
启示与恩典： 启示在堕落之前就已存在。受造界本身就是神的第一份丰富启示，是一切后续启示的基础
。 堕落后的改变： 堕落带来了变化，但神并未停止启示。现在，启示是以“恩典启示”的形式临到有罪的人类。生命、工作、食物和衣服不再是基于“行为之约”的权利，而是纯粹出于恩典
。 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的区别： 恩典分为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该隐虽然被逐出神的面，但他继续生存，这就是恩典取代了严厉的审判；他的后代发展了人类文化
。洪水之后，神与挪亚及所有受造物立约，这种生存不再是“自然的”，而是超自然恩典的果子 。 异教世界的启示： 即使在异教徒中也有神丰富的启示——不仅在自然中，也在他们的心灵和良心中，在他们的历史、政治、艺术和哲学中
。圣灵是一切生命、力量和美德的创始者 。 以色列与特殊恩典： 特殊恩典（gratia specialis）是异教徒所不知道的。异教宗教本质上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具有律法主义特征
。而在以色列的信仰中，特殊恩典和恩典之约（foedus gratiae）作为奇妙的新事物出现 。
第二部分：与罗马天主教体系的对比
天主教体系用“自然与超自然”的对比取代了“罪与恩典”的对立
罗马观点：自然人是完整的，但只能达到自然的宗教和道德
。超自然秩序（恩典）仅仅是作为一种“补充”被叠加在自然之上 。 改革宗观点：改革宗不接受这种二元论。罪的影响是彻底的，使得人性在任何领域都无法行善
。但神并没有任由罪进行破坏，他在罪与受造物之间插入了“普遍恩典”——这种恩典虽然不从内部更新人心，却约束并制止了毁灭 。
第三部分：现代意义
巴文克观察到，十九世纪末的现代文化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科技和科学的骄傲，另一方面是对人类处境的绝望。人们曾经嘲笑神迹，现在却转向交灵术、佛教和神智学
核心观点总结：
恩典不废除自然：基督来不是要废除世界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是要恢复和保护它们
。 文化的价值：艺术、科学、家庭和政治本身就是神所喜悦的对象。它们构成了神在创造时设立并至今仍通过普遍恩典维系的原始秩序
。 最终的合一：在神的国度完全临到时，二元论将消失。恩典不再是在自然之外或之上，而是完全渗透并更新自然
。 信仰与文化：基督徒不应逃避世界，而应在普遍恩典的基础上，承认科学、艺术和政治等文化领域皆是上帝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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