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宣教的挑战

 今日地缘政治变局对全球宣教的挑战

作者：Gemini

（AI根据基甸的提示和与其对话编撰，基甸略有编辑）

    (图片来源：Nationaln Catholic Reporter)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宣教的范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上。这种秩序假设了资本的自由流动、相对开放的边境、西方文明的软实力优势以及基于条约的宗教自由保护。然而，随着美以与伊朗冲突升级带来的中东地缘海啸、中美战略竞争引发的全球“脱钩”、以及各国主权意识的强化，基督教普世宣教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当前的局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以西方为中心、以稳定和可预测性为前提的宣教扩张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摩擦、碎片化且高度政治化的新常态。

美以对伊朗的潜在冲突或局部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对全球宣教环境的一次剧烈冲击。

1. “西方基督教”标签的致命化 在中东及泛伊斯兰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极易被解读为“新十字军东征”。当美、以采取军事行动时，当地信徒和外来宣教士往往被视为西方政权的“代理人”。这种政治捆绑使得宣教工作从“信仰对话”被迫转向“生存辩护”。在伊朗、伊拉克或黎巴嫩，宣教士的身份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2. 难民潮与福音契机的复杂性 战争必然带来大规模人口迁徙。虽然历史证明难民营常成为福音传播的窗口，但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这种迁徙更具敌意。欧洲和北美的民族主义抬头，导致西方教会内部在“接纳难民（宣教使命）”与“国家安全（政治立场）”之间产生剧烈撕裂。

3. 地下教会的坚韧与孤立 以伊朗为例，尽管该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地下教会之一，但地缘战争会导致互联网切断、金融制裁加剧，使得外部的支持（如卫星电视广播、数字圣经、资金援助）极难进入。宣教正从“全球协作”被迫转入“极度本地化”的封闭状态。

除了中东战火，中美关系、俄乌冲突等大国博弈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定“禁区”。

1. 金融武器化与资金链切断 随着国际结算系统（SWIFT）被用作制裁工具，全球宣教的资金流动正遭遇严重梗阻。不仅是向“敏感国家”汇款受到监控，由于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CFT）法规的泛化，差会（Mission Agencies）的合法捐款常被银行冻结。宣教机构正面临从“西方向全球汇款”向“本地筹款、本地运作”的被迫转型。

2. 签证武器化与人员流动的终结 地缘政治对手之间互相关闭领事馆、收紧签证审查已成常态。过去宣教士可以持专业人士或学生签证进入宣教地，但现在的数字追踪技术和背景审查（包括社交媒体审查）使得“身份掩护”几乎不可能。宣教人员正面临“进不去、留不下”的困境。

3. 数字威权主义的挑战 各国政府加强数据主权，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宗教活动。这意味着传统的宣教策略（如挨家挨户、小组聚会）在数字天网面前无所遁形。宣教必须在网络安全和加密技术上投入巨大成本，否则就是在将当地信徒置于险境。

地缘政治的紧张不仅改变了外部环境，也通过民族主义侵蚀了教会内部的统一。

1. “神学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基督教正被激进的民族主义叙事所挪用。这种倾向将宣教目标与国家利益（如“让国家再次伟大”或“保卫东正教文明”）混为一谈。当宣教士带着某种强烈的本国政治立场进入他国时，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其传达的其实不是基督的福音，而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2. 全球南方的觉醒与“去西方化” 全球南方的教会在长期不稳定的环境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面对西方地缘政治的动荡，非洲和亚洲的宣教领袖正试图切断对西方差会的行政和财务依赖。这是一种积极的“成年”，但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普世宣教合作的断裂。

面对上述挑战，全球基督教宣教界或许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思考对策：

1. 从“扩张模型”转向“韧性模型” 过去的目标是“建立多少教会”、“覆盖多少人群”。现在的重点是：如果战争爆发、网络切断、外援归零，当地的教会能否依靠本地资源继续生存？宣教的成功指标正在从“规模”转为“可持续的生存力”。

2. “本土化”升级版 宣教士的角色正从“领导者”转为“顾问”或“幕后支持者”。在高度政治敏感的地区（如伊朗、印度和中国），任何带有西方色彩的机构化运作都是负资产。未来的宣教将更多体现为“平信徒在职场中的宣教”，而非“建制化差会的推进”。

3. 多极化的支持系统 不能再依赖单一的货币（美元）或单一的基地（北美/欧洲）。韩国、巴西、尼日利亚等新兴宣教大国的崛起，为地缘政治波动提供了缓冲。如果美国宣教士因战火无法进入某地，巴西或菲律宾的信徒由于其政治中立性，反而可能拥有更大的空间。

4. 苦难神学的回归 在长达数十年的“假设稳定期”中，很多宣教策略潜意识里包含了“成功神学”或“管理学思维”。地缘冲突迫使教会重新回到圣经中关于“旷野”、“流散”和“受苦”的教导。在这种视角下，局势的恶化不是福音的终结，而是“种子落地”的契机。

当今的地缘政治变局——无论是美以对伊的战云，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收紧——都在无情地剥离基督教宣教中的“文明外壳”。

过去，我们常分不清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什么是“西方的生活方式”或“美元带来的便利”。现在的地缘政治寒冬正是一场大火，它烧掉那些草木禾秸的、依赖政治保护的结构，却也可能让那真正基于生命的、本地化的、具有牺牲精神的纯正信仰得以显露。 

(注：本文整合了包括 Lausanne Movement, Christian Daily, Christianity Today 以及一些政府智库关于地缘政治对宣教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分析。)

参考资料：

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 (CDI) , "Assumed stability has ended and Christian mission needs to adapt", https://www.christiandaily.com/news/indian-leader-declares-that-assumed-stability-has-ended-and-christian-mission-needs-to-adapt

The Gospel Coalition (TGC), Topic: Middle East,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topics/middle-east/

Middle East Institute (MEI), Analysis,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

Sage Journal,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is

Open Doors International, World Watch List, https://www.opendoors.org/en-US/persecution/countries/

Allan R. Bevere：阅读《启示录》的一些指导原则

 阅读《启示录》的一些指导原则

作者：Allan R. Bevere

原载作者脸书，AI翻译（基甸校对）

• 不要当作天气预报： 将《启示录》作为末世预测的手册是对该书卷的误用。

• 非写实性编年史： 对《启示录》的严肃探索表明，其主要目的并非提供世界末日的写实记录。相反，它应被解释为对早期基督徒群体所面临挑战的象征性表达，是一条充满希望的信息，也是在逆境中保持信心的邀请。

• 历史与文化背景至关重要： 必须考虑《启示录》创作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作者写作时，部分基督徒正面临罗马帝国的严酷迫害，而其他人则面临妥协信仰的社会压力。对于这些早期信徒来说，《启示录》中的天启意象和剧烈异象是一种象征性语言，提供慰藉并确保他们相信：尽管面临压迫势力，上帝仍在掌权并最终会取得胜利。

• 象征与隐喻： 《启示录》充满了生动的象征和隐喻，这挑战了严格的字面解释。多头多角的生物、从天而降的星辰、盛满愤怒的碗，这些并不代表具体的未来世界事件。相反，它们象征着更广泛的真理以及信徒面临的内外斗争。承认象征手法的密集使用，能让我们对文本有更细致的理解，从而摆脱单一的末世论视角。

• 圣经内部的关联： 《启示录》包含许多与其他圣经文本（尤其是旧约）的平行对比和引用。像《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也使用了天启意象，但这些并不与末世预言挂钩。识别这些联系可以帮助读者明白，《启示录》的主要意图并非传达世界末日的时间表。

• 希望与坚忍： 在所描述的戏剧性事件中，《启示录》反复强调希望、毅力以及对保持信实者的最终胜利承诺。这些信息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天启事件。通过关注这些主题，读者可以看到《启示录》是各个时代、面临各种挑战的信徒的鼓励源泉。

此外： 这种阅读方式能帮助各时代的信徒看到所有时代的“天启平行现象”（而非预言）。约翰并没有预言未来会有一个特定的“敌基督者”出现，而是通过意象帮助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各种“敌基督统治者”。例如，希特勒不是那个唯一的敌基督，而是历史上众多的敌基督之一。

• 针对当代教会： 《启示录》包含的天启元素和异象是给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提到的七个教会的。将其简化为末日预言会抹杀其丰富性和深度。如果将“七个教会”看作历史的七个阶段，那么原始的会众对于当时真实的七个教会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 关于现状： 中东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如果这些内容对最初的读者没有那层含义，那么对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有那层含义。

（Allan R. Bevere曾为卫理公会牧师、美国Ashland神学院研究员）

---

推荐阅读书目

• David A. deSilva, Revelation: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21).

• Michael J.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Uncivil Worship and Witness: Following the Lamb into the New Creation. (Eugene: Cascade Books, 2010).

• Scot McKnight and Cody Matchett, Revelation for the Rest of Us: A Prophetic Call to Follow Jesus as a Dissident Discip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23).  

• 
  
  

Monica Augustine Chen：八仙中的吕洞宾也是基督徒吗？

 八仙中的吕洞宾也是基督徒吗？ 

Monica Augustine Chen

（原载作者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附图引自维基百科）

昨天(农历正月初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木栅的指南宫参拜，有记者用除夕法鼓山撞钟祈福时「红绳不明原因抖动」的时事梗问她「刚才拜拜有感受到任何灵动吗？」，引起郑丽文与在场民众一阵哄堂大笑。

台北指南宫是北部知名的吕祖庙，主祀的孚佑帝君其实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是光绪年间从山西全真教祖庭之一的永乐宫分灵而来，吕洞宾也是全真派五祖之一。

吕洞宾作为道教的神仙，本不该与基督教有关系，但近几年基督徒圈子却不时传出吕洞宾也是基督徒的说法。这说法最早出自日本学者佐伯好郎(1871-1965)对景教的研究，他以叙利亚文还原了《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中的四篇灵章，发现原以为是梵音咒语的内容居然是景教的赞美诗。

在佐伯好郎此一发现的基础上，同样研究景教的曾阳晴在《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一书也对〈救劫证道经咒〉出现景教赞美诗提出可能的疑问与解释：是否吕洞宾曾是景教中人或披着道教外衣的景教徒？他在〈救劫证道经咒〉以咒语形式把歌颂耶稣基督的赞美诗镶嵌进经文中，除了不欲人知自己与景教关系，是否也有让人念诵咒语时「以无知的敬虔，达到敬拜耶稣基督的目的」[1]？

让人对吕洞宾是否可能是「匿名的景教徒」产生联想的理由还有《吕祖全书》中「化水成酒」、「江陵医眼」、「赵州医跛」或「百僧食面」等记载似乎与耶稣所行的神迹相似；加上吕洞宾修道的终南山与唐代景教重心陕西大秦寺距离不远，这就让人猜测吕洞宾会不会是书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吕秀岩[2]？

不过，不少学者早就反对吕洞宾是吕秀岩的说法，因为吕洞宾从未有过秀岩之名。再者，虽然道教传统认为吕洞宾是唐朝人，如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就说吕洞宾生于唐德宗贞元12年(797年)[3]，但晚近学界却普遍认为历史上的吕洞宾是五代末到宋初的一位隐士。

李裕民教授就认为把吕洞宾视为唐朝人所据的资料都不可靠，并提到吕洞宾曾与陈抟(871-989年)往来的《宋史 · 陈抟传》说明了吕洞宾是五代末、北宋初年人，其主要活动年代在后周和宋太祖、宋太宗在位时期[4]。

对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壁画有深入研究的普林斯顿博士景安宁同样断言吕洞宾是「活跃于五代末北宋初的著名隐士，善道人祸福。他的生卒年不详，但真宗朝(998-1022)时可能已卒」[5]。

学者康豹(Paul R. Katz)博士虽认为从研究「吕洞宾崇拜」的目的看，「吕洞宾是否真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但他仍肯定李裕民教授与景安宁博士对吕洞宾历史资料的考察最有价值[6]。

吕洞宾既不是书写立碑时间为781年(唐德宗年间)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吕秀岩，也不是如道教传统所说的出生于唐德宗贞元12年(797年)，而是五代末到宋初(907-997年间)的人物，因此不论身分或年代，都难以使吕洞宾与景教徒吕秀岩联系起来。

那么《吕祖全书》卷22〈救劫证道经咒〉中出现景教的赞美诗又该如何解释？由于《吕祖全书》并非吕洞宾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清乾隆初刘体恕等人在明末刊刻的《纯阳吕真人文集》基础上，汇辑「乩坛降笔与假托吕祖显化」所出经卷编成，多为假托之作。 《中华道教大辞典》也指出吕洞宾的著述「真伪混杂，大多为明清间伪撰」[7]。

因此，《吕祖全书》所收录的〈救劫证道经咒〉即或真是景教的赞美诗，也不代表确为吕洞宾所做，或真是吕洞宾的思想，而是反映了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对各类民间文本与宗教材料的广泛吸纳。

不论是有史料支持、以隐士形象出现在五代宋初的「历史上的吕洞宾」，或被宋元明清几代道教徒所塑造出的「吕洞宾崇拜形象」，其生平、传说与「归于其名下的著作」都是植根于道教文化，与基督信仰并无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仅凭《吕祖全书》收录了景教的赞美诗，就断言吕洞宾也是基督徒。

探讨至此，我们认为「吕洞宾也是基督徒」无疑是让基督徒感到新鲜甚至兴奋的有趣说法，提出此说的人或许也是希望借吕洞宾在华人文化的高知名度，找到向非基督徒介绍基督信仰的机会与桥梁。

我也认为即使缺乏足够证据支持吕洞宾与传入中国的景教有关，「八仙中的吕洞宾是不是基督徒？」这话题仍有助于鼓励基督徒进一步去涉猎基督教在华的历史，并思考景教当初所采取翻译与本土化策略的利弊得失。（基甸注：可另参贺宗宁《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最早相遇》一文。）

不论〈救劫证道经咒〉中的景教赞美诗是出于什么原因出现在道教经典中，其宗教语境与神学目的已完全改变。对于诵读这「咒语」却不明白其意义的道教徒来说，所追求的也无非是《太上敕演吕祖救劫证道经咒》所说的：「赦一切罪，解一切厄，拔离诸苦，随所愿遂」[8]。

倒是基督徒需要思考，我们是因认识耶稣基督的伟大而发自内心的向祂敬拜、感谢与赞美，还是糊里糊涂如念诵〈救劫证道经咒〉般只求「赦罪、解厄、拔苦与遂其所愿」？这或许是阅读这隐藏的景教文本时值得想想的问题。

注：

[1] 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花木兰文化，2005，页107-108。

[2] 曾阳晴，《唐朝汉语景教文献研究》，花木兰文化，2005，页36。

[3]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页411。

[4] 李裕民教授，〈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收录于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页295。

[5] 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允晨文化，1999，页154。

[6] 康豹(Paul R. Katz)，《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齐鲁书社，2010，页68。

[7] 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430-431、103。

[8] (清)刘体恕汇辑，《吕洞宾全集》，华夏出版社，2010，页403。

江慕理：宣教差会的武林派别

宣教差会的武林派别

江慕理

   （图片来源：BBU/伯特利全球大学）

五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当然，能被邀请是荣幸，但确实很有压力。第一堂结束后，我跟太太说，以后这种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她立刻回我：“你去年在马来西亚也是这么说的。”但去年只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今年可是内地会。

武当派：内地会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现称 OMF或“海外基督使团”，但在台湾仍称“内地会”）堪称宣教界的“武当派”。这得从宗师的人格魅力谈起——正如武当张三丰打破过去少林独大的局面，开创出重视内功、刚柔并济的武学新境界；内地会的戴德生同样是宣教史上的“开山祖师”。他提出的“信心宣教”原则，打破了当时依附宗派与政府支持的传统模式，深刻影响了近两百年来的差传方向。两位宗师皆凭借极高的属灵与武学造诣，建立起不随流俗、自成一格的体系。

此外，武当与内地会都展现了“精英与侠气”的结合。武当不追求弟子人数，而重视“侠义”之风；武当七侠的威名，是靠锄强扶弱、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内地会对宣教士的要求同样极高，申请过程严谨，考验的不只是属灵生命，更是深入艰苦环境的坚韧毅力。他们不满足于留在舒适的通商口岸，而是直捣中国最贫瘠、最危险的角落。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风骨，使他们在普世教会中享有崇高名望。

如果内地会是武当派，那其他宣教机构呢？

 （左为江慕理牧师，2023年摄于高雄）

少林派：美南浸信会（SBC IMB）

正如少林是武林的标竿，美南浸信会是全球开拓教会最多的新教宗派之一。在神学教育与差传理论上，SBC 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许多小宗派或独立教会的“招式”其实都源自这里。少林有“七十二绝技”与无数藏经阁；SBC 则拥有极其强大的神学院体系与差传委员会（IMB）。他们行事稳重、讲求正统，就像少林僧人一样；虽然有时显得保守，但那是因为他们承载着深厚的传统与资源。若你说自己是少林子弟，没人敢小看；同样地，拥有 SBC 背景的宣教士或牧者，在基督教世界里就像拿到了“正宗认证”。

丐帮：青年使命团（YWAM）

丐帮是金庸笔下人数最多的帮派，成员遍布市井、五湖四海。 YWAM 也是如此——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宗派宣教组织之一，成员来自各地，且非常年轻、充满活力。加入丐帮不需要显赫家世，只要肯吃苦、有热血即可；YWAM 的门槛相对灵活，强调“人人都是宣教士”。其培训模式（如 DTS/“门徒培训学校”）就像丐帮的入帮仪式，迅速将热血青年派往“江湖”前线。丐帮行事不按常理出牌，讲求义气与实践；YWAM 也以“灵活”著称，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从偏远部落到城市街头，都有他们的身影。

逍遥派：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逍遥派收藏天下武学秘籍；威克理夫的宣教士则从事最基础、也最具挑战性的“语言与文字”工作。他们深入没有文字的民族，为其创制文字、编纂辞典、翻译圣经。想进丐帮，热血或许就够了；但要加入威克理夫，你得先修炼语言学这门高深内功。这种对专业技术的极致追求，颇有逍遥派那种“不收平庸之辈”的高冷气质。他们往往隐居在深山部落，一待就是二、三十年；江湖上少有他们的喧哗，但当那本“武林秘籍”（圣经译本）问世时，整个武林都会为之震动。

其他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论述了。

会议结束后，台湾内地会的 Field Director（工场主任）问我对内地会有什么感受。我说，内地会的宣教士都很出色，也很 nice，而会议本身非常“台”。我想表达的是：伙食很简单（跟校园团契的营会差不多），行程非常满。他听完的反应是：「That’s great!」（太好了！）

想想其实也对。那种简单与紧凑，正好反映了内地会一贯务实、专注使命的风格。资源不铺张，时间不浪费，把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

（江慕理是台湾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牧师，本文原发江牧师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Harry Chou：公共神学、李登辉、尼布尔

【基甸按】在第二届汉语公共神学会议的“当代华人公共神学13——梁越美、谢木水、胡吉勋”录像视频中，几位老师的演讲都很精彩。谢木水老师讲AI、胡吉勋老师讲儒家，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梁越美老师讲李登辉的时候，提到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名人李登辉是复旦大学历史上的一位校长，也是我读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你多半不知道的李登辉》的文章介绍过的。几位老师的演讲视频发布后，我在脸书“基督教神学与圣经研究”群组中看到Harry Chou弟兄的这篇评论文章，也写得非常好，感谢作者允准转载于此跟大家分享。  

公共神学、李登辉、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Harry Chou 

第二届汉语公共神学会议最近的影片中，梁越美老师谈的是李登辉，题目是“对信仰负责的政治抉择”。上一次曾庆豹老师谈周联华，是从政治参与看基督徒牧师，这次谈李登辉是从信仰反思来看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对照来看， 这两个例子都是有趣的“跨界”，在政治对立的角度来看，也各自有支持与反对者。

在台湾，特别是在国语教会，在反同之前对牧师的期待是乖乖讲信仰关怀信徒，周联华的反扁“小跨界”及之前的神学铺陈典范，若不是曾庆豹提起，差点就被人遗忘。李登辉就不一样了，台湾从威权到民主，李登辉都是台面上的人物，做了许多的事，评价可以非常两极。特别是那些“转弯”与“不一致”，让那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都可以有很不同的评价。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极外围学生参与者，在“中正纪念堂”的时候李登辉对于学生比起对岸领导人差距天壤之别，但是在郝柏村“军人干政”、“刑法一百条/独台会案”等事件中，李登辉都是当时的决策者，也理所当然是学生们抗议指责的对象。当然学生不知道国民党内政治斗争与李登辉的内心是否有挣扎与筹划，学生只能出于理想抗议与抛出对正义的期待。台湾顺利地走向民主，李登辉固然功不可没，但是“转型正义”做得不彻底以及地方“黑金政治”的余毒至今，李登辉的角色也绝对有可以评论的地方。

梁老师说李登辉是“立基于基督教务实主义的政治家”，这我没意见。我想李登辉作为十九世纪读书人是有理想的，这个理想也让他在寻求信仰时认为在长老会“吃不饱”，转而参加更有敬虔理想的“召会”。我想“召会”也是那时候的李登辉合适的教会，让他可以与戒严中台湾不民主的那一块保持距离，进而安身在国民党干部之中。李登辉的确是务实，时代的各种力量也让他最终慢慢的回应现实，把理想慢慢地实践出来。林鸿信老师最后的分享也很务实，交代了“神学院”“跨界”政治的背后考量，也谈到了李登辉自己从政多年的“反省”。

林老师最后谈到潘霍华、谈到他著名的“spoke in the wheel”（“辐条插进车轮”）的比喻（基甸注：指如果国家不仅是在制造受害者，而且其本身已经变成了一台失控的碾压机器，教会的任务就不再仅仅是为受害者“裹伤”，而是要直接采取行动，把辐条插进轮子里，让车停下来）。我则想到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以及他的基督教现实主义。

尼布尔经历过社会福音、经济大萧条、二战、战后重建、冷战，他的思想与主张虽然有调整与转变，但是他对于人性软弱的认识、与对现实责任的理性批判与承担，是他一贯的主轴。在经济大萧条中写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尼布尔区分了个人道德与因为集体利益带来的社会不道德。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基督徒在教会中或在邻里中关怀有个人道德，但是谈到移民、同婚、平权等议题时，似乎就换了一个面孔。尼布尔对此在这本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最近有一个牧师也在谈《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这本书，不过他几乎强行把这本书说成是对自由派/左派的批判，我觉得是错置美国历史脉络的误读。)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与李登辉这个主题有关的，是尼布尔在二战中后期写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这本书。在尼布尔的脉络下，“光明之子”当然是美国与盟友，“黑暗之子”当然是纳粹德国与希特勒。但是，尼布尔写作的重心其实如该书副标所说是重新看待“民主”。尼布尔在前言中写下名言：“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因为人有追求正义的能力，民主才成为可能；因为人有不正义的天性，民主才成为必要)。民主需要有理想，理想需要对于人性调适与沟通的乐观想像，没有这个对人性正面的乐观，会导致“需要管”的专制想法。但如果对于人类对正义的追求过于乐观，会遮蔽因人性不正义带来的社会混乱，最终还是被暴政所吞食。

这本书的洞见是看到，“光明之子”总是过于乐观，相信教育、制度、媒体、群众的力量能带来正义。但尼布尔却说他们是“愚笨”的，他们总是低估了放弃了道德制约的“黑暗之子”的智慧与社会集体走向不道德的倾向。但尼布尔没有因此要“光明之子”走向黑暗，也没有悲观的认为“黑暗之子”将一路胜利下去，更不会犬儒地说“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根本没有差别。

尼布尔在他的现实主义根基上，劝“光明之子”要务实，要认清集体社会冲突不是一时的乱象、而是政治生活长存的特征。 “光明之子”需要学习社会的机制、权力的运作，而​​不只是用道德说教与事实查核来诉诸人性光明的一面。 “光明之子”需要更有智慧，但不能堕入黑暗，要记住不管自己是左是右、是进步是保守，人性的自私与诡诈需要我们有自省的能力、有“民主的谦逊”，知道自己以及自己的阵营也是会堕落的。

尼布尔的公共神学在上世纪七〇年代还是主流，后来进步派走向激进抗争、身分政治，保守派走向文化议题、国族主义，在美国尼布尔已经不再流行。在华人教会中，尼布尔一方面被归为自由派，一方面被新正统、后自由批判为过度相信权力。 总之，现实主义的尼布尔不再流行，人们再次寻找网路时代的大师或是引领风骚的天选强人，而非务实弄脏手解决问题的政治人物。

我不知道李登辉的内心世界或是信仰，我相信他是尼布尔公共神学的实践者。他的从政之路与转变历程也许并非有意的筹划，但是他对时代变化的反应显示了他有对于“民主”理想、也有“智慧”游走于权力之间。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从政的人，我们也不应该限制基督徒从政或参与有政治立场的行动。这也是我喜欢尼布尔胜过巴特与侯活士的原因。我们不需要对于“人性”过度悲观、对于“跨界”绝对禁止、对于“权力”有过度洁癖，最后让“黑暗之子”为所欲为。对于政治立场，我们该祝福祝福、该监督监督，面对现实、学习有智慧，抱持一种悲观谦卑的情怀，继续我们的信心爱与盼望。

【基甸短评】说到对于权力的“洁癖”，我感觉今日美国的政界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这种“洁癖”，反而恰恰是因为崇拜“权力至上”，变得越来越“不卫生”、“不讲武德”、礼崩乐坏，说谎、造谣、言论赤果果的出格，越来越没有基本的decency（不要脸）。左右双方都奔“爱拼（滥）才会赢”去，过去曾经讲“当他们堕落到低处时，我们会高飞”的政客，眼见只有low才能赢，便也开始“反省”，觉得“他们不仁，我们也应该不义”，觉得自己以前讲“武德”、坚持“政治正确”，真是傻白甜、幼稚病、太“圣母”……最后只是输。

我觉得这正是民粹主义（尤其是川普主义，但也不限于川普）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最大的毒害。这是在心灵或者说信仰，也可以说是“公共神学”上的毒害——因为甚至一些基督徒，为了政治斗争（权力），面目都变得越来越“马基雅维利”，只要能打赢他们眼里的属魔鬼的“黑暗”势力（就是民主党、左派、LGBT等等），就能让“洁癖”去见鬼，不必顾忌手段多low，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民主的谦逊”，看得到“自己以及自己的阵营也是会堕落的”。（这可能也是江慕理牧师所说的“新君士坦丁主义”的毛病。）

CNN关于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纪录片还未映出即引发争议

 （基甸借由AI综合报道）

CNN 近日宣布，其深度调查节目《安德森·库珀全纪实》（The Whole Story with Anderson Cooper）将与2026年2月22日（礼拜天）推出一小时特别纪录片——《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图片来源：CNN网站）

该片由 CNN 首席调查记者帕梅拉·布朗（Pamela Brown）历时数月完成。然而，预告片一经播出，便在社交媒体和基督教界引发了激烈的舆论交锋。

根据 CNN 发布的新闻稿，该片旨在剖析基督教民族主义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纪录片将其定义为一种植根于以下观念的意识形态：

• 国家定位： 认为美国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建立的。

• 法律准则： 主张美国的法律和制度应当反映基督教价值观。

布朗在片中深入走访了爱达荷州莫斯科市（Moscow, Idaho）与牧师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相关的社区。此外，纪录片还提到了 2025 年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事件，并将其描述为统一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与政治领导人的“关键时刻”。

布朗在预告中警告称：“很大一部分美国基督徒正在被这些思想‘激活’和‘激进化’，他们认为自己是受迫害者，必须站出来争取基督徒的权利。”

这部纪录片引发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定义权”和“语言倾向性”上。

批评CNN这部纪录片的观点

1. 对主流信仰的“极端化”定性

批评者认为，CNN 将“相信美国建国理念包含基督教价值”以及“希望法律反映传统道德”定义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将普通信徒的宗教倾向与爱国主义抹黑为“极端主义”。

2. “激进化”措辞反映偏见

片中使用的“激活”（Activation）和“激进化”（Radicalization）等词汇，通常用于反恐或打击非法组织。批评者指出，将教会参与政治、纪念集会以及捍卫宗教自由的努力描述为“激进化”，反映了媒体对宗教团体的深层偏见与猜疑。

3. 媒体的选择性关注

许多支持批评声音的人士认为，这反映了主流媒体的一种趋势：将信仰和传统价值观重塑为意识形态危机。 他们质疑，为何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未能获得同等级别的“调查性预警”，而正常的宗教身份表达却成了被调查的对象。

认同CNN这部纪录片的观点

1. 对民主制度与宗教自由的威胁

认同该片的法律专家和部分（少数）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排他性的，这与美国的多元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 二等公民问题： 如果法律必须反映特定宗教的价值观，那么非基督徒、无神论者甚至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都会在法律层面上沦为“二等公民”。

• 历史修正主义： 批评者指出，虽然美国建国者深受启蒙运动和某种程度的自然神论影响，但他们明确建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浸信会联合委员会（BJC）执行主任阿曼达·泰勒（Amanda Tyler）在国会证词中强调：

“基督教民族主义不仅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有害，也威胁到了宗教自由。它暗示只有特定类型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美国公民’。”

2. 关于“激进化”的解释

支持 CNN 调查视角的分析人士指出，片中提到的“激进化”并非指普通的祈祷，而是指那种“认为暴力是可以接受的手段”或“拒绝接受民主选举结果”的行为。他们引用 2021 年国会山骚乱作为证据，指出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基督教符号，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被用来煽动政治暴力。

3.  信仰的“偶像化”：国家凌驾于上帝之上

许多神学家指出，基督教民族主义将美国这个政治实体与上帝的旨意混为一谈。这种倾向被批评为“政治偶像崇拜”。

• 核心观点： 它将福音书中的普世性救赎缩小到了单一国家的政治繁荣上。
• 论述： 一些基督教牧师、神学家及福音派领袖曾指出，当信徒开始认为某个政党或国家是上帝在世间的唯一代理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崇拜权力而非基督。

由数百名基督教领袖签署的《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基督徒》（Christians Against Christian Nationalism）声明中明确提到：

“基督教民族主义要求对国家的效忠超过对上帝的效忠……它将基督教信仰与对美国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扭曲了两者。”

4. 对教会使命的破坏：权力的诱惑

批评者认为，追求通过法律和强制手段来推行“基督教价值”，违反了耶稣关于“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教导。

• 道德权威的丧失： 当教会与政治权力紧密绑定，并为了政治利益牺牲道德标准时，教会失去了其作为社会良知的客观地位。
• 基督教内部的担忧： 著名的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神学家拉塞尔·摩尔（Russell Moore）曾多次警告，基督教民族主义正在使年轻人远离教会。摩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让人们觉得基督教只是“追求投票权”的工具，而非关于罪与救赎的真理。他指出，这会让福音变成一种“部落主义的愤怒”。

下表概括了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福音派基督徒眼中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与传统信仰的区别：

维度	基督教民族主义 (极端)	传统（正统）基督教信仰
权力来源	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强制执行	通过爱、服务和自愿的信仰传播
国家观	美国是被上帝选中的“新以色列”	上帝的爱超越国界，教会是跨国的
对待异见	将政治对手视为“信仰的敌人”	呼吁爱仇敌，尊重个人的良知自由
最终目标	夺取文化和政治的支配权 (Dominion)	在地上做光做盐，追求社会公正

基甸短评：我觉得CNN这部片子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其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定义，如果他们的定义仅限于那两点，批评他们的人说的就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对“基民主义”能够有更恰当、更完整的定义（例如包括基民的种族主义和寻求政治权力来“拯救”基督教等重要的问题），我更同意基督徒应该反思、警惕、本于圣经和以福音为中心分辨、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而且这方面的批判已经有很多福音派牧师、神学家、教会领袖做过了，也做得很好——请参考本博客上的相关总结：

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基督教川普主义到底有什么错？ 

Daniel Silliman：杰西·杰克逊与美国白人福音派的选择

杰西·杰克逊与美国白人福音派的选择

作者：丹尼尔·西利曼 (Daniel Silliman) 

2026年2月18日

(AI翻译、基甸校对）

感谢作者允准转载于其播客：https://substack.com/@sillimandaniel

我曾与一位福音派信徒交谈，他在1984年的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了杰西·杰克逊。在他看来，杰克逊显然是福音派的候选人。杰克逊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将信仰带入了政治。他在道德问题上带着道德紧迫感发声，继承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辞令，并践行基督徒的使命——关爱“这些人中最小的一个”，为孤儿寡母和寄居者奔走。

我交谈的那位福音派信徒是白人。他是“耶稣运动”（Jesus People）的一员，那些曾是嬉皮士、后来归向基督并经历了生命蜕变的人。他当时天真地以为（他后来意识到这一点），所有的耶稣运动参与者都会和他有同样的感受。他认为，既然福音派信徒总在谈论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文化，那么他们都应该投票给杰克逊，或者至少大部分人应该这样做。

然而，他所在教会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支持的是那位离过婚又再婚、还涉猎过神秘学的演员——罗纳德·里根。当他查看当地的选举结果时，他发现自己的选区里只有八个人把票投给了这位浸信会牧师。

只有八个。他知道，其中一个还是他妻子。他告诉我，就在那时他意识到，在他余下的生命里，福音派政治将等同于白人保守派政治，不多也不少。

---

复杂的遗产

杰西·杰克逊于今日逝世，享年84岁。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正如《纽约时报》讣告所言，他是马丁·路德·金遇刺到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之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领袖。他重塑了进步民粹主义，将其转变为一种明确且有意为之的多文化主义，强调团结与希望。

然而，他那高亢的道德辞令似乎并未稳固地维系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上。他的自我意识（Ego）常常让他迷失。

他夸大自己与金博士的联系，讲述自己在金去世现场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与事实不符。在运动中的其他人看来，他似乎在试图窃取“继承人”的头衔。他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发生冲突，并因“管理不当及反复违反组织政策”而被停职。他没有修复这段关系，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自立门户。

20世纪90年代，他与一名为他工作的女性发生了婚外情。她比他年轻20岁，两人育有一个孩子，他后来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就在杰克逊背叛婚姻誓言的同时，他正担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精神顾问，帮助他度过性丑闻危机。

在晚年，杰克逊似乎无法接受奥巴马的崛起，也未能找到最后一个救赎式的行动。其他的民权领袖要么在城市政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要么像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那样成为左翼的民间圣人，而杰克逊则显得有些挣扎，似乎永远带着伤痕。

尽管如此，他并不只是由他的缺点构成的（《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四次使用了“尽管如此”一词）。他的成就是历史性的。他是一个转型式的人物。而且，从某种复杂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福音派人物。

杰西·杰克逊应当被铭记，部分原因在于他曾是美国福音派考虑过但最终拒绝的一个选项。他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福音派”是如何等同于“白人福音派”的——曾有过那么一个时刻，这种等同并非必然，但随后它成了现实。人们做出了选择，而这一宗教运动的种族和政治身份似乎就此固定了下来。

---

“我被视为异类”

1977年，《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简称CT）曾询问杰克逊是否认为自己是福音派。

“我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但白人福音派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们因为我的社会活动而对我敬而远之。”

当时的编辑开始就教义细节对他进行拷问。

• 他相信耶稣由童贞女所生吗？是的。

• 他相信原罪吗？是的。

• 他相信耶稣肉身复活吗？是的。

• 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噢，是的，我相信。”

不过，杰克逊随后补充说，他不认为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儿子，这表明他并非完全的正统派，也不认为自己受正统教义的束缚。按这个标准衡量，他确实不算福音派。

这些细节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至关重要，对那本试图在20世纪构建福音派定义的运动杂志来说也同样重要。因此，从那个角度来看，这种试探性的提问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你查阅该杂志的档案（我在2019年至2025年间曾在那里担任新闻编辑），你不会发现这种程度的质询出现在其他公众人物身上。没有人审问过FBI局长埃德加·胡佛的正统性。杂志只是礼貌地称他为“教会人士”，并腾出篇幅让他畅所欲言。

即使当CT确实对某人的信仰提出很多问题时，语气也不总是如此审判式。1962年，当第一位美国人进入太空时，CT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调查报告，探讨约翰·格伦（John Glenn）是否“真正经历了重生”。但那篇文章的姿态是期待和兴奋的。他是福音派吗？我们真希望他是。杂志并不是在寻找将格伦排除在外的方法，而是想方设法把他拉进圈子。

但对待杰克逊并非如此。福音派的旗舰杂志迎接他的不是热忱，而是高度的猜疑。

---

屏障与选择

CT的第一位黑人编辑爱德华·吉尔布雷斯（Edward Gilbreath）发现，到了21世纪初，这种怀疑并未减少。他在回忆录《和解的忧郁》（Reconciliation Blues）中回忆道，他必须“费尽心思穿过两层高管的阻挠”才获准撰写一篇杰克逊的人物专访。

吉尔布雷斯认为杰克逊显然具有新闻价值，并理所当然地认为福音派读者会对这位牧师/活动家的报道感兴趣。杰克逊与当时关于信仰介入政治以及基督徒如何将道德应用于时事的讨论息息相关，是人物专访的绝佳对象。

“算我天真吧，”吉尔布雷斯写道，“但我低估了我的上司们对杰克逊的排斥感。”

吉尔布雷斯想做一篇客观平衡的报道，其中包括对杰克逊政治手段和目标的批评，以及对他个人道德失败的批评。当高层表示对这篇报道感到担忧时，吉尔布雷斯申明了这一点，并辩护称其工作是平衡的。最终，他说他明白了问题所在。

“平衡是不够的，”他后来回忆道，“他们要我确保这篇报道对杰克逊不能太客气，并要明确让《今日基督教》撇清任何同情他的嫌疑……我慢慢明白，这个问题远不止杰西·杰克逊个人那么简单。”

他最终发表了那篇专访。那是一篇出色的报道，抓住了杰克逊的复杂性。

但那个“远比杰西·杰克逊更大”的问题依然存在。福音派信徒正在对他们的种族身份和政治身份做出选择，以及这种身份将变得多么锁定和永恒。然而，他们并不是公开、直接地做出这种选择。“福音派”一词演变为几乎总是意味着“白人”和“保守派”的过程，被掩盖在一种“高度猜疑”的伪装之下。

吉尔布雷斯最终感到精疲力竭。他离开了CT。不是单纯因为杰克逊，但也并非无关。

“我觉醒到了自己作为‘他者’的现实，”他写道，“我是一个身处白人基督徒世界里的黑人基督徒……我被准许进入一个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的地方。我只是一个签证即将到期的游客。”

---

历史的偶然性

福音派有很多理由不团结在杰克逊周围。我可以想到很多合理的论据来拒绝他的政治立场、他的优先事项以及他的道德领导力。我相信你也可以。

但作为一个历史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选择。我们通常会觉得，像“福音派”的种族和政治身份这类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事情既然这样发生了，就必然会这样发生。而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其中的偶然性。在一些真实的时刻，人们做出了真实的决策。事情曾经不同，未来也可能再次不同。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不是直接做出的，不是大声宣布的。而是通过直觉。通过同情心，以及同情心的缺失。这个选择是在一种性情的重力井中做出的，它表现为偏好而非声明，表现为直觉上的信任或不信任，而非清晰的表达。

这种选择是如此细微，以至于你会认为人们甚至在对自己隐瞒这些选择。

最后一个例子：1986年，杰克逊受邀在全国宗教广播业者（NRB）年会上演讲，这是福音派的一件大事。杰克逊当时正处于两次竞选总统之间，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组织者预期会有1000人参加——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大约是年会有意愿参会者的四分之一。但结果只来了125人，其中大多数是黑人。

出席人数寥寥无几，以至于组织演讲的广播员不得不现场集资来支付费用。这令人尴尬。

根据CT当时对该活动的报道，一些缺席的人是明确拒绝杰克逊的左翼政治立场。但几乎没人去听杰克逊演讲的官方理由是“时间冲突”。他的演讲恰好与一场支持以色列的祈祷早餐会同时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那场早餐会并非NRB年会的正式组成部分，也不在日程表上。而杰克逊的活动则在日程表上。

那场祈祷早餐会的贵宾是罗纳德·里根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她属于福音派长老会，在政治上以主张美国支持全球的独裁政权而闻名，只要这些政权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

杰克逊在当时也因未能公开反对独裁者而受到批评。在他对福音派的演讲中，他谈到了他是如何促使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浸信会礼拜的，以及他是如何向叙利亚独裁者哈菲兹·阿萨德讲述通往大马士革的圣经之路的（并促使他释放了一名美国战俘）。

尽管如此，NRB的执行主任坚称，参会者并不是在两种冲突的美国福音派外交政策、或冲突的政治、或冲突的基督徒道德观之间做选择。这只是一个遗憾的“日程安排问题”。

这就是历史发生的方式。杰西·杰克逊曾一度是美国福音派的一个选项，然后就不再是了。

正如《今日基督教》在1986年那篇关于两场针锋相对活动的报道标题所言：“杰西·杰克逊曾经说话，但没多少人曾听。”

（Daniel Silliman是一名基督徒编辑、记者，曾多年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新闻和教会历史编辑，2025年加入Roys Report（罗伊斯报告）担任调查记者。）

江慕理：宗教和国家彼此利用的“新君士坦丁主义”

宗教与国家彼此利用的“新君士坦丁主义”

江慕理

在最近一次查经聚会中，我提到：在古代中国，宗教与政治其实是合一的。起初大家有些反对，直到我补充说明：历代皇帝从未容许一种能够挑战皇权的「自主宗教」存在。不过，他们有一点说得没错——在西方意义下，帝制中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教」。

皇帝被称为「天子」，并不是自称为神。他是在「天命」之下治理天下，而这份正当性是有条件的。若统治不公，便相信上天会借着饥荒、水患或民变撤回其眷顾。无论实践得多么有限，这套观念至少在王权之上设立了一个道德的天际线。皇帝必须向一个他无法创造、也无法操控的宇宙秩序负责。

从「天」到「党」

现代中国的党国体制则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今日，「神圣」不再位于统治者之上，而是被安置在政治体系之内。

在「宗教中国化」政策下，宗教团体必须使其教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一致。凡是无法与党协调的忠诚，都会被视为潜在的竞争效忠。在帝制中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忠臣，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两者都活在更高的道德宇宙之下；但在当代党国体制中，若承认有高于党的权威，往往被视为颠覆。

然而，这种将神圣从「天」转移到「历史」的过程，并非始于北京。

在第四世纪之前，罗马帝国与帝制中国在权力运作上其实颇为相似，可称为「管理式多元」。两个帝国都没有强迫人民信奉单一宗教，只要各种信仰不引发政治动荡，便可被容忍。在罗马，皇帝兼具「大祭司」角色，以维系与众神的和平；在中国，皇帝是「天子」，作为天与地之间的桥梁。在这两种体制中，宗教更像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而非人人必须遵守的单一正统。

到了第四世纪，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的归信彻底改变了这种平衡。基督信仰从受逼迫的少数，转变为罗马政权的正式伙伴。这种被称为「君士坦丁体制」的安排，建立了一种新的结盟：教会从国家得到保护与资源，帝国则获得一套统一的信仰来凝聚人民。统治者与「正统宗教」首次被制度性地绑在一起。

（图片来源：Taylor Marshall网站）

中世纪的欧洲曾试图以「两把剑」理论分割权力——教宗掌管属灵事务，皇帝负责世俗治理。这种长期的拉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单一权力的全面垄断。然而，在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1648年的《西发里亚和约》将主导权重新交回国家。它确立了新的原则：一个领土的统治者可以决定其人民的宗教。宗教不再被视为普世真理，而成为国家管辖下的事务。

到了十九世纪，像黑格尔（ G. W. F. Hegel） 这样的哲学家更进一步主张，国家不只是法律工具，而是「神在世间行走的步伐」。政府被视为神圣精神在历史中的最高表达，国家形象因此从人间制度转变为近乎神圣的存在。

接着，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思想，却将上帝完全剔除。他认为国家（或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终极目标。于是，「天」与「地」之间的界线被抹去。当毛泽东在中国掌权时，国家已成为一种政治宗教。共产党成了是非的最终裁判，不再向任何更高权威交帐。与古代皇帝需向「天」负责不同，现代国家甚至宣称自己有权定义何谓「天」。

新加尔文主义还是新君士坦丁主义？

我曾自认为是一位「新加尔文主义者」，深受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领域主权」观的影响。在这个架构中，教会、家庭与国家各有其上帝所赋予的权柄范围。国家的角色是透过「普遍恩典」维持一个公平、多元的社会秩序，使教会能自由完成其使命。

然而，今日出现的一种「新君士坦丁主义」却正在压缩这些界线。它以「基督教共同体」取代开放的公共广场，把目标从在社会中作见证，转为以政治权力推动信仰议程。

这样的转向也改变了我们对政治领袖的理解。加尔文认为，统治者的品格至关重要，因为领袖应当成为上帝公义与看顾的镜子。相较之下，某些当代新君士坦丁主义者则采取一种交易式神学。当领袖说谎或行事残酷时，他们不再像加尔文那样呼吁悔改，而是将领袖视为「保护者」，其个人品格退居次要，只要政治效益足够即可。

讽刺的是，尽管象征符号截然不同，共产主义与新君士坦丁主义在权力神学上却有若干相似之处：

• 两者都相信国家是道德与社会转化的主要工具。对中共而言，是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对新君士坦丁主义者而言，是以法令推动国家的「基督教化」。 

• 两者都将宗教视为国族整合的工具。中共要求宗教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君士坦丁主义则倾向将基督信仰重塑为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 两者都对未向其核心愿景效忠的自主机构抱持怀疑。中共打压「地下教会」；新君士坦丁主义者则常谈论要「收回」各个制度领域，使其不再存在所谓中立或「世俗」空间。

法国思想家 Jacques Ellul 曾发出严厉警告：

现代国家不是我们可以为福音所使用的「工具」，它在圣经意义上乃是一种「权势」。它企图成为万有的中心；若基督徒不与之保持张力，终将被其吸纳。

教会真正需要的，并非一个神圣化的帝国，而是成为忠心群体的自由——一个最终效忠对象超越一切王座的群体。唯有当「天」仍然在国家之上，教会才能真正成为教会。

（江慕理是台湾高雄双语社区教会牧师，本文原发江牧师脸书，感谢作者允准转载）

Daniel Silliman: 北美改革宗长老会逐出白人至上主义牧师

 改革宗长老会逐出白人至上主义牧师

作者：丹尼尔·西利曼 (Daniel Silliman)

2026年1月28日  

英文原载：The English original of this article, "Reformed Presbyterians excommunicate white supremacist minister", was published on Roys Reprt website (https://julieroys.com/reformed-presbyterians-excommunicate-white-supremacist-minister/)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osted here with the author's and the website's permission. 

(AI翻译，基甸校对）

（Source: Julie Roys on X)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教派之一罢免并逐出了一名 42 岁的牧师，原因是该牧师持有白人至上主义观点。

1 月 24 日，来自北美改革宗长老会（RPCNA）17 个堂区的代表在匹兹堡郊外的一家教堂听取了长达 5 小时的辩论。他们判定塞缪尔·凯查姆（Samuel Ketcham）犯有“严重罪行，违背了上帝圣道及改革宗长老会的信仰宣言”。凯查姆自称为“种族现实主义者”，并声称白人至上是历史事实。

阿利根尼区会（The Allegheny Presbytery）判定凯查姆违反了他的按立誓言，包括承诺促进教会的“和平、合一与进步”、去“爱与祝福”他人并避免“挑衅性言语”的誓言。代表们发现，他在网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错误地应用了圣经，歪曲了真理，并且“出于恶意”宣扬这些观点。

通过站立表决，教会代表决定对凯查姆进行惩戒，剥夺了这位阿拉巴马州牧师的教职，并将其开除出该宗派。该宗派较轻的处罚本可以包括训诫、谴责或停职。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助理牧师、教会检察官德鲁·波普林（Drew Poplin）此前曾表示，他希望教会对种族主义的明确谴责能有效根除改革宗圈子里的白人至上主义和“亲族主义”（kinism）。

“教会竟然不得不讨论为什么纳粹是坏人，这简直是最荒谬的事情，”波普林在 11 月的一次播客中说道。“当教会对此发声时——我认为她已经发声了……我想这会让这些人闭嘴。”

据一名在场牧师透露，在周六于匹兹堡郊外举行的听证会上，凯查姆指责波普林是“犹太人的工具”。

在被定罪后，凯查姆在社交媒体上指责领导 RPCNA 的人是在侍奉撒旦。

“我因你们那一代人的自由主义而责备你们，你们却充耳不闻，”凯查姆在 X 上写道。“你们这些人（就像当今教会中的许多人一样）拒绝应对上帝对祂的教会和西方最伟大、最明显的审判迹象——即外国人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对白人的同化与取代。”

宗派支持废奴的历史

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在网上对凯查姆表示支持。曾因种族主义被正统改革宗（OPC）驱逐的牧师迈克尔·斯潘格勒（Michael Spangler）称赞凯查姆拒绝屈服于教会权威。

斯潘格勒称这次审判是“对教会权力的可怕滥用”。在 5 小时的听证会期间，斯潘格勒担任凯查姆的非正式顾问。他还邀请凯查姆加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领导的拥有 29 名成员的独立长老会。

“我们谴责北美改革宗长老会，”斯潘格勒在 X 上写道。“他们证明了自己卑躬屈膝地顺从犹太人的谎言和世俗的平等主义。我们郑重警告其中所有诚实的基督徒，要在对上帝的敬畏中离开她。”

凯查姆在 11 月的一次播客中表示，即使没有被驱逐，他也可能会离开 RPCNA。

他于 2017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一家教会获得按立，但三年后被会众投票罢免。他在 COVID-19 疫情开始前后回到阿拉巴马州，已有五年多没有在教会工作。凯查姆是八个孩子的父亲，目前是一家家庭安保公司的销售员。

凯查姆说，他开始认为 RPCNA 充斥着“推行自由主义的假保守派”。他还指出，他对白人至上的关注使他与该教派的历史背道而驰。

北美改革宗长老会于 1774 年在美国成立，主要因拒绝所有现代敬拜音乐和圣诗、坚持基督徒应只唱圣经诗篇而闻名。该教派在废奴运动中也有着卓越的历史。改革宗长老会一贯认为，无论种族如何，“人人生而平等”。

根据总会记录，从 1800 年开始，奴役他人的教会成员被禁止参加圣餐。几年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牧师指出，“在谴责（蓄奴制度）这种邪恶的人肉交易上，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该牧师敦促拥有奴隶的基督徒“在宗教的祭坛上牺牲这些财产（解放黑奴）”，并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称这是“上帝为他们指定的地位”。此后，他说，“在我们的教会记录中，再未发现有任何形式的奴役行为或教唆行为。”

1856 年，教会总会将支持废奴作为一项信仰准则。针对时事，其他总会分别在 1927 年、1961 年、1970 年和 2025 年发表了关于种族平等的声明。

凯查姆对奴隶制的维护

凯查姆从未认同过NAPRC这些（支持废奴的）观点。

“我没有发誓要维护平等主义和废奴主义，”他在与斯潘格勒录制的播客中说。“我一直是个南方人。我一直认为美利坚联盟国大体上是正确的，奴隶制远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糟糕……而且它是符合圣经的。”

凯查姆说，在长老会看到跨种族婚姻后，他开始更加关注种族问题。他开始阅读更多南方长老会信徒的作品，尤其是罗伯特·刘易斯·达布尼（Robert Lewis Dabney），这位神学家曾担任邦联将军“石墙”杰克逊的参谋长。

凯查姆愈发坚信（如斯潘格勒所说）“平等主义归根结底是无神论”，而反对白人至上的人是在“向那位没有让所有人平等的上帝举起拳头”。

凯查姆表示，在去年 9 月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遭暗杀后，他决定公开发声。尽管柯克的死与凯查姆对种族的关注并无明确关联，且被控杀害柯克的男子也是白人，但这一暴力事件加剧了凯查姆对美国正面临生存危机的感受。（另参：查理·柯克关于种族问题的部分相关言论）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场种族战争中，”凯查姆在柯克去世一周后在网上发帖称。

“美国的基督徒有责任充分理解美国社会真正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那就是反白人的种族主义。”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凯查姆又发表了八篇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文章，甚至辩称保护白种人应优先于在全球传播福音。

“我的族群是南方白人，”他写道。“我爱他们，我希望看到他们比任何其他族群都更繁荣、更得救。”

开除教籍的惩戒

这些种族主义文章在 11 月被上报至 RPCNA，教会指派了最近刚发表过相关主题小册子的波普林进行调查。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司法委员会判定有足够的证据进行教会审判。

审判于 1 月 24 日上午 8 点开始，双方各有 15 分钟的时间进行开场辩论。随后，控方对每项指控有 30 分钟陈述时间，辩方也有 30 分钟，最后双方各有 5 分钟的辩驳时间。

听证会一直持续到下午 6 点。随后代表们进行了祈祷、审议和投票。最终的投票票数尚未公开，但一位在场的牧师表示，定罪和惩戒的决定是“压倒性的”。由于未获授权代表区会发言，他要求匿名。

几位来自其他教派的保守派福音派人士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赏。

美南浸信会牧师、圣经男女身份委员会主席丹尼·伯克（Denny Burk）称凯查姆被逐出教会是“重大的”，并敦促其他教会效仿 RPCNA 的榜样。

“无论在何处发现这些错误，都必须予以否认，”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Daniel Silliman是一名基督徒编辑、记者，曾多年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新闻和教会历史编辑，2025年加入Roys Report（罗伊斯报告）担任调查记者。）

Derek Penwell：致我的福音派兄弟姐妹：你大可不必继续欺骗自己

 

致我的福音派兄弟姐妹：你大可不必继续如此

德里克·彭威尔 (Derek Penwell) 

2026年1月26日

（AI翻译自作者英文博客） 

          （图片来源：Catholic Daily Reflections）

致我的福音派兄弟姐妹：我深知那种既爱耶稣，却又感到被迫去为那些本不该被祝福的事物“背书”的滋味——那种仅仅因为某个我信任的人说“那是虔诚基督徒当做的”就去跟从的滋味。

近来，我们都被要求在亲眼目睹一些事情发生后，要接受“事实并非我们所见之样”的说法。

我们看着画面中人们在公共场合受到伤害，而在尸骨未寒之际，他们就递给我们一份剧本，宣称这一切是合法的、必要的、令人遗憾的……却是不可避免的。那些西装革履的人分发着一串串经过审定的形容词，让我们把这些词像绷带一样缠绕在良知上，哪怕伤口仍在血流不止。你知道的，就是那些词：“国内恐怖分子”、“无端挑衅”、“左翼煽动者”以及“自由派渣滓”。

如果你曾经历过良知在耳边低语“我不确定这是否正确”的时刻，你就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重新辩论我们之间所有的神学分歧。我知道我们在如何解读圣经上存在分歧；我们在谁有资格讲道、谁有资格结婚以及救赎的真谛为何上存在分歧；我们甚至在地球是在我们的管理不善下呻吟，还是仅仅在等待被替换、更新上存在分歧。

今天，我不是来赢下这些争论的。

我更不是站在某种洁白无瑕的道德高地上投掷神学手榴弹。我也有自己的属灵清单需要清点，我眼里也有急需拔出的梁木。

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拥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共识。

我们都宣称耶稣是神在肉身的彰显。此外，我们都相信福音书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晰的画像：耶稣是谁，他看重什么，他与谁为伍，他又在对抗谁。

如果那是真的，它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神在乎肉体，而不仅仅是灵魂。 它告诉我们，神出现在弱势群体之中，而非权贵之中。有些事情，无论被披上多少宗教语言或基督教符号，神都绝不会盖上那枚“优良认可章”。

所以，这是我挥之不去的思考：

要维持“我们的感知”与“我们被告知要相信的事物”之间的鸿沟，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要让别人的叙事覆盖掉我们的眼睛、直觉和良知不断坚持的真相，需要某种程度的“执迷”。

这令人筋疲力竭。

我们都见过它是如何运作的。一段视频被发布，评论区迅速被填满。在任何人看清发生了什么之前，就有人像发布宫廷法令一样发布了“标准解释”：“你必须信任执法部门。我们不了解全貌。”“他们本该服从的。”“他们有前科。”“情况很复杂。”

突然之间，对话的主角不再是一个遭受暴力的生命，而是变成了如何保护那个让我们这一方感觉自己是“神选首轮秀”的故事。

而没人敢大声说出来的部分是：“如果我承认我所看到的，我也许就必须做出改变。”

于是，我们学会了怀疑自己的感知，不信任自己的道德直觉。我们被暗示要将诚实称为“分裂”，将问责称为“迫害”。甚至还有一些“御用牧师”声称，同理心——即运用想象力去理解他人的生活和视角——往好里说是道德紊乱，往坏里说简直就是罪恶。

但我们总得问问：“谁能从这种必然的疲惫中获益？”

因为获益的肯定不是我们。

获益的是那些明白这一点的人：如果能让我们忙于捍卫某种说法，我们就不会注意到这种说法正在对我们的灵魂造成什么伤害。他们知道，如果能训练我们足够频繁地违背良知，我们就会习以为常。我们会学会将残忍称为“秩序”，将统治称为“力量”。将谎言称为“仅仅是政治”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而我必须相信，在那些话术和党派忠诚之下，你一定感觉到有些事情已经失控了。

也许当你看到那些合理化的解释变得像“鲁布·戈德堡机械”一样充斥着未经验证的断言时，你会有所感觉；或者当那些解释要求你忘掉五分钟前刚知道的事情时——就像那句“我们一直都在与东亚某国开战……”

又或许，当你听到自己重复一些在播客里听起来很聪明、说出来却味同嚼蜡的话语时，你会有所感觉。

我想说一些简单却沉重的话，而且我并不想羞辱你。

你大可不必继续如此。

你大可不必继续支持那些你已经开始怀疑根本不符合道德逻辑的人和观念。

信任你自己的眼睛并不是背叛。 倾听你自己的良知并不是造反。 拒绝让别人的叙事覆盖你所认知的真相，这并不是软弱。

拒绝去为那些连你自己都不确定是否相信的事情辩护，这也许是你今年所做的最虔诚的事。

我在福音书中读到的耶稣，从未要求人们停止信任自己的眼睛。他要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去注意谁正在被碾压，而谁又是那个碾压者。他讲的故事让宗教守门人勃然大怒，原因正是这些故事要求人们相信自己骨子里认知的真理，而不是被教导去接受的说辞。

耶稣没有奉承权贵，也没有在他们的暴力和压迫上画十字圣号。他没有要求弱势者仅仅为了自己的消失而祈求平安。

所以，我并不一定是要求你变成自由派，或者抛弃你的教会，或者烧掉你的选民证。我要求的是更微小、却极可能更艰难的事情。

我只是想问，你是否愿意对你所看到的一切诚实。

我的意思是，你真的甘心被训练成一个不信任自己道德直觉的人吗？

你真的相信你在主日学遇到的那位耶稣——那位即便付出生命代价也要说出真相的耶稣——会认同现在奉他之名，对那些他生前竭力保护的人所做的一切吗？

也许，这就是那扇门。

也许信仰的第一步并不是“转换阵营”，而仅仅是拒绝仅仅因为你所在的一方需要你，就称恶为“善”。

你大可不必继续如此，即便这是你过去所知的一切，即便你曾全身心地相信它。

在拒绝真相的彼岸，有一种生活，有一种不需要我们假装没看见所见之物的信仰。

有一种忠诚，它看起来不像是在捍卫权力，而更像是保护那些被权力碾压的人。

而那看起来，真的很像耶稣。

马丁路德金不是个好人吗？

 基甸

2026年的美国，在国家法定假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1月19日），川普总统破除以前多届总统的“惯例”，没有发表任何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言论。少数美国人似乎对此有微辞，但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毕竟这阵子美国几乎每天都有更大、更吸引人注意的新闻（例如ICE误抓美国公民）。

       “支持一部分人的正义而不同时支持所有人的正义，是不可能的。”——马丁路德金

今年的马丁路德纪念日，美国的基督徒媒体也很少提到这位民权运动领袖和他的精神遗产（过去很常见）。我只看到CT（《今日基督教》）上有一篇相关英文文章，但我发现其作者是CT“大帐篷倡议”（Big Tent Initiative）的主任编辑巴拉卡（Sho Baraka），而“大帐篷”的宗旨是通过更多倾听非裔美国人（黑人）教会和少数族裔教会的声音，促进各福音派之间的理解和合一。 

美国基督徒对马丁路德金是否越来越没有好感甚至越来越厌恶？我想对于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中偏向甚至倒向“基民/川”（基督教民族主义/基督教川普主义）的那部分人，这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美国基督徒，因为美国的教会非常多元，例如黑人福音派就不会这样。）那些“基民/川”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反感金牧师？“基民/川”年轻一代“精神领袖”查理·柯克说得很直白：

“实际上马丁·路德·金很糟糕。明白吗？他不是个好人。他说过一些好话，但他自己根本不信……我们在1960年代中期通过民权法案时犯了大错……民权法案创造了一头怪兽，而这头怪兽如今已变成反白人的武器。”

所以金和民权运动何罪之有？说到底重点是有人认为他们“反白人”，违犯了川普治下的美国的“新政治正确”。以前一些美国人即使心里这么想，口里也不好意思讲出来，但现在讲这样的话反而成为“政治正确”，代表“正义”和“真相”了。

CT（2024年）另外一篇关于金牧师的文章讲到，过去60年，美国白人福音派对金博士的态度本来就已经经历了从谴责到美化的转变。在民权运动时期（1960年代），白人基督徒，包括《今日基督教》的编辑和白人福音派领袖（如葛培理），对金都是持批判、反对的态度的 。他们认为金发起的“公民抗命”会助长暴力，并因其和平主义及社会主义倾向而视之为对美国反共使命的威胁 。但1980年代以后，白人福音派转而（跟黑人福音派一样）歌颂金，将其塑造成“爱的先知”或反种族主义的英雄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到了2026年的今天，以前曾经也把金牧师当伟人的美国基督徒，有些也有了“反woke（觉醒）的觉醒”，粉转黑了。

其中也包括不少美国华人基督徒。当然华人基督徒对金的反感可能以前就有，如Harry Chou所说，这里面既有“政治正确”的因素，也有“纯洁文化”的因素。毕竟即使是赞赏金、肯定他的精神遗产的基督徒，都承认他的“私德”有很大的问题。如果只看人品，金博士确实可以说不是个好人，可以算得上是坏人，甚至相当“渣”的男人。

然而对于在私德上犯罪跌倒的基督徒“名人”、领袖（例如杨腓力或卡尔·巴特），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会很快地指出，我们需要把他们的圣经诠释、神学洞见、属灵遗产……跟他们的私德分开：他们的私生活的败坏我们要批判，那证明他们“说得做不得”，但他们宣讲的那些是真理的部分仍然是真理。所以即使我同意以私德而论金“不是个好人”，我还是需要面对他的信仰言说和精神遗产是不是“好话”（真理）的问题。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不能建立在对金的误读甚至故意曲解上。CT今年新发这篇文章刨析了当代对金的三种主流误读：

（1）“色盲和解者”：右翼倾向于将其塑造成不看种族、只讲爱与和谐的形象，以此反对当代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但这种解读往往忽略了他对体制性不公的激进批判。
（2）“自觉改革者”：这是社会主流观点，认可其政治与灵性成就，但左翼也质疑其方法过于温和，未能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导致了“同化而非反抗”。
（3）“民权骗子”：部分极端声音试图通过挖掘金的私人过失（如私德问题）和指控其受共产主义影响，彻底解构并撤回他的遗产，将其视为有毒的谎言。

作者指出，金恩的思想超越了这类简单的标签。金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既非纯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唯唯诺诺的温顺派。他在呼吁财富再分配和政府补偿的同时，也明确反对黑人至上主义，坚持全人类的自由。他的政治是一种“人格政治”，而非单纯的身份政治。（所以把金的精神遗产总结为“反白人”是违反事实的污蔑。）

作者提醒大家，在当前美国社会极度撕裂、共识匮乏的背景下，诋毁或简化金恩的遗产是极其危险的。作者呼吁人们不要只把他当成一个用来引用的符号，而应重新深入阅读和研究这位复杂的伟人。

在2024年的那篇CT文章中，作者指出“他（金）的故事并非我们（白人福音派）的故事，他对基督信仰的理解也可能与我们迥异。”Chris Hsiung 大哥在脸书群组评论说：

我感觉，作者对福音的认识受到了当前美国白人福音派的局限，他似乎认为福音主要关乎个人的救恩，而非社会集体的福祉。其实，当耶稣传扬“天国近了”的信息时，祂心目中天国的范围不仅限于个人的救赎，更是天国式样在社会文化中的彰显。美国白人福音派经常把天国的福音做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切割，这可能正是他们今天在川普时代找不到北的原因？

然而我认为，“当前美国白人福音派”的问题，并不是只关心“个人的救恩”，而不关心“社会集体的福祉”，而反而是在（过度热情的）激进政治参与中“与世俗为友”，效法这个世界的政治斗争手段，为了权力放弃基督教伦理，完全没有批判性地支持个人品格和公共政策都多有违背基督教价值观的政客，并且在这过程中也跟种族主义、白至上主义等与基督福音相反的意识形态“眉来眼去”，暧昧不清。

而这样的“基民/川”主义者出于政治的目的攻击马丁路德金“反白人”，更是对金牧师属灵遗产的歪曲和污蔑。金牧师最值得纪念的地方，包括他提倡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和“爱仇敌”的言说。对照今日美国左右两极都有采取政治暴力，或者川普在查理·柯克·葬礼上的“恨仇敌”言论赢得在场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的赞赏的悲哀现实，金的“先知性”呼吁更有意义。

今日美国的政治极化，也凸显出美国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愿景的严重分歧。金博士”梦想“的美国，尤其是多元、平等、包容、同情、宽恕……等等特质，虽然在过去曾经一度是左右两边、驴象两党都认同的美国核心价值，但在今天MAGA美国人和拥抱川普主义基督教的基督徒看来，都是“左胶”、DEI，软弱、虚伪、愚蠢，甚至邪恶的意识形态。这批川普主义者梦想的美国，可以说跟金牧师梦想的恰恰相反。所以我认为，美国人正面临比以前更加严重的“灵魂拷问”：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理想中的美国，到底哪一个更符合当初美国那些立国者的初衷愿景？对美国基督徒来说，到底哪一个更符合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教价值观（或者可能两个都不符合）？就算将来川普主义者把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取消了，美国人还是绕不过这“两个美国”的对立冲突。这应该也算是马丁路德金的“精神遗产”吧。

最后，在包括基督徒在内的美国人对美国社会、政治中的种族主义甚至纳粹主义的抬头沉默甚至认同的今天，美国教会中的种族问题继续存在。然而很多歧视黑人和“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的人（特别是华人）可能不知道，美国黑人基督徒/教会具有非常深厚的属灵传统，而且大多在文化议题上偏保守（跟多数华人教会或亚裔教会、拉丁裔教会相似）。马丁路德金的很多信仰演说也具有很深厚的基督福音根基和超越政治的属灵维度，并非一些人想象的只是利用圣经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观点背书——金的这篇《完整人生的三个层面》布道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我很久以前曾经跟遭受信仰敌对和宗教逼迫的基督徒分享过，如今也愿意跟身处美国政治极化的社会中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美国政治两极光谱中的哪个位置上）分享：

“我们在争取合理地位的过程中，绝不能犯下恶行；对自由感到饥渴时，也不能饮用痛苦与仇恨杯子里的水。”

 

老挝苗族归化公民被ICE误抓事件

 基甸（借助AI翻译、综合）

2026年1月18日，全美多地正遭遇极端寒流袭击。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St. Paul）的清晨，气温骤降至华氏9度（约零下13摄氏度）。对于56岁的老挝苗族（Laotian Hmong）美国公民陶崇礼（Chongly Scott Thao）来说，这一天本应是平凡的晚年生活，但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的一场非法突袭，将他拖入了一场噩梦。（一些早期社交媒体上的报道称这位老挝苗族美国人为“Saly”，可能是他的英文昵称/小名。）

综合脸书等社交媒体目击者视频、路透社摄影记者的抓拍以及CBS News的追踪报道，事件的经过如下：

周日上午，ICE探员包围了陶崇礼的公寓。家属控诉，探员在没有出示任何搜查令或逮捕令的情况下，强行破门而入，并将屋内翻得乱七八糟。陶回忆说：“他们用枪指着我和我的儿媳。我的小孙子目睹了全过程，我被带走后，他一直在哭着找我。”

目击者马克·戈德堡（Mark Goldberg）在现场看到，探员将仅穿着内衣和凉鞋、甚至连上衣都没穿的陶先生强行拖出。在华氏9度的极寒天气下，陶身上只披了一块单薄的毯子，在结冰的地面上踉跄行走。

在接受采访时，陶在言语中透着绝望与悲哀。他描述自己被塞进车里带到了“荒郊野外”，ICE在那里对他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审讯和指纹采集。“在那一刻，我只能祈祷上帝救我”。（在美国的老挝苗族移民多数是基督徒，这与他们的移民历史有关，参《苗族人在美国》。）

  
最终，ICE发现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且是合法的美国公民，于是将他扔回了公寓，没有道歉，没有解释。

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关于公民权利、族裔偏见以及“谁才是真正美国人”的激烈讨论。

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常见住在中港台的华人表达对美国人不愿意顺服ICE的权力的不解：“作为亚裔，如果不是非法移民或坏人，为什么要怕ICE？这是不是太woke、太极左了？”陶崇礼被误抓事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

陶崇礼的母亲陶秋（Choua Thao）曾是第一批协助美军的老挝苗族护士，可以说是“带路党”。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CIA在老挝开展了一场“秘密战争”。为了阻止北越军队，CIA招募了大量老挝苗族人组建秘密游击队。

这些苗族士兵和护士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炸毁补给线。圣保罗市市长何高丽（Kaohly Her）证实，她的婆婆曾与陶崇礼的母亲在老挝的战地医院并肩作战。陶崇礼本人正是出生在老挝的难民营里，由于环境恶劣且是早产儿，他曾面临生命危险。

1975年美军撤出，苗族盟友被美国抛弃，在老挝面临政治清洗。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穿越丛林逃往泰国难民营，最终由美国政府安置到明尼苏达等地。他们之所以来到美国，是因为他们曾为美国流血牺牲。将这些人的后代视为“非法移民”或“潜在罪犯”，是对这段历史最无情的背叛。

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给出了一个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解释。
DHS声称，他们当时正在抓捕两名登记在案的性犯罪者，而陶崇礼“住在该地址”且“拒绝配合指纹采集”。然而，圣保罗市市长何高丽愤怒地斥责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何市长指出，那两名罪犯根本不住在陶家，ICE只是想通过编造谎言来为自己的暴力和失职辩护。这种“宁可错抓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逻辑，在对待非白人族裔时表现得尤为露骨。

“如果你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怕？”因为当国家权力失去监督时，谁都不是安全的。陶崇礼拥有公民身份，没有犯罪记录，甚至出身于对美军有功的家庭，但这并没能阻止他在寒冬里被半裸着拖出家门。恐惧不是源于犯罪感，而是源于执法权的随意性和暴力化。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守法生活，却要担心随时被破门而入的枪口指着，这正是法治崩溃的征兆。

为什么ICE在抓捕时不先查验身份？为什么在确认抓错后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因为在ICE执法者的心目中，长着亚裔面孔的人被默认为川普反移民政策要“严打”的“非法移民”（和“二等公民”）。（也许我们这些华人能从面孔上分清老挝苗族和中国汉族，但ICE那帮人肯定不能。）

当ICE的人在零下13度的低温中，将一个无辜的老人半裸着赶进雪地时，他们践踏的不只是一个合法移民、已经归化的美国人的尊严，更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保护伞。正如目击者所说：“这已经没有人性了，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因为在那一刻，法律不再是保护弱者的盾牌，而成了种族主义者的迫害工具。 

Mingji Deem: 北美华人教会政治神学的新近变迁

【基甸按：本文原为作者对胡志伟牧师《进入”世界“的神学思考》一文的回应，蒙作者允准转自作者脸书，这里的标题是我加的。】

 

（图片来源：Evangelical Focus网站）

北美华人教会长期以来继承了这种不问世事的基要派二元世界观，强调传福音与灵魂得救。这跟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属灵传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一方面在家庭教会发展的历史上，需要肯定它的积极作用，令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基要派对自由派（也就是王明道口中的“不信派”）那没有福音的社会福音免疫。基要派大致没有参与早期由自由派领导的官方三自运动，更在中共建政后转入地下形成家庭教会，坚守信仰，忍受逼迫，为之后中国教会的复兴埋下种子。

另一方面，到了20世纪末跟21世纪初，基要派的二元论已经无法满足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需要，无法回答信仰与文化，社会，政治，工作之间到底有何关联的问题。这样，基督徒周间的在世生活与周末的教会生活产生一种割裂与张力。城市家庭教会需要一套整全的世界观体系，来处理如何在承袭传统基要派/福音派对传福音热诚的同时，又要开始思考并创建一套“入世”的但又不同于自由派神学的公共神学。而某种程度上，中国大陆的一些改革宗背景的家庭教会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且多少间接地受荷兰新加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

但是北美华人教会即便到了21世纪依然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在政治，社会，文化上无法整合他们的信仰。一方面我们依然承袭基要派的二元敬虔传统，另一方面，教会内也确实无法提供健全的基督教世界观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社会政治议题，北美华人教会，还是受美国两大党派政治及媒体的影响，也跳脱不了这个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并且选边站。

但北美华人教会并不完全了解两大政党的意识形态根源，如共和党跟民主党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政治自由主义政党，都崇尚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但两党在如何保护个人自由权利跟政府角色上有不同见解。此外，与西北欧的极度世俗化不同的是，美国的基督教影响仍然存在与两党政治中，两党政客也都能用基督教词语言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跟政策背书，两党内也都有真信仰的基督徒，虽然在共和党内的福音派居多，民主党内则有许多新派/自由派基督教人士。所以，两大政党的意识形态都混合了自由主义与基督教元素。

华人教会，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团体，虽然一直以来政治上不活跃，但立场上倾向美国党派政治上的保守派即共和党，在社会道德议题上也与美国福音派接轨，如赞同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等议题。而年轻一辈以英文为主的第二代第三代信仰流失很严重（这是另一个话题），政治立场上也未必与他们的父辈一致，甚至是倾向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立场。这跟美国主流白人教会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

华人移民教会的政治立场鲜明化发生于过去十来年，特别是随着共和党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以前曾是民主党人）。一些教会内有人士开始倡导华人教会需要政治上更活跃。但在一些相关的问题上并没有细致的思考，例如教会要如何政治上活跃？政治活跃是什么意思？是鼓励信徒参与政治活动，还是建制教会，牧师，传道，长老等以教会名义参与政治活动？教会的本质与责任(essence and mission)具体是什么？在社会上政治上，教会是属灵先知性的职分，还是要直接介入政治？我相信这些是北美华人教会还没有仔细思考的问题。而中国的一些城市家庭教会就其處境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思考。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政治议题诸多且有复杂性，即便在同一议题上，哪怕是保守派的基督徒都有不同看法。建制教会真的是适合处理这些复杂性议题的好所在吗？我认为这些复杂的问题应该交给有经验学识的基督徒社会团体处理。

我再举个例子，还有另一个屋子里的大象是华人教会不处理也不好处理的政治议题，即海峡两岸的台海政治关系。大部分华人教会内都心照不宣的选择漠视这个政治议题。所以，目前华人教会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既想要政治活跃参与，却又选择性地不活跃参与，也不完全知道如何参与。大家现在是依赖自己地直觉（instinct)，受美国党派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却无法分辨与批判，更没有一套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框架来帮助他们navigate（航行） 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

罗素·摩尔：为什么基督徒无视圣经对移民的教导？

英文原文作者：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

英文原载作者博客：https://www.russellmoore.com/2026/01/07/why-christians-ignore-what-the-bible-says-about-immigrants/  

原文发布日期：2026 年 1 月 7 日

以下是AI中文翻译（基甸校对） 

  （图片来源：AP News）

当怜悯指向“错误的人”时，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迅速激起愤怒了。

为了纪念教会的“禧年”（Year of Jubilee），教皇利奥十四世引用圣经语言，呼吁对移民展现仁慈，称他们是按上帝形象创造的人。这本应毫无争议——这是圣经所言，是基督徒历来信奉的，也是天主教官方教义明确规定的。教皇并没有要求各国停止执法边境，也没有针对国家如何平衡安全与怜悯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他只是呼吁基督徒拒绝粗暴对待或虐待弱势群体。

然而，有些人并不买账。

教皇遭到的抨击并非来自主教、神职人员，或者据我所知，也并非来自大量去教堂的天主教徒。相反，政治活动家和社交媒体上的“冲突企业家”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与其说是针对他的言论，不如说是针对他竟然敢谈论这个问题。

（图片来源：Baptist Press）

在移民问题上发声难，这并非天主教特有的问题——事实上，对于其他基督教群体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毕竟，近年来的每一位教皇和许多主教都在这一观点上保持了立场的一致。而且，教皇毕竟是教皇，他不会像伊利诺伊州奥罗拉（Aurora）或阿拉巴马州雅典（Athens）的一家街坊型的圣经教会的牧师那样被解雇。这些牧师正试图弄清楚如何照顾社区中那些想听福音、却害怕在去教堂路上被移民官员逮捕的人。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违法者就该负责”的问题。这些人中有些正在走正规流程，但因为担心在排队时被捕而不敢出庭受审。有些人根本没有犯法；他们是美国人，但家里有人（也许是父亲或母亲）身份尚未合法。还有些人一直在做正确的事——填写正确的表格，努力养家糊口——却突然被取消了避难申请或难民身份。

一位牧师对我说道：“我的大多数基督徒会友都想知道如何更好地为这里的邻舍祷告和服务。但如果我在讲台上回答这些问题，教会里的一小部分人就会说我在‘支持非法移民’。” 另一位支持大规模驱逐的移民强硬派牧师也表示，当他告诉人们教会的职责是服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做过什么）时，他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还有一位牧师坦言：“我甚至不知道我对移民政策或 ICE（移民局）的看法是什么；我没想过要在这些事上指手画脚。我只想提醒人们要爱邻舍，仅此而已。这是耶稣的教导，这怎么就有争议了呢？”

事实证明，耶稣一直是非常具有争议的。

事实上，当谈到“禧年”的语言时，耶稣一直讲到了让听众感到愤怒的地步，原因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如出一辙。

在耶稣家乡的会堂里，他翻开《以赛亚书》，读了一段直接呼应摩西五经中“禧年”语言的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 4:18-19）这段朗读并无争议——即便耶稣大胆地宣布“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第 21 节）。

路加记载道：“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第 22 节）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讲到这个抽象层面就打住了。然而，耶稣知道这些掌声意味着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在说什么。他们想要那种适用于他们——这些身处罗马占领区下的贫困民众——的“禧年”怜悯。

但耶稣继续讲了下去，并暗示上帝的怜悯甚至适用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他引用圣经提到，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并未被派去照顾自己的族人，而是去照顾以色列边境之外的一个迦南寡妇。接着耶稣指出，甚至更尖锐地提到，以利沙绕过了无数患麻风病的以色列人，去医治一个外国人——不仅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叙利亚人；不仅是一个叙利亚人，还是一个叙利亚军人。（《列王记下》第5章）

耶稣此时甚至还没有应用这些圣经原则，他只是指出了圣经里是怎么说的。但“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第 28 节）。

耶稣并不是无意中陷入这场危机的。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径直走向了冲突。怜悯动摇了关于谁“配得”怜悯的道德账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责任是持续聆听上帝的话语，直到它触及我们不想让它触及的地方，直到我们的激情涌起并说：“不行，不能到那种地步。”

圣经并没有给出一份关于移民或避难的综合性公共政策。诚实的基督徒在这些事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圣经确实给出了一个关于如何看待人类（包括移民）的综合视角。教会的使命是引导良知，教导我们如何服侍那些恐惧和脆弱的人，无论我们是否认为他们本该留在别处。耶稣已经把“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从讨论桌上拿掉了（《路加福音》 10:29）。

耶稣对“禧年”的诠释是极其令人震惊的。他从日历中拿掉了一个年份，并宣布它指向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人——指向他。他就是国度，他就是救赎，他就是禧年。

这件事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复杂之处（比如：我该如何建议一个非法滞留但回国会有生命危险且无处可去的人？）。危险之处在于它极其清晰——因为它在拷问我们，我们最深层的忠诚是否仍能被上帝的话语所撼动。

问题不在于圣经是否足够清晰，而在于我们是否仍能被圣经改变。这在当年的拿撒勒是有争议的，在如今的内罗毕、那不勒斯或纳什维尔也同样具有争议。

世界救济会谴责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扣留合法居留难民

 

世界救济会谴责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扣留合法居留难民

AI翻译自基督教组织“世界救济会”（World Relief）英文网页： https://worldrelief.org/pr-world-relief-condemns-ice-detentions-of-lawfully-present-refugees/

本周末，联邦移民官员在明尼苏达州扣留了数十名合法居留的难民，其中包括儿童。部分执法人员穿着便衣，将难民诱骗出家门，随后将其送往拘留设施，且在许多情况下将其转运出州。这些难民一直遵守各项规定，并按安置一年后的法律要求提交了绿卡申请，如今却遭到扣留，并担心被遣返回曾遭受迫害的环境。

世界救济会（World Relief）断然谴责 ICE 执法人员诱捕守法难民的攻击性手段，呼吁释放所有未被起诉任何罪行的合法居留被拘留者，并要求停止美国国土安全部所谓的“入境后难民重新核查与诚信强化行动”（简称 Operation PARRIS）。

“这是极其紧急的危机（a five-alarm fire）。他们不是所谓的‘坏人中的坏人’；他们是无辜的儿童和家庭，逃离了想象中最为惨烈的战争和迫害，并受美国人民之邀，根据美国法律条款成为美国人，”世界救济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尔·格林（Myal Greene）评论道。世界救济会与其当地附属机构 Arrive Ministries 合作，共同安置了数个在本周末被扣留的家庭。“这种可耻且不爱国的行动利用了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恐惧并操纵了事实。够了。必须对 ICE 进行追责，这项行动必须停止。”

正如所有通过“美国难民入美计划”获准入境的人一样，近日被扣留的难民是根据《1980年难民法案》的法律授权入境的，该法案曾获得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在美国政府发出重新安置邀请之前，他们必须在海外接受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及其他政府机构的严格审查，以证明他们因种族、宗教、政治观点、国籍或成员身份而对迫害持有“合情合理的恐惧”。在 2024 财年安置的难民中，约 30% 是来自 50 个基督徒遭受最严重宗教迫害国家的基督徒难民；而其他难民则因身为其他少数信仰成员、种族原因、与美军的关系或因和平反对独裁政权而遭受迫害。

抵达一年后，法律允许难民获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即“绿卡”）。在本周末被扣留的人员中，即便不是全部，也有绝大多数已经提交了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请。尽管如此，ICE 官员仍出现在他们的家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找借口进入。其他人则在商店或其他公共场所被扣留。

11月，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的一份备忘录停止了对 2021 年 1 月至 2025 年 2 月期间安置难民的绿卡审批。该备忘录还宣布，在拜登政府期间抵达的难民将接受面试，以重新证明其受迫害的恐惧，这违反了美国向这些难民许下的“安全避风港”的承诺。12月，“PARRIS 行动”在明尼苏达州启动，据报道其目标是该州尚未获得绿卡的 5,600 名难民，而这些扣留行动似乎正是该行动的一部分。

“我们为移民邻居遭受的痛苦和反复创伤感到哀恸，其中包括许多逃离暴力或迫害并遵守了每一项规则的难民，”全美福音派协会（NAE）主席沃尔特·金（Walter Kim）评论道。“他们不是我们应该驱逐的邪恶罪犯。他们是带有孩子、最初受到我们国家欢迎的家庭。作为福音派信徒，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理应获得安全、尊严和公正的对待。”

世界救济会倡导与政策副总裁马修·索伦斯（Matthew Soerens）补充道：“当美国围捕日裔美国人时，教会大多保持沉默。当美国拒绝接收逃离大屠杀的犹太人时，教会大多保持沉默。但当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数十万人逃离越南和亚洲其他地区时，教会站了出来并领导了欢迎运动；从那时起，福音派和其他基督教会一直在难民安置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受迫害的教会（基督徒）就在我们中间，而我们的政府正在围捕他们。教会不能再保持沉默。”

世界救济会呼吁政府和立法者暂停“PARRIS 行动”，并对移民执法开展彻底、独立的调查，确保执法重点放在那些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身上，而非未被指控任何罪行的合法居留者。世界救济会一贯主张建立尊重法治和上帝赋予每个人尊严的移民政策。

世界救济会还呼吁基督徒加入已表达反对意见的数千人行列，通过参与致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联名信，反对这一重新审议难民法律地位的举动。

大约一年前，当美国政府撤回对新抵达难民的资助时，许多教会和个人慷慨解囊。世界救济会再次向他们发出呼吁，请求提供资金支持，以便为目前面临风险的难民和其他弱势移民提供移民法律服务及其他援助。捐款请访问：worldrelief.org/give。

Gemini：秦晖《上帝掷骰子——自然演化与历史进步的哲学思考》总结

 【基甸按】2025年11月，知名哲学学者秦晖先生在“爱思想”网站发表题为《上帝掷骰子——自然演化与历史进步的哲学思考》长文（全文可在这里浏览或下载）。因为这个题目跟我长期关注和分享的“科学与信仰”主题相关（但全文太长），我请AI（Gemini）对该文论述做了一个“较详总结”。如下。

Gemini：《国度、荣耀、权柄》书介

【基甸按】以下是我请Gemini做的蒂姆·阿尔伯塔（Tim Alberta）所著《国度、权柄、荣耀》（英文原著名：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in an Age of Extremism）的中文总结与解读（可以算作偷懒请AI做的“AI书介”）。我略有编辑。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如果下面的总结有”AI幻觉“之处，请读过的朋友纠正。

---

引言：信仰与权力的十字路口

在当代美国政治与宗教的交汇点上，很少有著作能像蒂姆·阿尔伯塔的《国度、权柄、荣耀》这样，既充满了记者的冷静观察，又带着信徒的忧伤自省。作为《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阿尔伯塔不仅是一位顶尖的政治记者，更是一位资深的福音派基督徒。

这本书是一次痛苦的旅程。阿尔伯塔试图回答一个困扰许多观察者（以及许多信徒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原本宣称追随“不属于这世界”之国的美国福音派教会，会如此深地陷入世俗权力的争夺、党派偏见，甚至极端主义的泥潭？

本书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个人经历和历史分析，描绘了一个正处于身份危机中的宗教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对国家的恐惧正在取代对上帝的敬畏，对政治胜利的渴望正在掩盖对福音的追求。

---

第一部分：个人悲剧与觉醒

书的开篇极具个人色彩，也奠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阿尔伯塔描述了2019年他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经历。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福音派牧师，一生致力于建立教会。

然而，在葬礼上，阿尔伯塔遭遇的不是慰藉，而是攻击。一些教会成员因为他此前批评唐纳德·特朗普的报道，在哀悼期间向他投来愤怒的目光，甚至塞给他带有责难色彩的小纸条。他们质问他：“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这次经历让阿尔伯塔深刻意识到，政治已经不仅是福音派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了福音派的信仰核心。 对于这些信徒来说，对特朗普的支持已经与基督教信仰划上了等号。如果你反对这位政治领袖，你就是在背叛上帝。

---

第二部分：权力的诱惑——历史的转折

阿尔伯塔在书中追溯了福音派如何从20世纪中叶的边缘地位走向政治权力的中心。

1. 从“道德多数”到“生存焦虑”

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发起的“道德多数派”运动。最初，福音派参与政治是为了维护某种“基督教价值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动机从扩张价值观转变为防御性的生存焦虑。

阿尔伯塔指出，当代福音派感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日益世俗化、敌对化的社会边缘。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少数群体，认为“美国正在沦陷”。这种恐惧感是理解后续一切行为的关键：当人们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愿意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原则。

2. 自由大学的陨落

书中详细记录了小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 Jr.）治理下的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这所大学曾是福音派高等教育的灯塔，但在小法威尔手中，它变成了一个权力、金钱和丑闻交织的政治工具。阿尔伯塔展示了，当一个宗教机构将“赢取政治影响”置于“道德诚信”之上时，其内部是如何腐烂的。

---

第三部分：特朗普时代的偶像崇拜

全书的核心在于分析福音派与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奇特盟约。

1. 浮士德式的交易

阿尔伯塔认为，福音派与特朗普的关系是一场典型的“浮士德交易”。信徒们非常清楚特朗普在个人道德上的瑕疵（这些瑕疵在几年前还是福音派攻击克林顿的理由），但他们选择视而不见，以换取：

• 保守派法官的任命（尤其是为了推翻罗诉韦德案）。

• 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 一个愿意为他们冲锋陷阵的“斗士”。

2. 从“牧羊人”到“保镖”

阿尔伯塔观察到，信徒们不再寻找一个体现基督品格的领导者，而是寻找一个能保护他们免受世俗文化侵害的“保镖”。在他们眼中，世界是残酷的，温和的基督徒品格无法在政治斗争中生存，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像特朗普那样不择手段的人。

3. 阴谋论与QAnon的入侵

书中描述了QAnon等阴谋论如何轻易地在福音派教会中扎根。阿尔伯塔分析称，由于福音派长期以来培养了一种“怀疑主流媒体”和“相信看不见的斗争”的思维方式，他们对政治阴谋论缺乏免疫力。当讲坛上的教导开始夹杂选举欺诈和全球阴谋时，教会就变成了激进化的温床。

---

第四部分：教会内部的裂痕

阿尔伯塔走访了全美各地的教会，记录了这场政治狂热导致的深刻分裂。

1. 逃离与流亡

他采访了许多感到被排挤的牧师和信徒。这些人试图坚持传统的、非党派化的福音教导，却被自己的会众指责为“左派”或“觉醒派”（Woke）。

•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 曾是美南浸信会（SBC）的高层，因批评特朗普和处理教会性侵丑闻而遭到排挤，最终被迫离开。他的故事是书中最重要的个案之一，象征着福音派良知的流亡。

• 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 保守派评论家，因坚持原则而遭到曾经的宗教同袍们的恶毒攻击。

2. “爱国者教会”的兴起

与此同时，另一种教会正在蓬勃发展。在这些地方，美国国旗与十字架并排，讲道的主题往往围绕着宪法第二修正案、边境安全和反对疫苗接种。阿尔伯塔称这些机构为“伪装成教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

第五部分：神学上的迷失——当国家成为神

阿尔伯塔在书中进行了深刻的神学批判。他指出，许多美国福音派已经陷入了基督教民族主义。

1. 混淆了两个国度

福音派神学的传统观点是区分“上帝的国”和“世界的国”。然而，阿尔伯塔发现，许多信徒现在认为美国就是上帝在世间的选民国家。这种观念导致他们认为，保护美国的政治地位等同于保护上帝的旨意。

2. 对“权柄”的错误理解

书名取自《主祷文》的结尾：“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基督）的。”阿尔伯塔指出，现在的福音派似乎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不再追求通过牺牲和服侍来影响世界，而是追求通过立法和强制来统治世界。

---

第六部分：后2020时代的极端化

书中后半部分重点讨论了2020年大选、COVID-19疫情以及1月6日国会山骚乱对福音派的影响。

1. 疫情作为催化剂

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教会的身份危机。关于戴口罩和封锁的争论，迅速演变成了“暴政 vs 自由”的斗争。阿尔伯塔记录了牧师们如何被迫在科学常识与激进会众的愤怒之间做选择。

2. 1月6日的象征意义

对于阿尔伯塔来说，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在人群中，巨大的“耶稣救赎”旗帜与暴力冲突并存。这形象地展示了福音派符号如何被借用来为暴力和反民主行为辩护。

---

第七部分：希望的微光？

尽管整本书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观察，但阿尔伯塔在结尾处仍试图寻找希望。

他发现，在全美各地，有一群被称为“残存者”的信徒和牧师。他们拒绝将信仰政治化，正试图在极端的浪潮中重建一个基于爱、真理和谦卑的教会。阿尔伯塔认为，福音派的得救不在于赢得下一场选举，而在于重拾对十字架的忠诚，而不是对政治旗帜的忠诚。

---

核心主题总结：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阿尔伯塔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书中的核心观点总结为以下几个维度：

1. 恐惧的政治学

福音派的行为动机主要源于恐惧——恐惧文化的变迁、恐惧失去社会地位、恐惧后代被世俗化。这种恐惧使得“生存”成了最高准则，从而让道德准则变得可以妥协。

2. 身份的置换

对许多人来说，“福音派”不再是一个神学标签（即相信福音的权威），而是一个文化和种族标签（即白人、保守派、农村或郊区居民）。在这种身份认同中，政治立场先于宗教教义。

3. 真理的侵蚀

在一个本应追求绝对真理的群体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盛行是极其讽刺的。阿尔伯塔指出，当信徒们开始为了政治目的而接受“替代性事实”时，他们不仅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也损害了他们所宣称的信仰。

4. 权力的异化

耶稣拒绝了旷野中魔鬼给予的世俗权力，但现代美国福音派却在积极追求这种权力。阿尔伯塔呼吁信徒反思：如果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灵魂，这有什么益处呢？

结语：一位记者的哀歌与呼吁

蒂姆·阿尔伯塔通过这本著作告诉读者：美国福音派正处于一个分水岭。

如果福音派继续沿着极端主义和政治崇拜的道路走下去，它将面临彻底的道德破产和年轻一代的流失。但如果它能从权力的幻梦中醒来，回到那个关注弱势群体、倡导仁爱与和平的福音本质，或许它还能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性。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关心美国未来的人的书，更是写给那些在政治风暴中迷失方向的信徒的一剂苦药。阿尔伯塔用他的笔触证明了，真正的爱国和真正的爱神，往往意味着要有勇气对所属群体的错误说“不”。